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 道德代价主要是道德系谱的代价
(博讯2005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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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可以分三个层次: (博讯 boxun.com)
一是道德良知，
二是道德系谱，
三是道德法庭。
社会变革对道德良知的冲击，一般是一时性的，不会造成永久创伤;对道德系谱，则是摧毁和替换;对道德法庭，是一个突变过程，过渡时期结束以后，会建立新的道德法庭。在中国改革过程中，要尽可能多地保持道德良知，面对各种旧的道德系谱和道德法庭持一种批判和审视的态度，才可能走向新道德状态。
道德本身含有一种惰性，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静态的，和社会变革确有一种矛盾的关系。当然，这是就抽象意义的道德而言，抽象意义的道德就象社会生活的压舱石。是心理的沉淀，使人的行为在基本的方面趋于一致的规范，这对于任何一个群落来说都是必要的。从这个角度来看，道德类似于生物中的遗传性。道德带有很大的遗传性和传统性，是一代一代沉积下来的，在人的群体生活开始发生之际的一些基本道德原则，一直到现在还在被人们遵循着，比如不要杀人啦，不要偷东西啦。我相信，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在任何的社会混乱中，这些基本的道德原则还是非常强人的，始终都起着一种很重要的作用。哪怕就是一些盗匪集团内部，他们也遵循一些内部生活的规范，这就是所谓"盗亦有道" 。只是在社会动乱时，各种道德的势力范围变得狭小、窄化了，但实际上，这时广义的道德还是起作用的。
社会的进步类似于生物的变异性，每一代都有所变异，为适应环境，作一些调整，但这种变异性正是和遗传性互相平衡，并在这种互相平衡中起作用。同时，道德和社会进步也是有矛盾的，也正是在这种矛盾中取得一种互相的平衡。所以，我们说"反传统"不只是一种口号，而是指实际上的社会革新，也就是对传统的背离。这种背离往往是和非道德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这种非道德主义当然只能是就现状而言的、对前一个时期的道德状况的背离即"非道德主义"
如果对道德进行具体分析，我想可以分三层来谈。
第一层是道德良知。道德良知是传承性最强的，比如我们刚才说的那些基本的群体生活的原则，象不要杀人，不要偷盗，尤其是不要损人而不利已等等。因为损人利已有的还是受到一些变相的认可以至悄悄的鼓励，但损人不利已则被认为特别不道德。道德良知是道德的最基层的范畴，同时也是每个人从学母语时就开始接受的。
第二层是比道德良知高一个层次的，我们姑且称之为道德系谱，也就是不同群落、不同利益集团和文化集团所推行的各种道德体系、道德学说、道德规范等等。道德系谱是在道德良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然后才有自己的特点，适应各个利益集团的需要。
第三层是最上一层的，我们可以称之为道德法庭，就是刚才远志明批评的那个道德法庭，我认为道德法庭还是道德的一个组成部分。道德法庭中包含了一些良知的成分，比如雷峰的行为，也包含了一些人类所共认的东西，象爱邻人啦，做好事啦，不干损人不利已的事，可能的话，还要干一些利他的事情，甚至提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主张。同时，道德法庭还包含着道德系谱，是在某一个道德系谱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比如说在共产主义道德系谱上就生长起来一种我们现在流行的或者前一段时间流行的那种道德法庭，以对具体的社会生活进行规范和审视。但道德法庭还有一个因素是道德系谱和道德良知不一定拥有的，那就是政权的力量，道德法庭一般是和政权的力量联系在一起的。
从这三个方面来看道德，就发现道德问题不能过于笼统、抽象地谈。因为上述三个层次发挥的作用不一样。在社会进步和社会大变革中，首先瓦解的是道德系谱的精神魅力。而政权力量的强制支撑，使道德法庭可以通过强力维持更长一点，但同时也越来越诉诸外在强制了，而不是诉诸内心的说话。但是道德良知层次由于深入人心，在某些方面已经成为人性的一部分，所以在社会进步中它虽然受到一些损害和紊乱，但它始终还是很强大的。通过调整和变形，不难生出新的系谱、树立新的法庭。
这样，我们就可以联想到两个古老的命题，个命题是"上智与下愚不移";一个命题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都是孔子说的。如果我们用上智和下愚的概念来看道德的三个层次，可不可以认为道德系谱属于上智的范畴，是智力比较高的有创造牲的人制作出来的，然后用这个系谱去结合道德良知，而道德良知正具有在一般人中间发挥作用的功能。所以，上臂永远在寻求变动和下愚的柏对不变，二者票道德总变化中的共生现象。在我看来，"道德代价"主要是道德系谱的代价，即所谓旧道德系谱必须为社会变革付出代价。而所谓新道德也就是新的道德系谱，新道德和日道德之间却有一个共同的基础，那就是道德良知，这东西变异性是比较小的。民可使由之，在这里可以理解为让人民更多地遵循良知范畴内的东西，但不强求他们的行为合乎一定的系谱，只要他们的行为合乎良知就够了。从这里看社会变革和道德代价，也可以分三个层次:
第一，社会变革对道德良知的冲击，一般是一时性的，不会造成永久性的创伤。为什么:因为人的群体生活是不可能离开道德良知的，不可能离开基本的规范，否则它就无法自我维系。而群体生活存在其本身也造成一股压力，迫使一些良知被维持下来。每个人都可以从这种良知的维持中得到好处，得到一种安全。在这种意义上讲，道德良知正是起着一种永久性的类似于霍布斯所说的专制国家的作用，当然它是精神性的，是一种软件，不是强制性的硬件。
第二，社会进步对道德系谱所起的作用则是摧毁和替换。破坏旧的系谱，建立新的系谱。新的系谱是从道德良知中以及新的社会需要中，也就是说是从遗传性、传统性和变异性、革新性的平衡中生成出来的。
第三，对道德法庭来说，社会变革是一个突变的过程，等这个突变过程的过渡时期基本结束以后，和新的权力结构相吻合，会建立一种新的道德法庭来进行审判。我想任何一种道德系谱在社会权力结构结合以后都会建立起这种法庭的。从此意义讲，康德的自由选择原则，更多的只是适用于道德系谱的，它对下愚的层次即对道德良知层次，实际上是不起作用的。因为道德良知在学母语的时候，在毫无判断力的婴儿阶段就接受下来了，而且是很难被根本放弃的。同时，自由选择对于道德法庭来说也是不成立的，因为道德法庭不允许你自由选择，社会要趋同，必须要诉诸非理性强制。这实在不是一个理性问题。
"道德代价"一词就是对过渡时期这种道德状况的描述。在这里，理性所要求的兼顾论是很难奏效的。我们概要维持一个社会变革的大的幅度，同时又要维持道德系谱的稳定和道德法庭审判标准的不变，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可以保持尽可能多的基本良知。反过来讲，这些良知，你想摧毁也摧毁不了，因为每个想摧毁的人所能动用的力量，恰恰也就是良知的力量！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拼命抨击流行道德即"仁义道德"，但他的出发点却是"救救孩子"。"救救孩子"其实是一种良知，而且是人类的一种最根本的道德。所以，反道德主义只能是反道德系谐和反道德法庭，不可能是反道德良知的。
对现代中国来说，各种社会事物，包括我们的政治制度、社会体制、文化观念，到各种应用的文化如服装、发式、家具、建筑等等，都不是由我们中国的自身的状态产生出来的，不是由我们自主生成的;而是在外来压力下被迫形成的。这样就加剧了道德秩序的"伪"的性质。"伪"的原义是人为强制。这种强制性道德的崩溃，它的后果是出现一种特殊的"道德真空"，这是道德系谱和道德法庭意义上的真空，也就是没有一种大家都能遵循的道德原则。如果我们深入到良知的层次，就可以发现，道德良知还在起作用。这一点和新教兴起前的欧洲根本不同，因为新教兴起前的欧洲社会是多元的，有各种道德系谐和道德法庭在分头起作用。
而我们呢?由于是在人为压力下形成的一统道德铁序、社会秩序、文化秩序和政治秩序，所以独断性和强制性就特别突出，不允许其它的道德系谱或道德法庭起作用。那么，它本身崩溃后就必然会形成一种真空。这和我们的政治制度实际上也是合拍的，因为我们的政治也主张一元化。正是基于这种现状，我们主张不必急于在日前的社会大变动中去建立完美的新道德，因为时机还很不成熟。
我们现在还没有新道德系谱或新道德法庭的雏形，在长期的一元化的压抑下，这种雏形不可能被允许出现。但旧的道德秩序已崩溃，在这种状况下，我们急于建立新道德系谱和道德法庭的愿望还是非常良好的，而且很可能对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都起到好的作用，但时机并不成熟，因为我们连胚胎都没有。
道德良知也好，道德系谱、道德法庭也好，在本质上讲都是一种工具性的东西。正因为道德给人类群体生活带来了某种利益或是提供了某种前提，所以它才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不断得到强化和普遍化。各个民族的道德越来越趋同，在原始民族那里，有些道德规则是我们现在所不能理解的，我们把它们称为"禁忌"。
原始民族用一套我们看来是非理性的方式去解释它们。但我们如果从功能主义的角度去看，就可以发现这些"禁忌"对维持他们的生存是北常有用的。而如果用理性主义的态度或自由选择的观点去看，就发现他们的解释根本不能成立。因为我们的自由选择和理性，和他们的不一样;但他们的功用，我们却不能不承认。对维持那种状态的文明来说，那些原始的道德恰恰是最有用的。所以我们现在无法预知中国将来需要的最好的道德是什么，这只能在摸索中发展，而只有在摸索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东西才是最有生命力的。
象明太祖那样，一建国就把一套规范预先给定好了，让后代的子孙只准继承、不准替换，这是文明衰落中才会出现的状况，是趋于化石化的木乃伊体制。所以，我们现在正是需要某种非道德主义的时候，这种非道德主义不是不要道德良知，而是对各种道德系谱和道德法庭都持一种批判的和审视的态度，这样我们才可能走向一种更有效的新道德状态。
(原载《国情研究》198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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