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来说，王蒙就是一个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对中国文学与文化做出突出贡献的人物。无论是早年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到“季节”系列的长篇小说，仍至将意识流文体介绍至中国的试验，都给窒息的中国文坛吹来了一股又一股新鲜的气息，开拓了人们崭新的眼界。那一时期创作的《风筝飘带》有些片断我至今还能背诵起。而一个能写出《坚硬的稀粥》和《起风了》这样针贬时弊小说并由此被极左杂志《中流》大加讨伐的作家，从任何一个角度来审视，都是最突出、最重要和最值得称道的。但非常令人奇怪的是，王蒙作品中隐含的那些对僵化体制的批判，对伤痕中痛苦的反思，对民主自由和新生活的渴望，全不被人们注意，而一味的在所谓“人品”上吹毛求疵，自以为是的觉得找出了一些“弱点”。其实，说到人的弱点谁又没有呢？在文艺作品一再强调要尊重人性—要恢复人的本来面目的今天，有些善挖他人“隐私”的人，却在不停的求全责备，以图希望出现另一个体系里的道德完人与“高大全”。自新时期以来，文学艺术界的有识之士一再强调，要给文艺创作一个宽松的局面，这一点在王蒙主事时，实际上是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著名作家张洁就不止一次说过，这样的人当领导是再好不过了。而今天，这种宽容在王蒙和贾平凹等一些优秀作家身上却成了紧箍咒了，他们比梁效还梁效、比罗思鼎还罗思鼎，比姚文元还姚文元，比江青还江青。而这些人往往又举着民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旗帜，到头来，和《中流》杂志的大批判文章几乎是沆瀣一气，并总觉得自已是能指点人灵魂深处走向的巫师。 (博讯 boxun.com)

    至于说到活得聪明与糊涂，不要忘了雨果说过的比天空还要广阔的是一个人的心灵，谁要总是贸然去给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去下结论，说长短，注定是一个误人误已的误区。当然，在中国这个特殊复杂的政治环境里，要贯彻一下自己的真实想法，有时是不得不采取“曲线救国”的战略。许多大义凛然站着说话不腰疼批评王蒙的人，自己不也一样虚与委蛇的活着吗？活得“聪明”一些总比活得糊涂一些要强吧！

    写《王蒙与诺贝尔文学奖提名骗局》的曹长青先生写过许多揭露内幕的文章，有些观点我非常赞同，甚至击节称颂，但对王蒙的“揭露”恰恰是一叶障目了，也是他长年在国外，隔岸观火不知究里所致。因当今的中国现状不论是诺贝尔文学奖也好，诺贝尔和平奖也罢，是非常需要一个帕斯纳尔捷克、车尔仁尼琴与萨哈罗夫式的人物出现。在中国文化薰陶中成长起来的文学大师王蒙自然与之不能相类比—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中国有中国文学的特点。但如果从渐进推进中国民主化的进程与文学的动力来说，王蒙获得诺贝尔奖我一点也不奇怪。 _(博讯记者：自由发稿人) (博讯 box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