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为什么要革命？
(博讯2005年10月02日)
康熙要饭与乾隆剿匪：孙中山，为什么要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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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历史剧可谓呈现出了“欣欣向荣”的景象，但是“繁荣”的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危机。一种对历史的戏说呈现出畸形的繁荣，在笔者看来，是社会上某种不太正常的文化心态的反映。
比如在刚刚闭幕的全国政协会上，影视界人士聚在一起就聊起了历史剧戏说这一话题，他们一致认为，应该给历史剧“戏说风”泼泼冷水。李默然一谈起历史剧“戏说风”的盛行，就不无忧虑。他说：“现在百分之四十到七十的孩子，说他们的历史知识是从那些戏说的电视剧里学来的―――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啊！我觉得要拍一部反映历史的影视剧，首要条件是忠于历史，回归历史原貌，当然影视作品允许有虚构和想象，但是在基本历史史实上，在历史的发展趋向上，不能有改动和太大的变化，否则就失真了。”这无疑亦反映了史学界众多专家学者在对待历史剧问题上的一种公识。
据报道，在拍《拯救大兵瑞恩》的时候，美国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为了恢复当年诺曼底登陆的壮宏大场面，看了大量的历史资料片，拍出来的规模简直就跟当年的诺曼底登陆一样。但没多久，美国老兵协会提出强烈抗议，说根本不符合史实。因为当年诺曼底登陆，打先锋的两个团基本上都是黑人，牺牲最多的也是黑人。
诺曼底登陆是已经发生了的历史事实，我们在回忆这段历史并力图“恢复”原貌时，允许一定程度的虚构，但是如上的现象，就应属于“制假”的范畴了。如果说《拯救大兵瑞恩》中出现违背事实的现象是出于无意的话，那么《康熙王朝》中所犯的一系列不计其数的错误简直就不可饶恕。如：
说尚可喜进京，尚可喜是进过北京，但那是在顺治初年，根本不是在康熙年间；说吴三桂提出撤藩的费用需1亿两白银，而且要盖150万间房子，其实康熙年间的全年的税收才只有3、4千万两白银；说康熙帝微服逛妓院，很明显是在给康熙帝无端抹黑；把朱三太子写得神乎其神，其实他早就死了；收复台湾，是在康熙二十二年，编导们为什么要把把时间改到康熙二十八年？还说什么尚之信是被勒死的，其实是被“从宽赐死”。……已经有不少的专家学者对此提出强烈的批评和谴责，这，不正说明编导们对历史的无知和历史知识的贫乏吗？
如果如上所挑出的错属于苛求和刁钻的话，那么如下的错误就更成为路人谈论的笑料了。
第一：谥号怎么能用来自称呢？太皇太后一口一个“我孝庄”，殊不知，“孝庄”是皇帝给她的谥号，是让臣子尊称这位“母仪天下”的老太太的，绝不是用来自称的口头禅。
第二：圣祖如何托梦？孝庄皇太后称圣祖托梦给她云云，殊不知，清圣祖正是她的孙子康熙。而且历史上称圣祖的也仅此一人而已，更何况这是个庙号，得过50多年，康熙驾崩，雍正即位后才能定下，50多年后雍正和他的大学士们朝会数日才议出来的庙号，不料竟被他的曾祖母多年前就一语道破。
第三：看儿子还是祭祖？“圣祖”托梦以后，紧接着孝庄皇太后即前往东陵，如果正如孝庄太后所说，是祭祖的话，应该去沈阳。如果去遵化东陵，哪有老娘看儿子称祭祖的事？
第四：白话文如何中状元？苏克萨哈拿到伍次友的策论《论圈地乱国》之后表现的异常激动，不禁照着文章对着康熙吟诵了起来，谁知脱口而出的竟是一段白话文章，殊不知科举考试最讲究八股规范的。这样的文章不贴上“文理不通”的批文赶出场外就算不错，哪里还敢妄想得个状元。这样的文章，如果真中了状元，首倡白话文的恐怕就不是胡适等人，而应该是这位苏克萨哈大人了。
更为严重的还在于，该剧的编导们全然置史实于不顾，随意编造尚可喜同吴三桂、耿精忠串通一气，共同谋反的离奇故事。这样肆无忌惮的瞎编乱造，已经引起了明清史学专家和学者以及尚氏后裔的不满和气愤。 据史载，尚可喜从来没有参加过叛乱，而且是坚决反对叛乱的。据报道，2001年8 月，辽宁省海城市召开了一个“尚可喜暨明清鼎革研讨会”。与会者有中国社科院历史所高翔研究员、张捷夫研究员、赫治清研究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原馆长徐艺圃研究馆员、北京大学历史系徐凯教授，南开大学历史系冯尔康教授、杜家骥教授，沈阳故宫博物院院长支运亭研究馆员等。会议由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所长关嘉禄研究员和吉林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原所长李治亭研究员召集并主持。海城市市委书记和市长莅会，并表示支持会议。值得关注的是，与会专家学者对平南王尚可喜一致予以充分肯定。认为他能认清大局，顺应潮流，既能与时同进，又能把握机会，明哲自保，急流勇退。这是一位在历史转折关头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历史人物。
原吉林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所长、研究员李治亭先生对于《康熙王朝》的总体看法也许是最有代表性的：“它是一个低品位的伪劣作品。《康熙王朝》是一堆文化垃圾。它无中生有，胡编乱造，张冠李戴，胡说八道。它把严肃的历史变成了胡说八道。该剧实际是穿戴满清的服饰，借用满清的人名，花费巨额的资金，编撰他们心中的低俗下流的故事，制造了一堆文化垃圾，借以蒙骗好心的观众。”
对于历史剧《太平天国》，史学界普遍认为是历史与艺术结合相当不错的影片。尤其表现在对女性群体的描述上，在这一点上该剧充分吸取了近年来的史学研究成果。因为太平天国是中国农民战争中首次提出妇女解放的农民运动，该剧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采取艺术化的手段，用了相当的篇幅和气力来丰满、补充和完备天国女性群体的英烈、纯真形象。当然其中也有艺术化处理相当不妥的内容。在太平军北伐失败的一场戏中，编导插进洪宣娇与其牌刀手江元拔毅然北上救援、劫囚、欲殉情而不得等一大段曲折离奇的情节，明显属于戏说类，这无助于树立太平天国人物的英雄形象，损害了历史的真实性，给观众造成不良印象。
全盘否定历史剧也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其实也不乏质量一流的历史剧。早期的如郭沫若的《屈原》、《虎符》、《孔雀胆》、《卓文君》，曹禺的《蔡文姬》、《王昭君》，还有吴晗的《海瑞罢官》等。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为契机，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的历史剧题材也是异常多样广泛，如《长征》、《三月雪》、《大决战?平津战役》、《重庆谈判》、《西安事变》、《开天辟地》、《开国大典》、《秋收起义》、《百色起义》、《井冈山》等。
二、
关于“历史剧”的概念界定，笔者认为目前虽然没有一个大家普遍承认的结论，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探讨历史剧的本质特征。历史剧的本质特征应该是对它的历史真实性的反映和追求。历史剧允许一定程度的虚构，但是这种虚构并不能违背历史事实。相当多的人认为“虚构”和“假”是同义词，其实不然。从解释学的角度来分析，虚构是对历史事实的艺术化和想象化的处理，而假是与历史事实想违背的。优秀的历史剧应该既是艺术的，又是历史的，反映的是艺术的真实和历史的真实的巧妙结合；应该是强烈的历史感和审美情趣的巧妙结合；应该是深邃的历史内容和高尚的艺术文化的巧妙结合。
可是历史与艺术毕竟存在着差距，正如郭沫若所说的，历史研究是“实事求是”，而史剧创作是“失事求似”；史学家是“发掘历史的精神”，而史剧家是“发展历史的精神”。鉴于此，严格来说，旨在恢复历史原貌的历史剧根本就不存在。如果拿一个个历史情节和历史记载一一对照的话，似又有苛求了诸多的编导们。再说拿一些具体的历史细节来说，我们的观众未必分出其真假来，当然笔者的意思不是说在一些细节上就允许犯错误。而且这不应该成为衡量一部历史剧好坏的惟一标准，也不是主要的标准。历史专家学者更应该关注的是，历史剧是否坚持正确的历史唯物史观，是否有较高层次的文化品位，是否有健康的价值取向，是否有基本正确的对待历史的态度，是否正确反映了历史的时代精神、时代风貌等，这是由历史剧的目的，即它是为了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的这个目的决定的。如历史剧《长生殿》通过李隆基与杨玉环的爱情故事，总结了唐王朝由盛而衰的历史教训，写出由于这对帝王后妃不理朝政，将朝政委之奸相杨国忠，自己则寄情声色，浑浑噩噩，导致安史之乱，促成了李杨爱情的悲剧，表达了作者的政治意图，具有强烈的资治作用。又如历史剧《大决战》，就反映了当时的历史走向和时代风貌：中国*** 的政治力量、军事实力都处于上升发展的阶段，与之对应的国民党的力量日益衰竭，逃脱不了全面崩溃的命运。
笔者认为，历史剧的功能应该是多方面的，比如资治鉴戒、陶冶情操等，一般历史剧都能发挥这些功能。历史剧的娱乐功能主要是建立在历史史实基础上的，并通过它的艺术魅力来感染人，以深刻的思想性来教育人。普及历史基础知识只是历史剧很小的一个方面，历史剧不应承受如此之重。真正要教给孩子历史知识，要重视通过别的渠道来进行，而不应过多地奢求历史剧。所以笔者认为，我们的历史专家和学者大可不必在个别细节上过分纠缠。
正如陈家林导演所认为的，历史剧应该尊重历史，也必须尊重历史，但并不意味着与历史一一对号入座。他以为，大的历史背景不能变，在主要、重大的事件上征求历史学家的意见，主要人物要尊重历史对其评价。这是有道理的。要求历史剧不出现一点历史史实错误，那是不可能的，就是历史专家学者担当编导，恐怕也很难做到。虽然做不到，但是我们还是要力求在史学研究和大众文化之间找到最佳的“契合点”，还是要希望我们的编导们能尽量避免那些为了取悦观众而故意视历史史实于不顾的错误或者那些小儿科的低级错误。如：
（1）佛教是东汉明帝时传入中国的，可偏偏在一部讲述西汉武帝时代故事的电视剧中就有了和尚；
（2）基督教公认是在明传入中国的，可就有电视剧敢在宋朝的故事里加进几个西方传教士。
（3）《铁齿铜牙纪晓岚》中的明末名妓“柳如是”变成了“柳如氏”，“嘉靖”成了“嘉静”。
（4）有位20世纪20年代的革命志士口中居然吟出了毛主席30年代写出到40年代才发表出来的词：“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5）在一部电视剧中看到过一个20世纪30年代手持新中国五四式手枪的抗日英雄；
（6）曾有一部描写抗日战争题材电视剧中的汽车挂的牌照竟然是是建国后制造的解放牌，
（7）曾在一部描写20世纪40年代北京的电视剧中看到一位身穿2000年新款意大利名牌羊绒大衣的记者；
现在历史剧里被戏说得最多的要属皇帝了，从秦皇汉武一直戏说，甚至胡说到光绪溥仪，差不多“一个都不能少”：秦始皇爱上了自己的老娘赵姬、汉高祖刘邦瞅上了项羽的老婆虞姬、武则天能用莎士比亚时代的十四行诗来对话、康熙能穿得衣衫褴褛，带着媳妇满大街去要饭、乾隆能拿着把宝剑亲自跑到山上去“剿匪”等。
根据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曹文柱教授和曹大为教授命制的青少年历史知识素质的测试试卷，并由北京零点调查公司对北京、上海、武汉和深圳4个城市的14至28 岁之间的1065名青少年问卷调查得知，青少年了解历史知识的途径，除通过学校教育外，有相当多的人的回答是通过“影视作品”等得到的。而他们对中国历史的了解，所得的平均分数还不及28分。这确实是一个令人担忧的事情。历史剧并不主要承担普及历史知识的重任，但是现今大多数历史影视作品中的真正历史知识极少，即使有，可信度又有几何？历史知识的误传，并导致对历史的曲解，潜在地腐蚀着我们的历史教育目标。
让人更焦虑的倒在于，在诸多的历史剧中，中国封建社会的没落被描述成如朝阳渐升、大兴冤狱的暴君，被美化成公正勤政爱民的好皇帝、中国历史上最残暴、最黑暗的文字狱的主谋，竟然成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皇帝。正如陈玉通先生所批判的，直到今天，还有相当多的历史剧依然在继续传播和维护历代帝王封建统治的统治经，宣扬野心家、阴谋政治家的成功，如何攫取权力、巩固权力、党同伐异，如何稳坐皇位等。这与我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何等地不相称。
难怪现在的许多人突发奇文：孙中山为什么要推翻满清，辛亥革命是不是在扰乱社会的秩序，破坏社会的安静？这种疑虑当然是有道理的：20世纪推翻封建帝制，至今已有近百年的时间，而我们的如此之多的历史剧，依然充斥着“皇恩浩荡”的大呼小叫，其实是在不断地为“皇权主义”做着最好的合理的阐释和注脚，宣扬着一个“好皇帝主义”是如何的“廉正爱民”。《康熙王朝》主题歌歌词：还想再活五百年？不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唱出了个别人心中千百年来永不泯灭的皇权思想吗？在这样的历史主题的熏陶下，在一片欢歌笑语中，潜移默化地“污染”着观众，尤其是青少年的思想和心灵。应当引起全社会，尤其是我们的党政领导的高度重视和严肃对待。
历史剧的泛滥，很多的不是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而是在向我们的观众灌输一种消极的没落的陈旧的历史观，是在摧残和糟蹋历史。
《历史教学》200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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