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舆论对于国家的保密行为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前几天刚刚公布了这样一个消息：国家保密局承诺对于自然灾害中的死亡人数不保密了。今天在《新华网》上又看到了一些官员和学者对保密工作的议论。湖南省政府办公厅1位官员说：“国家秘密就象是地雷阵，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踩上去。” 他举例说，1位朋友想复印2004年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即“一号文件”)。他找到省委翻印的文件时，发现首页上端赫然印着“秘密”两个黑体字。这位官员说：“这意味着复印中央一号文件内容也是泄密行为。”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程洁认为，现行保密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定密机构太庞杂。目前各级行政机关都有定密权，从自己的立场确定应该保密的范围，导致定密过于普遍。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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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该保密的文件被定了密，显然给保密工作增加了难度，提高了保密成本。”湖南省委办公厅上述官员举例称，某市委下发的1份关于向先进人物学习的文件竟然也加密，足见保密文件泛滥程度。

    另1个反应较多的问题是，保密部门可对信息事后加密。《保密法实施办法》第38条规定：“发生、发现泄露行为时，应当……对所涉及的事项是否属于国家秘密和属于何种密级，重新加以确认。”“正因为这些原因，国内几起泄密案件都存在较大争议。”1位法学专家告诉记者。（连接）

    1个政府如果光明正大、负责任，它就不会疑神疑鬼地把许多东西当成秘密来保护。热衷于保密的人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做了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所以要把许多事当成秘密来保护。另外，为了降低统治成本，他们也倾向于封锁信息。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任意摆布被统治者。在统治者看来，保密是1个对自己十分有用的工具，所以他们就频繁地使用它；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该保密的东西被保密了，不该保密的也被保密了。

    师涛就是1个掉进了保密陷阱的人。他被捕前是1家民间报社的记者，这种身分的人在报社工作时不应该接触到国家机密。国家有关部门不应该把国家机密告诉民间机构的人。任何国家都要限制机密文件的传播范围。因此，师涛在被捕前听到的中宣部通知，根本就不可能是什么机密文件。当师涛把他听取这个中宣部的通知所做的听讲笔记传到《民主通讯》之后，国家安全机关却说师涛在泄密。这是极其荒唐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都成了秘密文件，还有什么不能成为秘密文件？什么可以保密、什么不可以保密？官方没有1个客观、科学的标准，所以一些人就可以胡乱设置秘密等级。这导致了秘密文件满天飞，1个人不小心就会象师涛那样掉进陷阱。

    现在官方内部的人出来指证保密工作内部的混乱。这使我们更加相信师涛是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在外交场合多次表白：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其言外之意就是中国在做事情的时候是严肃认真的。现在就请政府在对待自己的公民的时候也严肃认真一些。政府不要把一些非机密文件当成机密文件。这样一来，师涛先生就有救了。1个国家不能用下三滥的手段来对付自己的公民，因为这侵犯了公民的权利，同时也会损坏国家的道德形象。

    师涛泄密案应该尽快得到重审。这个案子拖延下去对各方都没有好处。首先，师涛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会随着在监狱里时间的延长而受到损害。其次，一些人正在酝酿对雅虎公司在师涛案中出示不利于师涛的证据提出诉讼。师涛案拖得越久，雅虎公司对师涛的赔偿就可能越大。第三，师涛案不能得到公正审理，中国政府的形象就会因此受到损伤。国家形象不是抽象的。它是具体的：每1个官员、甚至每1个公民都是国家形象的承担者。我们国家的形象不好，所以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的时候总会遇到抗议人群。与其躲闪抗议人群，政府不如做一些公正的事情，从而彻底改变中国的形象。

    〔转载自《民主论坛》〕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