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赋超群：儒家“民贵君轻”的谎言
(博讯2006年3月03日)
天赋超群
有一些“学者”宣传孔孟学说中蕴含了“民主”成分，根据仅仅是一句“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他们完全不顾孔孟其他多得多的专制言论。 (博讯 boxun.com)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为他人做嫁衣裳”的草民何贵之有？草没有任何权利。
儒家思想最能够迷惑人的一点就是它的“仁义”主张，只是一张空头支票。孔孟提倡仁，是从君王利益出发的。如果不实行仁，就可能有人要造反。
儒家的目的一开始就是而且一直都是：维系君主专制的统治秩序。儒家的终极目标只不过是为了维系君尊臣卑的专制秩序，所谓“仁义”只是幌子而已。从来不曾真正施行过。一旦你不能满足统治者的要求，他们马上就撕下这个面具，动手杀人。
经常吹嘘中国是“礼仪之邦”的人从来就没明白：中国古代的所谓“礼”，根本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文明礼貌”、“平等待人”的意思，而是专指一整套君尊臣卑的秩序而已。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礼制”。“礼”是一种等级制度或等级学说。中国商周时代弱者向强者进贡的规矩，就是掠夺与征服的延伸。周代用严格的礼制使这种掠夺合法化，进贡成了天经地义的行为，成了叫孔子眷恋不已的“礼”。
《礼记.中庸》篇说：“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也就是说制定礼仪和考定文义的权力都属于天子。历代帝王制礼作乐的根本目的是突出帝王之尊，使卑者让尊、尊者凌贱。作威作福被视为帝王的天赋权利，诚惶诚恐被视为臣下应尽的本分。
当孔子走进宫廷大门时，总是恭敬的弯着身子，好象无容身之地，站立时不敢站在门中间，行走时不敢走门槛。经过国君的座位时，脸色立即庄重起来，脚步也快了起来，说话时声音低微，好象说不出来一样。两手提着衣襟走上朝堂，敝住气好象停止呼吸一样。
孔儒理论对贵贱有序的等级制度是非常赞赏的，在他们看来，这种制度好就好在不让老百姓有非分之想。“惟上智与下愚不移”——贵族生下来就是贵族，平民生下来就是平民，奴隶生下来就是奴隶。高贵者永远高贵，卑贱者永远卑贱，社会就安定了。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礼记.乐记》）。在这样的等级社会，天子主宰着国家大政，诸侯、卿士、庶民都按自己所在的等级规范行事，绝不能越雷池一步。
周礼规定：天子用八佾，诸侯六佾，大夫四佾，士二佾。鲁国大夫季氏却用了八佾，孔子怒吼到：“是可忍，孰不可忍？”孔子维护的是天子的尊严。
公元前五世纪，鲁国国君与齐国国君会谈时，孔子任傧相。娱乐中，齐国演出莱部落的土风舞，孔子根据儒典，指责齐国不该用野蛮人表演，应上演传统的宫廷舞。齐国立刻照办，献上宫廷中的拿手好戏：“优倡侏儒，为戏而前”。孔子引经据典，认为“匹夫而荧惑诸侯者罪当诛”。令鲁国的卫士，把那些无辜的演员，砍断了手足(史记孔子世家)。
儒教中心思想是忠孝节义、礼仪廉耻。忠君爱民，先忠君而后爱民。君为上，民为下。儒生懂得君要臣死的真正含义，所以今朝有酒今朝醉，怎会不贪？只要忠君王，大拍特拍君王马屁就可以了。至于下民，欺压就是。老百姓在他们心中只是一钱不值的小草，毫无尊严；他们杀人如杀狗(西方连虐待狗都犯法，何况是杀人？)一般随便，乃惨无人道的豺狼虎豹。
国君在孔子眼中简直尊贵无比，奉若神明。儒家对天子歌功颂德，礼记云：“天子者，与天地参，故德配天地，兼利万物，与日月并明，明照四海而不遗微小。其在朝廷，则道仁圣礼义之序……发号出令则民悦，谓之和，上下相亲，谓之仁，…”
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士曰不禄，庶人曰死。
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祭于寝。
王者之制爵禄：公、矦、伯、子、男五等。
孔子论音乐：“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徴为事，羽为物”（《礼记.乐记》）。音乐的五音也被纳入等级专制思想中，真他吗的荒唐！
诸侯之下士禄食9人，中士食18人，上士食36人；下大夫食72人，卿食288人，君食2880人。次国之卿食216人，君食2160人。小国之卿食144人，君食1440人。
凡养老，……50异粀，60宿肉，70贰膳，80常珍，90饮食不违寝，膳饮从于游可也。……50杖于家，60杖于乡，70杖于国，80杖于朝，90者，天子欲有问焉，则就其室。
韩非子记载了一件事，季康子派人修长沟，子路作为邑宰（县令），熬了点粥给奴隶吃。孔丘为此大发雷霆，认为这是触犯了“周礼”，急急忙忙派人砸了饭锅饭碗，把粥泼在地上。这就是孔丘的“仁者爱人”，真是虚伪到了极点！
孔子说，天子诸侯士大夫都应该遵守周礼规定的爱，超出周礼规定的爱就是愈礼，是蔑视上级的侵权行为。“夫礼，天子爱天下，诸侯爱境内，大夫爱官职，士爱其家，过其所爱曰侵，今鲁君有民而子擅爱之，是子侵也”。
孔子的学生颜回死了，无钱安葬，颜回的父亲请求孔子把自己的车卖了给自己换棺材安葬儿子，孔子说：卖了车我就只能走路了，而我是曾经做过官的人（曾居大夫），照礼不可以步行的，所以这事我帮不了你。这就是孔子所谓的“仁”和“礼”。
孟子“无君子莫治野人[小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老百姓被他们称为野人，哪里有什么“贵”可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的重民轻君宣传只是儒的外衣，“民为贵”是指离开了“民”统治者活不了，一个政权的“君子”需要足够数量的“野人”才能“养”好。儒家的“民”必须是子民、顺民，违者就是“禽兽”。孟子是为了“保民而王”，“得乎丘民而为天子”。“民为贵”的王道，不过是在“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的利害关系上，进献给统治者的一种高明权术罢了。“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离娄下)。“巨室”就是大贵族。
以中兴儒学、传承道统的韩愈在《原道》中说：“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一个“诛”字，实在是够鲜血淋淋、杀气腾腾的。
从来没有过“贵民”，只有“贱民”。在孟子中的所谓在统治者的眼里，“民”从来就不是人，故有“2足羊”之称！所以，牧民的真正含义是将“民”像羊一样喂饱，否则，就会没有羊肉吃、没有羊奶喝！人权=生存权，就是儒家思想的现代版本！
儒家的“民贵君轻”充分了暴露了儒家文化的伪君子本质。
在孔子之前的几百年，“国人暴动”就推翻了周厉王，难道那时就没有“臣下易君”的理论？肯定有，只是没有记录下来。孟子说诛杀独夫民贼只是威胁利诱一下国王，他并没有发展出推翻暴君的学说，跟“国人暴动”的社会实践比，是一种巨大的倒退。
从儒家的原始典籍，到儒家主要创始者的历史言行，无一不证明了儒家的专制文化本质，这一点是无论如何也篡改不了的。
这跟希腊罗马早期，人民对统治者不满，就能够自发地驱逐国王，实行公民投票选举执政官的情况完全无法相提并论。
中国历代执政者都把孔教定为国教，并不是专制者选择了孔子，而是孔子的“学说”天然就是为专制服务。孔子是没落贵族，骨子眼里充满了高低尊贵的等级观念。在孔子的意识里，人没有天生的平等，只有小人和君子两类，对不同的人要有不同的待遇。这种人创立的学说怎么能有平等精神，怎能不被统治阶级所看中、所利用，怎能不成为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精神鸦片。“半部论语治天下”一说，便是生动的说明。
国君需要的不是人才，而是象孔子一样的奴才顺民，对于当权者来说，皇权的安稳压倒一切。汉统治者意识到：禁锢臣民的思想不是禁止他们思考，灌输给他们有利于集权统治的思想最高妙。这就像对付驴子，不把驴子捆起来，而是蒙住他的眼睛，让它在那里拉磨转圈。统治者让人拉的磨，就是儒家思想，转的那个圈，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独尊儒（马）术是极端错误的，独尊某一个教会或独尊教皇也是错的。教皇或皇帝或孔子或佛祖或穆罕默得都是人，人是有限的有罪的存在物；独尊有限的有罪的人的主义、思想和指示必然会给人类带来祸害。所以，独尊上帝就是正确的。
当孔子的学术与专制的统治结合起来时，就形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老马所说的“东方极端专制社会”，老马也认为，这是人类社会中“最黑暗的社会制度”。
五千年来，在中国大地上，从来就没有人权。在帝王的眼里，老百姓是一种财富，同这片古老土地上的一切资源一样，谁抢到江山，就归谁所有。政府把人作为统治者的工具。合其意者，留；不合其意者，或诛或刑，无所不用其极。政府从来不把人作为目的，而只是把王朝作为目的，把王朝的江山之稳定作为目的。所有的人，都要为王朝而努力，而任劳任怨地、几十年如一日地劳作。王朝不是为实现人权而没置的，恰恰相反，人的生存和发展却要以王朝的旨意为座标、为方向、为目的。这种本末倒置的、非人的王朝体制存在多久，中国人民就会在这种罪恶的制度中垂死地挣扎并且以非人的存在苟延残喘多久。
在中国古代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一切都是君的从属物，士当然也不例外。他们与布衣的真正区别是，他们是通过劳心从君那里获得衣食，而布衣通过劳力获得衣食。无论是儒家的“礼”还是法家的“法”都是以维护君的权力为依归的。古代士人在这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是如此不堪，以致近代谭嗣同将他们与君的关系说成是“乡愿与大盗”的关系。中国古代社会的君权越到后来越趋于极端，是与士人的从中撺掇分不开的（想想叔孙通为刘邦“制礼”将刘皇所抬的那种乐和劲的后果吧）。
反观英国贵族，他们从未在君权前拜倒。《自由大宪章》是贵族们成功反叛以后套在英王项上的一道紧箍咒。英国的议会雏形是一个叫孟福尔的贵族塑造的。他率领一批贵族战胜了侵犯臣民权利的君王后，主持召开了一次“国会”。与会的代表不仅有贵族、还有市民。
中国历代起义者不可能创设议会制度。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这种思想就具有严重排他性，使中国人无法产生“议会做主”的念头。中国奴隶们的起义，其目的不是为了平等自由，而是为了当上奴隶主。奴隶的思维是，要想不被奴役，就得想办法奴役别人。
主子的奴役被称为“礼”，心甘情愿受奴役被称为“忠孝节义”。儒家的本质是儒奴。由于儒家思想的统治，中国人永远不会有自由。人们不知道如何自由，只知道如何奴役。
一些农民们狂喊什么“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几千年来一次次的农民起义的最终结局，不过是奴隶主与奴隶的对换而已。剩下的就是盼着新奴隶主能对他们好点。
在中国野蛮的专制文化中，流行的是“打江山、坐江山”，“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最后导致的是新专制代替旧专制，百姓没有任何权利可言。“成王败寇”是一种家天下的观念。儒家认为：天子的权力是上天授的，臣民的权利是天子授的。将人分为三流九等乃天经地义。
法国思想家孟德思鸠指出，“专制国家有一个习惯，那就是下级给上级送礼，而上级对下级没有任何义务，于是上下级合伙对人民没有义务。人人都认为每个上级对下级都没有义务，只有人民对各个上级有义务。人们认为彼此之间的唯一联系就是一部分人加给另外一部分人的惩罚；是一大部分人为一小部分人提供利益。在那里，…在那里，人的命运与牲畜别无二致，只有本能、服从和惩罚”。“在中国的全部历史中，连一点标志自由精神的痕迹都找不到，人们只能见到奴役的壮举”。
法国18世纪思想家孔多塞说：“一大专制帝国之在中国从不间断的存在，长期以来已经玷污了全亚洲。”中国从来不是什么“讲文明、讲礼貌、讲道德”的国度，而是充满了血腥、黑暗、阴险、残酷的宫廷斗争，野蛮的杀戮，令人发指的酷刑的国度。
著名汉学家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观察到，“儒学准确无误地和当时所有复辟帝制运动建立了联系。”
袁世凯称帝，所进行的尊孔祭天一套仪式，完全是古代王朝更替的现代版。他为了表示他践履帝祚的合法性而苦心经营摆出来的“禅让”姿态，便是源于《书经》中的尧舜传说。他还加封孔子的第76代孙“圣衍公”孔令贻为“郡王”。
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的创刊号上说，“国人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和人权并重”；“思想言论之自由，谋个性之发展也。法律之前，个人平等也。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人权者，成人以往，自非奴隶，悉享此权，无有差别。此纯粹个人主义之大精神也”。他告诫那些反西方的人们，我们“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
陈独秀认为袁世凯废除共和复辟帝制，“乃恶果非恶因；乃枝叶之罪，非根本之罪恶”。而那种“别尊卑、重阶级、主张人治、反对民权思想”的儒家学说，才是“制造专制帝王之根本恶因。吾国思想界不将此根本恶因铲除净尽，则有因必有果，无数废共和复帝制之袁世凯，当然接踵应运而生”。“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这在当时无疑具有发聋振聩、石破天惊的巨大影响。
1916年《新青年》第一卷第五号发表陈独秀《一九一六年》一文，揭露“儒者三纲之说，……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
忠、孝、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因此，为争取独立的人格，就必须废除奴隶道德。“三纲教义之根本义，阶级制度是也”。所谓名教、礼教都是拥护“别尊卑明贵贱”的制度。而“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度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
1916年9月康有为在《时报》上发表致总统书说：“万国之人，莫不有教，惟生番野人无教。今中国不拜教主，岂非自认为无教之人乎，则甘忍与生番野人等乎？”康有为极力主张“以孔子为大教，编入宪法，复祀孔子之跪拜明令，保守府县学宫及祭田，皆置奉祀官”。
陈独秀说：康有为主编的“《不忍》杂志，不啻为筹安会导其先河”，指出 “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姻缘”。“盖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理之自然，无足怪者。”
尊孔几乎就是复辟的同义词，不论是袁世凯称帝还是张勋复辟，都是在尊孔的名义下进行。袁世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袁世凯情结以及渴望袁世凯情结悄然安栖于人们的灵魂深处，只要这样的文化一日不加以梳理，荡旧涤污；袁世凯二世、三世乃至无穷世，便会以不同的面貌继续存在。儒教就是中华专制思想的根本，是为专制复辟鸣锣开道的精神法宝，是专制赖以复辟的政治法宝，更是专制已经实现复辟的一剂“思想保和汤”。
当时有人反对“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姻缘”的论点，并责难陈独秀：你所说的孔教是“指汉宋儒者以及今之号为孔教孔道诸会所依傍之孔教”，还是“指真正孔子之教”，并说孔教本来是好的，只是被后儒所败坏了，“至于唐宋之交，孔子之真训，遂无几微存于世矣”！陈独秀首先反问对方，汉唐以来诸儒为什么“不依傍道法杨墨”，为什么“独与孔子为缘而复败坏”他的学说呢？随后列举大量证据，证明“今之尊孔者，多丑诋宋儒”，其实把“孔门伦理道德”传之后世的正是宋儒。孔孟儒学与后世儒学陈陈相因，万不可借丑诋宋儒而颂扬孔孟。“提倡孔教必掊共和，……盖以孔子之道治国家，非立君不足以言治”。
陈独秀还指出张勋复辟虽然失败了，但遍布中国的“孔教会”、“尊孔会”，都是“复辟党”陈独秀在1917年1月1日写的《答吴又陵（孔教）》中说：“窃以无论何种学派，均不能定为一尊，以阻碍思想文化之自由发展。况儒术孔道，非无优点，而缺点正多。尤与近世文明社会绝不相容也。”
李大钊说：“自由为人类生存必须之要求，无自由则无生存之价值”。自由的敌人，“惟皇帝与圣人而已”，“自我之解放，乃在破坏孔子之束制”。中华民国宪法第十九条竟然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这是对言论、出版和信仰自由的限制。孔子是“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宪法是“现代国民自由之证券”，“专制不能容于自由，即孔子不当存于宪法”。
今天蒋庆在网上反对人人平等和理性平等，说：“人生来就必须按圣贤的教诲生活，先觉觉后觉、上智化下愚天经地义，下愚就该服从上智，群氓就该服从领袖，小孩就该服从父亲”。试问，十年二十年后孩子的智慧超过了父亲，是不是父亲就该服从孩子呢？把人类的不平等绝对化、扩大化的专制制度，使中国陷入了万劫不复的野蛮深渊。
孔子的“孝”是奴役人的精神鸦片，在今天提倡儒家就是阻止中国民主化。以“孝”为教的中国教育一如它的反文旁，其实是反文化的。把人视为工具的教育是反文化的。文化和教育本来源于和服务于民众和民众的学习与实践，但中国教育中国文化本质上就不是为平民为社会为实践服务而是为统治、束缚、愚弄人民群众服务的，人民不是文化和教育的主人而是相反。它充满了特权主义霸权主义官僚主义神秘主义伪精英主义贵族化的气息。它有意无意地用最繁琐的内容最专制的形式最高昂的代价让人学了许多（不能说全部）最无用的东西，中国人教的学的更多的是“御龙术”而不是“御马术”，大而无当华而不实。
孔子倡导的教育是奴化教育。这套奴化教育正是孔子所鼓吹愚民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人的本性大抵相同，由于教育的不同才产生了差距。既然教育可以改变人的习性，那就可以通过教育使人们“致其道”。所谓“道”，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社会的道德规范。孔子主张学道应先从孝悌入手。
《礼记.中庸》说：“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也”；即继承先祖遗志、事功和经验。在儒家看来，“孝”不仅指在生活上赡养父母，还要无条件地顺从父母。孔子说:“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意为侍奉父母，如果他们有不对的地方得轻柔婉转地劝止，看到自己的心意没有被听从，仍然恭敬不触犯他，辛劳而不怨恨。
用现在话说：对家长的决定可以提意见，但在家长没有采纳你的意见之前，你必须“不违”且“不怨”的执行，就是无条件的服从。就是要始终与家长和核心保持一致，可以通过一定的渠道反应意见，但不得私下散布[父子相隐]，可保留意见，但必须执行上级的决定。正如林彪所说：“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要执行”。
孔子把是否违背父亲意志作为衡量孝的标准。“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勿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三年是多年之意，即父死多年也不改变其生前的意志，这才算孝。为什么父在观其志呢？因为古时候父亲在世，儿子不能做主，要按父亲的意志行事，要百依百顺。可为什么父亲去世了，仍然要“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这不是发神经吗？爹都死了，还假惺惺地“无改于父之道”，装出一副“孝顺”的样子；要“孝顺”，要“无改于父之道”，那就该一辈子“无改于父之道”嘛；做人要有始有终，为什么三年（或X年）就不了了之？这到底是出于“孝顺”，还是做秀，还是怕坐牢，还是怕鬼魂缠身？
孔子曾用“无违”概括了孝悌的实质，“无违”是指不要违背君父官长的意志。这种只知道对父母兄长唯唯诺诺、没有任何自己的意志和抱负的“孝子”只能是“愚子”。这些“愚子”到社会上就变成了忠臣或顺民。只有平时在家里养成不违背父母兄长的习惯，在社会上才不会违背君主官长之令。
因此有子感慨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者也，其为仁之本与!”一语道破天机。宣扬“孝悌”从来不是什么儒家的“本义”，只是维护君尊臣卑统治秩序的权宜之术而已。
有人曾问孔子为什么不参政，孔子回答说：“《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孔子在这里把孝悌与政治划了等号。
孔子认为一般的人只要有孝悌就行了(他称这种道德的培养为“学”)，一般人能懂孝道，就算是学习过了。他提出:“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孝悌是根本，学文只不过是“行有余力”的人的进一步深造。子夏进一步阐发了孔子思想，他说：“贤贤易色；事父母而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其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直截了当地把孝悌的培养当作学习的主要内容了。
培养没有自己意志、没有自己思想的“孝子”、“忠臣”就是孔子教育的宗旨和根本目标。只有通过奴化教育才能在家庭内部建立起尊卑有序的等级关系，这是“齐家”。只有每个家庭都建立等第森然的人身依附关系，人们才会安分守己，最终服从于一国的最高家长——君主。君臣关系是家庭关系的放大与推广。没有奴化的教育，这一切便无从谈起。
孔子是反和平演变的高手，儒家的最大功劳就是抵御外来文化，防止了和平演变，最后的结果是刀把子出政权。难道中华民族还要拒绝和平演进的道路而走刀把子出政权的路吗？中国要过度到多元民主，必须反对孔子，把人当平等的人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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