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退休，任期制，选举制均不能彻底摆脱接班人选拔“困境”。人之常情，社会常理均对前任对后继者选取给予相当的空间与认可。接班人选举无论是对江山社稷，还是家族，企事业单位，无论是对危难扭转，还是繁业接续，都有决定性的作用。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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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恩不存在培养，造就接班人问题；列宁并未系统触及此类问题，仅仅是对苏共领袖有过个人评断。由列宁逝世初三驾马车到最终的斯大林“胜出”，其中原因很多，复杂难理。但接班人问题本身却是明确无疑的。斯大林有意选拔的马林科夫并未成功。赫鲁晓夫却最终走上了政治舞台。苏共与苏联的巨变给了毛泽东以巨大的刺激。毛泽东一方面对斯大林的“独断”，个人崇拜有着高度警惕与清醒认识；另一方面对赫氏的背叛不但深恶痛绝，而且视作国家与党的巨大忧患。

     一方面面临着杜勒斯等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另一方面眼看着苏联从列宁－斯大林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夜间演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国家，毛泽东的担心和焦虑是巨大的现实的。而同时，随着其年事渐高，精力与体力均不同于早年。毛泽东是二次世界大战风云人物中最早的一位，最卓越的一位系统地考虑，培养接班人的卓越领袖。

     一些别有用心的所谓学者在终身制上大作文章。大叫封建意识与残余纭纭。硬是要把终身在位说成是东方专制或“社会主义集权独裁”的必然。二次世界大战风云人物无一例外地一有强烈意愿终身执政，二有超乎寻常的社会支持与能量。就连任期选举制下的罗斯福都连任四届，不幸病死在位上，斯大林，毛泽东，铁托，金日成，胡志明等均终身执政。毫无疑问他们均为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那么西方民主文化体制下是否仅罗斯福独一无二呢？邱吉尔战后不曾千方百计连任？戴高乐将军不曾继续执政？前者遭到了“没有良心的”英国人的“抛弃”；后者认定象他这样的杰出人物是不可能有接班人的。

     在巨大的硝烟战火中催生出来的开国领袖，在巨大的社会文明历史转型时期终身执政的可能性大大超过和平时期的常人政治理念。毛周等绝非是“嗜权如命”的统治狂，权术欲。他们一方面有着举国青睐的巨大的人脉资源与执政掌舵基础，另一方面有着无限的历史责任。连老将落魄到“荒岛”上，而且是对自己的亲儿子还死在任上，逝后传交。可见这绝非二战强人们的“通病”。实则有着巨大的社会文化基础。这对长期的恶劣的战火中的军事开国领袖而言尤其如此。

     毛泽东不但最早地开始系统考虑接班人问题，而且身体力行了一线，二线。主动提议把国家主席让给刘少奇。毛泽东一生纵横天下，在选择领导人，在评断领袖品格时几乎达到了神灵般的超凡与无敌：他洞识周恩来难得的运作才华和卓越的外事外交周旋本领，每每委以重任，为周创造尽可能的国际外交舞台与空间。当年对苏谈判是如此，后来主导美国等外交突破亦如此；他赏识刘少奇的理论功底，组织能力与统合能力，长期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重任交于刘少奇。而自己则能更加超脱地进行战略探索，规划与奠基。如五四宪法的诞生等均如此；他深知林彪，粟裕，甚至陈赓，徐海东，许世友等等的战略战役天才，甚至于他们的个性，对林，粟裕，刘邓，彭德怀，徐向前，聂荣臻，罗荣环等等均能大胆放心使用，竭力提拔；在开国后亦能同多半为其长辈的各民主党派领袖推心置腹，合舟共济，赢得他们的真诚爱戴与尊敬。无怪乎宋庆龄专门著文，称颂毛泽东为“举世无双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的领导艺术的确出神入化，成了中华史上的瑰宝。

     但人们不解的是如此雄才大略，超凡脱俗的领袖统帅为何会先是取江青，后又在文革启用江青？毛泽东甚至对“自己的老婆出任自己的办公室主任（林彪，叶群）都表不解，又缘何会任由江青到处打着他的旗号，成了文革的主要“旗手”（周恩来，林彪语）呢？

     是的，江青乃至张，姚，王在小资产阶级情调基础上的极左同毛泽东的彻底的民众情感是有根本区别的。但他们的确在当时的路径择取和情感寄托上有共鸣。江青搞的样板戏也证明其不但是有能量与胆识的，而且亦是在“理想”与艺术造诣上有相当鉴赏力与水平的。幸运的是毛泽东俞来俞意识到他们均是扶不起来的阿斗；不幸的是毛泽东意识到这一点并决定采取相应的对策已经太晚，而且是其年龄，身体，国势等各方面均无法作出根本性调整的情况了。

     毛泽东有心系统地，制度化地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不但要求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要求（工农兵）实现大联合，倡导接班人只能在大风大浪中成长，而且直接批准和选取了包括王洪文，陈永贵，吴桂贤，尉风英等一批工农背景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但文革史却未能印证毛泽东的“大老粗，干大事，出能人”的历史总结。他基本上未能如愿以偿；工农干部治国基本上是失败的。工农干部参加管理是正确的方向，弱化统治强势，模糊统治边界，推动阶层平等是人类的共同趋向。而领导权，尤其是统治权，接班人的培养，造就与选拔是世界性难题。民主制也没有良药。

     波普尔在其名作《开放社会》一书中，注意到了制度因素与人格因素的双重作用，尽管他更强调制度因素。事实上，制度因素与能人因素并行不悖。前者规定了施展空间，程序化规程；后者是环境与境遇产物，具有较大的作业弹性空间。制度因素的核心是领袖选择接班人，还是民众择取后继人或者是一种有机结合。毛泽东对“一月风暴”等夺权运动产生出来的领袖的群众评判基本上是一种误判。而且在最终决定其接班人命运上，太平砝码无疑是基本上向毛泽东“乾綱独断”方面倾斜。这同他早年的对刘，周，邓，林等的选拔与有意识系统培养均有极大的不同。

    六，官僚主义憎恶的代价

     执政是在夺去政权后实施领导的核心问题。执政的要害是：（1）社会远景与理想规划与引导；（2）实施远景与规划的路径选择；（3）资源整合与路径的领导机制建设；（4）相当于运行系统中软件体系的文化建设与发展；（5)配套的各级各层官员队伍建立，形成与发展。

     毛泽东把斯大林的“干部决定一切”发展成为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其亦将此思想推广到教育领域：“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的问题”。对开国元勋而言，有个从革命家，军事首领向执政者，政治领袖，国家领导人的角色转变；对中基层首长与干部而言，有个从革命者，军事指挥员向国家公务员，管理干部的转变。毛泽东从提出两个务必，心怀进京赶考到亲自批准处决刘青山，张子善，到写下“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其心路是一贯到底的。他少年鄙视权贵，所谓“粪土当年万户侯”；青年驾信马列主义；壮年抗战与解放；年富力强时进驻中南海，毕生矢志劳苦大众翻身解放，永远坚持为人民服务本色与宗旨。这种平民意识，平民情怀，平民立基加之其自身及其核心领袖们的追随，认同及其巨大能量，使得他憎恶官僚主义，痛恨文过饰非，厌恶不关心群众疾苦达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

     对官僚主义的深恶痛绝并非毛泽东所特有。看过周恩来对其属下的严厉都会记忆犹新。中国历史上有作为的皇帝君王也无不是对吏治时时记挂心上。人是吃五谷杂粮的；人有七情六欲。人不但形形色色，而且是在不断变化的。随着地位，权力的变动，人也会发生变化。纯而又纯的个体不存在；清一色的群体也不存在。而推进共同事业又要求通过必要的统一战线，借以达到基本目的。这样就会发生一个对官僚主义作风的忍让度问题。

     建国初期，两大案例或个案处理。一个是杀了刘青山，张子善。毛泽东当时的为难与情绪上的巨大波动是有后书记载的。但其心灵的基本天平在百姓和新生共和国一边，也在爱护和挽救各级干部一边。杀了两个功臣，“红小鬼”的高官，挽救了几十万高级干部，稳定了二十年；另一个便是对高饶事件的处理。尽管定得是反党联盟，但中央上层对高岗的生活腐化与堕落是有共识的。高饶虽然被定义为反党联盟，问题的性质上升到十次路线斗争之一。但高饶问题的核心是党内宗派活动；目的是夺去核心权力。而其生活方式却是显示出共产党意识形态中不能容许的生活腐败与品性堕落。

     从物质利益，到官僚权力，从官僚权柄到官僚特权，从特权到官僚主义，从官僚主义到结党营私和走向腐败，从腐败堕落走向新贵，新阶级生成，从新贵，新阶级代表人物及其思想路线，组织系统在中央掌握领导权，导致社会变质，事业倒退与全面修正，这是毛泽东官僚主义走势基本过程的认识心路。

     毛周等是事业献身型的。他们不但有远大的抱负，理想与志向，而且有巨大的热情，能量与百折不挠的意志，更有舍己忘我，以苦为荣，以劳为乐的情操，而且由于对事业宏伟，意义恢宏，前途光明造成的犹如孟子体验和发明的那种“浩然正气”，达到身心灵宇的和谐统一，成了没有天命支撑，敢于并善于改天换地的知行合一的引路人。这种情怀与境界在人民大众中找到了力量源泉与价值归宿。而这不可能是所有人持久永恒的精神寄托与追求。

     毛泽东对美味，美食，金钱，物质乃至一般意义上的功名几近无动于衷。而这一切却是人欲，“天性”中的自然存在。追随者，同路人，平民百姓可以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跟随着几乎完美的领袖完成艰苦的创业与过渡，但私有观念，利己意识却是不可能在短暂的时期里洗净，扫除的。尤当物质基础积累到一定阶段，伴随着人生乃至革命目的的反思，丰裕，轻松，闲暇的要求会渐成“主势”。而从官僚习气到官僚特权，再到官位寻租就会成为一种巨大的制度性腐败源头的社会基础。

     毛泽东一贯的立场与思路是从帝国主义包围，列宁的小农自发产生资本主义的汪洋大海和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的攻击，进行分析与反制的。而对于内部自发的堕落则多半用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与思路加以制止。

     毛泽东的群众运动或民众的非制度性建制，革命委员会的老中青三结合等制度性建制和灵魂深处闹革命等心灵上的改革，试图走出一条从根本上消除官僚主义腐败的道路，并从而最终通过四大为手段的“社会造反”的防止党内权贵资本主义造成的道路复辟。但这一切非但未能留下成熟的承继性的制度与文化建构，反而由于广泛与持久的对立面的形成，造成了混乱与指挥失灵，从而为“全面崩溃”与“收拾残局”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官僚是任何历史社会形态中的痼疾。只有人民民主的创新性制度与文化创新，方能通过相对长久地发育，培养方能完成路线转型和可续性良序发展。而既便是开创了适宜适时地制度，也会在日后的运作与发展中产生出制度原创的反向机体与机理。辨证，反复地发展是永恒的课题。

    谭伟东

    原北大经济学教授。现为花旗集团信用卡公司副总裁，中美战略研究院董事长，总裁。曾任美国第二大投资银行摩根●斯坦利高级合伙人,美家用国际金融公司（现汇丰（北美）银行）和第一银行（现大通摩根银行）高级分析家。著有<西方企业文化纵横>(北大出版社，2001),<公司文化>(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经济信息学导论>(北大出版社，1989)。编著<软科学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译著<信息经济学>(中国城市出版社，1990).发表文章若干。 (博讯 box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