阿衍:最優秀的指導者才能具有最優越的方略
(博讯2006年7月02日)
在人類的長河裏，時刻湧現著並不太多的濟世偉人，而在我們的中國歷史中，由於用生命相搏的習性仍然繼續，就難免有些喋血或殺戮才能維持我們的自然生命。歷史無時不刻地滾動著，儘管這也需要權者犧牲著民眾權益或製造著許多不幸才能姍姍行駛，但就是在這不幸的時勢中，又自然會有新的指導者為民族事業的更好發展而指點迷津，並借助民力地來實現民族新的奮鬥目標。
美國的一位前總統在一本書中這樣寫道：“使領袖著迷的偉大事業可能是一項創新和護舊的事業，衝突中互為對立的，精明強幹的首領經常會有不同的奮鬥目標。一位精明的人物儘管為之奮鬥的事業生命力有些脆弱，但卻能戰勝僵持的、不知變通的現實中的首領，或能用一項並不多美好的事業取代已不美好的舊業。在許許多多的政略裏面，即沒有一套完整的、或簡單的、一成不變的準則來譜寫歷史，又不能使擁有強大實力的首領沒有原則地繳械，它需要更準確的方法加以誘導，或者利用民力使對手喪失繼續民族旺興的條件，方有可能使對手失敗。所有的奮鬥者都能目光遠大，並能知曉僵化腐朽的傾覆所已存在的自然規律，只有博大的胸懷，才能容得下更清楚。”
還說：“在關鍵時刻，一個指導者（領袖），自然要站在重要關口的背後，導演幾局戲劇化的演變，和他把果敢與睿智，建立在更多慧者的智慧組合上，使發現的自然規律和條件得到細緻地甄別，在理論上又能夠過關，使預定的目標不走偏轍。而這種指導者，首先是一位能夠給現實把脈的精明人，又能把組合後的智慧更實際地提煉出來。只有如此，才能導演好一場大幕劇。 (博讯 boxun.com)
屬員們只能把各種事情本能地辦得正確，指導者的責任是必須做更正確的校正。”
我們若想在現實中徹底地剷除官僚腐敗的鄧共流氓勢力，就須有超前的預測，然後根據實情進行必須的預防（失敗）又能採取相應的措施。特別需要知道我們的下一步應該具體地做什麼？能做什麼？我認為，首先不能脫離實際，應能結合實際地做我們能做好的事又與事有補。還認為：在現實社會裏，給愚昧人講道理，就很費力氣，還不一定能夠講得通，到不如在其不能醒悟時與其同行，然後再順勢發展，使其感我有同意趣，方才能使每一步都有所用，每個人都能對我們的事業有益，才更能益於做成和最終做好。在這之前，準確的預測才能為設計做成服務，沒有這種準確，怎能更好地發展我們的民族攻略呢？
我認為：上乘的策略在暴露的事物裏之所以不需要熠熠生輝，而且也不僅不會與公開的、或表面上的已經存在著的規律相互排斥，還能啟發或促使每一個切合實際的指導者更益於指導其新的、更神聖的發展了的新事業。
而圍繞指導者勤懇工作的人們，只是能使指導者都能利用好各種有利的條件，並能幫助指導者整理好更多的指導理論，使指導者更正確地思維並切合實宜地制定出新的方針政策以後，方能得到另個景象，互補短長。
同時，越是危難之時，越不易產生出這種奇才，使局勢發展越易產生陣痛（在這種時候，國人最易應用賭腦袋又很省事的招數），或者是更不利於新形勢的發展。而現實的權威們，往往是由於習慣滿足私欲、也不可能產生出新的理念，更不會輕易接受新潮思想而放棄他們的愚昧思想與做法。
目前中國大陸上，已經取代了共產黨的鄧派流氓勢力，仍在獨裁專制中樂不思蜀，早就放棄了為民為國的政治思想，雖說全面民主的程式暫時尚需要他們來開拓和排列，但是，他們由於不能喪失自己的實際利益，仍在安於損害民益國益地進行血腥的壓制，或則說鄧派的經營者、胡們表面上已經放開了一些國家權力，也有了以胡為首的卻沒有多少實際權力的領導班子，但國家權力北京還用獨裁的形式，又有個五十年不變的教條，使國人仍看不到全面民主開放的程式在公有社會裏正常地出籠，導致了國內外無法不厭惡與輕蔑，也導致了胡先生還得象江一樣不去八寶山就放不下獨裁專制政體的惡局。也就自然誕生了《九評共產黨》這部大書，這也是中國大陸政客的短視的必然結果。也是說，鄧幫胡凶在和平過渡時期尚沒有不變根本的程式又能使國人不脫開共產主義巢臼地被演變。而我們卻看到：作為需要輸入新鮮血液的公有體制若繼續不能輸入的話，也就很難不墮落沉浮下去，最後被國人完全拋棄。而且，為了鞏固獨裁政權，鄧派胡凶也就只能採取落後、蠻橫與血腥的流氓無賴之方法來加以維持。
一個國家，真正的指導者，他應具備開拓新局具有新的認知的自然功能，清楚未來事業、正確的發展各個路數。即使是這樣，我們就更不能只會亟待胡們作出新的有益於國家的新決策。因為，他們自己的命運還不知道是何？甚至也逃脫不掉覆滅的命運。
也可以說，馬克思們的預言不無道理，儘管經歷了許多風雨，還有它的幼稚氣，但它的正確性就是紮根於自然界演變規律裏的，我們沒有理由不去研究與利用。而作為理性的、居住在中國地域的人們，就更沒有必要加以否定，或者全盤推倒。是的，公有制由於被鄧派勢力更獨裁邪惡化了，怎能這樣地讓人類全面接受？不過，我認為：一旦調整得好，取締了獨裁專制，邪惡肯定不會長久，定能實現真正的全面民主化，那麼，我們人類發展到了經濟不必再競爭的那一天，人們只需按需分配物資的時候，馬克思的這種預言你說一點道理就沒有了嗎？再說，在中國大陸上，現行的社會一樣能發展國民經濟，雖然財富被鄧派勢力基本佔有了，人民並沒有得到多少好處，但我們也沒有必要全盤否定公有制的一些優越性吧？也是說，為了實現真正的公有制，我們就要在這種大勢之中，找到自己可心的政治事業的突破口，才能更好地達到我們的目標。
作為總趨的指導者，不僅要注重自己的作用，還應更順乎自然才能獲得實際利益。況且，大家是願意聽從道理和獲取實際利益的，沒有道理的正確與實際利益的彌補、怎能使更多的人樂意接受和願意支持呢？而很多指導者，只能在大方向上作出正確的決策，卻不容易使更多的人接受，更不易於使人們加以利用；不知道，為眾人服務而不是讓眾人為他服務才是他的工作目標，這未免太缺乏智慧了啊！
而作為一個再英明不過的指導者，即不能使前人的正確得到更實際的昇華，又不能給予眾人實際利益的時候，怎能擁有折服眾人的手段呢？而那種僅會利用嚴厲的、不能轉圜的伎倆，便能使我們看到，不僅要損害眾益，還能丟失自己的美德。而這些一相情願地我行我素的指導人，又有什麼不被淘汰出局的道理呢？
毛澤東，蔣中正，在國家權力獲得後，都受到過大相徑庭的崇拜，那些崇拜者，又不得不在覺悟地損害自己的利益。毛澤東是這樣的，他獲取了國家權力以後，利用各個運動，殘殺了多少功臣和人民，真是罄竹難書，但在大陸很多人還認為他殺得對殺得好呢！
孫中山的繼承者蔣老先生、對國民黨基業的經營，也算用心良苦，也是一路地殺來，到了後來，豈能不損害自己的實際利益？
這都是為什麼呢？是因為，作為後繼者，或昨天，除了崇拜前人外，並沒有更正確的昇華智略。即使在今天，又有多少不崇拜名士以及官吏的呢？好象只有這些人才能做好人類發展上的航向指引的事。事實並非如此。
我們看到，在上個世紀80年代裏，若不是鄧的指點迷津，恐怕今日的中國也難免逃脫四分五裂、或大倒退的頹局，雖然現在又跌入了新的敗局。但鄧已死矣，接棒人若不能扭轉敗局，怎能說主要是鄧的過錯又是胡們也不該做好更英明的指導者呢？因為胡又能踩在鄧的肩膀上啊？往往是：自己做不了的事，總是埋怨前人沒有給我們打好基礎。可許多事情，不都是需要開拓嗎？你不能開拓，說明你就是庸人。作為庸人，就不配做好指導者！所以說，我認為，只有具備正確的又能昇華正確的後繼者，才能穩定江山，使國家民族受益而不是受害。在蘇聯，我們都能知道，達從列寧以後的繼承者，一蟹不如一蟹，所以蘇聯被葬送是必然的結果。而我們中國，不也是走進了這種迴圈怪圈裏了嗎？如果跳不出來，你就只有被自己消滅，雖然你不甘心滅亡。
大家都明白：直到了今天，鄧的繼承者，依然採用流氓手段來對付民眾，對這樣的自相殘殺快樂無窮，這樣的官吏，就是不認為自己愚昧兇殘，到了匆匆登臺，就忘記了流氓手段最不足取。更不要說能夠招賢納士了。
再例如：國民黨的頹敗達從蔣先生在內部力排異己，使國民黨的元氣大傷以後，甚至今天的一蹶不振，還不是沒有能昇華正確的政略的根本所在？（每個時代的權力者，能力都有限，上帝安排的也就是這麼幾個人，你不能加以利用，就很容易被你的敵人利用。封建時代自己不用就宰殺雖然不道德，很卑鄙，但也不無道理。而在今天，這種道理行不通時，也只有更好地利用才能說你英明。否則，你不被打倒，卻真是怪事了）
人人總是要有自己的不同，總需要獲取些私利，沒有一個人是完全為人而不為己，自私原本出在人的本性，否則就不可能能自然的存在。但是，只有不以私利損害公益的人，才能配享精明指導者的稱號，和能做出常人做不了的事情。但那些因為須保留人的本性為理由而害人的人，他就不會是能做好最英明的指導者的人。
在中國大陸上，不同領域裏的官員們無不願做不同領域裏的首領。這是因為，這個職務能使私欲得到更好的滿足，而且大陸所推行的為權政策又是為滿足官僚機構利益服務的無羞恥的政策，怎能使廣大人民安於現狀呢？民眾雖然一時奈何不了權威者，但心裏的怒火早就等待點燃了，不外暫時還沒有具備條件燃燒罷了。可我認為：給民眾具備這個燃燒的條件，對於理性者來講，不是不可能做到的事，關鍵是還得有人去做這份工作，方能讓民眾滿意，讓民眾燃燒起來。當然嘍，當今社會的質變到了如此程度，根本就不用大家違法經營，只要能理性地利用好現實的條件，就足以消除胡幫辦的邪惡統治，。
有君說，一個小老百姓，有口飯吃就行了，幹麼要想這麼多呢？然爾，現實中的鄧派幫人——這些權力者，今天的所作所為，做事已經到了實在不象話的程度，他們不僅僅是欺人，甚至連天也欺負了，怎能不讓廣大群眾不努力、不參與，日久天長，就能不再加重砝碼地損害他們的利益呢？怎能相信！這些鄧派幫人，沒有眾人的影響、思想覺悟就會逐漸變好呢？而民眾，又是一個最複雜的群體，他們所需要的不可能是清一色的需求，而且，在現實中，僅僅用共產主義理想去說服民眾，自己卻在背離共產主義，根本就不可能調好眾人的胃口，使其樂不思蜀。
而對於鄧派胡匪來說，最佳的方案是使他們失去官員們已具備的各項權利，擁有合乎情理的佔有權和佔用權，並能儘快地使民眾得到改造環境美化環境的實際利益，在大陸儘快地組成一個真正符合大眾利益的新的指導體——不管這個指導體是多麼複雜，多麼的層次不同，都應能使國民人人為了更好地獲取私利，敞開權利的門戶，使絕大部分時間服務於人民，才是新時期的發展方向。
對於鄧派胡匪來說，不是杜絕與之共存的人在指導權上進行實益地挑戰或無著邊際地破壞大陸自然的條件，與杜絕民眾擁有的主導權，而是自己首先要有新潮理念的同時，及時產生出切合實際的新指導大綱，而不是一廂情願地只管自己的實益而忘記了對手在維護自己的利益時不會輕易放棄自己現有的權利，去影響他們的指導格局。倘若想更有益地與民眾共生共存，就應能使官員們的各種不同的實際佔有權也能有效地交給廣大人民，使廣大民眾也能得到相近的權利，而不能今天般地把距離拉開得這麼大。
每一位大智若愚的政治活動家，他都能在不同的領域裏，收容一切不同的思想，讓那些不願“歸隊”或不能“歸隊”的人看到其歸隊的實益，使對立的不再對立，使小異屈從於大同，使未能逐漸轉變成已能，使寡助演變成多助，使對手進入總趨裏更有益於自己的宏大目標又不影響及時地實現。例如：臺北政府的勢力雖然弱小，只要它在設計綱領時符合中國的實益，那麼，取代北京的獨裁政權，已經具備了自然條件。
而這種政治活動家，豈能不成為一流的指導者？
我認為，鄧派胡匪的中心任務不僅是繼續、必須的抓好國民經濟，還應能把政治民主發展及時地搬進社會，雖說這種民主形式難免與黨益、私益已有極大的衝突，但在大方向上卻能更創收，特別是符合國家總體利益上，就更有益一些。只有宗旨是為廣大人民群眾服務的，才能站穩腳跟，成為永不倒塌的先鋒隊伍，否則就難免丟失政權，成為蘇共第二。而廣大民眾得到正當的自由民主權利以後，也不是衝擊胡家政權的主導以能事，相反，他們能夠在鄧派胡匪的指導下，更能昇華中國的公有機制裏的先進政略，同時，也是回歸自然的必備條件。當然，鄧派胡匪首先還要放棄自身的匪氣才能成行。
任何政略的開發與運用，都不能與人類發展規律相排斥，否則就不可能成為最優秀的方略。在你若不具備一流的方略時，你就無法解決好社會現實存在的種種問題而不產生出負面影響。只有一流的、優秀的指導者，才能逐步完善舊的綱要，完備自己的治國方針。至於得功能幫五十年不變其義理的想法，未免是與自然發展規律相悖了，也太一廂情願了。因為，大方向上，一萬年不變沒有什麼錯，而在具體的政務中，作為一組精明的指導者，如果發現不了哪些不行或明知不行而不找到可行的自然發展規律去依附或更好地變更它、未免是不合時宜了吧？倘若你認為自己是一個高瞻遠矚的人，卻沒有一個最優秀的思想時又不知道及時地調整，或則利用能者幫你扶正方向，未免是你的不對。因為，能形成這種更理性的調整，不能只依賴自己英明，而應能觸及到大眾的正確和採集大家的正確主張並能總結這種思考與本能地做好分析方為上上之策。特別是：在發現與廣大民眾的實際利益不合拍時，就更應該把不情願的改革轉變成情願犧牲自己的私利，才能顯出大家的風範來，顯出自己的理智來。同時也就能從根本上不丟失手中的權力，也就自然更不會因時間的長久而丟失了在民眾心中的威望。
眼下，鄧派胡匪已經觀察到了，他們與民眾的根本矛盾是民眾已喪失了對國家行使自己的政治基本權力的同時，也丟失了同等的享受國家財富積累後的公平分配或利用，儘管憲法並未剝奪民眾這種權利，而在實際活動中，已經有了“不准允”的具體條款加以約束，甚至是民眾想做些與政府意願不相同的事時，政府能權威地加以遏止，哪怕是不合法。所以說，我們看到的是：僅僅憲法賦予人民的權力就足以令民眾行使自己的政治基本權利卻被現實的不准允給攔截住了，導致了廣大民眾在大陸生活不得不反抗的格局。因為，一旦民眾行使權利，就必然與鄧派胡匪發生利害衝突。可悲就可悲在，鄧派胡匪愚蠢得不再化解民眾行使自己的政治權力就須與其衝突的根本因素而一味地遏制民眾行使國家賦予的政治權利的環境，這怎麼能說是一流的想法和一流的決策呢？而目前，在政治舞臺上的名流，沒有哪位指導者能夠幫助權力者改變得了黨與民的根本矛盾，不知道，也不敢知道，與民眾的根本利益結合起來才能度過險關。這也是因為缺少新認知的緣故。對鄧幫胡匪來說，改變一些現行的政策法規只要不損害國家利益，不改變北京的基本原則和不動搖公有機制的持續發展，又有什麼鴻溝不可填平的呢？大家想一想：什麼樣的歧見不可以在同一個太陽下接受溫馨？而實現公有制下的全面民主政治開放政策、已是新的指導者取替鄧時代的主要任務之一。它能使使頑固不化、易產生腐朽成為過去，當然，它一樣可以不脫離鄧幫的指導，因為，對立的制衡不僅僅是多數人少數人積極參與的問題，還有不可動搖的社會基本制度在起到原則上的約束作用。當然，社會的矛盾激化到了它們自己也變成了它們的敵人的人數越來越多卻不認為是極大的恥辱，實在是愚昧得很啊！
我們在討論政治體制時，常常是一提到共產主義就如吞了個蒼蠅般地難受。是的，這不能只怪我們難受，這是因為共產黨所給國人的殘害比歷史任何時期都非常嚴重。即使信奉共產主義的人，在中國大陸，一樣成為受害者。筆者過去就是一個共產主義的信奉者，卻成了鄧派江匪時期的社會渣滓，當然是大陸官渣的渣滓，因為他們自己已經對共產主義嗤之以鼻，讓我這種思想的人被變著法子的名聲被搞臭、好使它們的“正確”更得到保障，可它們沒有想到，就是它們的傑作，才使我走上了堅決剷除它們的道路上來了，而且，十幾年如一日地設計怎樣剷除它們的謀略，雖說還有一些需要在實踐中才能得到印證，但是，我知道了，它們的末日就是因為它們的一貫“正確”得到的，誰也改變不了。
在今天，由於大陸上的管理體制受到腐敗與保守勢力的慫恿和流氓教化，其他的實力又不能在實際奮搏中進行實益於民眾的推動，導致了中華民族事業仍不能成熟與文明地發展。而精明的指導者，他應懂得：在中國大陸上，避開共產社會再談或不推動其向前發展是最愚昧最不切合時宜的思想。或則說，既然認為自己精明，又想做好通盤指導的工作，為什麼不能使公共社會儘快地在社會上發展與西方社會相媲美呢？為什麼在穩定社會秩序地及時出臺完全能服務於國民的新政略？雖然是北京的指導思想在原則上已經很值得懷疑，但為什麼廣大民眾在政治上的需要、卻得不到全面地滿足與發展？我說那些敵對勢力也都需要改變一些進攻政略，才能適應大陸環境地在剷除鄧家幫上做得更好。最起碼，他們還需要把主次分清。一旦分清，恐怕中國的政局不會不動盪，胡匪政府的地位不會不被動搖！
現實已經告訴我們，再正確的指導，也難免有些不適局的具體政略，如果不能及時地消除，那麼這種指導就肯定不利於國家事業迅速地、更好地發展，儘管都能用良好的意願做國家的指導者（在這裏，還須排除腐敗流氓者），但在瞬息萬變的社會活動中，怎能說昨天很正確的今天就須加以懷疑而到了明天就可能是欠當了呢？
作為我們中國，所擁有的成就，除了樂觀地面對未來外，就應能高興之餘，採取冷靜的態度去專心思考新的問題，能夠及時分辨出哪些成份有益於我們的群體哪些成份已無益，方可更利於自己邁好前進的步伐。筆者認為：完全依靠共產理念包容現實人所有的思想，就已經不準確，若能摻雜些其他形式的理念才能更好地步調一致，更況，鄧派胡匪自己也已經不再信奉共產主義？而他們所擁有的制約之所以被視為獨裁專制，就是因為它只能獨家經營原不是獨家的國家權利所致，不能容納其他不同政見者與其競爭國家權利的緣故。當然，每個階段都有自己的防衛與發展的功能，但僅僅放縱少數人維護自己的利益、不惜褻瀆國民的利益，怎能不出偏差呢？西方也好，東方也好，在這方面，都需要脫開自以為是的局限思想，應能面對現實，任由所有的人積極參與，才能更有效地避免在社會發展上走更多的彎路。當然，在這方面，西方國家比我們中國做得要好得太多，臺灣比大陸做得好得太多。
在理性的指導者眼裏，他不會破壞國家穩定地發展這一主要的旋律而能根據目前實情更能產生出（在穩定秩序的前提下）更有益於社會發展的具體策略，幫助有點落伍的人有效地矯正自己的步調。雖說這種人也許一時尚未有什麼權威，還需要在學術上進行實益地探討，但是，人類上所有的指導者，都離不開被指導，這不是權威不權威的問題，而是利益驅使人們怎能做更正確的事，而不至於被自己局限在未知和未能之中。當然，在流氓統治的社會裏，僅僅地一相情願地穩定是沒有時代意義的思想，應該有些動盪來維護國家與民眾的利益是值得肯定的方略，這一點也不足怪。
在中國的土地上，有些地域已經實現了對民眾政治開放的大門，如港臺澳地區，但較多的區域仍然緊閉著這一大門不敢放開，如大陸。這是因為大陸的官吏已經墮落到了不能不流氓的層次裏來了，也就只能用搞好國民經濟實際並沒有搞好做幌子。近些年來，被江時期把國有資產變更到了極少數人邪惡分子的手裏，來迷惑不明事理的人們不去追索自己更需要的政治權利，就有這種環境作為條件，臺北當局並沒有出臺對大陸發展的具體條款，反而搞什麼更憲建國活動，也太顯得在政治領域裏，不夠檔次了。在中國，很需要新的指導者責無旁貸地指出可行的道路讓眾人及時地獲得到具體的方略，才能夠有益於中國這個大家庭的持續進化。
我們已很清楚：鄧派胡匪不能給予國人鼓勵公平競爭國家政治權利就是害怕失去自己的領導主權，說白了，就是害怕失去自己的幫益或私益，也就必然產生出許多不合理、許多營私舞弊的現象不能禁絕，也就顧不得不合民意時還得付出什麼代價的後果，便導致了國人逐漸背離了過去的信仰，如我也是。如果此時此刻，不同的政治信仰者，不能及時地採取相應的措施，怎能更好地促動祖國各項事業的迅速發展呢？怎能杜絕真正的社會渣滓逐漸流入管理體系而貽害國家和人民呢？
如今看來，雖然鄧派胡匪不提倡和不支持民眾爭取政治權利的活動，但在獨家經營國權的今天，由於犯罪幫吏太多，已具備了國人有效地突破北京羈鎖，至使北京在未來合理的要求下，不得不出臺新的法規來基本滿足國人的需求，或者北京依然我行我素，不得不被清理出領導壇台的未來道路。
在中國的地域裏，現有的指導權威們，暫時是能有效地維繫自己的社會秩序、和能夠推動大陸除政治事業外、各項事業的進展。但這不可能是穩定的社會，因為內部的腐敗與不公決定了民眾必須走打殺的道路才能獲取公正、不受損害的權利。我們的先哲郁離子對大官艾先生說過這樣的話：“先王使用百姓靠的是仁義和公正，適時和適度，想國民所想，從不隱瞞內情，所以百姓服從他，就象手足服從內心一樣，何必依靠耍手段呢？如今你的百姓只知害怕，不知敬慕，只知逃避不知抗爭，而你所用的那些人無非是些聚斂貪狠的官吏，所施行的無非是朝三暮四的那一套手段。你以為人們不知道的卻不知人們都知道了。所以你用這樣的手段對待百姓，百姓外表的融合，你卻不知內裏的分離，只看見他們的外表，卻不能體察他們的內心想什麼。所以沾沾自喜，認為這樣做得對，而不考慮厭惡勞動、想要安閒是人們的共同心理。如今你反其道而行，豈不是欺騙老百姓嗎？上欺下，就不親近；下欺上，就不恭順，不恭不親，禍亂自然蘊積了。（見《劉伯溫智謀全書》道術）”
這是鬱離子對當時做大官的艾長官洋洋得意的最理性的敬告，然而，艾先生並不以為然，其結果，不說，大家凡是讀過這段歷史的人都明白，這樣的國家，不家破人亡就沒有了天理。而我們的鄧派胡匪們，不是在從複著這種艾先生的老行為嗎？可想而知，中國的前途，完全交給他們，對於國人來說，已經是最愚蠢的事情了。所以，應時產生新的指導者已是刻不容緩的事了。而這種指導者必須具備適時的政略又能改變中國命運的人，才能更利於國民的民主事業迅速發展。而且，博大的中國，怎能沒有這樣的人呢？還不是愚蠢的北京官吏，已經看不到，居住在大陸上的許多智者，已經思考怎樣與臺北共同策劃，形成新時期的政治謀略以利祖國各項事業的順利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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