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晓光是近年来比较活跃的学者，其学术研究的精神值得尊敬。但是，从〈〈联合早报〉〉的报道看，康在关于中国民主化和政治改革问题上，除了概念的混乱、对国际社会民主化状况的片面理解外，其结论更令人不解。如果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儒家所谓的“仁政”的话，那是当代中国人的悲哀。这只能说是一种时空倒错，而且其结果可以从中国历史中可以看得到。

     关于民主的概念，达尔、熊彼得、李普塞特等人都有具体的表述，相信康对民主本身的概念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关于民主化，康的概念明显了出现了问题。首先，他这里将民主化等同于西方的民主，但他举的例子却不是西方民主化完全实现的国家，因而片面地得出“民主化是祸国殃民的选择”的结论，但是，实现西方民主化的国家，并不是“祸国殃民”的，英、美等国外，韩国、印度，东欧的波兰、匈牙利，南欧的西班牙、葡萄牙等，并没有像康所说的“祸国殃民”，可见，西方式的民主的实现不一定会“祸国殃民”。关键在于何时、以何种方式去推进民主化。因此，康文在这里的概念似乎应该是民主化应该与一定的社会特点、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但这就无法达致他的结论：儒家的仁政是唯一选择。既然西方民主化有成功有不成功，那么，他假定中国的民主化必然“祸国殃民”就仅仅是一个假定，仅仅是可能性中的一种，武断地说民主化必然“祸国殃民”在理论上是有缺陷的。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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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康的意思是现阶段中国推行西方式民主会引起他所谈的那些灾难，那么，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是否可以推行、是否会像韩国等国家那样取得成功呢？这些至少现在不能下结论。不能现在下结论的话，何以说“仁政”是唯一的选择？其次，康对世界上一些国家的民主化过程与结果的理解也是片面的。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一些国家取得了非常的成功，其中包括南欧的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康只看到其不足，而没有看到其世界公认的成功)，东欧的波兰、匈牙利，东亚的韩国。俄罗斯、印度、印度尼西亚的民主化过程中存在许多的问题，除前苏联的崩溃可以被康说成是“祸国殃民”外，其他两个与“祸国殃民”没有任何关系。民主化过程出现一些问题是很正常的，这些国家如果不推行民主化就一定“繁荣富强”而没有社会代价了吗？丘吉尔说过，民主只是最不坏的制度，民主社会也会存在问题，付出很大的代价。第三，康对民主的理解似乎仅仅与效率相联系。正如他说的，中国现在取得的成绩并不比印度等民主化的国家差，但他只是从经济的效率上说的，而且是现在的效率。应该看到，印度没有我们现在面临的那么艰难的政治改革问题，长远的发展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印度尼西亚今年的选举非常的成功，我们不能不看到他们的进步以及未来建立比较完善而有效率的社会的可能前景。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民主不仅仅是为了效率，事实上，专Zhi体制往往出现惊人的效率，纳粹如此，斯大林体制也是如此，秦始皇实行统一的制度同样如此。许多学者都意识到，民主国家在许多方面的效率不如专Zhi国家。但是，从长远看，民主的效率要优于专Zhi国家，特别是民主国家的代价相对没有专Zhi国家那样惨痛。

    康只注意到许多国家民主化之痛，但没有分析专Zhi国家人民的痛苦。历史上的专Zhi政治无一不最终“殃民”的。中国的“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中国人民的非正常死亡远远超过一次大规模的内战。从根本上说，民主不能够只是为了效率，人需要尊严，需要自由与安全，需要基本人权的保障。第四，更致命的是，康所推崇的“仁政”，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无论是长期的效率，还是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国家的长治久安，仅靠“仁政”是靠不住的。唐太宗实行的是“仁政”，但唐朝还是出现了“祸国殃民”的内乱而最后崩溃。即使明朝的崇祯皇帝也曾经很努力想有所作为。就连毛泽东也清楚，他在回答民主人士关于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其兴也勃也，其亡也忽也”的问题时，毫不犹豫地说，GCD找到了答案，那就是：民主。“仁政”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政治理想，今天仍有其参考价值，但中国历史一再表明，仁政是不长久或实现不了的。没有民主的压力，没有法律的保障，没有对于自由与人权的保障，仁政是没有根基的，是没有制度保障的。

    今天的中国人民也不会仅仅满足于古代人理想中的仁政，要知道，民本是很可贵的，但民本还不是民主。民本治理方式是一种进步，但在民本治理方式中，人民是被动的，无参与和监督权利的，民主才是最终的目的。 (博讯 box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