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郸: 向古巴和北朝鲜学习什么
(博讯2005年2月18日)
老郸: 新时训诂学──向古巴和北朝鲜学习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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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我们的“西学为用”是学大──学苏联，学美国，起码是向比我们强的榜样看齐，至少那榜样要有富的一面才放下架子去学。而那些比我们小的，都在跟屁虫似地学我们，比如柬埔寨，尼泊尔一流。学习的目的，当然都是要想搞出点什么名堂，可惜这一连串的学习，最后都不了了之，落花流水。好不容易到了二十一世纪，也该风水流转，不捡大的挑小的，开始大学小了。这就是我们的接班人公布的底牌：要反过来向古巴和北朝鲜这二小学习，学些我们已经扬弃过的老古董。
（一）
第一个问题，向古巴和北朝鲜学习什么？好多人认为，向古巴和北朝鲜学习，是因为这二小没有开“社会主义”的倒车。至少我们的接班人是这样声称，所以大家也真以为还有那么一回事。
古巴有什么好处？在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身边，不怕威胁，不怕叛逃，坚决作到“四个坚持”。可是谁不知道，那个老卡斯特罗，把个古巴搞的政治僵化，经济崩溃，民不聊生。不论叫谁去看，都说不上那种社会主义道路的好处，或者优越性到底在什么地方。
朝鲜有什么好处？近在两大“修正主义”身旁，照样“四个坚持”，经济分崩，人心离析，饿得实在撑持不下去的朝鲜老百姓，把“避难”的国际游戏连连在我们的首都上演，这是中国人天天看得见的“社会主义现实”。看看流了中国战士鲜血，化了中国人民银子支撑起来的北朝鲜与它的南一半对比，我们自己都觉得造孽，不仅是五十年前，而且是五十年后。
那么为什么要学习二小？如果略去僵化的暴力的封闭的旧“社会主义模式”──二十一世纪了，谁还会指望那种模式对任何人的吸引，谁还会盼望自己的明天就是他们的今天──唯一该学的，就是二小共同的旧式接班模式。
（二）
古巴当然是学习对象，它在“四个坚持”之幕后的最根本坚持，就是坚持“无产阶级领袖人物的坚定终身制”。当时走“枪杆子里出政权”武装斗争“打天下”的卡斯特罗，近五十来，还是他一个人“坐天下”，不知老之将至。
北朝鲜更加是学习的榜样，它在“四个坚持”之幕后的最根本坚持，不但坚持“无产阶级领袖人物的坚定终身制”，更进而坚持“无产阶级领袖人物的坚定终身制后的血统遗传”。在北朝鲜，最革命最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是靠血缘继承，绝不会出在血缘之外。合起来，向二小学习，就是要学习它们的“坚持”，坚持原色的封建终身制，把中国共产党人刚刚开始的“废弃”终身制的努力倒退回去，把刚刚开始的权力和平转递中止下来。想想看，是谁在拐弯抹角地提倡终身制，家天下？竟然是我们刚刚接班的小胡哥们，看样子，他不亏是比老僵那块姜更辣，他不但才上岗就放出恋栈到底的决心，而且甚至要坚持不懈地把血缘承继的中华民族老传统重新定位在红色帝国。
（三）
看过二小的革命接班模式，我才回味出，为什么我们的接班人，不远百里地跑到西柏坡递帖认宗到伟哥名下。
在他看来，那矬弟是不是有点神经毛病？好端端的江山不往死里坐，非要急着“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硬把两次废储的恶名揽在自己身上。不知道中国人都是阿庆嫂，“人一走，茶就凉”？看样子还是早年留学欧洲，中了西化之毒太深。只有我们的伟哥，是我们唯一抵制“西化”的革命榜样，虽然也高喊培养革命接班人，甚至还用党章来明文指定接班人，但谁也不敢在老头子生前就想接班。
你想，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们，都在终身制的光辉指引下，才能作到 “死而后已”，才能有最高度的盖棺论定，才能有最亮的水晶棺材。那其实都是他们生前已经计划好的，只有那些缺心眼少计划的非导师们，才会落得个遍撒祖国大地的灰飞烟灭的下场。要继承中国特色的革命传统，就一定只能从伟哥那里继承，而千万不能投错了胎，跟了矬弟的弯路。
（四）
我们又注意到，学习二小是在加强“意识形态控制”的大口号下提起，那么，有必要看看二者的内在关系。
根据伟哥的教导，“要推翻一个政权，先要作意识形态的准备”。我们的接班人一上台就强调“大抓意识形态”，与政权有什么关系？一般人认为他是在防御国人越来越强的对“党天下”的非议谴责，为党的利益而挥舞大棒。而我认为，他是在“一石二鸟”：首先为党保住党天下，同时为自己过渡到自己的家天下，起码为复辟终身制，作自己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准备。
不是吗？他很清楚，要推翻好不容易在中国大陆出现的非暴力的和平的权力交接程序，也必须“先要作意识形态的准备”。为了走回中国特色的终身制，为了重新开始血缘继承的传统，就得预先进行钳制舆论的准备。
“舆论一律”的妙处就在于，它在把喉舌的功能向上递交，是比所谓的“民主集中制”更强调“集中”而忽略甚至于反抗“民主”的专职法西斯化的工具。我们在研究中国特色的“舆论一律”时，一般认识到它对社会公议的割喉作用，其实，它在那个所谓的“执政党”内，也是一样的窒息民主。它把思想和言论的自由，统统收交到那个党的最高决策机构，而在中国，这个决策机构，说穿了，就是那一个人。
从整个社会的“舆论一律”，到全党全国的“舆论一人律”，这不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写照吗？“舆论一律”，说得好听，是一党的党同伐异，实际上是一人，即那个孤家寡人的一言堂的开路锣鼓。任何时候的“意识形态控制”，都是打有明显的私党以及私人的功利烙印。
（五）
可以看到，在对付人民大众的言论自由时，只须强词夺理，因为人民是“礼不下庶人”的专政对象，不许他们“乱说乱动”，他们就不能也不敢乱说乱动。老百姓敢于 “乱说乱动”的，先来个大狱大刑伺候，然后再来杀头割喉，这样的杀一儆百，社会上再调皮的家伙，也不在领袖的话下。但是，要在党内行“舆论一律”，就得多几道弯弯肠子，把大家涮进锅子，引进圈套。
当然，“阶级分析”，一抓就灵，先说世界上言论只有两家，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而我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当然捷足先登“无产阶级”的道德高地，你说的与我不出一辙，你就必然是资产阶级，你就必死无疑。领袖有什么战略优势？不辩而屈人之舌。这你没当上领袖，没被钦定接班，那是你活该。比如说，你要质问市场经济是计划经济的对立面，是资本主义，我只要说，不辩姓社还是姓资，你不就已经先屈了你的小舌？
可领袖要建立“话语优势”，要进一步来他“因势利导”，就得有技术。什么技术？国产技术，老牌的了。简而言之，就叫“指鹿为马”。什么是“指鹿为马”的核心？那就是似是而非，或者是似非而是，关键要有几分近似，才能够话一出口在斩钉截铁之外，有几分含糊。
要指二小为榜样，就得循着赵高的方向，先给出马鹿二者的共性，然后穷问，难道有马的特性的动物就不是马吗？难道二小不是我们时代仅存的“社会主义硕果”吗？然后再追问，为什么他们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走样，那还不是因为他们有坚定的“无产阶级领袖人物”？过于频繁的接班，实际上冲淡了领袖的决心，弱化了领袖的决策，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更有害于党的最高纲领。
“指金为马”，把金日成的接班模式，说成是马克思的模式。这是我们二十一世纪的思辩唯物主义。金家王朝于是成为迄今最接近马克思原先设想的社会主义，最接近列宁的“社会主义可以在一个小国胜利”的原始模式。
（六）
“有恒产者有恒心”，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也仍然有效。当天下都是一个人的，只属于一个领袖的，只属于一个领袖和他的子孙们的，那个“大干社会主义”的恒心，或者横心，才是最有效的，才是最积极的，才是最全心全意的，才不会招致我们现在引起思想混乱的“姓社还是姓资”的分岐。
禁止“天下的恒产化”，就是违反北朝鲜和古巴为我们树立的真正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则，就是马克思主义最凶恶的敌人，就必须“全国共讨之，全党共伐之”。
这样的结论由我来作，可能太早了一些，但是如果现在没有人出来指出这一方向转变的内在动机，到时候生米做成熟饭，那就只能说是太迟了。
在研究苏东剧变的根源时，科兹在《自上而下的革命》一书中指出，“一个由少数精英管理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旦老一代的革命家过世，很难保证继承者们不通过实行资本主义而为自己获得更多的好处”。他说得不错，但还太狭义，应该适当地扩展为，“一个由专制系统控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即使老一代的革命家不过世，也很难保证当权者们和他们的继承者们不通过实行权力高度集中而为自己获得更多的好处”。他们已经占据了国家名下的一切资源和手段，他们更有恒心“为自己获得更多的好处”努力，而处心积虑。
过去人们过于天真，相信或者想象所谓“共产党人的大公无私”，或者至少是共产党领袖人物的公心，不到一个世纪的共产主义实践，向我们证明的只是一点──这个世界是无神的，是拒绝造神的，那些神话，在人们活生生的，或者惨死去的，实践中，被鲜血破解。那个党，那些领袖，其实是最大的私心所在，只不过躲在自己为自己画好的画皮之后，藏在最好的最神奇的羊头之下。在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内所发生的一切，之所以发生，就只能溯源到这些阴暗的灵魂。
而暴力专政的最大好处，就在于，有了政，它可以更血腥地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改造世界，可以更上一层楼的权力专一化，利益专有化。专到什么程度？专到他们的这些努力可以不被社会的舆论和意志所动摇，所阻挡。专的顶峰，不就是一言堂。到了那个最最最专的时刻，就最高领袖一个人说了算，他想要什么，谁也别想阻拦。那天下虽说是“党天下”，那其实还不是“朕天下”吗？党内有敢叫劲的，大不了发它个“反党集体”，政治局里要来刺头，飞他去温都尔汗，看他谁敢来拼死冒犯？
我们的《接班系列》本身，不就是利用暴力“为自己获得更多的好处”的政治舞台上的表演的文字记录吗？
（七）
任意“指定”社会发展模式，这常常预兆一个非常重大的社会发展转机。暴力专政，钳制舆论，则是保证独裁者的预计方案如期进行的工具。
我们自己五十年的风雨苍黄，不止一次地用实践证明这是一条代价极其惨痛的错误道路，可是，实践即使能判别和鉴定错误，它不能自发地纠正自己，尤其是当暴力是实践的唯一动力之时。每当有人弹起老调子，或者重新祭起“舆论一律”的法器，或者指出“美好的社会主义”榜样时，我们都必须格外提高警惕，尤其是警惕一场围绕集权的政治风浪又在酝酿之中。伟哥为了“推翻一个（由刘少奇代表的）政权”，大造意识形态方面的舆论，大树特树个人崇拜；矬弟为了“推翻一个（由华国锋代表的）政权”，大批特批“两个凡是”，那还都不是为了他们自己“获得更多的好处”，牺牲整个国家的利益和前途的极不负责的行为吗？
学大的时候，我们似乎还有些盼头，因为那些大的榜样们起码有做得好的一面；学小的时候，我们则底气尽泄，因为我们很难领悟到，我们究竟是在学些什么。
（２００５－２－８）
转自风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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