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7日王小东致友人：

     你劝我在这个时候要策略，我非常明白。 (博讯 boxun.com)

    这篇文章是在我得知“冰点”被封之前写的。然而，如果别人认为我是想投机，也无所谓，他们爱怎么看怎么看，那种造谣诬蔑，我早就习惯了。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袁伟时的文章倒是被“主流媒体”发表了，而我的文章不会被“主流媒体”发表。我不认为封“冰点”是正确的，本来应该允许辩论，既发袁伟时的文章，也发我这种观点的文章。现在的搞法，是使道理讲不清了。不过我也必须指出，“冰点”这个栏目自创办11年以来，从来也没有发表过我这种观点的文章，是和我持同样观点的人的“学术水平”都太低吗？我认为不是。至少，有很多持和我同样观点的文章的“学术水平”不低于袁伟时教授。所以，李大同先生也有必要好好反省一下，在说“有本事公开出来辩论呀，冰点照样提供版面”这个话的时候，是否真诚。另一个刚刚离开《中国青年报》的名记者李方在《凤凰周刊》发表的〈人均1000－3000美元不稳定论〉有这么一段名言：“曾经跟一个朋友聊天，我们谈到未来理想社会什么时候可望实现。当时我就跟他谈到人均GDP1000－3000美元论。我说，现在我们一千多美元，假如马上搞美国那样的大选，你认为什么人会被选出来？朋友想了想说，一定会是那种民粹主义、民族主义色彩强烈的人吧！我说，你乐于接受这样的人吗？他说当然无法容忍。我说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要把人均1000－3000美元这个坎儿熬也要熬过去的原因吧。没办法啊，这区间如果有点什么大事发生，那么得志的人几乎一定是民族主义者加民粹主义者，恐怕不是国家之福，也非民众之福。”这就是说，如果实行民主选举有可能选出他们不喜欢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色彩强烈的人”的话，那他们“当然无法容忍”，故此他们也就不要民主了。持如此观点的人在“民主派”或“自由派”当中不占少数。请问，如果民主选举只允许选出他们喜欢的人，否则就宁可不要，这和专制有什么差别吗？我想说，这样的“民主派”或“自由派”永远不会有出息。我现在说这样的话，也许会给人“落井下石”的感觉，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事情，但随他们说去吧。既然他们认为像我这样的民族主义者比专制还让他们“无法容忍”，那即使我“策略”了，又能怎么样呢？就让他们随便说罢。我决心什么时候都说自己的话，让任何人都随便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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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27日黄纪苏致王小东：

    我不明白，这样的持平之论有违什么“策略”？如果这样的话都说不出口，只能说明我们目前的公共近代史（不是通过教科书的）教育已病入膏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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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27日王小东致黄纪苏：

    纪苏你大概还不知道，这件事已经是世界各大报的头版，又有几个“英雄”横空出世了。而我对这几位“英雄”有所不敬，这不是很危险吗？所以，有人劝我要策略确实并非无的放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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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28日T女士：

    怎么这样！！多少有点没想到！我最近光忙着干别的了。谁是英雄狗熊并不重要，没了自由的言论大家都是亡命之羔羊。如此世道下，王小东是不是有点掺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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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28日王小东致T女士：

    我知道一般知识分子会像你这样想。袁伟时这个“南派”知识分子的领袖，实际上说话连逻辑都没有，就把中国历史上的受害者一通恶骂。我只是在说自己认为正确的话。但是，当局对于他们的处理，使得我说话好像是在帮当局的忙了，这就是一般知识分子考虑问题的方式，我早就知道。其实，你细想一想，说实在的，袁伟时之流搞所谓的清末历史研究，包括策划《走向共和》，就是想投当局的机，因为他们看透了：今天的当局，拼命的想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所以讲这一套当局可能喜欢。然而，他失误的一点是，当局曾经是“革命党”，你一不小心说过了头，把人家“革命党”时的八辈祖宗骂了，所以投机没有完全投好。袁是争民主反当局？呸，借用伊沙的话说，借他俩胆他也不敢。而且袁对于历史上所有的弱对于强的反抗都否定，这种历史观是争民主争自由的历史观？别扯了，这是叫奴隶永远做奴隶的历史观。当前的主要问题当然在当局的不允许言论自由。“没有了言论自由大家都是亡命之羔羊”？我们何尝有过言论自由？就我个人而言，我的话语权远远比不上袁伟时和李大同。我不渴望言论自由吗？不要说一般的话，就说这件事，袁伟时的文章是发表在五大报上的，现在虽然受到了处理，但毕竟发了。而且现在的这种处理方式对于当局来说是蠢透了的。对袁李等人不仅无害，而且十分十分有利，他们明白得很。对于我们这些不同意他们观点的人呢，现在的处理方式完全封杀了我们说话的余地，就是不许再谈了。谁在掺乱？我太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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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29日黄纪苏：

    仅天穿过“自由们”到网上溜了一圈，发现众英雄异口同声，只说“针砭时弊”的好杂志遭了忌，而不及袁文的胡言乱语。袁某的势利史观本来极为盛行，无任何新鲜之处，因此而封杂志既不当也不智。党在意识形态方面如今除了贴封条、成立马列研究院之外在不再有别的作为。至于李大同说他们杂志是“天下公器”，也不过假装天真无邪。公器就算不属于党，也不应归李袁一流。这些人并无公心，有的倒是MBO打算。刘晓波把此事跟东厂锦衣卫扯一块，矜张作态，装怯作勇，小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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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29日L：

    小东老师的观点我以为是确是客观、中肯的诛心之论。但在此次“冰点”事件中，袁伟时的历史观难道真的是靶子么？我倒不这么看。我觉得袁的文章不过提供了一个封杀的口实而已，某种意义上，是压倒骆驼的最后那根稻草。此前，则有从龙应台到胡启立等一系列的“罪恶”，这些党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正如3年前导致《21环球报道》被封杀的，其实绝不仅仅是李锐访谈及那篇关于朝核问题的社论。惟一合理的解释是，“冰点”本身已经成了某些党内大物的眼中钉、肉中刺，它本身就是目标，非除之而后快。

    因为“冰点”母报中青属于不上报摊的体制内大报，作为体制外盲流，我大学毕业后几乎再无缘读到。但从卢跃刚、李大同致团中央高官的公开信（尤其是李的那封），以及李后来推出的记录“冰点”成长的书来看，他们对抗体制的斗争，本身就充斥了一种“体制”的味道。记得在大同在公开信中，还特意把胡抬出来，说一个电话打过去，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很爽快地接受采访，并耐心地等文章排版出台云云。且不论胡那时的风度是否真的如此“清新”，就算是事实，用作风清新的胡来影射今天团派高官令人作呕的嘴脸，又有什么意思呢？假如他们刻意做出一个开明的pose，你就真的认为他们很“开明”吗？照实说，用我们处江湖之远的“体制外”思维来看的话，我倒情愿看到他们不够开明的一面能更直接、更公开地暴露出来，这没什么不好。

    所以，无论中青，还是冰点，其实依然是体制内媒体，虽非“人民系”那样的喉舌，但远没有起到近年来商业运作下“新锐主流”媒体的作用。如果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判断的话，那么，作为编者等业内人士，惟一该做的，其实就是尽量提供一个发表不同意见的平台，不偏不倚，不党不私，不用自己的标准、好恶来过滤思想，让所有体制外的非主流声音都能有发声的机会，让各种思想在相互博弈、试错的过程中，确立自身“identity”的同时，消解“主流”。否则，便有借媒体“公器”打击老大，而打击的目的是为了自己坐庄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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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30日王小东：

    稍微再说几句：一是确实有必要把袁伟时的历史观正确不正确与取消冰点分开来看。

    二是我确实也想说，当一些媒体人强调媒体是“公器”，以此来与老大争夺时，在我们这些“处江湖之远”，手里啥“器”也没有的人看来，这些媒体人在握有权力时，也并没有照着“公器”的原则办，而是照样把权力变成了自己的“私器”。从理性上，我很知道，不管这些媒体人是好是孬，言论自由都是可贵的，都是我应该支持的；但从感情上，要我同情这些媒体人就有了困难。所以，这些媒体人也应该好好反思一下，如若不然，他们的争斗就像L说的那样：“否则，便有借媒体“公器”打击老大，而打击的目的是为了自己坐庄之嫌”，而我这样的“处江湖之远”，手里啥“器”也没有的人，自当谁也不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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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31日T女士 ：

    我的看法是，最近一两年，意识形态确实风声日紧，一些人设置种种噤声之规，试图以弹丸之地新加坡的治理方式规制中国这样的大国，愚蠢而可笑。但凡对文革犹有记忆的人相信都啧有烦声。要说公器，国家是最大的公器，在一党的权威之下，怕是民主民粹都没有发言之所。所谓覆巢之下安得完卵。搞民主的此前至多只不过是做了“牢头狱霸”而已。冰点不是因学术观点相左而是因违纪违规被封，无论在哪个国家，媒体不事谄媚都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我是尊敬李大同们的。总体看来，我认为，民主民粹或民族之争都只是墙内之阋，一把火烧将来时，大家还是暂时搁置前嫌相互搀扶着合谋生路吧，犯不着自己先掐起来了。当然我承认，对此前啥“器”都没有的人来说感情上是有点困难。但我以为这是理。其实，要说到媒体人操持公器，排斥异己、推行霸权、强奸民意的种种行为，还真是颇有公愤，何止一个王小东苦大仇深！但我以为这又是另一个话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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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21日T女士致F女士：

    这便是王小东的文章了。我曾回应了一下，但是没有进一步反馈，可能我的看法在他的圈子里属于不予置评一类。其实就文章本身而言，我大部分是同意的，王小东的道理也讲得非常是明白。只是我认为王掺和在这时跟李大同们“掐”不明智。美国的政治社会学家的看法是，媒体在任何国家都是政客和官僚的帮凶，在高度商业化和号称高度自由化的美国，电视报纸期刊等等对一般学者和百姓言论的控制至少不比中国少，既体现在要完成当权者的意识形态统一，又体现在以一己之好对文章和声音进行裁量。哪里有王小东们期待的“海纳百川”呀！这也是主流所以为主流的原因所在吧。你们也是搞杂志的，想想是不是也是这样？左派和民粹们都有点不平和，有点极端，其实也挺一言堂的，不知是不是和他们的“生态”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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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日期不详）黄纪苏：

    （李大同申诉）信中说“我没有接到过任何一篇投给《冰点》据理反驳袁文的文章，”这很有意思。是压根没人往“公器”投驳袁文章呢，还是投的文章都不“据理”？如果压根没人投，这还是“公器”么？如果投了但都不“据理”，这个公器当好了么，怎么连篇讲理的文章都吸引不来呢？如果讲理的文章倒是吸引来了，只是李某等认为不讲理，那么公器是不是该换个人管管呢？当然，换了人也许还管不好，但起码多次机会。至于中宣部说袁文“和帝国主义一个鼻孔出气，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行径翻案”，我看也没冤枉他。当然“鼻孔”“出气”之类用词有失温润，换成“和西方利益主体英雄所见略同”就比较周到了。至于矛头是否“直指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起码这不是中宣部的独家解读，挺身卫袁的杨鹏也没把袁文看成故纸堆里的“学术”。杨鹏不像中宣部那么笼统说反党，而是精确地指出袁教授属于党内“李鸿章”，反的是党内“曾格林沁”。袁文借古讽今搞影射史学，这点傻子看得出来而李主编看不出来，能不误事么？

    信中背诵党章宪法几款几条，李某一大把岁数了，官场也混了多年，“同志”长“同志”短的，中国的门道显然是精熟，就别拉着中纪委、公众跟自己一块演小天真了。争民主我们欢迎，争自由我们也拥护，但装洋算的事我们不需要，择出璧还李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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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21日浩力：

    完全赞同T的意见，支持！其实小X的一个很有分寸的表述可以代表大多数人的态度：“不完全同意袁伟时的看法，但是完全不同意中宣部的做法。” 那种不分主次只顾抢占道德制高点的做法，实在有些不合时宜。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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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22日黄纪苏：

     本人基本同意中宣部的说法（为帝国主义侵华翻案，伤害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部分同意中宣部的做法（冰点换人，但不同意封刊）。反什么都可以，对官僚体系我的好感也许还少于袁李(袁策划的《走向共和》乃至整个1990年代以来的保守主义思潮其实都是在向官表忠心，这点杨鹏文章表述得很清楚），但你在共产党外围组织的机关报上反党，他撤你不应该么？浩力，咱别说一套做一套，你负责的杂志上你会发反党文章么？你不是一直尽心尽责地替党把关么？万一没把好党处分你你会发表《告世界人民书》么？我文章里批评党的话不少，一般投到网上，而且任由编辑斧削－－人家也要吃饭；我负责的刊物若出现反共词句则坚决砍掉－－从前有一期有所疏漏没看出来，我一直觉得对不起工资。这是一个职业人应讲的道德吧。 “抢占道德制高点”是这些年自由派的常用句型，但浩力你装错了主语。是袁伟时在不平等条约面前装天真小宝宝，是李大同到民间舆论外国媒体面前冒充屈原。这些人一贯以“经济人”立论，满嘴利益，看谁都是伪君子，轮到自己就俨然正气歌中人物了。你不觉得可笑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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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23日浩力：

    纪苏你还真是抬举我，我可从未“尽心尽责地替党把关”，只是为大家的（当然也是我的）饭碗把把关，同时争取做一点在我看来于国于民有益（而在有些人看来可能有倾向问题的）芝麻小事。这种事再说就无趣了。

    说到反官，在中共的历史上像中宣部、中央文革乃至基层党支部之类的机构判定的反党事件和反党人物多如牛毛，而其中相互对立的判断也是不计其数，谁有资格说，在哪一个时期，由哪一个机构，按哪一个标准作出的判断是唯一正确的？具体说到袁伟时，我同意小东批评袁的许多具体意见，但是不赞同他的基本态度。我认为，第一，袁的看法只不过是一家之言，远远没有形成什么话语霸权，而《冰点》从来就不是唯一的话语平台，正常的批评和讨论本来既可以在《冰点》也可以在其它地方展开；第二，袁的批评确实指出了现行教科书“一方面”的问题，不能因为他的矫枉过正而否认那些问题；第三，我同意杨鹏的判断，袁不是卖国贼或反共分子，而只是一个爱国的党内民主派。你可以批评他迂腐或浅薄，但是动不动就把观点与人格捆绑在一起的嘲骂方式实在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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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25日X女士：

    我“擅自”将各位的讨论寄给了一位关注冰点事件的朋友。此人有一观后感，恕我发给各位，虽不〔讨〕好听：我对袁文无力判断，但你的朋友们的讨论让确实让我感到了“狼奶的味道”。得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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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24日黄纪苏：

    不算难听。只是这位朋友也不必太谦，我们喝哪种奶他都闻得出，对袁文想必心里有数。其实，狼不狼性跟狼不狼奶关系真不大。八十年代的爱国教育不会少于今天，那时岳飞文天祥还没从教科书里取缔，但所以今天中国青年反美情绪比那时高涨，时移势变而已，课本里就是光写昭君出塞、文成嫁藏、唐僧取经不写别的也没用。五六十年代的一拨，“炮打郊民巷”的历史灌得够多了，八、九十年代照样跑到秀水街排队办签证，原因无他，时移势变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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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25日祝东力：

    我对《狼图腾》鼓噪的“狼性”之类没有兴趣，但罗马城的创立者罗慕路斯兄弟在欧洲人的传说里的确是喝狼奶长大的，这也构成了西方文明的血脉之一种。当初郑和舰队要是从小喝一点“狼奶”，一路烧杀抢掠殖民过去，世界近代史就会改写，今天也就没有这许多低级的争论了。

    中国人其实从宋以后，因为理学的温良恭俭让，就总体上断了“狼奶”，至少是对外，如果以前还可能因为混血而间接喝过的话。有人对比中日儒学，中国只讲仁义礼智信，而日本除仁义外，特别强调“勇”。“养勇”的概念是孟子提出的，但到网上搜一下“养勇”二字，现代的用法全是日本人网站上的，说明在中国它们已完全失传。1942年中日战争期间，宫崎市定写过《朴素主义的民族和文明主义的社会》，对中国的“文明”大加贬斥，对古代蛮族和现代日本的“蛮勇”大加赞赏。所以，我们的缺点是喝不着“狼奶”，毛时代有一点战斗性，但那不是因为喝了“狼奶”，而是因为刚刚舔了自己流出的血。悖论的是，嘴上讨厌“狼奶”的人，生活中常常是腾挪展闪的狠主儿。像他们如今这股子不依不饶的劲，我辈还真使将不出来，至少换了我，肯定就自个儿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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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24日T女士：

    看这个事件讨论到如今忽然觉得有点意思了。此前更多是情绪性的道德讨伐，细细思量，好多问题值得探讨，包括有些复杂的话语关系和话语背景还真得不能简单化。冰点事件实质是威权体制下，知识分子所代表的社会力量对过分的政治干预和政治控制的抗争——因其如此才得到多数知识分子出于道德立场的同情；而王小东们的激愤则是对以多元化、包容性相号召的所谓民主派其虚伪性的不满——在他们的眼里，其实这种政治势力在文化专制方面没有什么进步。也确实，榜样如美国，王小东们抱怨的媒体的专断和保守也是公认的，国家、社会对待少数并不如他们的纲领般宽和，激进的观点也总是受到排挤和打压被边缘化。但是王小东们的声音是“后民主”的，是少数的，我们很多人的经验还多少无法达到。

    在中国走向市场化、渐趋开放的背景下，李大同们注定将成为社会的主流，虽然今天他们和王小东们呈现出了相似的愤怒，但那内容和发泄目标是不同的。李大同们的抱怨是当下的政治制度，要注意，王小东们也并不赞同中宣部的做法，但是他们对可能成为主流的民主派所承诺的未来也同样不能信任。李们发泄的目标是明确的，是威权体制下的政府；而王们的目标则可能是离散的、不确定的，可能是其他社会群体、政治群体，也可能是媒体需要取悦的市场或借用市场手段的其他力量等等形成的文化霸权。这个争论让我感觉到的，一是真正的宽容是稀缺的；二是，现在的中国在政治和社会层面形成了多种政治力量在不同层面实施控制的格局，我们身处不同环境，显示不同侧面时，会有不同的感受。李大同们在虽在政治层面相对弱势，受到打压，但在社会层面他们拥有的自由和权力可能确实比他们声称和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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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25日老博：

     我看李大同这些“蓝色共产党”政治层面上是强势，不是弱势。以上无门无户的网站，政治层面上才是弱势。 誰政治层面上强势，誰的嗓门自然也就大，誰也就更容? 放到国际政治层面，最大的势力是美英，他们的嗓门也最强劲：BBC， VOA。土共没他们强势，李大同给他组织的信里，列了一长串世界最高声贝金喇叭的名号，不是无缘无故的，他是要借洋大人的强势，恫吓他的土共老板。

     不仅李总编学总书记学得好，总编青眼有加的作者学三块表也学得好。袁伟识文章应当视为他学习三块表的体会，视为他对“先进文化”的宣讲，对中国下一步应该怎样学习“先进文化”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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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25日黄觉：

    静下心来想想，喝狼奶也没什么不好。历史上繁荣昌盛的民族，哪个是喝羊奶喝出来的？不都得靠龇牙么？从前是在战场上打，现在是战场商场两边打。中国后来遭人欺负，恐怕就是狼奶喝得少了，对外眦不出牙了。果真是喝了狼奶长了狼性，对自己倒未见得有多少坏处，只有被吓着的人会大惊小怪地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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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25日黄纪苏：

     T女士硬是比浩力肯多往深里想，往后把“女士”改成“女史”，你别不好意思。 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内容，就是官僚体制一种资源转变为官、商、西方等多种资源。既然是资源，书记们在向老板转型时不免手拎肩扛，很少有挂冠封印两袖清风出衙门的事情。知识精英也一样，面对新宝藏，他们也不会简单放弃旧宝藏，而是发明了一种面面俱到的绝技，这种技艺一旦炉火纯青，便能最大限度地获取资源。既然是资源，最大值才是最终的考虑。几种资源，最好一个不能少，如果一个特别多也行，全看最后得数哪个大。如果减去某项资源等于其他资源翻番增倍，虽然人文知识精英算术欠佳，也还是能算得过来这个帐。得数摆着，再在官、商、西方之间取舍就容易了。李大同答记者时得意洋洋，说他能在一场大旋风中处于焦点位置真此生不虚。李的成就感显然是一番加减乘除后的结果。头些年有位吴宏达回国偷拍共产暴政结果被拘了几天，回到美国四处讲演，收费无数。我同学的朋友去凑热闹，因为都是上海人，开讲前用乡音劝他实事求是一点。你猜吴说什么？这帮美国傻X不蒙他们蒙谁呀！张艺谋跟刘晓波谈心时也说过类似的话，九十年代初我在美国看报看见的。技老如此，能不赚得钵满罐满？(写《不为人知毛泽东》的那个张戎，我一位朋友前几年在伦敦还拜访了她，寒暄时夸她是当今英语世界最流行的中国作家，张立即纠正道，怎么是“当今”，是古往今来！这位朋友用“商人”一词概括对张的印象)前一向另有某君或静气不足，或运气欠佳，反官反得如丧家之犬，只好以暴土狼烟的裸奔向注意力经济方面找补损失。裸奔奔来的资产虽为不良资产，但市场经济却有只认绝对值而不管正负数的妙处，过段日子大家只记得他四蹄生风过而不记得他一丝不挂过，也是可以预见的。从资源索取角度观摩这些人的所作所为，浩力也许不同意。但经济人理性人的视角没有理由不用在这些人身上，因为那本来就是他们最推崇的世界观－－看什么都这个角度，除了看他们自己。浩力你们制定的学术规范，有不让怀疑学者水平及人格一条，我一直觉得可笑，怎么把宫廷画师的行为准则搁社会科学这儿来了。“科学”就是实事求是，长什么样就画什么样。 T女史的“真正”宽容不知是否有“绝对”宽容的意思，那我则不知道太阳底下有没有过这回事。最近报载英国史学家因否认纳粹大屠杀被判刑三年，说明宽容的故乡还没咱们这儿宽容。那位史家只说了没屠杀就判刑，而有人说了圆明园该烧却自由自在。又，自由主义的一条滚动广告词是“我虽不赞同你的观点，但我一定捍卫你的发表观点的权力”。可惜这回李大同他们的言论自由却是有固定尺寸的，不小于二尺一，不大于二尺二，小了自己穿不进去，太大了无干的人也钻进来，那就成“暴民政治”了－－中青报李方也说民主要放到大小正合资产阶级的腰围，放太大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就上台了。再看朱厚泽诸老所列该捍卫没捍卫住的名单，全是发表他们观点的刊物。他们的“我虽…我定…”若有半点诚意，也应该多少意思意思，把《中流》《真理的追求》包括在内。倒是网上毛主义者老田撰文批判袁的“汉奸言论”，同时反对中宣部封刊息争的做法。自由主义的帽子带老田这样人头上比他们头上还合适些，这是中国当今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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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27日T女士：

    纪苏太过刻薄了！虽然文是美文。想那“裸奔”断不是“理性人”的上选，反正不可能是李大同们策划的先“裸”后奔。当然实在被搞得一无所有，索性一“奔”，也不失为绝处谋生之举，那确实就不能说里面没有算度了。可“六四”后奔到海外的精英们谁人不是“只记得他四蹄生风过而不记得他一丝不挂过”似的落寞悲凉，只怕见那些没“裸”过的小兄弟们现在国内赚得钵满罐满，牙都恨出来了。

    我虽妇人，但所言宽容并不是无原则的良善，而是最简单的，让别人说话，只要不违法。袁伟时可以说，王小东也可以说；貌似温文者可以说，貌似不羁者也没有拒斥的道理。所谓言论多元自由。右派以此为标榜遭新左们攻讦，那左派们也该作出个样子来嘛。不要老鸹站在猪身上——只说人家黑。我有党无派，只认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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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28日S女士：

    文章拜读过了，平心而论，真的透彻犀利．之前对冰点事件也有所耳闻，看了黄老师的文章，才觉得清醒一点．

    我的一些朋友里，也确实有那种只要中央反对的他就支持，只要中央支持的他就反对，好象中央永远是弱智和反人民，唯有自己才是自由与民意的化身．我对这种言论和心态都持反对态度．不论什么事，还是应该客观综观地看待，这样才能相对保持独立与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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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28日杨鹏致黄纪苏信：

    呵呵，每个阶级甚至每个人，都习惯将自己的利益说成是全民利益，以博取支持。马克思早说过了。所以，关键是看谁的利益和谁的原则最有力量。恐怕这是真实。公，如果是各阶层利益的平衡点，这就对了。我认同开放言论和社会组织，让各阶层的话语和政治代表和平博弈，由投票表决来决定平衡点。冰点事件，我关注的是政府处理的方式，并不太关注袁文观点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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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2日黄纪苏致杨鹏信：

    没错，就像你或马克思说的，“每个阶级甚至每个人都习惯将自己利益说成是全民利益”。蒙着来的确是一种源远流长的习惯，但肯定不是好习惯。所以这些年大家（包括自由派和新左翼）才热火朝天地揭穿国内国际各种靓妆。这次李大同他们轮到自己也打算蒙着来，精华素、眼影膏一层又一层，那就别怪其他人继续撕画皮、扒牌坊的工作了。

     不同群体各自的利益是有共同点的，这也没错。社会中上层的利益和中下层的利益都是利益，都需要表达，都需要一定的言论自由环境，洪水来了，猫跟耗子都活不了。所以，我们从来没赞同过中宣部到处贴封条，包括这一次对《冰点》。在维护共同言论空间方面，我们这些人比自由派人士还要真诚些。王小东评袁文章中讲得很清楚，不同意封《冰点》的做法。就连认定袁文为“汉奸言论”的毛主义者老田，也鄙斥封刊止争的做法。而自由派人士呢，杨兄不举别人就举你吧，你在《亚洲周刊》的文章里把“左翼愤青”的言论提到那样的地步，这是在寻找共同的平衡点－－“公”－－么？

     咱们以往议论过不少民主，那就再接着议论几句。民主需要共同的言论空间，同时也需要不同的利益主体对自身利益有明确认识，需要各方尽量坦诚一点，是共同的就说共同的，明明不是共同的也别故意说混了，大家清水摸鱼，谁也别混水摸鱼。你们推崇的“经济人”、“博弈”、“契约”，还有“市场理性”，不就是鼓励大家在分清楚利益的基础进行选择么？还是说分房的例子。从前我所在的那个单位从来没分我过房，可领导一到向上面要房的时候就对我笑容满面，催我填写要房申请。我说到底有没有我的份，给个明白话我再填。他想了想说，只能拿你当分母，恐怕当不了分子，就算帮帮同事忙吧。我权衡了一下，决定就当分母，首先是冲着他不骗我，其次是我想让一部分人先有房，我就等到共同有房那天吧。民主就是人民在明白怎么回事的基础上做自己的主，否则跟专制有什么两样？改革开放有很多值得反思的地方，但我很认同它所树立的理性价值观（虽然也有可议之处）。理性的核心是真理原则，真是一柄双刃剑，对中国革命的老神话它毫不留情，对改革开放的新神话它也不必客气。不明真相的结果是文革大民主，是红茶菌、特异功能，是颠倒四六运动之类的集体行为。集体行为往往一哄而起，然后一哄而散，这样的事，我们见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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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4日黄纪苏致S女士：

    你朋友们的情况，并非个别，反官在知识分子中早已是普遍的社会心理了。主要原因当然是共产党历年犯下的错误，反的合理性也在那里。但其中“时趋”“从众”的含量说来也不低，用台北前局长龙应台的话说，就是“对任何统治者都绝对地不信任”。如果对舆论不存一副媚骨，龙女士这种自己未必相信的昏话，讲得出口么？

    一些人之所以那么热衷于吃反官饭，以致吃成了专业户，就是因为这饭有地方吃，而且容易吃。1980年代、1990年代到欧美吃（包括台湾的国民党民进党），最近几年可以到资本家那儿吃。民间普遍的反官心理，更为他们提供了沽名钓誉的好去所，看他们竿了线了钩了桶了，外加胡床也就是小马扎，早出晚归，乐此不疲。其实反了官他们也吃不了太多亏，王小东分析得透彻，真正跟他们发生接触的，是共产党的中层官僚，这些官僚无立场，无激情，饮食男女而已，看摊拿钱而已，你爱反不反，他才懒得理你。更何况，党内还有一个强大的集团跟他们里应外合。更何况，整个官僚体系这么多年弥漫着一种沉船（也叫“转型”“接轨”）心理，跟船边漂着的木板、水盆、轮胎之类交朋友留后路，是官僚阶层的普遍行为（腐败的心理原因一半在这儿），这一点傻子也能看明白。当然，对于反官也要具体人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例如前一阵的太石村事件，年轻自由主义者郭飞熊我看就值得钦佩，有点仁人志士的意思。而刘晓波围个“民主”头巾，拖条“三百年殖民地”尾巴，也往里挤，真跟《阿Q正传》里五十开外的邹七嫂见处女跑她也跑似的，拿到春晚倒挺有娱乐效果的。

    不少朋友认为此时对袁李说三道四不合时宜，也是顾忌反官的社会心理。这种社会心理的存在，说明对极左反弹的历史过程还没完结，极左欠下的债还会为极右提供各种消费卡，让他们疯狂购物，满载而去。而一个成熟健康的社会舆论，不可能听任袁伟时种“历史学家”用“拳匪”“反人类罪”肆意侮辱本民族的受难者（郭飞熊提出的“人伦底线”值得认真思考），也不可能听由李大同举着“天下公器”的通行证，拉着一党一派的私货，办完事一脚油门又开进《正气歌》。老说“独立知识分子”，真正要独立，就不能一点不破费，包括得罪以反官为时尚的社会心理。我一个朋友过去高考数学考五分，大家都啧啧称奇，因为不通到那地步也属罕见。同样，中宣部真要举手投足事事皆错，那不成千古奇观了？是是非非，错的就反对，对的就不反对。中宣部动不就动就贴封条既愚蠢也专横，应该反对。但这回说袁伟时文章美化帝国主义侵略，伤害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这话有错么？这个问题对知识分子的“独立”判断还真是个考察。如果心里不觉有错（私下很多人都认为没错），但碍于是中宣部说的，不敢说没错，只好“宽容”“全面”的兜圈子，那么考察就不能说通过了，还需留下继续查看。

    中国社会利益本来四分五裂，就应该在四分五裂的真相前或前提下讨论不同利益群体的分合之道，实事求是地探讨解决诸如民主、自由一类问题的办法――其实产权都明晰了，这点利益又何必蒙着混着说呢。用官－民对立来简化中国当前的矛盾，在许多人或许是思想懒惰（“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思路），在一些人则是别有用心、混水摸鱼。还是以车做喻：中国资产阶级的宝马宾力车队载着亲朋死党以及丰乳肥臀在大道上载欣载奔，“撞了白撞”的警笛鬼哭狼嚎不说，还把诋毁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传单撒得纷纷扬扬。其中一辆车熄火抛锚，车主摇下玻璃慷慨陈词，让周围的路人都来推车：这是我们的车，也是你们的车，但归根结底是咱们的车，也就是公车――还愣着干吗，赶紧动手啊！我们这次针对冰点事件所做的，无非是向路人介绍一个事实：这车虽然理论上可以当公车，但一直在拉私货，而且私货本身已多得超载，就算车主有一心为公的愿望，恐怕也没那地方了。明白了事情的真相，路人或是散开，或是帮着推，或是从此改行当轿夫，把轿车当轿子抬，那都是人家自己的选择了。这种明白真相的选择，才是未来民主所需要的真正“自由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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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小东关于贺卫方《治史者应当谦逊》：

    看到这些道貌岸然的所谓"自由派知识分子"中的大人物，党同伐异，一点公正、一点道理、一点羞耻都不讲，真是实在令人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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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纪苏：

    其实，“就学问的类型和特点”来说，治史倒是不用太谦逊，因为历史是一次性，过去时，而且死无对证。诗无达诂，史也一样。最需要谦逊的是三月份的天气预报。比较需要谦逊的是法学中的破案，以贺卫方在此文中泄露的推理判断能力，放到那个岗位格外要谦逊――教学没事。

    他这篇文章我看了一大半时，还以为是在批评袁伟时呢，后来发现不是。所以，我也需要特别谦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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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小东：

    贺卫方的文章指责张海鹏（在《中青报》发表批袁伟时文章的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不“谦逊”。可我看张海鹏的文章基本上是在用史料说理的，但他加进去的那些意识形态语言确实毫无必要，且招人烦，包括招我烦。问题是，张老先生至少没骂人，而袁伟时是破口大骂别人的。贺卫方为什么不对袁伟时说“治史者当谦逊”，却要破口大骂张海鹏呢？拉偏手也不能拉得这么肆无忌惮吧！另外，我们再看看贺卫方自己“谦逊”了没有呢？贺卫方在文章的最后结尾说：“建议他顺便读一下该报第一版，那里有一个标题仿佛就是给他量身定制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都逃脱不了失败命运”。这里我倒想说一下了，贺卫方先生讲：由于历史上的事并非我们亲历，所以治史当谦逊，这话一点不错；然而，历史上的事我们至少还有史料，至于未来的“历史潮流”呢？我们非但没有亲历，连史料都没有，贺卫方先生是否也应该“谦逊”一点，不要动不动就以为自己代表了“历史潮流”呢？

     说实在的，看了贺卫方教授在他的文章中表现出来的逻辑能力，我深深地怀疑他是否有足够的智力从事法学研究。我怀疑他今天的地位完全来自他从官方获得的垄断权力，否则，在一个自由竞争的环境下，凭他的智力是不可能在法学领域获得如此之高的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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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7日老博：

    共干李大同在共党喉舌报纸发表中大袁伟识为八国联军平反文章，被其组织撤职“发配”新闻研究所，遂向“国际社会”众机关报哭诉。此前，北大焦国标呼吁美国解放军快发爱国者导弹，速速摧毁爱国贼维护的专制制度。此类翻案文章蔚然成风！知识分子庚子后果有进步！走向共和原来如此走法！秦桧站起来了，洪承畴站起来了，让克林德也站起来吧，把克林德碑从中山公园请出来，重新立在西总布胡同。小右们痛恨的郭沫若“保卫和平”四个字当然要先磨去。

     我不揣简陋，为这也许重立的克林德碑撰联一副。横批就用一战胜利后重撰的“公理战胜”。袁教授们可以继续寻找此碑初立时德文、拉丁文、中文写就的谢罪辞，也许美国解放军杀入北京时，袁教授们可以替下我这副：

    蓝血精英拒纳共产乱党，不同何日致大同

    八国文明降伏义和妖孽，旧识毕竟是伟识

    横批：“公理战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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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1：2月28日黄纪苏答《南方都市报》问关于在乌有之乡演讲要点：

    李大同先生标榜其主编的《冰点》为“天下公器”，恐怕是大言欺世。据较熟悉此刊的网友观察，该刊所载多为自由主义立场或倾向的观点。其实这一点从《冰点部分作者声明》的署名也不难判断。反映特定社会群体或利益集团的声音本无问题。问题在于，借用公众的名义对于被借用了名义而实际并未被代表的那部分公众，有失公平――就像过去单位真分房子没你，充当分母老有你。这并非诛心之论，李大同答记者问时讲，言论绝不能完全放开，一放开就要出现“暴民政治”，便清楚地说明他们要求的言论自由是有固定尺寸的，要不大不小正合他们的腰围。自由主义有条滚动广告十分动人：“我虽不赞同你的观点，但我一定捍卫你表达观点的权力”。这种贤人君子的态度与李面对驳袁文章“眼泪都要笑出来”的态势，出入不可谓小。再看江平李锐诸老的宣言，其中所一一列举该捍卫而没捍卫住的刊物，虽说不上自由主义的一言堂，但倾向是明显的。他们平日朗朗上口的“我虽…我定…”若有半点诚意，也应该多少意思一下，把前几年被封的《中流》和《真理的追求》包括在内。

     再扯开一点。这些年，不少大老板也都穿上“民间”的迷彩服，收获本应向烤白薯磨豆浆倾斜的社会同情。这些年，张艺谋辈让党政机关单位出钱买票“帮帮中国电影”，也是把自己的钱包跟全“民族”的利益混为一谈。这些年，从经济崛起走向政治崛起的资产阶级为更上层楼，开始了向 “民主”的进军――这个民主自然也是为他们量身定制的，中青报一位资深记者李方最近发表在《凤凰周刊》上的文章说得坦率：把民粹主义或极端民族主义送上台的民主政治最好别搞。再扯远一点。这些年，南美左翼、伊朗民粹主义以及巴勒斯坦哈马斯组织通过民选纷纷上台，对此美国保守主义精英慌忙反思他们前一向的民主策略，叶公子高似的。

    所有这些，都说明拿公章办私事的方式还在继续，尽管人换了，名换了，地方也换了。应该向公众指出这一点，让他们清楚，言论自由、政治民主在社会中的分布并不像某些人所介绍的那样均匀；它们的实现也并不像某些势力所宣传的那样单纯。明白了这些美好价值在现实中的真实处境，对于我们健康地追求它们，扎实地建设它们，公平地享用它们，其好处恐怕要大于不明就里时的一哄而进，发现不对后的一哄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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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2黄纪苏致“自由亚洲电台”柯华女士信

    柯华女士，

     那天来电话采访，我问你是哪个媒体，你说是广州的；再问，则说是《南方都市报》的。后来从友人处得知道你是自由亚洲电台的。

     那天我在电话里一再强调，为了对自己的言论负责，我们最好书面问答。后来才知道你给电话录了音，而且马上就播出了，我还认认真真做文字答复呢。

     事情不算大，但也可以因小见大。自由只是你们自己的“自由”，跟你的诚信、我的权利，是无关的。

    祝好

    黄纪苏2006/3/2 (博讯 box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