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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谈赵紫阳
(博讯2005年4月01日)
    
    
     译者按:本文译自莫斯科新闻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出版的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生活与改革》下卷第三十九章第四节。该书出版后,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曾经出版过 简、全两种中译本。其「简本」不必说了,就是所谓的全译本,也将回忆录中有关戈氏八九年访问中国的部分统统删去。据笔者了解,这既不是译者、也不是出版社 的本意,而是因为中共试图抹掉人们有关六四的一切记忆,惧怕赵紫阳在与戈氏会谈中所阐明的有关政治改革、多党制、法治与民主和八九民运的一系列观点和主张 的公开流传和影响。另一方面,由于中国政治的不透明,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国人,对于赵的这些观点和主张也不甚了了。这在客观上不仅为中共诬陷赵 紫阳提供了可乘之机,而且也为某些不负责任的作者在有关问题上发表种种毫无根据的猜测性言论留下了很大空间。有鉴于此,笔者将戈氏回忆录俄文原版中的有关 段落译成中文,供读者参考。 (博讯 boxun.com)

    这里要指出的是,据戈氏回忆录第三十九章第三节的记载,作为军委主席的邓小平,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上午与戈会见时,已经公开宣称:「现在我们可以宣 告:中苏关系已经实现正常化。」(戈氏回忆录俄文版下卷第435页)。这明显不合法,且违背国际惯例。因此,正如读者在下面看到的,戈氏为其回忆录中记载 他与赵紫阳会谈的这一节,加上了「两党关系的正常化」的小标题。这一点,可以作为我们理解赵紫阳为什么要在当天下午向戈公开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那个「秘密 决定」的背景。
    
    两党关系的正常化
    
    就在同一天(译者按:指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我会见了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会谈一开始,他便强调了邓小平在中国社会变革当中的作用。「革新」,在其本来 的意义上,已经成为当时中国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因为就在我们会见的地方——人民大会堂的墙外,狂突起,大学生们要求与国家领导人进行直接的对话。而中 国领导层正在讨论「做什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不同的,而且,我想,赵紫阳告诉我的,正好是这些不同的观点之一。这使得我们的会谈特别有意义。
    
    赵紫阳(以下简称「赵」):「您大概早已知晓,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邓小平已经成为国内外普遍公认的我们党的领袖。虽然在一 九八七年召开的中共十三次代表大会上,根据邓小平本人的愿望,他已经退出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但是我们全党同志都知道,我们仍然需要他的领导, 他的智慧和经验。我们党的十三届一中全会通过了一项正式决议,就是在最重要的问题上,我们仍然需要向他——就如同向一个领导者那样--请教。这个决议过去 没有公布,今天我告诉您。」
    
    戈尔巴乔夫(以下简称「戈」):「谢谢您的信任。可喜的是,两党之间的交往立刻达到了这样的水平!作为与邓小平会谈的结果,我们采纳了他(在今天上午)提出的一个公式,那就是:『结束过去,开辟将来』。」
    接下来的会谈,说到双方的合作问题。赵指出,中苏两国、两党都有自己的特点。但他同时强调,双方也有许多类似的问题,并且表达了交流经验和相互研究改革实践的愿望。我回答说,我们也准备这样做。
    整个会谈,都是在善意和相互理解的气氛中进行的。改革本身在不经意间便成了会谈的主题。
    
    我知道,赵紫阳当过中国政府总理,后来成为中共的总书记,他具有丰富的经验。而首要的一点在于:他是邓小平在中国现代化和改革事业中的积极追随者之一。我 以为,中苏两党共同面临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党如何在国家和社会民主化的条件下活动。我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曾不止一次地提出过这个问题;而我们党的领导者 乃至全体党员,也已经意识并感受到,现在首要的任务是学习在民主的条件下工作。可惜,许多人只把这种转变理解为一种宣传口号,却忽视了它的实质。
    
    我对赵紫阳说:「当我国的民主化进程展开的时候,许多人都感到惊惶失措,如今他们『落伍』了,并且正在遭受失败。这一切证明,我们不久前的选择是正确的。与此相反,那些顺应了人们的要求的人,把握了转变的必然性,表明他们是有能力在新的条件下进行活动的。」
    赵总书记自己谈到了天安门广场。
    
    赵:「学生们对许多事情的看法,显然是幼稚的,简单的。他们以为,只要他们提出口号,似乎党和政府就可以在一天之内解决所有问题。现在,人们感到在青年和 学生与党和政府机关之间,相互缺乏理解。我们对他们的情绪不够理解,他们也不充分理解我们。」他还说:「我属于第二代,大学生们属于第四代,而邓小平则属 于第一代。」
    
    在逻辑上,我同意他的判断。
    
    戈:「大体上说,我们碰到了一些相同的问题。在我国也有一些头脑发热的人。其中许多人,都是忠于社会主义改革事业的好人。他们为重建过程而担心,担心有人 阻止这一进程,为改革的车轮设置障碍。而我们看到,这些为改革担心的人在许多方面都是正确的。因为在我国,惯性、守旧和保守主义的势力非常顽固。」
    
    赵:「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与您有共同的语言。我认为,在当代,社会主义运动实际上已经进入一个决定性的阶段。许多青年人都在问:现在,究竟是社会主义、还 是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青年一代很难想象革命前的中国和旧俄国的落后程度。此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已然出现了一些主观判断的错误。在中国,这些错误是 来自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国家都进行了政治和经济改革,从而缓和了社会和阶级矛盾。中国曾长期固守业已衰朽了的陈旧模式,而这些模 式是苏联在十月革命后面临资本主义包围和遭受武装干涉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只有经过改革才可能显示出来,也只有改革才能够增强社会主义的吸引力。现在,我们必须回答资本主义提出的挑战。而除了进行改革,我们没有别的出路,也没有别的武器。
    
    「有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已经衰朽。我自然不赞成这种观点。但是,如果马克思主义不能解答世界上——无论社会主义国家或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问题, 不能对这些问题给出理论的解释,那么,它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衰朽。因此,必须发展马克思主义,使之与不断发展着的形势相适应;需要进行新的理论和概念的 探索。有人告诉我,今天上午,您与邓小平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我很高兴,根据他的说法,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 戈:「我完全赞成你最后说明的观点。如果我们不从过去的经验中汲取必要的教训,那我们就会陷于困境,而且困难将越来越大。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失败了 吗?我宁愿说:失败了的,是对于社会主义及其角色和未来前途的教条主义观点。
    
    「从前,假如有人说到『改革』这个词,那他立即就会被戴上『机会主义』的帽子。是的,历史上确实曾出现过不少机会主义者。然而,假如我们提出的是改革的问题,那么,这究竟是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还是革命性的理论和实践呢?我认为,答案是后者。」
    
    赵:「我的看法是,改革对于前进实在是必要的。这是唯一的道路。同时,要实现改革的目标,对我们来说,又是一项复杂的任务。中国进行了十年经济体制改革, 在此期间,我们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可以自信地说,与过去相比,现在中国的面貌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改革正在全方位的展开。当前我们所面临的一个难题,是价 值规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的作用问题。没有市场,价值规律不可能发挥作用。由于对大部分商品的价格进行限制,要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便无从谈起。然而, 如果我们在商品短缺的情况下取消这些限制,那又很难控制物价上涨的范围。这正好是旧的经济体制和短缺经济的后果。
    
    「这是困难而又相互联系的两个问题。以前,我们把这些问题想得简单了,而现在我们认为,解决这些问题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戈尔巴乔夫同志,您说过,希望 我们两国的学者交换意见。我同样赞成两国学者之间的合作,特别是在经济理论问题上的合作。中国接待了许多西方的专家。不过照我看,更重要的是组织社会主义 国家、特别是那些正在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之间的交流。」
    
    当赵紫阳谈到改革的方向、范围和深度,以及变革的速度时,在我眼前浮现的一直是自己的国家。参照中国的经验及其已进行了十年的改革,我获得了对我国各种变革的速度和后果有利的补充证据。我和赵就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相互关系的交谈,特别有趣。
    
    当时我国的经济改革正处于「空转」状态,因为在改革的道路上,横亘着命令-管理体系和全部陈旧的上层建筑。我们认识到,没有政治改革不行,应当更广泛地吸引人民的参与;如果没有人民的广泛参与,上层的改革动力就会衰退。我的对谈者生动地回应了这一论断。
    
    赵紫阳说,他们(案指中国)的经验也表明了这一点。他认为,避免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进行速度之间的巨大差距是非常重要的。中国政治改革的方针在一九八七年 召开的中共十三次代表大会上业已确定。赵总书记强调,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重要的是「党政分开」。他同时还谈到多党制的问题。
    赵:「我们不打算建立一种新的、与西方相类似的政党制度,在那种制度下,各政党可以轮替执政。我们的历史条件和实践与西方不同,现在中国的无论哪一个党, 都不可能代替中国共产党。除了中共,中国还有另外一些民主党派。我们与他们进行协商,互相监督,但起领导和定向作用的是共产党。」
    
    他以「修辞」的方式提出了一个问题,并强调,这个问题应当由我们一起来回答。
    
    赵:「一党制能够保证民主的发展吗?在一党制下,究竟能不能实行对各种消极现象的有效监督,能不能对党和政府机关存在的贪污受贿现象进行有效的斗争?」
    
    这其实也是我自己的疑问。我从问题的这种提法中发现,原来为这种疑问而苦恼困惑的,并不只是我一个人!要知道,关于我国政治改革内容和范围的讨论,涉及观 点的多元化和一党制下能否发展民主的问题。而在我国,多元化已不限于观念的范围,而开始获得了政治特质的意义。正统派非难我们,指责我们修正了苏共的四月 中央全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和第十四次党的代表会议。
    
    从赵的以上表述中得出的结论是:中国领导层正准备在政治改革的道路上奋起直追,似乎在一党制下,人民群众也能够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不过,赵紫阳最后又 说:假如这不能取得成功,那就将不可避免地面对「多党制」的问题。对这个问题,他强调了两个「必要性」:第一,是确立公民宪法权利的必要性;第二,是确立 民主与合法性之间最恰当关系的必要性,即合法性应当以民主为基础,而民主则应当立足于合法性之上。
    
    赵紫阳亲自对我说:「在中国,人们以很大的兴趣和热情在研究苏联的政治改革。你们的政治改革,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引起了特别浓厚的兴趣,他们要求中国学习苏联,吸收你们的经验。我们有一个研究所,它的一些学生曾写信给苏联驻华使馆,请求您就『苏联的政治改革』发表演讲。」
    
    坦率地说,中共总书记在会见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开放性,令我感到震惊,甚至在会谈过程中我都在想,这可能意味着点什么。但只是在后来我才明白当时这个人的 感受,即现行方针与价值之间的紧张,造成了他的什么样的内在冲突。这是一个改革家,一个与邓小平关系亲密,并追随邓小平的改革家,一个具有「新的思想体 系」的活动家。很明显,赵紫阳的追随者有不少是独立思考着的人,其中的青年知识分子尤其是如此。在那些日子里,他正面临着学生群众发出的民主的挑战。赵紫 阳不可能不知道,尽管学生的表现带有公民不服从的性质,但当时许多人都要求恢复秩序。这些人毕竟都是一些追随他、或者至少是为理想所激发起来的基本群众, 可是他却把自己与这些人区分开来。这正是赵紫阳的悲剧所在。
    
    赵:「我注意到你们关于法制社会主义国家的表述。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益的。我们也曾考虑过这一点。在我看来,这也就是司法的完全独立性问题。如果详尽地制定相关的法律,那法院是否将拥有最后决定权呢?」
    
    戈:「我想,的确应该朝这个方向去做。如果法院是民主地组织起来的,如果进入法院的都是真正受尊敬、有权威的人,如果他们被赋予足够高的法律和经济地位,最后,如果建立起能够保障各系统之间相互监督的机制,那么,这样的法院就将作出正确的决定。」
    
    与赵紫阳的整个会谈,给我流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坐在我面前的是这样一个人,他具有卓越的智能和政治质量,能够对这样和那样的原则和方针提出质疑,有能力为最困难的各种问题寻找答案。这些都是我第一次获得的印象,以前我对他了解很少。
    
    当天晚上,赵紫阳设晚宴招待我们,地点就在钓鱼台国宾馆内一个虽不大、却很宜人的中国饭店,饭店的名字似乎叫「同乐园」(译者案:这里是根据语义翻译,此饭店的中文名称不详)。而且不知为什么,我还记住了许多中国菜肴中一个特别令人喜爱的名字——「二龙燕窝」。
    
    会谈中产生的坦诚感和相互欣赏,迅速地转移到晚上的会见中。我们谈到当时天安门广场和另外一些大学中心发生的事件。简而言之,重要的是在理性妥协的基础上寻找解决的办法。
    
    在与赵紫阳告别之际,我为我们之间富有内容和坦诚的会谈向他表示感谢,并邀请他访问苏联。我对他说,我感到,有必要继续进行我们的交谈。然而,那天晚上与他的交谈不仅是第一次,而且如所周知,也是最后一次。可是,当时又怎能未卜先知呢?
    
    (本节以下的部分,叙述戈氏夫妇在北京游览和访问上海,与江泽民、朱镕基会见的情况,从略。)
    
    
    原载《争鸣》4 月号 王鹏令译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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