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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为什么伟大的不多? 因为自杀的太少!
(博讯2005年5月17日)
    李濂兴/著名作家王蒙,不久前在广东中山大学就中国当代文学问题进行演讲时,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中国作家为什么伟大的不多?”然后他自己回答道: “就是因为作家自杀的太少了”。那么为什么自杀率越高就越容易出伟大作家呢?王蒙给出了两条原因:一是“创新就像一条疯狗一样追着我们”;二是“精英意识会让人走向孤独”。这两点,都会让作家感到痛苦和压力。

       王蒙先生的结论,当然带有调侃的意思。但他的两点解释,倒的确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近年来文学被边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创新”这条“疯狗”的追逐下、在“精英意识”的优越感的支配下,当代文学早已失去了与时代对话的渴望,失去了把握社会历史的能力,也失去了道德担当的勇气,从而也失去了自己的尊严。只能靠扭动的“下半身”和叫床的呻吟声来吸引或轻蔑或淫秽的一瞥。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出于尽快进入“后现代”的强烈愿望,作家们就开始逐渐“躲避崇高”,退出宏大叙事退出公共领域,或高蹈或琐屑,尽可能地写得神秘写得纯粹,完全不屑于关注思想和社会,只顾“自己和自己玩”。结果如何呢?现在看来,不仅没有进入“后现代”,反而回到了“原始社会”。诚如陈果在《榴莲飘飘》中所写的那样:“男的追,女的跑,按到地上搞一搞,——掀起了原始社会的性高潮。” (博讯 boxun.com)

       没有出现伟大作家,还有一个原因是王蒙没有提到的,那就是资本力量的介入,因为资本只愿意支持那些能够使自身增值的作品。出版社老板对那些预期的“畅销书”,往往会不吝重金投放广告,邀请一些“评论家”开“研讨会”来为这本书说好话,读者则通常只能被这样引导着去购买他们炒作的书。而只要能够尽快收回投资并获得利润,作品本身的品质并不是老板们最关注的。这样一来,书店里就出现了一个很奇特的现象:一些“伪书”和一些苍白浅薄的东西,动辄销售数百万册,而那些真正有价值的作品,却落满了尘土,无人问津。

       不过,尽管有资本力量的介入,但如果作品能够真正和社会的核心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还是会受到读者的欢迎的。去年反映国企改制的小说《那儿》引起强烈反响是一个证明。

       王蒙最后一语点题:“文学不仅仅是挑战,又是一个和解的元素,它不仅仅在于发发牢骚,不满和孤独,更能让人感觉到仁慈和爱,表达众多美好的东西!”但我觉得这样的“点题”仍然是先验的。

    

     易尧:苟活的中国作家和文学

    

       前文化部长兼作家王蒙在中山大学就中国当代文学问题进行演讲时,提出了一个荒谬无稽的问题:“中国作家为什么伟大的不多?”然后他自己滑稽地回答道: “就是因为中国作家自杀的太少了”。那么为什么自杀率越高就越容易出伟大作家呢?王蒙给出了两条原因:一是“创新就像一条疯狗一样追着我们”;二是“精英意识会让人走向孤独”。这两点,都会让作家感到痛苦和压力。这种奇谈怪论很有点让人哑然失笑,几千年来,在“诗言志”,“文以载道”的符号系统中,中国作家从臣民到党奴,从未获取过独立的人格。死是要被恩赐的,自杀是对主子权利的僭越,属于大逆不道。所以,不到国破家亡之际是决不会妄言自杀的。屈原算是开了一个先例,他长期生活在贵族阶层,享受着先进文化带来的奢靡和快乐,“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本一介巫师,写写巫词、卜卦求神也就罢了,问天却是大大不该。因为“天”是君主的化身,是万物的主宰,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至高无上,是不允许任何怀疑的。屈原一怀疑,中国的文学便确立起了自身独立的存在价值,并找到了向现实显示主权的方式。公元前278年,屈原自感救国无望,怀石自沉于汨罗江。而后,除刘安是因不满汉武帝独断专行,又不愿受辱,愤而自杀外。每次朝代更替,总有若干作家自杀,如宋元之际、明清之际,谢枋得绝食,陈子龙投水,倪元璐自缢,晚清遗老王国维跳湖,他们的死使道统得到了发扬光大,后人们一般都习惯性的视之为爱国主义。

       民国以后,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大量西方文艺思潮的涌现,使“道”的涵义得到极大的扩展,如极为推崇西方文学的领袖人物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写道:“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使吾人不张目以观世界社会文学之趋势,及时代之精神,日夜埋头故纸堆中,所目注心营者,不越帝王、权贵、鬼怪、神仙,与夫个人之穹同利达,以此而求革新文学,革新政治,是缚手足而敌孟贲也。”周作人则在《人的文学》中指出:“中国文学中,人的文学本来极少,从儒教、道教出来的文章几乎都不合格。”新文学运动以彻底的反传统精神,在业已完全没落的封建文化面前,判整个千年文学为“言之无物”,彻底地打垮了整个传统文学对其自身系统的依赖,试图使文学重返现实,带来粗糙而新鲜的活力。于是,历来靠政治霸权强行传递的儒道一举成为新文学的讨伐对象。文学运动最终指向了人的解放。它最大的意义在于抛弃了原先政治意义上的“民本”伪概念,确立了“人本”思想,开启民智、张扬独立人格;通过科学,推进民主化进程成为当时精英层的共识。一时间,引进西方文学,改造国民心态,重建价值目标成为疗救中华民族的虎狼药石。在这个时候,作家王以仁因为失恋自杀;朱湘则是因为经济困窘,在生活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而自绝于世。

     新文化运动造就的作家群进入“共和国”时代后,摇身一变,沦为了文艺工作者,他们不再是独特“精神产品”的创造者,而是工匠。是连农民和工人都不如的臭老九。甚至是一群应该受到改造的对象。毛泽东说:“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极度诋毁和否定思想文化精英,却非常喜欢屈原,尤爱《离骚》。他在1958年1月12日的一封信里写道:“我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他诗词的浪漫与屈原的风格一脉相承,有过之无不及。不同的是,在马列主义的影响下,毛泽东很不屑于文学中的香草、美人、意淫、艳遇之类富于小资情调的东西。连缠绵悱恻的爱情,在他眼里都霸气冲天,如“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飞扬直上重霄九。”以其骄横,“为政治服务”成为了文学的最高纲领。1961年秋,毛泽东写诗悼屈原:“屈子当年赋离骚,手中握有杀人刀;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屈子无刀,此诗中,独裁者却凶相毕露,杀气腾腾。于是,在紧接着的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中,吴晗、邓拓、傅雷、老舍、闻捷、储安平、翦伯赞、李广田、范长江、罗广斌、田家英等作家和诗人不堪凌辱,纷纷自杀。其中,储安平质疑了“党天下”。

       上世纪80年代,中国作家的自我意识逐渐恢复,开始重新揭露和控诉“吃人”的这一社会现实。“伤痕文学”承续着“五四”的精神脉络,大力呼吁“党天下”肯定“人”的这一主体地位及其存在价值。这个时候,少数思想敏锐,深具社会责任和良知的作家认识到:向一个外在于“人”的庞然大物恳求承认自身意味着精神自贱。他们将视角再次投向西方,呼唤着“蔚蓝色的文明”。然而,“党天下”比君主的天下更容易一手遮天,翻手为云,覆手为雨。1989年的天安门运动在血腥镇压中草草收场后,担负着时代思考和社会转型的作家们被迫流亡海外,诗人海子、顾城,以及报告文学作家徐迟相继自杀,给中国的文字工作者带来了不小的震撼。相应于“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大一统专制政策,一大批陷入素质和道德逆淘汰中的中国作家沉沦为党奴,领着一份苟活的钱粮,就自觉地远避着政治伦理、权力体制、经济组织、道德范式以及各种权利和义务。他们也懂得创新,比如把眼光投向市井乃至原始痴愚的生活,美其名为“寻根”。在这种穷途末路的寻找中,各式各样莫名其妙的遗风陋俗纷纷登堂入室,作家们极尽“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之能,自命风流,互不相让。进入新世纪后,中国文学已只能依靠扭动的“下半身”和叫床的呻吟来招徕眼球了。肉体的享乐此起彼伏,性生活每一个隐秘的动作和细节都在话语触角的渗透下在大庭广众中得以公开和放大。卫慧在《上海宝贝》中赤裸裸地写到:“我是一只挂在抽水马桶上方的母猴标本”;以《乌鸦》走红,被称为妓女作家的九丹说,“要夸奖一个女人,莫过于说她是妓女。”在她的眼里,所谓爱情终不过是一场性的交易,“床”则是女人做交易的平台,归根结底,人的命运,尤其是女人的命运,其实和猪是一样的。整整一个世纪,文学启蒙仍是一个幻影。

       警察暴力、司法不公、官员贪渎、匪徒飞横跋扈构成了今天这个极权社会的普遍现状,战争、暴动、瘟疫、矿难等各种天灾人祸时时笼罩在人们的心头,一刻也不得消停。在这个层面上,文学从图解官方哲学的标准化制造转入到各种性器官的售卖和自炫也算是一个时代性的进步。然而,没有爱,没有关怀,连“色情”也消失了,惟有冷漠、无耻和下流。2005年,一本取自“人民”肉体姿势的小说《为人民服务》被官方查禁了,官方刻意构筑的意识形态和主旋律在各种性质勃勃的话语面前显得是那么疲软和苍白,一再被其强暴的民意表述也因之获得了颠覆性的快感,并应验着“禁止就是引诱”的经典论述。随之而来的事实是,政治权力的病菌混合着淋病和梅毒在社会生活中四处蔓延,使整个社会更趋邪恶、肮脏、腐败、臭气熏天和不可救药。在这样一个失去了精神信仰的时代,生存的困惑尤其令人心悸。中国卫生部的统计数字显示,全国每年有大约25万人死于自杀,也就是说,每10万中国人中每年有22个人轻生。可见,中国民众是如何的苦难深重。而以王蒙为代表的党奴作家们除了热衷于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外,对现实黑暗却是熟视无睹或退避三舍。在大学讲坛上,他们可以就“创新”和“精英意识”等问题大吐口水,而对事关“人”的启蒙和觉醒的自由和民主却讳莫如深。“中国作家为什么伟大的不多?”关键就在于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党奴意识使他们不断地自我阉割,尽管还能顽硬地拈花惹草,却无能授孕。

    


敖天:中国作家,你为什么不自杀

    

       天才与精神病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联系?这是世界上许多人都感兴趣的问题。英国心理学家菲利克斯·波斯特博士积十年心血研究出了结果:精神病是心理活动和行为的异常表现,是一种需要治疗的病态。然而,创造性才华和病态心理这两个人类心理活动上的极端,竟有着某种联系。天才中多有精神疯狂症,而精神疯狂症又时常能激发灵感和创造性。因此,许多高智商的人患有精神病,高智商和精神病在遗传上有着双基因的可能性。用艾森克个性问卷(EPQ)对艺术家、作家进行测试,发现作家在概念过度包涵、怪异思想上和精神病人极其相似。

       菲利克斯·波斯特博士按现代精神病理学的分析方法,研究了人类历史上300名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得出的结论是:政治家中有17%的人患有严重的精神病理毛病,如希特勒、林肯、拿破仑等,他们中有嗜杀如狂的恶魔,也有美国历史上出类拔萃的总统。科学家中有18%,如高尔登、门德耳、安培、牛顿、哥白尼、法拉第等。思想家中有26%,如尼采、罗素、卢梭、叔本华等。作曲家中有31%,如瓦格纳、柴可夫斯基、普契尼、舒曼、贝多芬、莫扎特等。画家中有 37%,如梵高、毕加索等。小说家中有46%,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福克纳、海明威、普鲁斯特、劳伦斯、卡夫卡、司汤达、福楼拜、莫里哀、托马斯·曼等不胜枚数。艺术家是波斯特研究中的“重灾区”,他解剖了50名文人,除莫泊桑以外都有轻重不同的精神病!

       惨啦,文人为什么这么倒霉呢?这与所从事的创作职业有关,敏感易冲动,或雷霆震怒,或极度狂喜,或愤世嫉俗,或精神分裂,容易发作,也容易压抑,容易狂傲,也容易绝望。所以世界著名作家自杀的特别多: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茨威格、法捷耶夫、叶赛宁、杰克·伦敦……几乎可以列出一个近百人的大名单!难怪有人感到奇怪,现在的作家为什么没有自杀的?也许他们心里真正想说的是现在的作家没有写出惊世之作,不具备发疯和自杀的资格。

       其实,许多精神病患者的天才,恰恰是在一生中最健康的时期创作出他们最好的作品,他们是在完成了伟大的事业之后才得精神病的。真正在疯癫中走上创作巅峰的似乎只有梵高,他自小就有神经质,从1888年开始,以每三天一幅的速度创作了一千三百幅画后突然发疯,住进圣保罗精神病院。曾手持剃刀想割断他的朋友、同是印象派大师的高更的喉管。后来在狂怒中把自己的耳朵齐根切下,寄给了他钟情的妓女。也就是在他疯得最厉害的时候创作出了传世杰作———幽蓝的《蝴蝶花》。

       那么,现在的文人为什么自杀和发疯的少了呢?波斯特这样解释:“现代社会里文人艺术家们精神不健康者明显减少,原因是他们都变得很现实,不再像19世纪或20世纪上半叶的同行们那样为理想而奋斗,因此就少了许多苦闷和烦恼。”又岂止是文人,政治家、科学家、思想家也同样变得很实际了,难得再有发神经病的。他们现在比较普遍的病是因养尊处优而过于肥胖。

       天才的疯子或疯狂的天才越来越少,对于人类社会不知是幸耶?悲耶?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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