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上阵（上）
(博讯2004年9月16日)
邵建
(博讯 boxun.com)
一、从“鸟”字说起
二、骂：作为一种文化表象
三、胡适对骂的态度
四、鲁迅骂人的策略
一、从“鸟”字说起
动物上阵，从“鸟”字说起。这样的题目，说的是“骂”。
骂在胡适和鲁迅那里，本有明显的反差。说鲁迅骂人，并不奇怪：
“我的杂感常不免于骂”，自己说的。
奇怪的可能是胡适，说他也骂，怕有人不信。但，这回，不信也得
信，这是我亲眼看到的，当然是在书上。
大约是1915年，这时胡适正在美国做庚款留学生。据他自己说，当时
在学校，每月总要收到一张来自华盛顿清华学生监督处寄来的支票。
支票信封里，也总有一张由主办处书记私下插入的小传单。传单的作
者叫钟文鳌，是位教会学校出身的好好先生。他对改革中国社会充满
热情，在每月寄出的信封里，总要夹一张自己写的宣传品，内容大致
是这样：不满25岁不娶妻。废除汉字，改用字母。多种树，种树有
益。这3条，胡适最反感的是第2条。他认为语言文字是世界上最保守
的东西，比宗教还保守，岂能轻言废除。平时看到这传单，也就是往
字纸篓一扔。但这次，胡适实在烦了，就不客气地“回敬”了一下，
说是回敬，其实就是骂：“像你这样的人，既不懂汉字，又不能写汉
文，〔而偏要胡说什么废除汉字〕，你最好闭起鸟嘴！”说实话，读
到这里，我觉得非常不舒服，真有“望之不似胡适”之感。这倒不是
邵建先生有洁癖，见不得脏字，私下里，朋友中，他也骂，比如骂当
道，解恨出气，未妨不可。但就是见不得文章骂。毕竟一个是私人场
合，一个是公共领域，两个空间不一样。文章是“公器”，它可以交
流天下，却不容骂人口水。中国自古有“敬惜字纸”的传统，那字纸
如是骂人口水涂抹过的，又如何叫人敬惜。民谚：“宁可跌在屎上，
不可跌在纸上”。屎可以洗掉，洗不掉的是白纸黑字。只好为胡适叹
息：先生“也”跌了。但，又为他逆挽，1915，不才24岁吗，血气正
旺，口无遮拦呀（胡适出国前，在《竞业旬报》的文章上曾有“脓包
皇帝，混账圣贤”之类的骂语，并声称自己“吾其好詈人哉”，其
时，岁则15、6）。
不料，我的逆挽多余，叹息变成了自叹：书读何其粗陋也。
记不得是多天以后，又翻书到原地，不经意发现这骂人话后有个小小
的〔4〕，是尾注了。就翻过去，注者唐德刚有这样一句话：“胡氏
中文原文用字文雅得多，这句‘俗语俗字’是笔者根据他的英文稿翻
出来的”──原来如此。
但，这宽慰的声音未曾消歇，事情就一波三折了。在胡适写于1921年
的诗歌《双十节的鬼歌》中，又出现了唐德刚所谓的“俗语俗字”，
这回不是唐氏捉刀代笔，而是胡适亲口所骂，骂的是当时的北洋军
阀。诗曰：
“大家合起来
赶掉这群狼
推翻这鸟政府
起一个新革命
造一个好政府”。
毫无诗意且不说，这“鸟政府”和几十年后的“不须放屁”，大同小
异，都是恶例。因此，我上面那套议论，毫不客气，移植到此。不过
这次看书仔细了，下面的注也没漏过，注中注明此诗“收入《尝试
集》时删去”。胡适为什么删诗，是不是怕恶风流被，我不得而知，
也无从考之，却但愿如此。
流风所及，未能免俗，30岁以前的胡适，偶尔骂骂，而胡适30岁以
后，就不象《水浒》中的李逵，几天不吃肉，嘴里就淡出个“鸟”来
了。但，他或许不知道，他以“鸟”骂北洋政府，有人则以“鸟”骂
他。不知这是不是现世报。
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同时作为北大教授，受到青年们的
拥戴是正常的，而且胡适向来也不避自己包括知识界对青年负有“导
师”的责任。于是，当“胡适等人摆出‘导师’的面孔，妄图把青年
引上脱离革命，脱离现实斗争的邪路”时，一篇题名为“导师”的文
章出现在《莽原》周刊上，内容是告诫青年不要寻导师。文章写得差
强人意，最后一段倒很有特色：“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
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
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森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
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我一边看，一边笑：一边不要
青年寻导师，一边自己却又导起来。导到最后，是这样一句：“问什
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前一句，邵建
我不太懂；后一句，我鲁迅不是导过了吗？原来，导师还是要的，只
是不要“鸟”导师。这“鸟导师”不姓“鸟”，姓“胡”，向胡适射
出这一暗箭的不是别人，是鲁迅。
说鲁迅并不一味反对导师，倒不是说他后来又尊列宁为“革命导
师”，而是另有参证。《莽原》内部的韦素园为鲁迅制作了一个“思
想界权威”的大广告登在当时北京的报纸上，也是《莽原》内部的高
长虹“看了真觉‘瘟臭’，痛惋而且呕吐。试问，中国所需要的正是
自由思想的发展，……然则要权威者何用？”因此，高长虹见到鲁迅
时，便把这看法说了出来。鲁迅呢，先是“默然”，然后说：
“‘……权威一语，在外国其实是很平常的！’”。高长虹本要说：
“‘外国也不尽然，再则外国也不足为例’”，但是，他终于没有说
出来，而是“我那时也默然了”（引同前）。两个“默然”之间，还
夹着一个细节。北大教授陈源陈西滢讥讽鲁迅，说：“不是有一次一
个报馆访员称我们为‘文士’吗？鲁迅先生为了那名字儿几乎笑掉了
牙。可是后来某报天天鼓吹他是‘思想界的权威者’他倒又不笑
了。”于是，鲁迅笑着回答：“至于‘思想界的权威者’等等，我连
夜梦里也没有想做过，无奈我和‘鼓吹’的人不相识，无从劝止他。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韦素园随鲁迅编《莽原》，打下手，鲁迅岂
能不认识。不知道完全可能，“不相识”就撇得太过，而过犹不及。
当然，这是细节，不是大节，提过便休。只是从鲁迅与高长虹的对话
里不难看出，导师或权威之类（这两者名异实同），鲁迅并不一概反
对。
《华盖集》正续编时期的鲁迅，火气特别旺，一会儿“鸟导师”，一
会儿“鸟公理”（《“公理”的把戏》），一会儿“鸟趣味”（《有
趣的消息》），一会儿“鸟相干”（《我还不能“带住”》）。其他
本子还有，真是“鸟”得带不住了。除“鸟”之外，集子中亦有“走
狗”、“狗屁”、“屎橛”之类，说实话，这“动物上阵”的架势，
看得人“乌烟瘴气”。
《华盖集》怎么成了骂人集？
二、骂：作为一种文化表象
骂，已经成为20世纪百年文化中的一个重要表象，这个文化，就是
“五四新文化”（本文为方便姑且袭用这个并不合适的词，因为“五
四”和“新文化”不是一个价值谱系）。自1915年开始的所谓“新文
化运动”，是在自己的骂声中长大的，并且形成了一个“骂”以为特
征的传统。这个传统，迢递百年，势不弱减，经久之下，已濡染为一
种文化无意识，渗透于我们的文化习惯中：不但使我们对骂熟视无
睹，丧失了一个文明人起码的“脏”感；并且，骂不但理直气壮，反
而成了审美，我们学会了对它的欣赏，还送上一连串由衷的礼赞：
“骂得好”、“骂得妙”、“骂得精彩”。这类词汇，非但不绝于
耳；而我们读鲁迅文章，无论当年，还是今天，取用的正是这个态
度。最近的例子就是刚刚去世的李慎之，慎之先生对鲁迅已有深刻反
思，然而，当他的老友李普先生称赞鲁迅文笔时，他还是这样回应：
“是啊，你看他那篇骂梁实秋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写得多好”。既是“骂”，还谈什么“好”？嗜痂的我们啊，居然以
痂为美食而不自知：这就叫“积习”。
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实在为20世纪的中国文化开了一个不好的头。
尽管它在传播西方新思想新文化方面以及推行白话文方面厥功居伟，
但，它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和自身的进行方式不能不说大有问题。新文
化运动的主将是陈独秀和胡适，最能鼓噪的则是副将钱玄同，鲁迅，
用他自己的说法是“听将令”的。这几位之中，钱玄同骂风独开，他
在写给陈独秀的信中这样说：“惟选学妖孽所尊崇之六朝文，桐城谬
种所尊崇之唐宋文，则实在不必选读”。六朝文和唐宋文有没有必要
选读，因人而异，钱氏当然有权说“不”，这是他的看法；然而，他
又有什么权利把与他看法相反的人，即那些尊崇六朝文和唐宋文的人
骂为“妖孽”和“谬种”呢？这是不是文化霸道主义？以骂为新文化
鸣锣开道，而后这骂又内化为新文化构成的一部分，这就使得所谓新
文化“似新还旧”。而况，“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是对当时站
在文化保守主义立场上的另一拨知识分子的妖魔化（当然，当时的文
化保守主义也对新文化运动妖魔化，这场文化运动的糟糕之处，就是
文化人之间的“互妖魔化”）。文化论争一至于人身攻击，就已堕入
末流。其时，钱氏的骂人话还有“放屁、吃粪、奴才、贱丈夫”等，
它们象病毒性感冒一样流行开来。今天，我们回首将近一百年前的新
文化运动，不得不说，这种骂字开张的文化风习，或者说，这骂本
身，实为新文化躯体内部的“肺结核”。
同为新文化运动中人，胡适和鲁迅对钱氏之骂态度殊异。1919年2
月，正值新文化运动之中，胡适致钱玄同“丑诋”某君的信里明确表
示：“适意吾辈不当乱骂人，乱骂人实在无益于事”；即使是自己的
文化对立面，“也决不可痛骂他”。鲁迅呢，下面这段话是他在1935
年说的，事后很久了，“五四时代的所谓‘桐城谬种’和‘选学妖
孽’，是指做‘载飞载鸣’的文章和抱住《文选》寻字汇的人们的，
而某一种人确也是这一流，形容惬当，所以这名目的流程也较为永
久。除此之外，恐怕也没有什么还留在大家记忆里了。到现在，和这
8个字可以匹敌的，或者只好推‘洋场恶少’和‘革命小贩’了罢。
前一联出于古之‘京’，后一联出于今之‘海’。”鲁迅的话甚可玩
味，与其是表白他对钱氏骂人的态度，不如是在说一种心得。五四别
的什么都给人忘了，唯独这骂人的8个字却留了下来，这未必不是个
诀窍。后人视今，安知不如同今人视昔。30年代不也是一场又一场的
文化混战吗，几十年后，谁能拎得清，拿什么留在后人的记忆里？于
是，鲁迅也贡献出了骂人的8个字：“洋场恶少”“革命小贩”──
前一个骂的是施蜇存，后一个是骂杨□人。这里，鲁迅很自信，认为
自己这8个字可以和钱玄同“匹敌”──这似乎是在比骂。比没比过
呢，就其历史影响而言，鲁迅的8字联是无法比同钱氏的，就象30年
代无法与五四匹敌一样。尽管，在某种意义上，当年是钱玄同把鲁迅
带进了新文化运动，但后来，鲁迅根本就看不起这个人。这次，鲁迅
破例称赞了他，说这8个字“形容惬当”。那么，我们今天不妨也问
问自己：“桐城谬种”、“选学妖孽”，是鲁迅的“惬当”呢、还是
胡适所说的“乱骂”。
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结束了，新文化运动的几位代表人物也都分道
扬镳了。陈独秀终于离开文化走上了政党政治的道路，于是可比的也
就是剩下的胡适和鲁迅了。胡鲁尽管对政治有不同程度的兴趣，且具
有不同的政治倾向，但毕竟终生也没有离开过思想文化这一块。所
以，真正能够代表20世纪新文化的，也还是胡鲁两人。然而，五四以
后，这两人在文化上是“二水中分白鹭洲”，一个代表自由主义，一
个代表左翼。于是，我们就不能象以往那样，笼统地说什么“五四新
文化”，因为，在这个名头下，实在有着自由主义的“胡文化”和左
翼“鲁文化”之别。那么，五四之后的新文化是“胡”还是“鲁”，
则要看你站在哪里说话。如果是在大陆，那么，我们的新文化传统肯
定姓鲁不姓胡，五四新文化时位居主流的胡适早就“三十年河西”被
边缘化了，以至成为否定的对象；而五四时“听将令”的鲁迅则已取
代胡适走向中心，摇变为主将和文化旗手。
既然大陆这一支新文化以鲁迅为道统，骂，就在逻辑之中。这骂本来
就结核于新文化刚刚发育的身体内，至2、30年代，它在鲁迅杂文中
充分发散，使得这种新文化一路阳亢，蹈厉风发，中经四、50年代，
病势无改，至文革则全体发作。文革，如果去掉它的政治层面，仅仅
在文化意义上，它确乎是骂文化的一次大爆发，大字报就象30年代的
杂文，成了骂文化的不二载体。然而，事情没完，文革姑且结束，但
一种文化习惯却不会轻易去势，20世纪末一场所谓的自由主义与新左
派论争，使我们又瞠目于某些新左人士对当年骂风的光复。作为一个
世纪性现象，骂，可谓贯穿20世纪文化终始。如果我们以1949为界，
如果我们又具有一定的历史主义观点，那么，后半个世纪的骂，尤其
是文革那茬事，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30年代和五四之前，不
难找到自己的远因。就象当年胡适应储安平之邀，为《观察》写下的
题辞：“要怎么收获，先那么栽”。20世纪前半叶，我们是怎样栽种
这棵新文化之树的呢。
当然得指出，20世纪中国文化，1949以后，是“左”的清一色；但
1949以前，却是左右杂呈的文化乱色。构成此一文化格局的，不独有
倾向苏俄的文化左翼，还有肩出三民主义旗帜的国民党右翼。骂这样
一种文风，实际上为左右两党所共享。鲁迅作为一位左翼文化大师，
他既受到来自左翼阵营、即他所谓“同一营垒”人的哄骂，同时，骂
他的也不缺国民党右翼分子。胡适呢，待遇和鲁迅一样，同样遭受来
自左右两翼的攻击。比如鲁迅和借鲁迅之名的瞿秋白从左边骂胡适
（包括“新月文人”）是“刽子手”、“皂隶”、“奴才”、“毒于
蛇”、“卖廉耻”，国民党铁杆分子则从右边骂胡适是“余孽”、
“竖儒”、“败类”、“贼”。更有甚者，象对台戏一样，前共产党
领袖瞿秋白（依然假鲁迅之名）指责胡适“出卖灵魂的秘诀”，现国
民党党魁胡汉民则威胁胡适，声称不与其“共中国”。结果呢，叫后
人看来，骂的双方掉在一个档次上。能够超脱这双方的，恰恰就是被
双方所共骂的胡适。胡适恪守一个原则：“君子绝交不出恶声”，所
谓不出恶声，就是不趟你这沟浑水，就是出淤泥而不染，就是不与污
浊共沉沦。因此，左右之外，属于中间派的胡适，你还真不能不说他
是20世纪中国文化的一道清流。
只可惜，20世纪的文化市场──姑且用这么个词吧──和货币市场一
样，经常是劣币逐良币。
三、胡适对骂的态度
以前的一个篇幅中，我曾说：“挨了一辈子骂的胡适有一个大致的态
度：骂不还口。正如他自己说：别人骂我，骂对了，我替他高兴，骂
错了，我替他急。”这句话显然是加工后的转述，多少有美化之嫌，
不如还其原本：“我受了10余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
们骂得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的过火了，反损骂者自
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
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愿挨骂。”这是1930年春胡适写给杨杏佛信里
的一段话。事情起因于杨杏佛的一次讲演，在讲演中杨骂了胡，后来
讲演在当时的《民国日报》上发表，杨杏佛觉得不妥，特地写信给胡
适，作了相应的解释。胡适回信，说了不止上面的那些话。虽然这段
话仔细读过，还是觉得胡适多少有点怨气，谁对挨骂会“情愿”呢。
但，胡适的话还是可信的，他的态度毕竟坦荡诚正，而且更可贵的，
是他把这态度保持了一辈子，这就是“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可以
和这句话比对的，是鲁迅去世前写在《死》中的那句话：“我的怨敌
可谓多矣”。什么是怨敌，就是骂过鲁迅并为鲁迅所忌恨的人。胡适
因为从不怨恨骂他的人，所以，他不如鲁迅，一个怨敌也没有。最能
说明问题的是，鲁迅一生骂过胡适多少次，还把自己的名字租给别人
骂，但，胡适把鲁迅当怨敌了吗？
在胡适看来，骂人过火，会“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所以胡适保持
不骂。这里骂人过火的“骂”，就不是一般的指责、攻击，而是动用
了侮辱性的词汇，比如，唐德刚借胡适之口骂“鸟嘴”的便是。而
“反损”是指侮辱性的词汇，在侮辱了对方人格的同时，也侮辱了自
己的人格；因为，人和人是相通的、一样的。今天我们在街上，有时
看见两人吵架，一个骂得不堪，另一个则说，你骂你自己，就是这意
思。用动物骂人，根本上说，是人尚未脱离动物时的“蛮性遗留”，
它可以是一种文化现象，但绝不是文明现象。文明是文化的进化形
态，人类待有文字，方称文明。而我们用这作为文明标志的文字骂
人，不但侮辱了对方，侮辱了自己，也侮辱了我们的文明。胡适骂不
还口，是他自己人格上的一种“自洁”，也未必不是出于对文明的
“自洁”。鲁迅不然，他奉持的原则是《旧约》中的“以眼还眼，以
牙还牙”，以骂还骂。骂，特别是侮辱性的，鲁迅并非不知其
“秽”，但，他的方式是：“有些下贱东西，每以秽物掷人，以为人
必不屑较，一计较，倒是你自己失了人格。我可要照样的掷过去，要
是他掷来。”一个担心掷过来，“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一个不惮
掷过去，“自己失了人格”。在对人格“损失”的态度上，胡鲁泾
渭。
鲁迅去世后，苏雪林写信给胡适，附寄了她给蔡元培的信，两信中，
苏雪林痛陈鲁迅之非，其中不乏骂词，并表示要作一篇《鲁迅论》的
文字，询问胡适，“允许不允许”发在由他主编的《独立评论》上。
挨了鲁迅一辈子骂的胡适在回信中责备了苏雪林（需要指出的是，苏
雪林的信，果如去其骂人之语，她对鲁迅和当时文化形势的判断及忧
虑，包括她对胡适的提醒，切中肯綮，本值得严重关注。可是自信的
胡适啊，不以为然，听不进去。他大意了、也掉以轻心了，以至“今
日复何悔”，要到1948除夕，他和傅斯年两人泪饮之时。惹得我这个
后来人书读至此，喟然而叹：“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早
干啥去了。当然，我这是“《春秋》责备贤者”。作为后话，我可能
另外再表）。
这就是胡适对苏雪林的批评：
“关于鲁迅，我看了你给蔡先生的信，我过南京时，有人说起你
此信已寄给他了。
“我很同情于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鲁迅狺
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他已死了，我们尽可以
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
度变迁，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
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如此批评，一定可以发生效果。余
如你上蔡公书中所举‘腰缠久已累累’，‘病则谒日医，疗养则
欲赴镰仓’……皆不值得我辈提及。至于书中所云‘诚玷辱士林
之衣冠败类，廿五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一类字句，未免太
动火气（下半句尤不成话），此是旧文字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
戒”。
我不知道，假如鲁迅地下有知，读了这信，会是什么看法。鲁迅骂胡
适，就象习惯性流产一样，胡适并非不知，“鲁迅狺狺攻击我们”，
即是知了。所谓“狺狺”，也是骂人，苏雪林用此在前，胡适不审，
沿用于后，不管怎么说，也是失足。但，观其整体，论人终究持平，
尤其下一节对鲁迅文学创作和小说史研究的称赞，更见出胡适的胸
襟。而苏雪林的吃批评，主要不在于她对鲁迅的看法，而在于她的那
个“火气”以及由此所导致的文字。这个“火气”，就是胡适5、60
年代经常提起的、包括也是在给苏雪林信中专门作过解释的“正义的
火气”，有时胡适又写作“正谊的火气”。在胡适看来，“‘正义的
火气’就是自己认定我自己的主张是绝对的是，而一切与我不同的见
解都是错的”，并进一步指出“一切专断，武断，不容忍，摧残异
己，往往都是从‘正义的火气’出发的。”可以补充一句，骂人这一
件事，也是从“正义的火气”出发的，苏雪林就是例。因为自觉正
义，所以就可以使用衣冠败类、奸恶小人之类的字句。殊不知，胡适
历来是有事说事，有理说理，一向不搞文字攻讦，也看不惯这类攻讦
文字。
苏雪林比胡适小不到10岁，但在胡适面前是执弟子礼的，所以胡适在
信中不客气地批评了她，反对那种骂文字。鲁迅呢，鲁迅20年代曾在
北京的世界语专门学校上过课，在他回该校学生吕蕴儒的一封信中，
也涉及到骂这个问题，鲁迅的态度显然就不一样。一开头就表示：
“我极快慰于开封将有许多骂人的嘴张开来，并祝你们‘打将前去’
的胜利”。不知道开封的具体的事是什么，因此不好评判；但这怂恿
本身是否就有问题呢，毕竟这是老师给学生的信，能鼓励学生把骂人
的嘴都张开来？下面是鲁迅给学生的进一步指导：“骂人是中国极普
通的事，可惜大家只知道骂而没有知道何以该骂，谁该骂，所以不
行。现在我们须得指出其可骂之道，而又继之以骂。那么，就很有意
思了，于是就可以由骂而生出骂以上的事情来的罢。”（引同上）真
是“骂亦有学”、“骂亦有道”啊，而且还“很有意思”。以鲁迅和
鲁迅文章对年青人的巨大影响和感染，它是会光大为一种风习的。在
这一点上，胡适就不成气候。鲁迅那篇骂胡的“鸟导师”发表后，就
有青年来信，特地称颂骂人的那一段：“先生：‘你们所多的是生
力，遇见森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
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可真痛快之至了。”骂人文字不但写得
痛快，看得也痛快。可惜胡适就不会写这类文字，那也是没办法的
事。他的文字走平易一路，内中贯穿的是一种清醒大于热情的理性精
神，当然满足不了一味沉浸于热情中的年青人。这一点，胡适并非不
知，他在1936年写给周作人的信中有这样一段坦白：“我在这10年
中，明白承认青年人多数不站在我这一边，因为我不肯学时髦，不能
说假话，又不能供给他们‘低级趣味’，当然不能抓住他们。”骂，
就是一种低级趣味。然而，胡适并不打算改变自己。同一年，苏雪林
在上面那封信中很直率地告知胡适：《独立评论》杂志的“态度因为
过于平和，持论因为过于稳健的缘故，色彩未免不甚鲜明。青年读惯
了那些慷慨激昂、有光有热的反动文字，再读《独评》当然会发生不
能‘过瘾’之感。”苏雪林其实该知道，胡适写文章，压根就不图别
人的“痛快”和“过瘾”。所以，胡适只好这样回答：“然而我们又
不甘心做你说的‘慷慨激昂，有光有热’的文字”，为什么？因为，
“我们（至少可说我个人）的希望是要鼓励国人说平实话，听平实
话。这是一种根本的疗法”。可惜这种“根本的疗法”根本就没起作
用，胡适那一套，是冬葛夏裘，根本不合时宜。平实话没几人能听进
去，尤其是青年。热血是要“激”的，激情是要“煽”的。谁抓住了
青年，谁就抓住了时代。胡适抓不住青年，青年却抓住了鲁迅。因
此，“新文化运动”后，“鲁文化”不断压倒“胡文化”，良有以
也。
四、鲁迅骂人的策略
《鲁迅骂人的策略》是鲁迅与创造社发生冲突时，一位署名“黑木”
的人就鲁迅骂人方式所写的一篇文章。文不长，照录：
“鲁迅之笔，以酸尖刻薄而出名，其骂人也，亦有其一定之‘孙
子兵法’，兹为介绍如下：
“骂西滢时代：做随感录骂，在小说里面骂，在给旁人写的序文
里面骂，回答旁人的信内骂。化名做文章来骂。
“骂高长虹时代：做随感录骂，拼凑别人写好的文章来骂，在给
旁人的信上骂，做考证介绍文时骂，写小说骂，引用古人的典故
来骂，在自己作品的序文里面也骂。
“今也，骂革命文学家时代：写随感录骂，用假名字写随感录
骂，集对方的人的文句来骂，在旁人作品的按语上骂，给旁人的
回信上骂，借旁人的来函骂，叫弟弟们化名来帮着骂，在启事里
面骂。
“黔驴技，止于此，新的出，再介绍。”
这样的文字显然是对鲁迅的攻击。不是不可以指出鲁迅骂人的“孙子
兵法”，而且大体也没错；但，何必要说“黔驴技”，鲁迅终究不是
黔驴；虽然，骂亦有技。仅就技而言，以上不过是方式的归类，离技
还差那么一点。这个“黑木”显然没注意到鲁迅此前写于1925年的一
篇文章：“中国老例，凡要排斥异己的时候，常给对手起一个诨号，
──或谓之‘绰号’。这也是明清以来讼师的老手段；假如要控告张
三李四，倘只说姓名，本很平常，现在却道‘六臂太岁张三’，‘白
额虎李四’，则先不问事迹，县官只见绰号，就觉得对方是恶棍
了。”这段话几乎就是鲁迅的夫子自道。我少时知道的梁实秋，便是
从鲁迅那里。其时，还不明白其人其事，却先知道了“乏走狗”。文
章的题目就让你未见其人，先闻其“名”。现在方知“乏走狗梁实
秋”原是“白额虎李四”的家传。可叹我不是县官是读者，也给鲁迅
算准了，“先不问事迹”，“就觉得对方是恶棍”。以后，我又陆续
知道了“寡妇主义”杨荫榆、“革命小贩”杨□人、“才子┼流氓”
创造社、还有“洋场恶少”施蛰存，等等。
为什么我“先不问事迹”，“就觉得对方是恶棍”呢？这就是“名”
的作用。胡适与国民党论战的《人权论集》中，有一篇专论“名”的
文章，叫《名教》，是批评国民党标语文化的。其中论述，很给人启
发。胡适指出，中国人对“名”以及“名”所具有的不可思议的神力
之崇拜，已经相当于西方人对上帝的崇拜了，所以，中国如果有宗
教，不妨就是“名教”。胡适举了个例子：“小孩跌了一交，受了惊
骇，那是骇掉了‘魂’了，须得‘叫魂’。魂怎么叫呢？到那跌交的
地方，撒把米，高叫小孩的名字，一路叫回家。叫名便是叫魂了。”
这就是名教的一种表现。既然“‘名’就是魂”，名能表现魂，那
么，起名就非常重要，它要先声夺人。从起名角度，是“善名命善，
恶名命恶”，而从接受角度，“善名便引起我爱敬的态度，恶名便引
起我厌恨的态度。”因此，这“名”本身，率先就给一个人定了性，
同时也先在地决定了人们对此人的态度。比如，和任何事迹无关，也
在任何事迹之前，“孺子牛”与“乏走狗”，两“名”一出，善恶已
判。这就是“名”的诀窍，由此导出骂的技巧，不骂人的胡适尚且洞
察，善骂者自然更谙此道。（本段引语，俱出《名教》）
然而，未完。在上面那个“叫魂”的例子后，胡适并未住笔，而是继
续“例”了下去：
“小孩渐渐长大了，在村学堂同人打架，打输了，心里恨不过，
便拿一条柴碳，在墙上写着诅咒他的仇人的标语：‘王阿三热病
打死。’他写了几遍，心上的气便平了。
“他的母亲也是这样。她受了隔壁王七嫂的气，便拿一把菜刀，
在刀板上剁，一面剁，一面喊‘王七老婆’的名字，这便等于乱
剁王七嫂了。
“他的父亲也是‘名教’的信徒。他受了王七哥的气，打又打不
过他，只好破口骂她，骂他的爹妈，骂他的妹子，骂他的祖宗十
八代。骂了便算出气了。”
第4个例子是鲁迅，举这个例子的不是胡适，而是我。1926年3月18
日，“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这一天，段祺瑞执政府在国务院门
前用枪刀射杀请愿者40多人，其中多是学生，而且还有鲁迅的学生，
刘和珍、杨德群两位便是。这一血案使鲁迅奋笔写下了我们都很熟悉
的《纪念刘和珍君》，它多次被选入中学课本。然而，这篇文章写在
事后，离惨案已经两个星期了。就在惨案发生的当日，鲁迅就有文
字，它由9个断片构成，其中1个，就是我要举的“第4例”：
“中国要和爱国者的灭亡一同灭亡。屠杀者虽然因为积有金资，
可以比较长久地养育子孙，然而必至的结果一定要到的。‘子孙
绳绳’又何足喜呢？灭亡自然较迟，但他们要住最不适于居住的
不毛之地，要做最深的矿洞的矿工，要操最下贱的生业……”
初读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再读时依然心有余悸，现在把它打上电
脑，剩下的已是喟叹了。并不想掩饰自己的失望，看到这样的字句；
尽管我过往佩服鲁迅的批判精神和他的尖锐深刻。就此刻而言，它与
批判无关，更无论深刻与尖锐。用最消极的口气，也只能说，先生真
的“出离愤怒”了，而且也出得太远了。这种做法其实就是一个字：
咒。它与上面那个小孩和村妇，并无二致。屠杀者固然令人齿恨，但
怎消用这种又原始又阴巫的方式。况，所咒还不是屠者本人，而是他
们的后代（读读三个“最”吧，尤其最后一个，“转营”一般令人不
堪设想）。后人何辜，却要承担先人罪恶。天下也没有这样的株连
法。然而，没有这样的株连法，却有这样的株连文化，我指的是文
革。文革也是一种文化，一种反文明的文化。它的表现倒很丰富，其
中一点，便是文革早期最流行的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
儿混蛋”。混蛋儿，难道不能口诛以咒吗？我不知道，这两者之间是
不是有某种精神链接。
附补一句，鲁迅的咒，已不是第一次了。
(徐沛推荐)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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