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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诠:民运的历史背景——纪念八九民运15周年
请看博讯热点:六四

(博讯2004年6月12日)
    

     研究“八九民运”或者“六四”,都不可忽视愈越的一个主题就是:历史背景。因为,“以史为鉴”(司马迁)可以看到事物的本来面貌,不至于被眼花缭乱的假象迷惑。 (博讯 boxun.com)

    八九民运的历史背景很复杂,不仅有西方的文化传播和西方资本的输出,还有国内知识分子民主的启蒙、一代人的成熟、通货膨胀、官员腐败等等。但是,最主要的就有两点:一是中共封建专制政权将要无程序的更迭,二是国际共产党主义运动将要全面彻底的失败。八九民运是这两点重叠在一起,产生的政治共振现象。

    (一) 、共封建专制政权的无程序更迭

    1、中国的封建专制开始于秦朝。秦朝建立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的主要特点是:皇帝至高无上,从中央到地方的主要官吏,都由皇帝任免,都按照皇帝的意志办事,军权也集中在皇帝手中。中央实行三公九卿,地方实行郡县制。到了汉武帝时,采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利用儒家学说加强思想统治。这是一套完整的封建专制政治制度,这一制度对修筑水利工程,实行土地国有制,实行政教合一,巩固大统一等,起到一定作用。秦汉的封建专制制度和其后历代制度,不论在经济、政治、法律方面,还是在意识形态方面,都非常相似,几千年来基本沿用这一制度。这种因循性质,导致中国封建社会缓慢发展,由此说明秦汉制度为后来中国社会制度奠定了基础,当是无疑的。

    为什么封建社会形态在中国长期延续?这个问题从1840年中英贸易战争以后,经历了百日维新(学习日本),辛亥革命(学习美国),新文化运动(学习俄国)。这些资产阶级政治运动,从实践和理论上打破了封建制度,取得了很大成果。但和日本、美国等民主制度国家相比,有很大差距,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这引起了政治家们的深思和担忧,他们试图解开这个迷,为中国现代化的不断发展指明方向。到本世纪三十年代的主要论述有:莫高斯、陈高镛提出的农民战争破坏论,苏联学者沙发诺夫提出中国始终没有完成封建论,李中立提出历史循环和小民经济基础论。这些论述对促进中国政治制度变革,开了先河。

    为什么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们在本世纪三十年代掀起了研究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存的问题?他们以敏锐的历史洞察力和高度历史责任感,认识到1927年在中国爆发的农民秋收起义,和历代农民起义一样,会使1840年中英贸易战争,西方资本输入中国后,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就是不自觉地初步打破了中国停滞型的经济结构和超稳定型的政治结构,为封建传统社会注入一股资本主义的新鲜血液,加速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发展,经过近百年几代人的努力奋斗,经历了洋务运动、百日维新、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北伐革命,已初见成效的大好局势,附之东流,毁于一旦。

    但是,他们忧国忧民的关于封建王朝可能复辟的科学预言,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变成了血腥的现实。正如严家其先生所说“农民战争或者被王朝统治者所镇压,或者成了改朝换代的工具。不论农民战争的领导者的出身和个人品质如何,胜利了的农民战争建立起来的无一不是新的王朝,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农民战争都没有背离这一历史规律。直到本世纪上半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仍然主要是农民。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实质上是农民革命。这是继太平天国革命后,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战争。正因为是农民战争,1944年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特别提出了要注意农民革命蜕化变质的教训。按照中国发展的固有传统,这一次胜利的农民战争,应当在中国建立起一个新的强大王朝。”(1987年《论中国的政治现代化》)

    造成中国封建专制社会经久不衰,延续了几千年,直到中共统治时期,不论从政治制度、经济、文化上还都是封建性质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的封建专制制度,这种封建专制制度一个典型的政治现象,就是政权无程序更迭。“在中国历史上,虽然王朝也有法律,但皇帝从来不受法律约束,法自君出,皇帝的权力凌驾于一切法律之上,无法无天 ,正是这种非程序的皇权政治产物。由于掌握在个人手中的最高权力并没有绝对的保证,这种权力是建立在世袭原则和道义威信基础上,因此,强化皇权就是这种非程序的内在需要。为了强化皇权,皇帝往往采用各种卑劣和残暴的手段来消除妨碍皇权强化的因素。由于皇帝终身任职,皇帝的逝世会造成重大振动。当皇帝一意孤行,旧的政策在也无法推行时,皇位的更替成了政策变动的先兆,接踵而来的是大臣和官吏的大批更换。由于争夺皇位与争夺官位互相交错,宫廷阴谋和宫廷政变就层出不穷,即使皇帝生前选好继承人,有时也不能消除争夺皇位的斗争。当皇帝大权旁落时,皇位可以 成为掌握实权的人们手中的玩物和工具,争夺皇位控制权的斗争更加残酷。”(《论中国政治的现代化》严家其)这种政权无程序更迭,是以牺牲人民和破坏生产力为代价的,维持封建制度赖以生产存的土壤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封建政权无程序更迭的重要特征是,当朝皇帝设立“太子”为继承人,而皇帝往往又是多子多孙,争当“太子”是靠高层次政治斗争完成的,往往是兵刃相见,这样引起社会动乱,大到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无数次农民起义,小到宫廷政变,引发市民暴动、学生运动。战乱过后新皇帝新政权新“太子”诞生,叫改朝换代。这时由于生产力在战乱中受到破坏,新皇帝必须让人民休养生息发展生产,出现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之治”等封建盛世,安定一个时期。然后,土地又高度集中,又为争夺皇权引发新一轮的战乱。这种争夺皇权的政治现象,造成几千来中国社会战乱不断,狼烟四起,生产力停滞不前,封建社会周而复始的运动着。伟大的中华民族就这样地被周期性的灾难所折磨,社会财富就是这样周期性的遭到摧残和破坏。

    中共建立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无论从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看,都是封建社会的返祖现象。形形色色的旧事物一旦披上了新的外衣,也被看作是一种前所未有新事物了。在鱼目混珠的时候,许多目光短浅的政治家和热血青年们,被卷入共产主义洪流。例如:国民党方面的宋庆玲、陈嘉庚、何香凝、李济深、程潜、张澜、张伯钧、付作义、郭末诺、蔡廷铠、彭泽民、沈钧儒、马叙伦、黄炎培等人;也包括共产党方面的陈独秀、陈公博、周佛海、张国涛、刘冰雁、王实味、林彪、戈阳、方励之等人。当然,这些人在认识到中共的封建专制本性后,都反戈一击脱离了共产党,是共产党中的优秀分子。例如:中共一大选举的委员长陈独秀和副委员长周佛海,他们以科学的态度从经济的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并把中国当时的经济状况与英国产业革命时期的经济状况进行比较,从而得出在中国实行共产主义革命实在“时机尚早”的结论。周佛海认为“共产主义革命具有物的要素和人的要素,而中国既没有‘生产规模的广大和企业的集中’这样物的要素,又没有‘无产者的阶级自觉和数量增加团结坚固’的人的要素,‘人和物在中国几乎等于零’。因此,他得出结论,马克思的研究主要在欧洲,它不适合中国国情。”(《黑龙江党的生活》2001年第8期《中共一大代表的回异人生》)他们代表了中共中真正为了中华民族的政治现代化而献身的人,而不是为了一个人和一个党的私利。如果中共在陈独秀和周佛海等人的思想指导下发展,中共会和世界上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一样,为国为民做出许多有益的事业,中国会和台湾、韩国、日本、泰国一样繁荣富强。这和中共封建专制世袭的强硬派毛泽东之流,不管中国国情发动农民战争,策动内战,把一个很有光明前途命运的中国推向水深火热之中,引来日本侵略者,采取坐山观虎斗的策略,建立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造成中华民族的千古奇冤,有几千万人在六十年代饿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谁对谁非,历史会有公正的评说。他们没有胡适、戴季陶、蒋介石等政治家的高瞻远瞩。例如:1923年8月16日,孙中山委任蒋介石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秘密率代表团从上海出发到苏联考察党政军组织,其中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请求苏联支持“西北军事计划”。蒋介石在这个计划中,要求苏联支持建立军事基地,一个是在乌兰巴托,另一个在乌鲁木齐,如两个造一个,首选在乌兰巴托,一年后直取北京军阀,统一中国。但苏联对外蒙、新疆有占有心,所以,不同意这个计划,后来蒋坚决拒绝在外蒙独立协议上签字。蒋在会见托拉斯基时,托说“国民党可以从自己国家的本土上,而不是从蒙古发起军事行动。”这句话对蒋打击很大,蒙古在托看来不是中国领土。蒋是个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者,他如象中共一样出卖外蒙,也许会讨苏联欢欣,也许会支持西北军事计划的,不会落个胎死腹中的结局。但蒋与苏的政治立场不一致,必然要分道扬镳了。蒋说“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组织,”如果遵照苏联的政策,那么“对于我们中华民国和国民革命的后患,将不堪设想。”“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恺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其间而已。”(1956年蒋介石在台湾出版《苏联在中国—中国与俄共二十年经历纪要》)当然,他们的爱国热情是正确无疑的,投奔中共的目的也是为了中国现代化,只不过走了弯路。特别是国民党方面的鼠目寸光者,在毛泽东1948年“五一”口号,大谈民主的骗局下,自投封建治罗网。如:1949年7月4日,毛泽东为了自己蹬基当皇帝做准备,请黄炎培等到延安参观。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有什么感想?”黄炎培诚实的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不说,所亲眼看到的,其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狡猾的笑着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人人负起责任,才不会人亡政息。”(1999年第11期《黑龙江党的生活》中《毛泽东在开国大典前后》)这些可悲的人们,空凭一腔爱国热血,在中共民主和高官厚禄的诱骗下,成了中共专制的牺牲品。张学良经过数十年的刻苦学习和深刻的反省,才恍然大悟,认识到自己发动西安事变的错误,至死再不和中共合作,拒绝中共多次邀请,没有辜负蒋介石的一片良苦用心。

    当人们看清所谓新事物的弊病时,终于承认传统在历史发展中的顽固力量。从历史的眼光认清了潜在当代中旧时代的种种痕迹。这是真正的社会大倒退,毛泽东通过社会主义改造等一系列暴风骤雨的运动,使资本主义在中国有了近百年的发展后,倒退到封建专制社会中去了,以至后来有些地方倒退到原始社会的生产方式。所谓民主集中制原则“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中共党章》)体现了君主专制,权大于法的人治本质。所谓共产主义核心“集体主义原则”,是把人变成奴隶,使人民没有民主、自由、人权。就连毛泽东亲自选定的“太子”,并写进《中共党章》里面的接班人林彪,制定的《571工程纪要》中都说“当代中国已成为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打倒当代秦始皇B——52。”B——52是毛泽东的代号。可以说林彪政治集团是反对中共封建专制的先锋队,《571工程记要》是反对中共封建专制的《革命军》。“九一三”事件后,发现林彪屋里没有一条毛泽东语录,反而到处挂着孔孟语录的条幅等。例如:“天马行空,独来独往”“攸攸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巧借闻雷来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毛泽东也自称是当代秦始皇,1973年8月5日,他写下首《读〈封建论〉呈郭老》的七律诗:“劝君少骂秦始皇,焚书事件须商量。祖龙魂飞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犹行秦政治,《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不从子厚返文王。”肯定了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历史功绩,和“焚书坑儒”的必要性。以历史上的封建中央集权制为根据,继续强化这种政治体制。毛泽东的封建专制统治,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中,也是最黑暗的朝代之一,也应验了黎明前最黑暗的现象。

    中共封建专制政权,是仿袭清朝体制建立。同样也摆脱不了这种权力更迭时造成的周期性动荡。“中国政治仍然遵循古老中国的不可动摇的法则:就是国家存在着一个集中在个人手中的不可分割、不可转让的最高权力,政治斗争是围绕这一权力而展开的。”(严家其《论中国政治的现代化》)从秦始皇、汉武帝、康熙,到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那个不是靠农民起义、宫廷政变上台掌权的呢?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也是毛泽东权力交接班问题而诱发的。众多的革命原老都要接班当“太子”,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都当过“太子”,不争个天翻地覆才怪呢?毛泽东就是怀疑彭德怀争夺皇权,在庐山会议上把他打倒。1976年的天安门四五运动,也是毛泽东逝世前夕,中共高层争夺皇权而引发的,导火线是中共“太子”总理周恩来逝世,中共高层亲周恩来的一派,对毛泽东罢免了周恩来有病后自荐的接班人邓小平,然后自立“太子”华国锋不满,而在北京等地掀起的群众民主运动。这个运动为后来邓小平东山再起,夺取皇权奠定了群众基础。

    毛泽东死后,邓小平联合手握军权的叶剑英等人,发动宫廷政变,把毛泽东生前选立的接班人“太子”华国锋赶下台,以“垂帘听政”的形式,爬上权力的顶峰。邓小平顺呼民意实行改革开放,人们认为是新的“洋务运动”,因为他继承了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邓小平总结概括为“四项基本原则”。他只进行经济改革,不进行政治改革,这样还保留着中国封建传统的政治特征。毛泽东在1935年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让总书记博古、张闻天、王稼祥下台;邓小平在1979年开展“反对两个‘凡是’的斗争”,让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下台,1986年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让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下台,1989年镇压八九民运,让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下台,这根本不是什么反对错误路线,而是围绕着维护集中在个人手中的最高权力,而必然形成的斗争。邓小平和毛泽东一样,是终身任职,只不过做得比较隐蔽一些,什么不当国家总理,不但当中共总书记,不但当国家主席,只当军委主席,实际上他要军权在握,垂帘听政,做当代的慈禧太后。这样使1982年通过的宪法中规定的废除干部终身制,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任期,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和1987年中共十三大通过的政治体制改革实行党政分开,建立协商对话制度等措施成为一纸空文。由于邓小平和毛泽东一样终身任职,由于这种权力不可转让,当代中国政治必然采取传统中国政治的非程序更迭。

    2、八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再一次掀起讨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和三十年代中华民国相比更加严重。他们在前一次讨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共复辟封建专制的历史教训,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了突破性发展,并应用现代科学控制论和现代媒体电视,在中国产生很大影响。主要理论观点有:

    (1)、1984年,历史学家金观涛出版发行了《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一书。他运用控制论“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停泄性和周期性(危机)之间深刻的内在联系。”使人耳目一新,对中国的政治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

    他认为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是由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三个子系统组成,既发达的地主经济、大统一的官僚机构,儒家学说。在三个子系统中起决定作用的是超经济强控制,其控制中枢是封建专制机构。超稳定状态的维持,依靠两套完善而有效的修复机制来实现。他说“中国封建王朝的改朝换代,只需要十年到三十年左右,对于一个巨大的社会机体的更新,这种修复速度之快是惊人的。这种剧烈而又高效率地王朝更迭,说明了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内部存在着一种生命力极为顽强的修复机制。”就是封建王朝的国家机器,它凌架于社会之上,进行强制调节。当其失灵时,就用第二套修复机制,农民大起义的周期性震荡,进行破坏性调节,通过崩溃—修复机制,使整个社会回到原有的适应状态,重建超稳定系统。这个超稳定系统不但使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两千多年,而且由于封建主义势力过于强大,以至于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之后,很快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变成封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在封建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变成一场农民战争,毛泽东是农民领袖,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农民封建政权,又重建了超稳定系统。他说“超稳定系统造成了中国封建社结构长期延续,使得资本主义新结构发展不起来。”

    (2)、1980年《世界上古史纲》编写组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亚细亚生产方式—不成问题的问题》一文。他们认为马克思创立的共产主义中许多观点是很落后的,不攻自破的。1845年,德国军官哈克斯特豪森发现了俄国公社所有制,巴古宁把俄国公社和共产主义等同起来,把农民看成天生的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不希望把他发现的人类最高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和最落后的俄国公社等同起来,所以不得不花费很大的心力长期研究公社所有制问题,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直到逝世也没弄明白共产主义与俄国公社与亚细亚生产方式有什么本质不同。

    “这种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本内容是原始时代的公社所以制,是自然形成的或自发的公社所有制,是所以制的原始形式,既公有制。”东方国家起源于人工灌溉需要,自始就是专制国家,土地国有制,农民依附于国家,还有普遍的奴隶制,保留集体生产和生活,使私有制的商品经济发展受阻。这里地理环境起到重要作用,所以叫亚细亚生产方式,或东方公社。封建王朝统治下的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的世外桃园,却始终是专制统治的经济基础。这些公社本身往往不顾王朝的不断更替,自己却很牢固不动摇,这就是所谓东方亚洲社会的停滞性。

    历史是最好的证明人。巴古宁的科学预言得到实现,后来的俄国果真首先建立了共产主义社会,农民果真成了天生的共产主义者。俄国公社一夜之间成了共产主义集体农庄,而且更令人神往的是中国也把这种原始低级的,比私有制落后的农民公社的共产主义社会,硬说成是比资本主义先进的,无产阶级的科学社会主义,毛泽东毫不隐晦的叫做“人民公社”。这一返祖怪胎的出现,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

    (3)、1984年侯外庐在《历史研究》刊文《我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他说“曾经比较了欧洲的和中国的封建社会的不同特点,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早期就建立起中央集权专制主义,正根于皇权垄断的土地所有制形成。历代党争以及历代君主直接利用宗教而无皇权教权之分的根源,都可以从这种经济基础上得到说明。我依据史实指出秦汉帝王对于豪族地主即可以赐田,又可以把他们占有的土地没收为‘公田’,说明皇帝是最高地主,豪族的土地占有权是不固定的。而且随着土地国有制的所有制形式,在主要手工业生产方面(例如:盐铁)也实行国家管制,从而使整个经济基础服务于封建专制主义。我所以提出封建土地国有论,正是为了阐明中国封建专制主义长期赖以存在的真实社会经济根源。”

    (4)、1988年启良在《世界历史》刊文《古代中西方抑商问题的比较研究》说“古代中国大统一专制统治延续两千多年,作为基本国策的重农抑商政策一直奉行不变。尤其是,专制统治与抑商政策相互依存,相互强化,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行程。首先,抑商的目地是维持专制王权的统治基础小农经济的广泛存在。而小农经济的广泛存在,正是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长期迟滞的根本原因。在封建地主经济的剥削下,小农普遍处于极端贫困的生活状态,他们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其次,小农广泛存在极其生活的极度贫困的生活状态,他们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其次,小农广泛存在及其生活的极度贫困,是中国几千年来社会长期动乱的主要原因。中国社会的矛盾就在于统治阶级抑商的目的,是防止商人损坏农人,防止商人过分发展而引起社会动乱。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中国古代灾荒最多,农民起义次数最多,规模最大,其原因也在这里。其三,小农经济的独立性和分散性,客观上需要一个凌驾驭全社会之上并能够维持社会稳定的政治力量。这种政治力量就是封建王权。所以,古代农民起义,推翻了一个封建皇帝后又拥立另一个封建皇帝。历史也就一翻一覆,轮回往转打圈圈,使得两千年里的政治始终无变化。其四,商业是对传统生产方式的否定因素。由于中国政府采取严厉的经济和行政手段进行打击,商品经济一直没有得到正常发展。所以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长期处于幼苗阶段,而不能生枝长叶,开花结果。”

    (5)、1988年《人民日报》发表电视系列政论片《河殇》的解说词,主笔是苏晓康、远志明等人,它以史诗般的语言,论述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它说“在喜马拉雅山背后的这个黄种人的文明,却异乎寻常地延年益寿。这似乎是个例外。为什么封建社会形态在中国延续这个问题,已经争论了许多年,人们提出种种解释,总认为是一种特殊现象。其实,真正特殊的并不是东方的古老现象,而是欧洲出现了突变现象。美国哈佛大学华裔学者张光直教授认为,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由于自身具有重视经济、贸易和技术等等因素,后来同地中海的古希腊文明结合,产生了突破性的新文明因素,最后走向了现代西方工业文明。它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原来并不是一条常规性的历史走廊。”

    (6)、1988年《天津社会科学》发表了社科院政治研究所严家其的《从“非程序政治”走向“程序政治”—论中国政治现代化》一文。该文毅改过去文章中对中国封建专制长期延续研究时含蓄、婉转、影射、隐喻的写法,站在新的历史高度,明确指出二十世纪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依然是封建专制周期性循环下产生的封建专制王朝。它的最根本特征是没有程序的权力更迭。他把民主斗士魏京生等人在西单民主墙时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披上中共官方合法的外衣展现给民众,可以说该文是当代中国政治改革的基石。

    他认为中国传统政治的周期性“振兴”与“衰亡”,同中国传统政治的四项特征密不可分。第一是存在一个集中在个人手中的不可分割和转让的最高权。第二是全国存在一个单一化的金字塔式的权利结构。第三是权利范围不受限制,可以干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第四是权利行使和更迭缺乏程序。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实质上并没有打断中国王朝循环,没有改变中国传统政治四项特征。1949年中共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然保持着中国传统政治的四大特征。今天中国政治中仍然存在着大量的“非程序政治”的因素。没有程序的权力交替和更迭,就没有民主。“我相信,一个努力改变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僵化模式,努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国家,一个日益开放的国家,政治现代化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

    3、这两次间隔半个世纪的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都是针对中共的封建统治。所不同的是,第一次讨论是在中共刚刚出现时,第二次讨论是在中共内部进行的。“春江水暖鸭先知”,严家其等中共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接近中共高层领导,清楚看到邓小平手中存在着不可分割不可转让的权利,他年老体弱,既将卸任,各种政治斗争就是以维护和夺取,强化和削弱这一最高权为中心而展开的。

    邓小平在1987年利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棒把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权力中心打倒,那么下一个目标,就是发动一次大的运动,削弱或摧毁赵紫阳的权利力中心。邓小平与赵紫阳之间的冲突,和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冲突一样,是不可避免的。面对邓小平继华国锋、胡耀邦之后,将再次利用非程序更迭手段搞掉赵紫阳的紧迫局势,中共体制内改革派和知识分子,再不能沉默了,再不能坐以待毙了,他们要奋起抗争,也许能冲破那周而复始的历史循环。不是鱼死就是网破。

    山雨欲来风满楼。中共高层权力斗争,利用海内外媒体,掀起一股所谓倒邓保赵风。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在1988年9月会见美国经济学家后,香港《信报》发表《大家长该退休了》的文章,提出“排出超级老人政治障碍,使赵紫阳有足够的权力。”香港《解放》杂志刊文说“就中国走资的希望,我们看准了赵紫阳。”北京《经济学周报》发表了严家其与温元凯《关于时局的对话》,严家其说“就是不能重蹈赫鲁晓夫、刘少奇那样非程序权力更迭的覆辙。”“中国不在允许像文革那样用非程序化的方式进行权力变动。”“这个苗头许多人已经感到了。”这个对话在香港《镜报》、上海《世界经济导报》等海内外多家报刊上发表,引起了很大反响。1989年3月1日,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同时出现《讨邓檄文,告全民书》,要求中共“取消四项基本原则。”这标志着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将要爆发,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几次重大政治斗争都是在清华和北大点燃火种的。恰好4月15日,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这无疑给这次封建专制高层权利斗争投入了催化剂。因为胡耀邦就是邓小平一派利用学生运动,以非程序权力更迭,赶下台的。这引起了知识分子和学生们的联想,为胡耀邦鸣冤平反,可以反对邓小平在搞非程序权力更迭,保住赵紫阳的权力地位,还可以推动政治改革。这样民主派和知识分子及学生不约而同地走到一起,用和平的方式开展民主运动。鲍彤说“胡耀邦逝世,当天晚上就有大学生陆陆续续地到天安门,第二天人就更多了,越来越多,几十万人为他祭奠,表示悲痛,一是他坚决否定文化大革命,二是他下台,学生对邓小平不满,所以来纪念。”(1999年6月)

    八九民运是在中共封建专制社会里发生的,就必然带有封建专制社会里民主运动的特性。八九民运不论带有洋务运动的救国性(赵紫阳为代表),资产阶级的变法性(严家其为代表),辛亥革命的坚定性(王炳章为代表),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性(方励之为代表),学生运动的无畏性(王丹为代表),工人运动的壮烈性(韩东方为代表)等等。但是,归根结底是邓小平在将交权前夕,由于没有法律程序,高层各派系之间争夺皇位,造成了政治松动时机,又恰巧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彻底失败的时候,对中共积怨甚多的民众,利用这种政治自由时空,以游行示威方式,表达争取民主的意愿。而中共高层在政治斗争中,邓小平保守派利用民运力量,乱中取胜、小题大做,达到夺取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权力的目地。毛泽东利用运学生运动—文化大革命,打倒了刘少奇反对派,保住了皇权。他说“文化大革命七八年来一次,这是历史规律。”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建立的中共政治制度,而且久病成名医,他在中历史上三次被政治权力斗争赶下台,又三次利用学运,把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赶下台,保住了皇权。他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的,这是国际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而现在来,对我们比较有利,最有利的是,我们有大批老同志健在,他们经历的风波多,懂得事件的利害关系,他们是支持对暴乱采取坚决行动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可见,邓小平他们对封建专制社会的政权无程序更迭时产生的周期性动荡了如指掌,并且能够顺水推舟,当作改朝换代的工具。

    中国大陆封建专制政权的非程序更迭什么时候能打破?怎样打破?很明显,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不是一朝一夕建立的,秦朝是初期,汉代进一步完善,到清朝更加完备。那么打破它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必然要经过一个长期过程。到目前已经历了三次比较大的事件,推进了中国民主化进程。第一次是1840年外国资本主义入侵,最主要的积极作用,是初步打破了中国的停滞型经济结构和超稳定型的政治结构,为传统中国社会注入一股资本主义血液。第二次是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进一步打破封建专制社会超稳定型政治结构它不仅推翻了清朝,结束了几千年来的君主制度,而且初步建立了民主共和制度。第三次是1998年台湾首次民主选举国家总统,李登辉当选,完全打破了封建专制超稳定结构,在台湾实现了政治现代化。这三次民主化进程中,最重要的是外国资本主义入侵,正如《河殇》说的“真正特殊的不是东方古老的现象,而是欧洲出现了突变现象。”没有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就不会有辛亥革命,就不会有台湾的民主制度,这一中华民族的光辉榜样。

    中国历史上有一种奇特现象,就是由封建制度周期循环造成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三国演义》)在天下分裂之时,中华民族最优秀的文化传统,在偏南一隅保存下来,待到分久必合之时,这些保存下来的优秀文化,又发芽、开花、结果。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渊源流传。例如:春秋战国时的鲁国,偏安江南的东晋,还有两宋、,现在的台湾也一样。1949年台湾民主制度和大陆封建制度分道扬镳以后,台湾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指引下,逐步实现了现代化,而且中国传统文化保存下来,成为中国大陆政治现代化的复兴基地。张孝炎说“国民党退守台湾后认识到,在现代社会专制独裁,不能持久的,国民党不是不喜欢大权独揽,而是认识到,阻挡民主化无意于自掘坟墓。”(1996年5月)中国民主化的正常之路在台湾,它走过的民主道路,大陆潜移默化自觉不自觉地在学习,台湾保持下来的中华传统文化,又回流到大陆,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要不是有共产主义传入中国大陆和封建专制相结合,建立了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打断了中国现代化过程,那么大陆也会和台湾一样,在孙中山“三民主义”指引下,享受在民主的阳光中。学者柏扬说“国民党就是由于独裁专制而失去大陆的。假如不实行民主,国民党也会失去台湾,民主化使国民党受到了冲击,也因此在台湾站稳了脚跟。共产党当年打败国民党原因之一,就是人们认为共产党比国民党民主,没想到共产党当政后,反而比国民党更加独裁。”(1989年6月3日《从五四到六四民主向何处》)

    中国的希望好就好在有民主化的榜样——台湾,它给中华民族开创了一条通向现代化的光明大道,它告戒大陆民众怎样才能冲破封建专制的周期性循环,那就是勇往直前的走民主化道路。具体怎样走?台湾金门岛上有一条标语:“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魏京生说“台湾的民主制度,完全是自己摸索和实践的,它打破了中国人不能实现民主的神话。台湾民主制度的成功,不仅对大陆有意义,东亚、东南亚都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很深,对这些国家民主制度的建立也是个促进。”(1999年5月11日在加拿大纪念八九民运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可以预测到,在大陆结束中共封建统治,打破封建超稳定型政治结构,冲破封建专制的周期循环,建立真正的中华共和国,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只要我们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的去努力,在不远的将来一定会变为现实。

    (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

     方励之教授说“我认为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思潮应从全世界看,不单单只是中国。共产主义在三十年代兴起,到末期就走下坡路。中国、苏联、东欧国家,他们的共同问题,他们现在走的路也大概相似,我想最终要达到多元化状态。”(1998年5月《台湾中国时报》)从历史上看,人类社会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性政治变迁,既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国际资本主义社会。也就是所谓萌芽阶段,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德国人马克思于1847年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宣称“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不可避免的。”标志着共产主义理论的诞生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开始。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是随着资本主义社会产生而产生的,与不成熟的初级资本主义主义自由状况相适应,客观上反映工人利益和要求的一种社会主义理论。如果我们立足于历史发展的宏观高度,把资本主义早期发生的悲惨状况,都放到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体时代和整体时代的具体阶段进行考察的话,那么,我们将会发现,马克思主义失误的根源在于把资本主义远不曾达到发育成熟的阶段,误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已经熟烂。用这种错误理论产生的共产主义运动,是倒退性政治变迁。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带来共产主义同盟的破裂,1871年巴黎公社的失败,带来的是第一共产国际的解体,还有恩格斯领导的第二共产国际的破产。恰是由于资本主义所处的具体的历史时代,同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已经濒临灭亡的革命期望所构成的历史矛盾,才注定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悲剧性,注定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命运。

    更本质的看,马克思主义是对工业革命的反动,反映了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性及其生命力缺乏符合实际的认识。1899年,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家伯恩施发表了《社会主义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做了全面客观的修正。在哲学上提出用康德主义代替唯物主义,在政治经济学方面,否认资本主义社会崩溃的必要性,在科学社会主义方面,主张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这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开始明显的分为两条战线,一条是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方式建立社会主义,列宁继承可这一路线。十月革命成功后建立的苏维埃国家及东欧各国、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都采用了马克思根据巴黎公社短暂的72天执政经历,既在《法兰西内战》一文中指出“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的“议行合一”的党委领导模式。另一条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共产党继承了这一路线。到了二十世纪中期后,共产主义运动逐步走向没落的历程,到八九十年代,已经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相反,资本主义在全世界不但确立了地位,而且得到充分发展。所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导师列宁说的给资本主义敲响的丧钟,反而给共产主义敲响了。

    艺术家夏衍说“中国共产党的几起几落都与第三国际有关,都与斯大林有关,现在对斯大林的认识评价一变,许多问题都要重新认识,包括陈独秀的问题,李立三问题。”(1988年6月20日《世界经济报导》)分析苏联对中共的影响,有助于人们认识;为什么中国在辛亥革命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以后,中共又复辟了封建专制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中共会残酷地镇压八九民运?为什么江泽民新政会出现毛泽东统治时期的种种陈迹?

    1 斯大林时期对中共的影响

    二十世纪人类遭受有史以来的巨大灾难,主要表现在:一是法西斯主义横行,二是共产主义试验。无独有偶。这两者都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费尔巴哈的哲学理论。“1844年起德国的‘有教养’的人们中间像瘟疫一样传播开来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正是把费尔巴哈的这两个要点当作自己的出发点。”(1888年恩格斯《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终结》)两者都是以国家社会主义出现的,都要以新宗教,一个是法西斯主义,一个是共产主义,来实现人类解放,都要以暴力手段来改造世界,都是极端民族主义者,结果都给人类带来空前的灾难。不管希特勒打着实现社会主义高贵旗号,还是东条英机建立东亚共荣圈的蓝图,都是赤裸裸的侵略,屠杀尤太人和中国人,造成上亿人死亡,这种极端民族主义构成的法西斯主义行经,容易引起人们的公愤,但持续时间只有十几年。共产主义实验就不同了,不仅是“一个幽灵在欧洲徘徊”(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而且应验了马克思等人说的,可以在存在大量原始公社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俄国首先试验成功的预言。

    俄国把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理论和封建专制的沙皇主义相结合,也就是他们自己说的,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俄国的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产生了列宁主义。在列宁的领导下,用暴力方式夺取政权,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既政教合一的封建专制政权,但这时的宗教,是披上了科学社会主义红色袈裟的马克思主义。同时以暴风骤雨的方式实行所谓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无偿地占有了全部私有财产,实行公有制,使社会倒退到原始共产主义生产方式中去了,以适应新建的封建专制苏维埃政权的需要。继马克思创立第一共产国际,恩格斯成立第二共产国际,列宁成立了第三共产国际,在全世界继续开展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声中,社会主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远比法西斯主义残酷的多,持续时间更长。仅苏联在战争和清党中,就有六千多万人死亡。列宁死后,斯大林把苏联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治制度,更加系统化和凝固化,党就是斯大林,个人崇拜发展到高峰。结果造成农业非常落后,经济发展不平衡,文化领域大批判,不断地清洗知识分子,全国笼罩在恐怖的阴影中。

    本世纪初,灾难深重的中国,被称为东亚病夫,正处在命运的十字路口的时候,“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毛泽东选集》)中国人饥不择食,上了俄国人的贼船,在俄共的影响下,误入共产主义歧途。1921年在第三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在上海成立了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从此中国也开展了共产主义运动。其实,中共和苏共“老大哥”基本是一个模式,就是把马列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理论,和中国封建专制社会传统的造反思想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应运带着《水浒》,走出韶山,领导农民起义造反,用暴力夺取政权。1949年在大陆建立了所谓社会主义国家,自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上又恢复到比清朝还专制的封建社会,只不过是挂上了“替天行到”的旗帜,既披上了马列主义外衣而已,开始了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统治时期。陈一咨说“可惜的是孙中山创立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国和国—中华民国,在20至30年代,已有了长足的发展,但这个本世纪中华民族唯一可望成功的现代化进程,却被日本军国主义入侵而打断。1949年以后,毛泽东一连串的共产主义试验,不仅使中华民族受到了有史未见的摧残,而使中国出现了全面的倒退。”(1999年5月17日《违背历史潮流,必遭历史淘汰》)

    中国走俄国人的道路,是由中国的社会存在决定的。中俄两国在地理环境、生产方式、人口素质上都有着依山连水的关系。中俄两国都以不同方式存在着大量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这种原始落后的生产方式和马克思所幻想的乌托邦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很吻合,马克思设想俄国农村公社,通过暴力革命能够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达到共产主义社会。这样西方最落后的乌托邦思想,和东方最落后的生产方式结合在一起,在中俄两国产生了反祖怪胎,俄国叫集体农庄, 中国叫人民公社。这样必然造成经济停滞不前,最后导致共产主义的失败。在这方面中国理论家评述有许多。

    中共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说“苏联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专政到反动派,我举双手赞成。但专政到人民,甚至专政到党内,难道马克思、列宁始样所及吗?此无他,贱视民主故也。”又说“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斯大林,十月以来,轻率的把民主制与资产阶级的统治一同推翻。”(1989年《历史研究》第一期《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理论家李洪林说“原来中国人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主要从俄国输入的。其中有列宁思想自不必说,尤其具有浓厚的斯大林色彩。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和他主编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曾经是中国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教科书。毛泽东把那本《联共党史》叫做‘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综合总结,是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除斯大林著作外,30年代到50年代,苏联的哲学、经济和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受到高度重视。中国的错误当然自己负责,不能怪别人。不过总结经验时发现,不但在中国的社会体制上,而且在思想方法上,都有斯大林主义的巨大影响。”(1989年《马克思主义研究》第一期《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刘冰雁说“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过分强调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中国受了它影响,不是发展自由,而是限制自由。”(1988年《文汇》第9期《刘冰雁谈文学及其他》)

    理论家苏绍智说“斯大林早在1936年就宣布,苏联已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中国在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口号下,于1956年宣布建立社会主义。此后,继续强调阶级斗争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1989年《学习与探索》第一期《党在我国改革中的作用》)

    2、 赫鲁晓夫时期对中共的影响

    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上台,开始在苏联进行改革,他的改革没有对中共产生积极的正面影响,相反,促使毛泽东发动一系列政治运动,包括文化大革命,要防止中国出现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显然毛泽东的目的就是拒绝苏联改革,要继续按斯大林的模式搞下去,在中国继续实行封建专制统治。

    赫鲁晓夫上台时,苏联面临一系列非常复杂而又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方面国民经济发展很不稳定,特别是农业非常落后,牵制着其它部门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人们原来埋藏在内心深处的各种问题和不满暴露出来,对个人崇拜时造成的千百万人被清洗、关押和杀害,表现出极大的不满,在狱中仍有上千万无辜的人被关押着,恐怖仍笼罩在人们心头。要打破这沉闷压抑的气氛,就要对斯大林个人崇拜进行评论,这是赫鲁晓夫政权面临的迫切任务之一。1956年2月24日,赫鲁晓夫在苏联二十大上作的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西方称秘密报告。他说“当前我们关心的是一个不仅对党的现在,而且对待将来都有重大意义的问题,就是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怎样习以为常地滋长起来的,这种个人崇拜是怎样在其特定发展阶段上成为一系列极其粗暴地颠倒党的各项原则,党内民主和法纪的根源。”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只是批判个人崇拜,这个封建专制的表面现象而已,而对于滋长了个人崇拜的封建制度,并没有触及。但是,仅仅是这种不彻底的批判,苏共二十大后,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拥护斯大林的一派,就开始反对赫鲁晓夫的改革了,斗争十分激烈。

    毛泽东反对苏共二十大否定斯大林,反对赫鲁晓夫提出的有可能和平过度到社会主义的理论。他说“事实上,国际共产主义的一系列原则分歧,早在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开始的。”(《毛泽东选集》)当时,毛泽东完全被对斯大林谴责这个问题吸引了,而把其它问题搁在一边了,这是不奇怪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使整个共产主义运动陷入混乱,使中国面临着将斯大林与毛泽东作用加以区别的特殊问题。中共认为毛泽东没有犯个人崇拜的错误,要打掉毛泽东是中国的斯大林的怀疑。这使毛泽东松了一口气,他说“当中国盲目追随俄国,模仿苏联最近的政治措施非斯大林化,中国革命就要遭殃。”(《毛泽东选集》)其实,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江西瑞金时就以经形成,到遵义会议后就膨胀发展了,党内清洗不断,连续撤换总书记,开展延安整风,中共七大提出毛泽东思想等等,只不过和斯大林相比,没走到那个地步而已。1956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时,毛泽东画像又挂在天门城楼上了,人民仍然高举红旗高呼“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口号。

    苏联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摧毁,并没有在中国发生积极的影响。因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在歧路上已经走过三十多年了,各种封建专制的弊端都暴露出来,他们认识到只有按照伯恩施坦、普列汉诺夫、布哈林等人的正确理论去改革原来建立起来的列宁、斯大林体制,只有走回头路,才能维护社会主义的存在。而中共刚刚建国,正处于旗开得胜的欢乐中,按封建专制人亡政息的规律,毛泽东还有二十年的路程要走。但是,苏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盟主,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不能不引起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对这一问题的重视。中共召开八大时,苏联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派代表团参加了会议,毛泽东不得不违心做一下样子给老大哥和小兄弟们看看,例如:会场不挂领袖画像,在新党章中删去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还规定设一个党中央名誉主席的职位,显然是留给毛泽东当“太上皇”的。在这时毛泽东发现他的同事们倾向于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谴责作为削弱他的地位的机会,这引起了他高度警觉,感到作为斯大林生前最后几年周围的最核心人物之一的赫鲁晓夫,是斯大林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在斯大林死去不久就敢于对斯大林的错误进行全面的批判,十分恐惧和震惊。开始认为中国也会有人步入赫鲁晓夫的后尘,要提前揭露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阴谋家,就必须撕去他们反对个人崇拜的外衣。斯诺在《漫长的革命》一书中记载:毛泽东说“据说斯大林是个人崇拜的中心,而赫鲁晓夫完全没有个人崇拜,他垮台了。”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使毛泽东把权力斗争和个人崇拜联系起来,认为在特定条件下,为了政治斗争,可以搞个人崇拜,就得有个人崇拜。文化大革命前一段时间,毛泽东对斯诺说“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到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毛泽东与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萧心力著,第398页)可见,毛泽东为了恢复封建制,开展了文化大革命。

    这样毛泽东领导中共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开展批判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1956年12月,中共发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说“但是,一部分共产主义者由于对斯大林采取否定一切的态度,由于提出了反对斯大林的错误口号,因而帮助了对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思潮的发展,这种修正主义思潮无疑是有利于帝国主义对于共产主义的攻击的,而事实上帝国主义也正在积极利用这种思潮。我们反对教条主义的同时,必须同时坚决反对修正主义。”当中共这些责难没有能够使得苏联回心转意时,毛泽东重新审视了苏联社会主义,认为必须防止走苏联修正主义道路。他说“我看俄国人把列宁、斯大林这两把刀子丢了,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说可以通过议会道路夺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毛泽东选集》)

    毛泽东在国内抛弃中共八大反对个人崇拜和阶级斗争不是主要矛盾的观点,1957年开展了整风反右运动,八届三中全会上又重新提了阶级斗争是中国的主要矛盾,开展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运动,1959年庐山会议上打倒彭德怀,1962年开展“四清”运动,这些都助长了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中苏论战的实质就是中共继续走斯大林的道路,而反对走赫鲁晓夫的改革道路。赫鲁晓夫对于毛泽东的倒行逆施行为气愤地说“毛泽东忽视除他外任何利益,编造脱离现代世界实际理论的另一个斯大林。”

    由于赫鲁晓夫只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没有深入改革斯大林的政治体制,使经济走入困境,在国内外拥护斯大林的派系攻击下,到1964年被迫下台。他在被迫下台前一个月就接到警报,但他没有进行反击,在苏中共中央会议上,他亲自写了辞职书,开始退休生活。他事后说“领导作风根本上变了,可有谁梦想过我们去告诉斯大林,说他以不在适合我们,应该辞职吗?那我们全得脑袋搬家。但现在一切都不同了,这也是我的功劳吧。”

    3、勃列日涅夫时期对中共的影响

    新的斯大林时代,勃列日涅夫统治开始了。他在政治领域里继承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在外交上继承了斯大林的霸权主义,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在经济上继承了斯大林的全民所有制。这样毛泽东派周恩来率代表团去苏联,妄图恢复中苏友好关系,但勃列日涅夫让周恩来把毛泽东搞掉,毛泽东听到周恩来的汇报后,坚决和苏联断绝友好关系。

    正如赫鲁晓夫预见的那样,毛泽东就是中国的斯大林。毛泽东拒不接受苏共经验教训,顽固地坚持斯大林模式的个人崇拜制度。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目的之一就是不能通过正常渠道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只能通过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来铲除他,不能让苏共二十大在中国重演。1970年12月18日,斯诺问毛泽东“你什么时候明显感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毛泽东回答“那就早了,1956年《三十三条》的发表…….。”文化大革命的宣言书《五一六通知》中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但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还没有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任,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正睡在我们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全国迅速掀起了批判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高潮,毛泽东个人崇拜发展到顶峰,到处是红色海洋,“打倒刘少奇,保卫毛主席”的吼声响彻神洲大地,成千上万的人被迫害致死,这也包括国家主席刘少奇。文化大革命比斯大林二三十年代大清洗还要恐怖很多倍。

    中共走在苏联走过的社会主义道路上,不管它愿不愿意,这是历史的规律。斯大林死后出现赫鲁晓夫改革,1976年毛泽东死后,出现邓小平改革。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两次打倒中共最大走资派之一邓小平,毛泽东死后,邓小平发动政变上台执政,实行非毛泽东化,审判毛泽东的遗孀江青集团,为毛泽东迫害致死判刑的人平反昭雪,实行改革开放,和美国建立友好关系,唱起了国际和平的老调子,应验了毛泽东说他是中国赫鲁晓夫第二号人物的论断。邓小平的改革和赫鲁晓夫一样不彻底,尽管下放了一些权力,但没有改变人大、正协“橡皮图章”的地位,尽管规定废除了干部终身制,但包括邓小平自己在内,都退不下来。这些中共官僚们,不当总理了,再当总书记,不当国家主席了,改当人大委员长,不当中顾委主任了,再当军委主席,只不过换个位置,仍旧终身任职。尽管设置纪委,但仍属中共下属机构,无权监督中央。尽管高喊减员,但政府机构不断膨胀。尽管文化上有所解冻,但只是对毛泽东时期的紧张气氛和巩固自己的地位,而采取的缓和措施罢了。作家夏衍说“历史是无情而又曲折的。中国现行的党政不分,政企不分,条块分割,大而全,小而全等,都是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从苏联带来的,再与中国的均贫富结合在一起,使我们现在的改革显得更加艰难。”(1988年《新观察》第18期《改革与斯大林模式》)

    4、 戈尔巴乔夫时期对中共的影响

    苏联五十年代赫鲁晓夫的改革,对中共的影响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防止中国出现修正主义,要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无独有偶,苏联八十年代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对中共的影响是,邓小平利用两次学潮,先后打倒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胡耀邦、赵紫阳,要保证中共政权一百年不变。

    1982年勃列日涅夫命归黄泉,新上任的安德波夫跃跃欲试,准备进行赫鲁晓夫后的第二轮改革,不料他在位一年就寿终正寝了。接着勃列日涅夫的好友契尔年科上台,一年后又见马克思去了。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就有了第三轮改革。也正是这么多年的前车之鉴,苏联的改革才会有新高度,才会使西方国家感到欣慰的力度。

    苏联当时受到旧体制旧势力制约,困难重重,有人呼吁恢复高度集中的体制,但倒退是没有出路的。戈尔巴乔夫说“除了进行革命性的,生机勃勃的改革外,没有别的明智选择了。不是改革,就是停滞。”(1987年《改革与新思维》)他首先领导了重新评价历史的反思。当时回顾苏联历史主要集中在20至30年代,50年代后半期至80年代初期的改革,也就是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三个时期。目的是以史为鉴,推动当时的苏联政治、经济改革。随着改革的日益深入,人们越来越对赫鲁晓夫这一时期改革发生性趣,认为现在改革中的许多问题,都是赫鲁晓夫曾经提出,但没有完成的。戈尔巴乔夫在总结赫鲁晓夫改革失败教训中认识到“就是依靠群众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使广大劳动人民积极参加所拟定的改造工作,也就是民主化,再民主化。”还说“我们遭受的许多损失,是由于过去我们的改革在苏联社会民主化方面没有广泛的政治变革做后盾。”(《改革与新思维》)十分清楚的是苏联为了解决改革难题,深化政治改革和保证政治改革不可逆转,通过历史反思,求得理论上的突破,使得改革方向明确,坚定改革的信念。苏联80年代的改革,比赫鲁晓夫那次改革更引起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震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受到深刻影响,中国也不另外。“先是从其它东欧国家开始改革,现在,东方模式的最坚固基础—苏联本身—也因摇摇欲坠而开始了以‘公开化’为口号的改革,这是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独裁的延续。”(刘小波《启蒙的悲剧》1988年5月)

    1979年,邓小平实行片面改革路线,使人民很失望,这样人民掀起一次又一次爱国民主运动,中共也一次又一次围剿镇压。从1979年,北京发生西单民主墙运动,以魏京生为代表的民主派,提出“四个现代化”是不够的,还须要加上第五个现代化,就是政治现代化。同时,中共在1979年1月18日,召开历时两个月的理论务虚会。在会议上讨论的问题直逼中共的政治体制,主要有:我们在政治思想领域,反封建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封建专制主义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复活了,因此要发扬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不批判封建主义,是不可有真正民主的。应当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社会主义改造把私有经济一扫而光是不妥当的。这些民主言论,使顽固坚持一党专政的邓小平十分恼火,急忙在会上抛出“四项基本原则”,既“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马列主义,”这个“紧箍咒”,来叫杀民主运动。后来又经历了1980年、1985年、1986年三次民主思潮,邓小平又多次发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讲话。1987年3月3日,他针对学生运动说“少数知识分子煽动学生闹事,他们的主张实际上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邓小平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罢免了同情学生运动的中共总书记胡耀邦,重点批判了方励之、刘冰雁、王若望三位党内自由民主派知识分子,印发三个人自由化材料,供批判使用,这种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常用的愚蠢做法,反而使被批判的观点扩大了宣传,流向了全国,影响更大。其中方励之的讲话,公开重视民主,摈弃马列主义,由于他是中国有名望的知识分子,有特殊影响力。今非昔比,不是当年的文化大革命,民众自由理念有了相当大的发展的背景下,批判非但陷入孤立,反而得到普遍同情和赞扬。

    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推进与一代人的成熟有直接关系。1949年至1979年的三十年时间里,毛泽东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理论,建立了封建专制的所谓社会主义,而后继续用这一理论来巩固政权。同时,在建立共产主义美好社会的谎言下,在民主自由的谎言下,顽固地追求乌托邦社会。特别是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比欧洲中世纪宗教统治还黑暗得多,比秦始皇“焚书坑儒”还残暴得多。在马列主义红色宗教统治下,各级政府机关单位,都成了庙堂,“天天读”像念经一样学习马列和毛泽东的书。全国人民都穿上清一色的蓝、绿袈裟,都信仰清一色的原始红色,都当上了共产主义的和尚、尼姑。人民在史无前例的浩劫中互相仇恨、互相武斗,互相残杀,上千万人悲惨的死去,包括国家主席刘少奇,也包括著名作家老舍,还包括中共普通干部张志新等等。1976年毛泽东死了,中共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在文化、宗教、言论等方面比文化大革命有些松动。恢复了高考制度,掀起了文化补课形式的成人教育热潮,使在文化大革命中当误了受教育机会的一代人,有了重新学习的机会。这一代人经历了中共的人民公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又经历了改革开放。这前后历史一对比,使他们觉悟了,亲眼看到资本主义社会比社会主义社会好,向往更美好的资本主义社会。亚洲四小龙台湾、香港、新加坡、韩国就是榜样,同是炎黄子孙,我们为什么不能过上人的生活。他们不希望吃这半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封建主义社会)半资本主义的夹生饭,决心不再走这种片面改革路线,利用中共在政治上产生的松动机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失败的影响,开展一系列民主运动。他们在中共红色恐怖的条件下,出生入死的开展民主运动,实在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例如:方励之、刘冰雁、王秉章、魏京生、王西哲、徐文利、胡平、吴学灿、王军涛、刘清、韩东方、刘晓波、秦永敏、高宏民等等,都属于这一代人。胡平说“四十岁再相信社会主义就是没有见解。”(1996年6月)吴学灿在1982年写下一首诗“少年轻听谎言,青春狂呼口号,廿八年梦里飘,醒来怒火中烧。”他说“1979年醒来了,认识到中共决不会把我们引向民主、自由、富强。我迷恋自由,钱财不迷,有饭吃就可以。在中国大陆没有自由,我们要在中国大陆实现民主法制制度,这是首要目标。”(1996年6月)这一代人的觉悟,使他们成为大陆民运的中流砥柱。

    1987年民主思潮又兴起,全国有十几种宣传民主刊物出现,例如:《走向未来》、《传统变革》、《文化与世界》、《二十世纪文化》、《新华文摘》等等。民间社会研究机构起了作用。例如:例如万润南领导的四通研究所,王军涛领导的研究所,组织了多次社会调查,学术研讨活动。另外大量社团出现,如:北大的草地沙龙。报刊讨论权力下放,苏联和东欧改革,都有很好的论述。特别是电视政论片《河殇》,批判中共的“四项基本原则”,提倡蔚蓝色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在中央电视台播放后,影响非常大,几乎家喻户晓,掀起一股《河殇》文化思潮。

    1988年,中共经济改革取得成果,迫切需要政治改革来配合,以解决通货膨胀问题。但是,中共在十三大报告中把政治改革说的天花乱坠,什么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协商对话等等,可是又重蹈历史覆辙,和中共八大报告一样,会开完后一张废纸,并不执行。和八届三中全会毛泽东重新提出阶级斗争为主要矛盾一样,十三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提出治理整顿是主要任务,停止了政治改革。这进一步激起了民主派知识分子们和民众的强烈不满,他们利用国内外报刊宣传国际共产主义失败的消息,和政治改革的文章。例如:夏衍说“意识形态方面,苏联比我们走的快,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比我们的透明度要彻底的多了,他们批斯大林批得那么厉害,我们就没有这个勇气。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见诸于中央文件的,但《芙蓉镇》的拍摄上映一波三折,说过了头,彻底否定就不过头啊?”还说“一个国封闭,先从新闻开始,为什么斯大林模式在中国依然如故,因为封闭,我们总认为斯大林是一贯正确的,象布哈林案,现在苏联给他平反,披露了事实真相后,才知道是个莫大的冤案。”(1988年《世界经济导报》)《文汇报》发文《布哈林其人及其冤案》。《中国青年报》发文《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三次浪潮和四个趋势》。《世界文汇》发文《苏联经济改革的重要转折点》。《求是》第四期发文《苏联为推进改革重新评价历史》。《人民日报》发文《布哈林研究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发文《关于伯恩施坦的评价》。《香港信报》发文《方励之在香港与叶知秋的谈话》指出“中国的出路是资本主义化,真正实行资本主义,最多两代人。邓小平做不了,这是赫鲁晓夫留给共产党人的后遗症。”《经济学周报》发文《严家其关于时局的对话》指出“治理整顿会导致停滞。中国面临一个大问题,就是不能重蹈赫鲁晓夫、刘少奇那样非程序权力更迭的覆辙。”《新观察》发文《未来中国与世界讨论会》金观涛说“社会主义的尝试与失败,是二十世纪人类的两大遗产之一。”《广州研究》第四期发文《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几点研究》王逸舟认为“在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下,封建主义政治的这个特点,以新的变形出现:在苏联和东欧,有所谓个人崇拜现象。在中国从五十年代后期至文化大革命这段时期有一个声势浩大的造神运动。在其它一些国家,试图把共产党领袖由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父亲。这说明,政治现代化的过程还远没有实现。”理论界对政治改革的推动,起到了很明显的作用。

    1989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失败深深影响着中国大陆,同时又是晚上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反右运动三十周年,法国革命一百周年纪念。这些敏感的日子,引起了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强烈回忆。1月6日,方励之发表《致邓小平公开信》,提出在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国庆四十周年之际,释放魏京生等政治犯。这封公开信,成了当时知识界私下议论的主要话题,并引起一连串的反响。1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研究所研究员苏绍智和方励之等人,在北京“都乐书屋”开展“新启蒙”沙龙活动。参加活动的有一百多人,包括美国、法国、意大利的许多驻京记者。方励之在活动中发表讲话说“要对当局采取完全批判、彻底否定的态度。知识分子不能只改变他们的思考方法,他们必须行动。如果没人出来呐喊,就没有前途。”2月初,方励之和中国民联的陈军等人,在北京友谊宾馆举行了“名人名家迎新春联谊会,”方励之发表演讲说“希望企业家们作为中国的新生力量,同先进的知识分子结合起来,为争取民主而斗争!”2月15日,诗人北岛牵头,北京知识界33人,联名发表公开信,回应方励之的公开信,支持释放政治犯。2月16日,陈军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发表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中共中央公开信,发动了要求释放魏京生的签名活动,中外老中青著名学者、知识分子30多人签了名。2月28日,社科院自然科学史专家许良英教授带头发表了,由42名中国著名科学家签名的《致国家领导人公开信》,要求保障公民权力,释放政治犯,增加教育经费。知识分子联名上书古今有之,但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这么大规模知识界联名上书,要求释放政治犯,这是第一次。这些八九年春天的公开信签名活动,引起了大陆知识界和海外华人的积极响应,起到了带动势潮作用,国内外各种媒体掀起新的要求中共政治改革的思潮。民主大潮是由无数波澜推动的,这些要求民主的活动,对后来的八九民运产生了直接影响。

    2月23日,台湾《中国时报》发文《方励之与台湾记者的谈话》说“匈牙利当局已为1956年事件平反,这是很重要的事。中国大陆目前还没有达到这一步。不过,显而易见的是,外在的压力越来越大。内部说来,不论知识分子、工人或一般民众,普遍希望自由、民主,要求改革的声浪越来越高。”台湾《联合报》发文《大运动的开端,大冲击》说“纽约发宣言,北京公开信,神洲春雷动,民主浪潮涌。”

    3月1日,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同时出现了《讨邓檄文,告全民书》的大字报说“取消党派,解除四项基本原则。”3月2日,北京大学贴出题为《中国人的悲哀》的小字报说“打倒专制、独裁!”3月3日,清华大学贴出“中国民主青年爱国会筹委会”写的《致广大青年学生的一封信》,号召“在爱国主义民主战士方励之的领导下,参加到民主、自由、人权的激流中去。”《新华文摘》第一期发表曹思源的文章《政治体制改革的安全通道》,认为中国实行社会主义议会道路“一是避免老百姓造反,二是要避免政府对非武装群众的镇压。议会道路 ,既一条非暴力之路。”3月5日,《人民日报》发文《苏联欢迎匈对1956年事件的评价》。3月19日,《人民日报》发文“苏联大多数人支持改革》。3月21日,《人民日报》发文《波兰承认团结工会的合法地位》。3月29日,《人民日报》发文《叶利钦当选人民代表》。《求是》第四期发文《苏联、东欧国家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一些新见解》。《新华文摘》第四期发文《评赫鲁晓夫的改革》。4月1日,《人民日报》发文《匈党员人数剧减》。4月6日,北京大学帖出题为《时代的召唤》的大字报,提出“社会主义还有没有存在的合理性?马列主义到底还适合不适合我国国情?”4月10日,《人民日报》发文《波兰对宪法做重大修改,改行总统制,设参议院,民主选举产生参议员》。4月13日,北京邮电学院收到署名“广西大学学生会”写的《告全国大学生书》,号召“高举胡耀邦画像和民主、自由、尊严、法治的大旗,来纪念五四青年节。”

    封丛德说“关于这一运动背景,我想确和邓小平说的和国内小气候和国际大气候有关系。当时我是北高联主席,大气候对八九学运的影响,在4月底为了纪念五四我们曾讨论过一次,我当时说:总结国际大气候,大概有那么七八条非常有利因素,包括波兰废除一党专政,捷克变化,甚至包括日本竹下登下台,印度民主大选,非洲社会主义国家的产权私有化,当时确感到国际气候的影响。但这种感受主要体现在知识分子和学生当中,特别是利用大字报进行流传。比如北京大学的学生自治会,开始我们很明显就是团结工会影响。尽管运动有各种背景,我个人是把这场运动理解为一种自发的运动。由很多的组织试图挑动发起这场运动的发生,比如说像民主沙龙,我参加了北大筹委会,当时根本不知道民主沙龙的存在。”(1991年6月)当时北京一些高校的“民主沙龙”、“自由论坛”,以及各种“研究会”、“讨论会”、“演讲会”纷纷出现。北大学生刘刚、王丹主持的“民主沙龙”一年就搞了十七场讲座,请“人权同盟”的负责人任畹町去演讲了“新权威主义与民主政治。”还请方励之、李淑娴去演讲,李淑娴说“要使民主沙龙合法化。要求取消北京市关于游行的十条规定。”方励之说“要废除一党制,让共产党下台,推翻现政权。”4月15日,被罢免的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病逝,成了八九天安门民主运动发生的导火索。香港《明报》评论说“中国知识分子精英阶层争取人权而发起的串联与签名活动,以对学生产生极大的影响,他们早已在酝酿于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纪念日采取大规模行动表示对当局不满,胡耀邦猝然去逝,则犹如装满火药的桶里扔了一根火柴。”

    八九民运发生时,东欧的政治改革已经进入实质性阶段,引起了中共民主派极大的关注,他们利用中共喉舌《人民日报》等媒体,以从来没有过的热情,几乎每天都有报道,对八九民运有明确的针对性,希望中共学习东欧、苏联的政治改革,用民主办法解决中国问题。4月17日,《人民日报》发文《波兰团结工会注册登记恢复合法活动》。5月17日,《人民日报》发文《赵紫阳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说:社会主义面临严重挑战,不改革没有出路》。5月18日,《人民日报》发文《戈氏向学术界发表讲演》说“主要祸根就在于我国20年代末30年代初形成的命令官僚主义体制短处。只有拆除这个体制,完全使列宁思想和社会主义原则重新发挥效力,才可以使国家走出疆局,制止临头危机。革命性改革的深化就是这样产生的。”5月21日,中共在北京实行戒严,22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消息《内梅特总理说:匈牙利面临动荡潜在危险,不准动用军队解决问题》认为“斯大林模式的一个最可恨的特点就是肆意动用武装力量整治本国人民。我们应当最坚决地同过去的这种做法决裂。”5月27日,《人民日报》发文《戈氏当选为苏维埃最高主席》。6月1日,《人民日报》发文《政治改革迈出重要一步:首届苏联人代会举行》。6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发文《匈党中央就重新安葬纳吉发表公报:称纳吉是社会主义改革政策代表人物》。6月4日,《人民日报》发文《波兰〈团结周刊〉首刊发行》。6月19日,《人民日报》发文《匈党重新安葬纳吉:国家领导人及二十五万群众参加葬礼》。6月30日,《人民日报》发文《戈氏强调苏联要彻底改革》。这篇文章可以明显的看到八九民运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影响是巨大的,特别是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八九民运发生时到北京访问,和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会晤,目睹了八九民运悲壮的一幕,使他认识到,苏联的政治改革在世界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地位,中国民众的呐喊深深的打动了他的心,不彻底进行改革,不加快改革步伐,不论是对苏联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还是对他个人的政治生命,都是死路一条,六四惨案可以在苏联、东欧重演,斯大林时代可能复辟。所以,苏联吸取中国八九民运的经验教训,必须坚决彻底地进行政治改革,不能有丝毫的犹豫。从这点上看,八九民运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里程碑,就是加速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灭亡。中国人权主席刘清说“八九民运,中国人民热血沸腾,数以千计的老百姓,为争取人权、民主,几十个日日夜夜,走上街头,学生更以绝食和健康进行努力。随后发生六四血案,震动了全世界,对东欧共产制度瓦解有可见的影响和推动作用。”(1999年5月11日)

    在这个历史背景的条件下,我们能够推演出:1、1949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1911年辛亥革命建立中华民国后,又重新复辟了的封建专制社会。2、邓小平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对于封建专制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继承性极其灭亡规律。3、发生在1989年的天安门运动是民主运动。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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