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昝爱宗:六月只有三十天——重读八九春夏之交《人民日报》若干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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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4年6月02日)
    这篇文章是关于那年那月的细节梳理,具体就是指1989年6月份,整整30天的《人民日报》所传递的一些重要或不重要的信息。或者说,我这篇文章是"八九春夏之交历史的若干细节--《人民日报》旧报重读摘记"。

     那个月的《人民日报》缩印本,陪我已经十来年,相伴那么长的时间,多少是会生出些感情来的。 (博讯 boxun.com)

    记忆里,六月只有三十天,事实上也正是这样,可那个月发生的具体事,我却记不大清楚了,有时候只得借助于当时的报纸和其它历史资料。

    对于此前的五月,我也没有十分清楚的印象了。

    记忆,有时候是个奇怪的东西,容易忘记,善于忘记。从善于忘记这一点上,却不知道从哪里可以探询记忆到底是受什么力量支配?为什么有时候它又不是那么奇怪的东西呢?

    有人说,历史是审判台,谁有什么罪恶,历史上都会有记录,什么耻辱都不会放过。可是,如果人们容易忘记、善于忘记怎么办呢?甚至是历史学家的善于忘记,或不由自主地忽略不计,又该怎么办呢?

    是啊,历史毕竟是人写的,而不是靠神明不偏不倚地记录,有的人会忘记所有的耻辱,有的人甚至会美化所有的耻辱,但只要还有一些人能够坚持自己的看法,保持自己的观点和独立研究的权利,他们就可以质疑,可以论证,可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经过这样的不懈努力,他们自然会得到一个基本接近事实真相的结果。

    当然,这一切需要一个自由研究的前提,即与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分不开的人权,要得到基本的保证。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自由知识分子张东荪(1886-1973,"文化革命"期间不幸死于秦城监狱)说,"思想自由"不是指思想得自由自在发生出来而言。因为思想在个人脑中并没有所谓自由与不自由,这个问题乃是起于思想的对外发表。就是思想的发表是否受外来力量的干涉。如果受干涉,乃是不自由。……所以思想自由不是一个关于思想本身的问题,乃是一个思想在社会势力的问题。按照张先生的说法,思想自由乃是自由条件下的人权,只有自由对外发表出来才能够体现。1948年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对"思想自由"一款作了明确的表述:"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信息和思想的自由。"

    人权,重要的不是生存权发展权要高于政治权言论权,而是人权必须具备生存权发展权政治权言论权,各权利没有高下之分,而是人权中都不能缺少的任何一部分。如果人仅仅有生存权,没有言论权政治权,那么天赋人权就无从谈起,人与动物也无任何区别了。

    人权,其实主要还是政治权利,表达的权利,讲政治就应该是讲人权。任何时代,只要不能保证人权,就会有民众起来捍卫自己的这个政治权--选择满意政府、保障民众利益的权利,甚至为了这个权利,不惜发生流血牺牲事件。

    记忆是为了不能忘记,而言论是为了能够自由地对外表达。如果这个世界上的人们选择不说话,那么人类将成为哑类,而非人类了。

    六月只有三十天,我本文的记忆是从六月开始的。我是从第一天开始按图索骥的。

    第一天

    1989年6月1日,星期四。《人民日报》在第三版显著位置是大标题是"相互妥协,实现调整--写在北约首脑会议之后",《人民日报》驻布鲁塞尔的记者魏崴写道:在庆祝北约成立40周年之际召开的这次首脑会议,在经历了"危机四伏"、"出现转机"以后,"激烈论战了整整一个通宵",最后完成了"三部曲"的最后一场"达成妥协",就裁减短程核武器等控制军备和裁军问题形成一个宣言,一个"整体构想"。曲终人散时,皆大欢喜。政治就是不战而胜,非暴力,尽可能地避免使用暴力或减少暴力,这是北约各国所达成的一致意见。

    在"相互妥协,实现调整"一文旁边,刊登一则"阿根廷局势依然紧张,冲突激烈,商店停业,学校停课"的消息,报道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等地哄抢商店者同负责戒严的警察之间的冲突更趋激烈,称 "5月30日晚,阿根廷首都和阿根廷第三大城罗萨里奥,在冲突中至少有12人死亡、81人受伤和1000多人被捕。双方使用了石块、催泪弹和橡皮子弹。"消息援引阿当选议员、阿根廷社会主义运动领导人萨莫拉的话,认为造成哄抢食品商店这种局面,是因为"人民在挨饿"。而内政部长普格利塞讲话认为哄抢商店的人是"一伙极左分子",阿当选总统梅内姆说是"一群职业煽动家干的"。当时,阿根廷总统阿方辛还没有把权力移交给当选总统梅内姆,阿根廷国内也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通货膨胀,物价上涨。4月份的通货膨胀率为33.4%,5月份可能到70%。

    6月份的第一天,我看到的消息是阿根廷"人民在挨饿",这个现状直接反映了"政府的无能",不是民众的原因酿成了不稳定因素,而是政府没有尽到人民不挨饿的责任,所以,紧张局势由此产生,不可避免。任何政府,不对民众负责,就只有下台,或被迫下台。否则必将导致社会局势紧张,甚至发生动荡。

    新华社记者发自布达佩斯5月30日的消息说,匈牙利新任文化部长弗伦茨认为前政府总理纳吉是被"非法判处死刑的"。弗伦茨部长是5月10日才出任部长职务的,他说,"从纳吉的文章和讲话看,他是我国历史上的伟人和国际工人运动的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纳吉确定的那些关于法制、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关系和社会民主化的必要性的基本原则,后来都体现在国家的改革努力之中,尽管人们不再提他的名字。报道说,弗伦茨是位匈牙利的历史学家,出任文化部长前是匈牙利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他的这一讲话预示着官方对纳吉的评价即将发生惊人的变化。

    看看匈牙利,想想中国当时的文化部长,是否也如此大胆放言呢?1987年,53岁的中国作家王蒙曾以文化部长还专程访问了匈牙利,而1989年的时候,他没有任满五年任期就辞职了,说是无官一身轻,可以回家好好写作了。其实未必轻松,1991年,王蒙碰到一件似乎有点烦心的事。他制作出来的一"碗"《坚硬的稀粥》竟引来一盆污水,使得他不得不向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诉状。当年10月19日上海的《文汇读书周报》报道:9月14日,《文艺报》在第四版"读者来信"栏内刊登了一篇署名慎平的来信,信中引用了台湾一杂志的编者按,称王蒙创作的短篇小说《坚硬的稀粥》是批评邓小平领导的中共制度的,并将小说与当时的政治环境以及改变公有制、建立私有制(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等主张联系起来。王蒙认为,慎平的文章对《坚硬的稀粥》"进行栽赃诬陷,以歪曲、捏造事实等诽谤手段,严重损害了我的政治名誉,侵害了公民权利";"《文艺报》公然登载散布慎平之文所捏造的种种谣言,严重侵害了我的名誉权,败坏了我的政治名誉。"这位身为中共中央委员、前文化部长的著名作家认为,"如果其诽谤得逞,其政治影响是十分恶劣的,不但法律尊严受到破坏,而且从今以后一些不法分子将可以影射或以海外言论为由,任意给任何作家、作品扣上政治帽子,使邓小平同志关心和领导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文艺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成果化为乌有,使政治诽谤成为不法分子达到其自私目的随时可以采用的讹诈手段。"1991年10月22日,即王蒙递交诉状十四天后,北京中院裁定"《文艺报》读者来信属正常文艺批评",对王蒙的起诉不予受理。王蒙等于败诉。当匈牙利的文化部长为受到政治迫害的前政府总理呼吁平反的时候,王蒙同志却在想方设法为自己平反,为自己叫冤。同样是文化部长,到底是谁的私心杂念多,谁最没有对文艺批评保持基本的宽容精神,应该说显而易见吧。

    从《人民日报》国际版上转移,看看国内版,上面也有不少值得关注的历史记忆。第一版,新华社北京5月31日电,北京大学冯钟芸、赵齐平教授,周强、李光中、董学文、王嘉里、闵开德、朱士毅副教授联名写信给校领导,呼吁"同学们,快复课吧"。信中还说,"同学们出于满腔爱国热忱,要求消除腐败,惩治官倒,加速民主化进程,这些都代表了广大教职员工和广大人民的共同心愿,也与党和政府的愿望一致。"

    其他标题分别是:"少数学生仍在新华门前静坐,国办发言人劝他们尽快离去"、"天安门广场出现'民主之神'像意味着什么"、"全国城市雕塑规划组发言人说'天安门广场搭建的一座雕像没有申报未获有关部门批准'"、"经公安部门批准,京郊三县农民职工集会游行"、"首都重点警卫目标区戒严部队已开始上哨"、"上头文件打架、下头重复检查,汽车生产许可证发放混乱"、"拨乱反正立丰碑--胡耀邦同志领导平反'六十一人案'追记"等等。

    这篇关于胡耀邦的纪念文章说,1977年12月15日,在西单商场中组部办公大楼前院里,人们大放鞭炮,就连聂荣臻元帅的夫人张瑞华也买了10元前的鞭炮。他们为什么这么高兴,是因为胡耀邦做了一件大好事,他开始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错案,比如"六十一人案",1967年薄一波被关在监狱里,光申诉信就写了两万多字……但一直没有申诉的机会,直到胡耀邦的努力下,终于在1978年"六十一人案"得到了彻底平反。现在,中共元老薄一波老人依然健在,不知道他是否想起二十年前的事情,不知道是否还想起老中组部部长胡耀邦已经去世15年了?

    胡耀邦,嫉恶如仇,勇敢无畏,他在主持中组部和中央工作时,平反了很多冤假错案和假案,还平反了很多成份高的地主富农子弟,为错划的"右派"、"牛鬼蛇神""地主富民"以及其子女摘帽,为中共赢得了民心。笔者就是当年的地主子女之一。曾经因为爷爷被错划为地主,所以地主的儿子、孙子都成了地主,地主家庭、地主崽子的帽子戴了很多年。我感觉到,一个人的个人身份的小小变化,一个人的命运,往往与时代有关,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往往也是个人的命运。

    第二天

    1989年6月2日,星期五。《人民日报》第三版消息,阿根廷总统阿方辛与当选总统梅内姆于5月31日举行会晤,讨论国家面临的困难形势,决定采取措施稳定局势。正义党的梅内姆还在记者招待会上谈到,发生哄抢骚乱事件责任除了煽动者外,还应归咎于"国家的困难经济形势"。报纸上还发表了两人的合影照片,他们决心在6个月的政权移交期内一起工作,以求解决目前面临的严重经济困难。

    后据中国外交部网站的消息,1989年7月8日,阿方辛提前交权,梅内姆就任总统。在1995年5月举行的大选中,梅内姆蝉联总统,1999年下台,任职长达10年。在执政期间,他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大举外债,虽然使经济一度较快增长,但最终导致经济危机爆发,工人大量失业,人民怨声载道。他在下台时,阿根廷的外债已经达到了1000多亿美元,失业率达到20%以上,以至于阿根廷《新闻》杂志把他评为"阿根廷最令人讨厌的政治家"。如今,这位73岁的滞留智利不归的前民选总统涉嫌一起涉嫌受贿6000万美元的腐败案正在受政府通缉,他还在瑞士银行拥有非法存款。

    这一天,美国总统是布什,当时正在英国访问,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还赶到机场迎接他。布什说,英美之间的特殊关系已经而且将继续存在,这个特殊关系是"非常牢固的"。十五年后,美国总统是小布什,从现在的迹象可知,英美两国的特殊关系仍然是"非常牢固的"。

    同一天的报纸,新华社的记者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报道"波兰大选前夕",6月4日,波兰将举行全国大选,投票决定波兰第10届议会和新设立的参议院。这是波兰40多年来首次有反对派参加竞选的一次大选。按照新的选举法规定,任何人只要征得3000名选民的签名支持,便可以登记成为议员或参议员的正式候选人,甚至有的有志者在大街上向行人供应豌豆汤,以便从食客中寻求支持者。当时的竞选是在执政联盟和反对派之间进行的。华沙最繁华的元帅大街上,相隔不远处悬挂着两条大幅标语。一幅是:"同执政联盟在一起更牢靠",另一幅则写道:"让我们同团结工会在一起"。

    报道说,改革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是波兰加强民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大措施。这次大选对波兰统一工人党来说仍然有一定的风险。它在议会中所占席位的比例从原来的53%下降到36.7%。波兰团结工会是由格但斯克造船厂普通电工的瓦文萨领导的,他后来当选波兰总统。总统任满后又继续回到工厂工作。

    1943年9月29日出生的瓦文萨是于1990年12月22日正式宣誓就任波兰第三共和国总统,是波兰历史上第一位由全民选举产生的总统。 1980年9月1日,波兰40多年来第一个自由工会在波兰北部港口城市格但斯克成立,瓦文萨成为该组织的临时负责人。9月底,瓦文萨带领上千名工人来到首都华沙地方法院正式注册登记,名称是"独立自治团结工会"。后该组织被宣布非法,瓦文萨被监禁一年。直到1989年4月17日,团结工会在华沙法院重新登记,从而再度获得合法地位。更重要的是,波兰的反对派从此能够与波兰统一工人党分享权力,党的"领导作用"从此名存实亡。1990年9月17日,瓦文萨发表声明说:"我决定经过全民普选担任波兰共和国总统,以实现我在1980年8月所作的宣誓。"47岁的瓦文萨最后如愿以偿。1995年在竞选连任失败后,52岁的瓦文萨回到工厂当电工,重操旧业。

    在匈牙利,该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重新安葬前政府总理纳吉.伊姆雷,并称"他的名字与民族独立、自治和多党制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联系在一起的",早年参加匈牙利解放事业的纳吉,1953年7月出任政府总理,却受到党的第一书记拉科西的政治迫害。1956年10月在广大群众要求下,他再次出任总理。1958年,因被指控"推翻民主国家制度"和"判国"罪被判处死刑。1989年5月29日举行的匈牙利党中央全会已确定纳吉事件是一个"捏造的政治案件",纳吉被处死是"非法的"。纳吉事件与中国的前国家主席刘少奇有一些类似的地方,比如指控"判国"(叛徒工贼)和被判处死刑(迫害致死),比如三十年后被重新平反、安葬、恢复荣誉等。而王明、张国焘这样的共产党早期领袖,却不能有这样的幸运和恢复荣誉,不过他们的著作在他们死后约三十年得以在国内出版,最早都是在国外出版的。

    第一版还有一条国际新闻,标题是"道德操行遭到指控,美众议长引咎辞职",这为议长之所以提出辞职,是"平息围绕他的私人经济问题而引起的'愤怒和敌意'"。这位名叫赖特的议长将成为美国有史以来首位因道德操行而被迫下台的议长。

    看完国际消息,回到国内版,国内的情况是当天《人民日报》篇幅最多的内容,因为"六一"儿童节已到,所以头版就有"六一"天安门广场一瞥的花絮报道。该文是以"本报北京6月1日讯"开头的,没有作者署名。消息说,"今天,天安门广场的一些帐篷上挂起'祝小朋友节日快乐'、'大哥哥大姐姐与你工欢乐'等标语。帐篷之间,三五成群的少先队员和跟着家长来的小朋友随处可见。中央美术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帐篷前。大学生们在一些小朋友们的衣服上留下一幅幅速写作品。一个小女孩高高兴兴接过天津大学一位学生赠送的气球和别的礼品,孩子的父亲请这位学生和他的孩子一起合影留念。下午2时左右,广场上的一些大学生纷纷与孩子们联欢并合影留念。旗杆南侧,艺术院校的学生以横幅为道具,为孩子们表演了文艺节目。一位家长告诉记者,她本想带孩子去中山公园和劳动人民文化宫玩的,遗憾的是这两处今天都没开放。"6月4日,指责这篇报道并提出相反观点的一篇文章在该报头版刊登,后面还要说明。

    第三天

    1989年6月3日,星期六。《人民日报》第三版刊登该报记者徐宝康发自平壤的关于汉城的报道--或许当时中国与南朝鲜没有外交关系,所以也没有记者派驻汉城:"为镇压学生运动和各种反政府游行示威,南朝鲜治安本部决定使用便携式液化瓦斯喷射器。230台便携式液化瓦斯喷射器是从以色列进口的--以色列经常与巴勒斯坦发生冲突,估计瓦斯喷射器产量比较大,首先装备汉城警察,并进行二三个月的'镇压试验'。这种新式喷射器的射程为15米。南朝鲜声称,这是一种镇压民主人士、学运、工运等反政府活动的'有效'装备。一位学生代表强调说,无论当局采取任何镇压措施,也无法减轻民众对当局的不满。"这篇报道的标题就是:"为镇压人民民主运动,南朝鲜进口瓦斯喷射器"。

    回到国内版。第二版有一则消息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马洪(经济学家曾经担任中共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的声明。署名并签署日期为1989年5月31日的声明是这样的:"香港《文汇报》5月25日登载的若干人大常委会签名要求召开紧急会议的消息,我今天才看到。对此,我事前毫不知情,阅后深为诧异。我于5月9日至20日率团赴日本参加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不在国内,无论在国外,或出国前后,知道现在,我从没有在任何'签名信'上签过名。对这种冒名惑众的做法,极为愤慨。特此声明。"

    第五版,刊登一位访华的联邦德国著名作家和画家布赫哈因的评论"大饭店太多,美术馆太少"。他说他住在长城饭店,"那套房间足足住得下20个人,但只有我一个人住。再看看你们的美术馆,只有一个而且太糟。那样的地方怎么能陈列美术作品?"中方的陪同人员把这些归咎于财力有限等客观条件,可德国画家说,不能把一切问题都归结到钱上去,"扫掉那些脏的锯末,搬走那些破烂的木箱,并不需要什么钱。"当他又听说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时又开始说"不"了:"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中国高超的文化艺术不是发展中国家的文化艺术……"他奇怪中国怎么能容忍只有大饭店而没有美术馆的局面。对于在位德国画家的说法,我认为美术馆太少,主要是出于某种政绩观不一样,大饭店可以出形象工程,可以出政绩,可以让领导的"面子"容光,可以有利益上的考虑和收益,可美术馆呢?老百姓说好的,未必有政绩;老百姓说好的,对官员自己未必就有利益。所以有很多事情没人去做,主要是不能出政绩,也不能出利益,包括自己的一己私利。

    第四天

    1989年6月4日,星期日。农历是己巳年五月初一,北京地区白天阴有小阵雨转多云,风力二三级,温度最高30摄氏度,最低20度。这天《人民日报》第三版头条刊登该报记者徐宝康发自平壤的又一条关于汉城的报道,标题是"汉城学生绝食示威,抗议当局杀害学生":"汉城消息:南朝鲜汉城、光州市民和学生2日再次举行示威和游行,要求当局查明李哲魁学生被害真相,严惩杀人凶手。据报道,2日汉城6所大学的2000多名学生在市内举行绝食示威,强烈谴责当局残酷杀害爱国学生李哲魁,汉城中央大学200多名学生在校内举行示威,声援绝食学生,并要求'现政府下台'。同一天,光州市民、学生3000多名走上街头,再次举行示威,示威队伍来到被害学生李哲魁尸体存放处的医院前,要求当局澄清李哲魁被害真相。示威者与警察发生了激烈冲突,19名学生被捕。"当时的南朝鲜总统是卢泰愚,金大中是在野党平民党的领袖,后来也成为民选的总统。

    卢泰愚担任总统是1988-1993年,1996年他和前总统全斗焕被宣布犯有叛国罪和贪污罪等罪行,全斗焕被判处死刑,后减至终身监禁;卢泰愚在经过上诉后,最终被判处17年监禁。1998年初,他和全斗焕获得了当时的韩国总统金大中的赦免。

    金大中担任总统是1998-2003年,以持不同政见者出身的金大中在全斗焕执政期间曾被判处过死刑,后来流亡美国。当选韩国总统后,金大中曾因为著名的"阳光政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说起南朝鲜学生示威,以及民众对当局的不满,是不是因为政府腐败呢?同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平壤的电讯,南朝鲜前交通部长车圭宪因受收贿赂3亿多南朝鲜元(约670元合一美元,约合50万美元)而被起诉,原判处有期徒刑10年,罚款5.8南朝鲜元。再审时鉴于认罪态度好改判5年有期徒刑,罚款不变。

    在东欧波兰,关于波兰局势的消息大标题为:"告诫任何人都不要玩火",眉题是"波领导人指出选举是和解的伟大尝试"。团结工会机关刊物《团结月刊》6月2日正式创刊,这是经当局同意出版的第二个团结工会的定期刊物--结社自由(开放党禁)后的出版自由得以实现。团结工会主席瓦文萨说,团结工会"应少搞政治,多关心工人和工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他希望该刊物能成为"工人们爱读的刊物"。

    在黎巴嫩,新华社的消息说"以军再次入侵黎南部,用飞机坦克对付平民",以色列军队阻止有关机构向这里运送食品和医药品。

    回到国内,第一版13篇文章只有3篇是署名报道,分别是小麦收割天气、反厄尔尼诺现象强盛和孙巨同志的一封信。执笔人孙巨代表一批共产党员写信给中共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反映他们看了6月2日《人民日报》"六一"天安门广场一瞥的花絮报道后十分气愤,称"一瞥"与"戒严第×日"同出一辙,前后呼应;在"第×日"被迫停止后再现其阴魂,这又是一篇用"春秋笔法"颠倒黑白、混淆是非、顽固站在中央决策对立面,继续给动乱制造者撑腰打气,给北京市人民政府戒严令抹黑的恶毒文字。还"借一位'家长'之口影射戒严令,煽动和发泄对戒严令的不满"。"文字特别提到中央美术学院的帐篷如何如何。谁人不知,正是中央美院的极少数人,最近明目张胆强奸民意,践踏法律,非法垒搭了那个不伦不类的女神像。这些人倒成了你们心目中的'最可爱的人'?"

    "我们要向问在的作者和批准文字出笼的先生:你们还想把动乱的罪恶种子播进孩子们幼小的心灵吗?你们认为继续坐在天安门前的那些人是共和国的英雄还是违犯共和国法律、法规的人?你们是水平不高而给平息动乱出难题,还是别有用心,坚持'对抗到底'的错误立场?"

    "人民日报是党中央办的报纸,不是人民日报某些先生想怎么办就怎么办的报纸。无论如何,不能拿党中央机关报的崇高形象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助长气焰!"

    15年后,想一想,不知道这篇文章算不算该报有史以来发表的对自己批评最厉害的文章?资料显示当时的人民日报社社长是钱李仁,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分量和作用历来重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胡绩伟卸任后,中央派中联部部长钱李仁接任社长,八九年后又调吉林省委书记高荻接替钱李仁,调解放军报社长邵华泽任总编辑,高荻退休后由邵华泽接任社长,经济日报总编辑范敬宜出任总编辑。九十年代末,中共中央办公厅常务副主任白克明出任人民日报社社长,调吉林省委宣传部部长许中田任总编辑。许任社长期间不幸于2002年10月中共十六大召开之前病逝,原总编辑王晨接任社长至今。

    在6月4日当天第一版显著位置,除了上面提到的3篇署名消息外,别的一概没有署名。其中一篇名为"北京这一夜"的当天消息是这样的:本报6月4日凌晨5时讯/解放军报6月4日社论说:"自6月3日凌晨开始,首都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

    "3日22时左右,军事博物馆一带响起枪声,戒严部队进城。"

    "从午夜到凌晨,友谊医院、阜外医院、北京市急救中心、铁路医院、复兴医院、协和医院和广安门医院等不断给本报来电话告知收治人员的伤亡情况。"

    "到截稿止,戒严部门已突进天安门广场。"

    当天发布当天的新闻,迅速报道新闻,在该报历史上应该是少有的,而且报道周围用"花边"装饰了一下。

    接下来的一条新闻,是新华社发布的。6月2日晚10时中央电视台建国四十周年摄制组借用完毕的一辆武警车号31WJ-1525的三菱吉普车返回部队途中、行驶至木樨地以东时发生重大车祸,造成过路群众3人死亡1人受伤。

    第四版还有这么几个标题:"法官却枉法,诬告反被告,原永州法院院长被判刑四年半"、"四川一服刑罪犯竟当上人大代表"、"令人心焦的恶作剧"、"舅舅给外甥造枪,外甥将舅舅枪毙"等。

    第五天

    1989年6月5日,星期一。《人民日报》第三版刊登了新华社的报道"阿根廷形势趋平静,没有发生严重的骚乱",阿根廷政府宣布从5月29日起全国戒严30天,戒严阿根廷各级政府同企业界合作,向一些低收入阶层免费提供或低价出售食品和其它日用品。观察家认为上述做法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稳定人心和紧张局势作用。

    第二版是国内新闻,刊登一封"一位普通中国农民的几句心里话",这是安徽省无为县(著名的保姆之乡,电影《黄山来的姑娘》就以此为背景)泥以镇马难村农民李世玉写于1989年5月19日晚的信,他说,"同学们,就你们的爱国热情和主观愿望,和我们农民的心愿是一致的,我们是赞同的;你们的才学和所懂的事情,比我们这些成天和土地打交道的农民要多得多。你们想没想到:如果我们全国八亿多农民也和你们一样罢工、罢田、罢地,到大街上去游行请愿,哪怎么得了啊!"

    第一版,主要的几篇报道都没有记者的署名,如"戒严部队指挥部发言人发表谈话"、"戒严部队平息反革命暴乱进驻天安门广场"等,头条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告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书",报眼位置是"总参、总政、总后致戒严部队的慰问信",都是新华社发布的电讯稿。

    第六天

    1989年6月6日,星期二。《人民日报》第三版国际版醒目位置刊登该报记者徐宝康平壤电"金大中再次呼吁法办镇压光州起义元凶"。报道称:南朝鲜在野党领导人金大中5月29日再次呼吁,当局应法办镇压光州人民起义的核心人物"特遣司令官"郑浩榕。他说,处理镇压光州人民起义的核心人物,是彻底清算全斗焕统治时期罪恶的"隐患",如果卢泰愚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明年(1990)2月,在野党将发动民众对卢泰愚进行"中间评价"。

    1987年南朝鲜大选时,卢泰愚曾许诺,一旦他当选,将实施"中间评价",如果在"中间评价"时没有通过他将辞掉总统职务。

    关于光州起义,发生在1980年3月至5月,南朝鲜反独裁的学生运动十分高涨,5月18日,20万光州人民夺取了武器库,赶走了官员,打退了驻军,此时军事独裁主义者全斗焕下了黑手,屠杀了数千名光州大学生和民众,光州起义被无情地镇压下去。日后全斗焕卢泰愚都被投入牢狱以此来告慰光州起义的亡灵。

    回到国内新闻,第四版消息,台湾近四十年来首次发表大陆三十年代作品,卞之琳《十年诗草》、冯至《山水》、何其芳《画梦录》、王辛笛《手掌集》等旧作有了"台湾版",台湾文化界以这样的"砌石搬土工作"来填满台湾与大陆现代文学间的"断层空间"。

    这一版还刊登了有关《金瓶梅》的出版消息。报道说,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白话世情小说《金瓶梅》的出版有了新进展,三个最具研究价值的原刊本已经出齐,节本、续书及研究资料也相继面世。明万历45年(公元1617年),《金瓶梅词话》刊行后,褒贬不一。有的夸奖它"云霞满纸",文彩灿然,有的诅咒它是"坏人心术"的秽亵文字。历代王朝将其视为"天下第一淫书",不准出版。然而,《金瓶梅》却奇迹般地保留下来,如今已被翻译成英、法、德、日、意等多种文字,许多汉学家推崇它为"古典现实主义杰作"。

    目前中外所藏的《金瓶梅》版本很多,学界公认明万历本、崇祯本、清康熙张竹坡批评本最具研究价值。

    这一天的头版头条是"棉花经营严重混乱 企业呼吁尽快扭转",其它新闻还有:天津大力增产日用小商品、磐石县坚持公开办事、广州检察机关查结举报岸四百多件、评奖评优不能染上腐败风、就欧共体取消欧中混委会谈判和高级磋商事我国代表团深表遗憾等等。与前一天的报道相比,仿佛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第七天

    1989年6月7日,星期二。第一版报眼(显著)位置是"本报启事":近来由于各种原因,本报每天印报所需纸张供应有困难,印出的报纸也运送不出去,已无库房存放。为此,本报决定从今天起每天改出三个版(一版国内外要闻,二版国内新闻,三版国际新闻,四版综合)。情况正常后即恢复出八个版。这个改变,实属不得已,请读者谅解。

    第三版是国际新闻,南朝鲜在野党领袖金大中继续敦促卢泰愚总统下决心,解决光州事件及第五共和国时期问题和社会民主化问题。金大中所在的平民党在提出打倒现政权宣言之前,将首先同其它3个政党达成协议,采取同政府对话等政治性的正常态度。

    第四版是国内综合新闻,头条是"小鹿何辜,竟遭屠杀"。报道说,"去冬今春以来,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北部的白音敖包自然保护区和黄岗梁林区的100多只马鹿惨遭捕杀。辽宁、河北以及当地的一些人云集林区,竞相捕杀马鹿。他们有的用猎枪打,有的用斧头砍,有的用套马竿、套子套,高峰时,每天人数达上千人。他们对捉到的活鹿,割鹿茸,砸鹿角,剪鹿鞭,生吞活剥之状令人惨不忍睹。"

    回头再看第一版,主要内容是"内蒙古、四川省、上海市、新疆区致电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没有记者署名的"北京市民的希望,尽快保障基本生活用品供应"等。这一版,与此前一天相比又不一样,仿佛昨天是周日,而这一天又回到星期一,重新开始上班了。

    第八天

    1989年6月8日,星期四,这天是端午节,一个纪念伟大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的节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国际新闻,显著位置是来自该报平壤的电讯,记者是徐宝康。标题是"朝鲜《劳动新闻》发表文章 谴责卢泰愚法西斯集团滥杀无辜的学生和市民"。6月7日《劳动新闻》发表题为"杀人凶手逃脱不了惩罚"的署名文章,强烈谴责卢泰愚军事法西斯集团滥杀无辜学生和市民的法西斯暴行。文章说,南朝鲜警察最近不仅残酷地杀害青年学生李哲魁,而且4日凌晨又杀害了一名无辜市民和一位20多岁青年。南朝鲜人民和学生对法西斯警察的这种暴行义愤填膺,声讨浪潮不断高涨。

    文章指出,当局杀害无辜后为掩盖其罪行,造谣说"没有拷问致死的证据"。文章说,不要以为"死者不会说话",就可以"掩盖和逃脱"杀人罪行。

    文章揭露说,南朝鲜警察屠杀无辜并非偶然。这充分暴露了卢泰愚政权的法西斯本质,他们不仅把要求祖国统一和社会民主化的青年学生和民众视为"左倾运动分子",而且任意将他们逮捕入狱。

    文章还说,"事态表明,如果不推翻卢泰愚军事法西斯集团,南朝鲜人民就无法摆脱流血和死亡。目前,南朝鲜人民正以极大的愤慨,决心以无畏的斗争,向杀人凶手讨还血债。"直到1996年,全、卢才受到法律的惩罚。

    回到国内,第一版是"国务院发出公告,坚决制止冲击铁路确保运输安全畅通"、"中纪委发出通知,严明党纪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福建、江西、高检致党中央中央军委的电函"、"上海发生烧毁旅客列车严重事件"、"布什总统对中国局势进行指责,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极大愤慨"、"国务院发言人袁木举行记者招待会揭露反革命暴乱真相"、"一支戒严部队经过建国门遭到来自外交公寓的枪击,官兵一人死亡三人受伤"、"方励之到美驻华使馆'避难',有关人士称这种庇护是干涉中国内政"。这一版有8篇文章,只有一篇关于上海发生列车烧毁的报道有记者署名。

    关于袁木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报道,其中提到"6月3日凌晨发生的反革命暴乱,经再三核实的不完全统计,解放军官兵受伤5000多人;地方上(包括为非作歹的暴徒、围观的不明真相的群众)共伤2000多人;死亡情况,军队和地方上加在一起的初步统计数字是近300人,其中包括部队的战士,包括罪有应得的歹徒,也包括误伤的群众。"由于这篇报道很长,第一版登不下,转至第二版,全文相当于占对开报纸整版的2/3。

    第九天

    1989年6月9日,星期五。第三版头条报道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任命59岁的雷日科夫为苏部长会议主席(相当于政府总理),这一建议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戈尔巴乔夫提出的。500多人的会议表决结果是9人反对,31人弃权。雷日科夫自1985年出任该职,此次为连任。雷日科夫在向苏联人代会作施政报告时,谈到国民经济结构改革和经济面向社会福利的问题时透露,苏联有40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1990年1月起通过提高最低退休金制度等措施,将使2200万人的福利待遇得到改善。财政恶化是苏联经济当前的头号难题。雷日科夫提出,通过增产消费品,减少生产性基建投资、减少军费和管理经费等措施,到1995年消除赤子--遗憾的是不到1995年,1991年12月25日苏联就宣告不复存在了。

    当时,雷日科夫还公布了1989年的773亿卢布(约合1200亿美元)的军费中,326亿为武器装备费,153亿为军事科研费,202亿为军饷。到1995年,军费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将下降1/3至1/2。这为苏联政府首脑还透露了几个人们普遍关心的数字:前就年在阿富汗战争中的消耗每年为50亿卢布;宇航费用达69亿卢布,其中39亿为军事宇航费用。他说,新政府将努力在国内创造法制和社会安定气愤,可靠地保证严格执行人民的意志。雷日科夫早年当过工人,1956年加入共产党。1985年出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回到国内,第一版头条是"李鹏王震看望戒严部队官兵"、"就美使馆给予方励之等所谓'保护'事,我外交部表示严重抗议"等,还有一条是"李卓人承认接触非法组织,经公安机关教育后已离京返港",消息称香港居民李卓人于5月31日自港来京,住在北京饭店西五楼,当晚即与在天安门广场的"市高联"、"外高联"、"广场指挥部"等非法组织联系。6月4日匆忙离开北京饭店,5日企图登机返港。7时45分,在北京饭店西五楼厕所内发现被扔掉的人民币79999元及鼓动学潮的宣传品和其他字条。后公安机关对其所带款项暂予扣留,已让其离京返港。

    另外,有一条新闻是首都群众致信慰问戒严部队官兵的,题目是"人民是了解你们的",一未署名的女大学生的信是这样写的:"你们辛苦了,人民感谢你们,请你们休息好,狠狠打击一小撮歹徒,不要手软,烈士的血不能白流。请你们多吃些蒜,我只有这些面纸了,请你们擦完手再吃饭,不要生病。你们是我们的好兄弟,多保重。另外我建议你们最好闲暇时多看看北京市地图,了解好地形好隐蔽,特别要注意坏蛋从建筑物上开冷枪。"

    一位名为"北京市群众"的信是这样写的:"请你们吃好、睡好,对待暴徒绝不要手软,现在虽有很多群众不理解你们,但历史会公正地对这一切做出评价的。有正义感的群众支持你们,我们感谢你们保卫了我们国家的政权,保卫了人民的安全,谢谢你们,真正的人民永远爱你们。狠狠打击暴徒,人们高兴。虽然最近天气有些反常,你们多吃些蒜好消毒,注意安全,注意卫生。多保重,人民子弟兵。"

    信中提到多处"吃蒜",估计北方人比较多,吃蒜消毒是北方人的习惯,而南方人多喜欢吃醋消毒,

    第十天

    1989年6月10日,星期六。原属于第三版的国际新闻因为该版刊登"陕西、西藏、湖南、吉林、江苏、河南、广西等七省区致电函中央解决拥护平息在首都发生的反革命暴乱",而转移到最后一版--第四版,新华社记者从华沙发来的报道称"波首轮大选结果出人意料",波兰政府总理拉科夫、内务部长和国防部长均未能超过半数的有效票而落选。波兰执政联盟中的三个联盟党领导人承认,这次议会大选的结果对波党和整个执政联盟是不利的,团结工会方面取得了"胜利"。按圆桌会议规定,团结工会等为首的建设性反对派在新议会的460个席位中将占有35%,即161个席位。瓦文萨领导的团结工会的候选人绝大多数已赢得超半数以上的有效票而当选。参议院的100个席位,团结工会经过自由竞选,已经赢得92个席位。

    第一版是"邓小平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是新华社的电讯稿,没有记者署名,报道称"邓小平神采奕奕,精神饱满,同大家合影后作重要讲话,杨尚昆、李鹏、乔石、姚依林、万里、李先念、彭真、王震、薄一波等参加"。15年后,上述人中只有李鹏、乔石、万里、薄一波健在。

    第一版和第二版分别刊登了署名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1989年6月5日发表的"北京发生反革命暴乱的事实真相",其中黑体字的小标题分别是"一、有的同志提出,前几天动乱的局势已有所缓解,戒严部队还有必要进城吗?二、有的同志问,6月3日这一天发生的事情,够得上是暴乱吗?三、有的同志问,部队进城平息暴乱,为什么向老百姓开枪?四、社会上盛传,戒严部队进城之后,'血洗天安门。这完全是谣言。五、提高认识,夺取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全胜。"报道中有这样的字句"由于围观的群众和在场的学生很多,有的被车撞、人挤,有的被流弹击中,暴乱中有上千群众受伤,上百人死亡,这是大家都不愿看到的事情……"

    还有一封北京高校一青年教师的信在第一版公布,标题是:"美国之音"造谣可耻--一个6月4日凌晨天安门广场目击者的来信。这个教师没有署名。他说:我是一个高校的教师。前几天听了"美国之音"的广播,我感到非常气愤。"美国之音"不顾新闻职业道德,制造了种种谎言,去欺骗不明真相的群众。特别制造了"军队在广场上用机枪打死3000多人,还用坦克来回轧死许多人的谣言。作为一个目击者,6月3日夜,我一直在天安门广场,解放军在整个清场过程中,从未向广场上的人群开枪。6月4日凌晨4时左右,侯德健等几人与部队的同志进行了接触,部队同意他们撤出广场。侯德健等回来以后,在场的学生就是否撤离进行了表决,同意撤的喊"撤离",不同意的喊"坚持",谁的声音大,就按谁的意见办。结果,主张撤离的呼声占了上风。最后,在场的学生打着旗帜有组织地从东南角缓缓撤出……

     

    第十一天

    1989年6月11日,星期日。第三版国际新闻,来自莫斯科的报道称,5月25日开始举行的首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6月9日闭幕,大会成立了以最高苏维埃主席戈尔巴乔夫为首的宪法委员会,来拟订新的国家根本大法。戈氏称大会将苏联进入"发展民主、公开性和改革的新阶段",如果不对社会主义所有制关系实行根本变革,国家就不能坚定地向前发展并达到既定目标。他主张发展社会主义租赁关系,但不赞成将一切都叫给市场,"应当沿着我们自己的道路走向市场,同时保持计划调节"。会上戈氏还表示同意代表们提出的改革缓慢的批评。他说,改革是相当长时间的事业,改革是一个显著成果是冲破了行政命令体制,但他不同意将这一过程与反对国家机器混为一谈。他对有人攻击党作了坚决驳斥,强调党如果想要成为苏联社会的先锋队,它必须更快地进行改革。有的代表对戈氏同时担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职务表示担心。对此戈氏回答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坚决排除将权力过分集中于自己的可能性。权力过分集中是把双刃剑,既可以刺伤别人,也可以把自己给伤害,后来戈氏担任实际上已经不存在的苏联总统本身就是一个具有说服力的证明。

    另一篇报道继续关注波兰大选,第一轮大选经过已经公布,当选议员总共165人,执政联盟只有5名,团结工会为首的建设性反对派160名。当选参议员的总共92人,全是反对派的候选人。执政联盟之所以落选,甚至一些政府首脑人物落选,主要原因是民选机制在起作用,而他们这些落选者应对造成每况愈下的经济状况的局面负责,人们因生活水平下降而怨声载道,这种情绪不可避免地反映在投票上。45年来,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削弱了人们对当局的信任。同时,团结工会在大选中大举获胜也使人们感到突然。因为长期以来,团结工会"否定一切",坚持"斗争和对抗"策略。但从1988年下半年开始,他们总结了过去教训,改变了做法,不动辄号召罢工和举行示威,而主张通过"对话和妥协"解决矛盾、冲突,从而改变了人们心目中的形象。这就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推进宪政带来的结果,以非暴力的和平方式进行,能够确保改革获得更大的成功。

    回到国内,分别是第一、第二、第三版,大致内容是:一没有透露姓名和单位的目击者谈"六月四日凌晨天安门广场清场情况"、"国务委员、北京市长陈希同向北京市工业系统领导干部作重要讲话,把反革命暴乱造成的损失夺回来"。关于陈希同近况,不少媒体有资料披露,这个人已经成为罪犯,因为贪污腐败,1998年7月被北京高级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6年,事发前,该犯的身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陈希同,是在1995年4月因大贪官王宝森自杀案件引咎辞职的;1995年9月,中共中央十四届五中全会做出决定,将陈希同清除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对其经济问题,继续进行审查;1997年8月29日,中纪委决定并报中央批准,开除陈希同党籍;1998年2月2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贪污和玩忽职守罪,决定将陈希同依法逮捕;1998年7月31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一审以贪污罪判处陈希同有期徒刑13年;以玩忽职守罪判处陈希同有期徒刑4年,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6年。赃物没收上缴国库;1998年8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对陈希同贪污、玩忽职守案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目前,该犯已经服刑近7年,作为1930年出生的他,已经74岁了,却落下如此可卑的下场。

    第十二天

    1989年6月12日,星期一。第三版国际新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谈新政府的组成,1个主席,3个第一副主席,10个副主席和57个部委--多么庞大的机构。雷氏说,部委数目已经较前减少了25个,其中工业管理部门减少20个,部长中有6人科学院院士和通讯院士,副主席中有一科学院副院长和院士。部长平均年龄55岁,特征是"年轻化"。在这次举行的苏联议会上,前莫斯科党组织领导人叶利钦担任建设和建筑艺术委员会主席--属于被贬的角色。不过,后来叶利钦时来运转,抓住时机,运用铁碗,担任俄罗斯总统,直至任满。

    来自汉城的消息,汉城地方法院宣布,南朝鲜前总统全斗焕的堂弟全愚焕因接受贿赂被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罚款550万南朝鲜元。拿了不该拿的钱,就进了应该进的地方。任何政府,只要不从制度上惩治腐败,有效监督腐败总是无法靠"自己反自己"反下去的。

    回到国内,《人民日报》刊登《北京日报》评论员文章,称"《美国之音》是不光彩行径",文章中写道"《美国之音》造谣说'4月20日公安逮捕了大约二三百在中南海正门静坐示威的学生',后来又说'有300人被拘留'。6月5日《美国之音》报道说'中国军队血腥屠杀……,造成数以千计的人死亡。据信至少有1400人于星期天凌晨前,在人民解放军血洗天安门的大屠杀中遇难'。国务院发言人袁木说《美国之音》是夸大和渲染是别有用心的。"第一版还刊登新华社的记者未署名报道"公安机关通缉方励之、李淑娴":"据北京市公安局的消息,方、李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业经检察部门批准逮捕,公安局关已发出通缉令。方励之(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研究员)、李淑娴(北京大学副教授)二人在这次动乱前后及反革命暴乱前采取各种方式,不断宣传煽动,并进行幕后策划、联络。反革命暴乱发生后,方、李二人畏罪逃入美国驻华使馆。6月10日,经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批准逮捕方励之、李淑娴。李淑娴系海淀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30条规定,已经海淀区人大常委会许可,可以逮捕。"

    此外,还有一些消息,"朝鲜《劳动新闻》发表评论员文章,批评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民主德国议院就北京发生的事件纯属中国内部事务反对任何外国的干涉"、"上海市政府宣布沪'高自联'为非法组织"、"上海破获'中国青年民主党''自由社'两个反革命集团,头目被捕"等。

    第十三天

    1989年6月13日,星期二。第三版国际新闻,从6月12日开始,苏联共产党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对西德第一次正式访问,是1981年以来的第一次。以往苏联领导人都是与当时的民主德国往来。关于两德,年随着柏林民主墙的推倒,又合并为一个统一的德国。同时,随着苏联的不复存在,最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党国家也不复存在。

    国际新闻有一条美国的消息,联合国安理会投票表决关于谴责以色列在占领区内镇压巴勒斯坦平民暴行的决议,由于美国否决,未获通过。其它14个理事国的代表都投了赞成票。美国代表的意见是"该决议只谴责以色列的政策和做法,而未提巴勒斯坦人的暴力行动是'不平衡的'"。看来,任何事情,都是双向的,既要考虑一方,又不要忽略另一方,才能通盘解决同一个问题。

    回到国内,第一版报眼位置是"聂帅写信慰问戒严部队全体官兵,向死难烈士表示深切的哀悼"、头条下面是"乔石、姚依林、田纪云等领导人到医院看望和慰问受伤官兵,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温家宝等参加看望",第二版署名"靳仁"的文章"外衣剥光之后--评方励之夫妇'寻求保护'",还有一篇北京市公安局的通告刊登在第二版上:"公安部转发北京市公安局通缉令,各地公安机关部署查缉,严防方励之李淑娴外逃,一经发现方、李二犯,立即拘留,并告北京市公安局",报纸并把两夫妇的免冠照片刊登出来,以及个人资料:"方励之,男,1936年12月12日生,浙江省杭州市人,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研究员。身高1.72米只有,体态稍胖,留一边倒长发,方圆脸,戴近视眼镜,走路时挺胸抬头。李淑娴,女,1935年1月28日生,安徽省嘉山县人,北京大学物理系副教授。身高1.60米左右,体态稍瘦,留短烫发,长圆脸,有明显雀斑,走路步伐较快。"最后提到"方、李二犯畏罪潜逃,现予通缉"。

    这一版方励之的消息比较多,如"方励之违背人民意愿--一位中年知识分子的信",未署名和单位名称,如"浙江新昌县一职工陈六桂给报社发来电报提出'依法公审方励之'"等。

    第十四天

    1989年6月14日,星期三。第三版国际新闻,刊登消息"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结束对厄瓜多尔和古巴访问,6月11-12日在柏林停留"。消息说,钱外长于12日回国。新华社6月13日电讯说,钱外长结束了对厄瓜多尔和古巴的访问后当天上午回到北京,却没有说启程日期。查找6月1日《人民日报》,第二版看到,钱外长于5月31日上午离开北京,应邀到厄瓜多尔、古巴、美国正式访问。6月14日《人民日报》没有提钱外长取消访问美国的消息,只是说在民主德国短暂停留,民主德国外长重申民主德国议院对中国局势声明中所阐述的立场,坚信中国人民一定解决面临的问题,继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报道还说"钱外长一行乘中国民航飞机回国"。此行出访历时12天。

    第三版还有一则"巴西公务人员大罢工"的消息:"6月12日,巴西联邦政府75万公务人员开始宣布举行无限期大罢工,要求政府增加工资,改革现行的工资制度,并恢复自1988年10月份以来由于参加罢工而被解聘的公务人员的职务。这次罢工是由政府行政部门的联合工会组织发动的。"选择罢工是保障人权的重要内容,不捍卫自身的权益,任由不合理的政策欺压,还谈什么社会公正、平等和正义。

    回到国内,第一版报眼位置是"徐帅写信慰问戒严部队全体官兵,称赞他们不愧是威武之师正义之师文明之师",第二版下方重要面积是"公安部转发北京市公安局通缉令,通缉'高自联'在逃的头头和骨干分子",被通缉的一共有21人,分别刊登了照片,他们是:王丹,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男,24岁(20岁),吉林人(山东人)--不知道人民日报怎么会弄错?;吾尔开希,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88级学生,男,1968年2月17日生,新疆人,维吾尔族;刘刚,原北京大学物理系研究生,男,28岁,吉林人;柴玲,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86级研究生,女,1966年4月15日生,山东人;周锋锁,清华大学物理系85级研究生,男,1967年10月5日生,陕西人;翟伟民,北京经济学院学生,男,21岁,河南人;梁擘暾,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87级学生,男,1969年5月11日生,四川人;王正云,中央民族学院学生,男,1968年10月生,云南人,苦聪人;郑旭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生,男,20岁,河南人;马少方,北京电影学院夜大剧作班学生,男,1964年11月生,江苏人;杨涛,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男,19岁,福建人;王治新,中国政法大学学生,男,1967年11月生,山西人;封从德,北京大学遥感所86级硕士研究生,男,22岁,四川人;王超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女,37岁;王有才,北京大学物理系代培研究生,男,1966年6月生,浙江人;张志清,中国政法大学第二学士班学生,男,1964年6月生,山西人;张伯笠,北京大学作家班学员,男,26岁,黑龙江人;李录,南京大学学生,男,20岁左右;张铭,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学生,男,1965年4月生,吉林人;熊炜,清华大学无线电系85级学生,男,1966年7月生,湖北人;熊焱,北京大学法律系代培研究生,男,1964年9月生,湖南人。

    第十五天

    1989年6月15日,星期四。第三版国际新闻有一条共产党国家古巴的消息,该国运输部长因为"贪杯好色、不肯悔改被罢官",消息说:"古巴部长会议执委会副主席兼运输部长托拉尔瓦因生活作风问题被解除职务。从1980年起托拉尔瓦出任古巴糖业部长,1985年以后该任运输部长。他在任期内因生活腐化,贪杯好色,曾经受到党中央的多次警告,但他仍执迷不悟,不肯悔改, 因此古巴国务委员会根据古巴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的建议,决定给予撤职处分。"

    回到国内,第一版发表该报评论员文章"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最后说"我们相信,只要全国人民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周围,万众一心,团结一致,就一定能够克服困难,夺取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全面胜利"。其它新闻还有"戒严期间违反我法律和法令,美两名记者被限期出境",这两记者是美联社记者潘爱文和《美国之音》记者裴新,称他们"从事了与记者身份不相符的活动,非法从事采访活动,限令72小时内离开中国"。

    第二版刊登公安部转发北京市公安局通缉令,通缉北京"工自联"头头和骨干韩东方(北京铁路分局丰台机务段工人,26岁)、贺力力(北京机械局职工大学讲师,36岁)、刘强(北京3209厂工人,26岁),并刊登免冠照片,通缉令称"部署查缉,发现三犯后即予拘留"。

    《人民日报》记者(未署名)6月14日发自西安的电文,"逃回西安的北京'高自联'头头周锋锁被当地公安机关拘留归案。据西安市公安局14日上午提供的消息,13日晚7时多,西安市卫生局干部周引荣(女)从电视屏幕上发现,通缉的在逃成员中有其弟弟周锋锁,便立即与在空军政治学院任宣传干事的爱人杨毅波商量,并一同向院保卫处报了案。他们准确地提供了其弟周锋锁6月7日由北京乘火车回到西安、现住在西郊三桥镇大光明眼镜店哥哥周建恩家中的重要查缉线索。晚上8时20分许,周锋锁被抓获。前前后后,仅用了1个小时。"该报6月14日北京消息,"北京'高自联'头头熊焱乘银川至包头的170次客车在内蒙古丰镇县车站被抓,押回大同,准备转送北京。"

    第十六天

    1989年6月16日,星期五。第三版国际新闻,新华社的消息说,新恢复的波兰作家协会6月14日已获得华沙省法院批准登记注册。该协会是波兰1981年底实行军管后被停止活动的。1983年8月20日被宣布取缔。波兰作家协会是在波兰正式宣布实行政治、社会多元化的背景下重新建立的。它现有会员500多名。同一天,波兰美术家联合会也重新获得登记。这是民主政治的开始,渐进的变化,确保使波兰成为民主国家、宪政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法治国家。该版还有一条消息"扎伊尔同情中国平息反革命暴乱"。

    第一版国内新闻,刊登新华社6月15日消息,北京"高自联"头头熊炜在沈阳由其母领交当地警方,投案自首,杭州17名非法组织头头和制造者自首。中国红十字总会郑重声明,从未向任何人讲过北京六月四日事件中丧生的任何数字,而且这个数字也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捏造。新华社6月15日电讯稿称,"据美国合众国际社和《美国之音》报道,日本外务省亚洲局负责官员在日本国会上提到中国红十字方面的消息,说在北京六月四日事件中有2600名学生和市民丧生。"

    另一则新华社署名记者靳尚巩的报道说"动乱和暴乱带来严重恶果,北京蒙受经济损失逾10亿"。

    第十七天

    1989年6月17日,星期六。第三版国际新闻用了"别了,裴新"的标题发表署名"晓坚"的文章,文章标题近似毛泽东早期的文章"别了,司徒雷登"。该文说,"今天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裴新限期离境的最后一天……咎由自取,罪有应得……裴新去了,望继之者三思。"

    新华社的几则消息说,捷克斯洛伐克《红色权利报》评"北京事件"时指出,邓小平讲话是分析问题出发点;缅甸同情理解我政府立场;新加坡将按计划同我国建交。

    在一条关于波兰的消息说,波兰总理说波兰选择的通向政治民主的道路是正确的,不管出现什么形势,今后仍将坚持执行谅解和改革政策。

    一条来自华盛顿的消息,中国再次从美国购买小麦10万吨,价值400万美元。美国小麦的最大外国卖主是中国,1988-1989粮食销售年度中,中国共从美国购进830万吨小麦。从1989年6月1日开始的1989-1990年粮食销售年度中,中国向美国购买小麦数量累计已达328万吨。中国小麦的需求,可以说解决了美国农民的问题。

    第一版刊登新华社波恩的消息,苏联领导人戈氏6月15日在西德表示,苏联不会放弃社会主义制度,苏联人民的命运在任何时候都是与社会主义优越性紧密相联的,在历史纪元中,社会主义刚处在"开始阶段",它还没有获得"以正确方法发挥其潜力"的可能性。苏联将朝着更完善的社会注意前进,而不是脱离社会主义,即使有人想脱离社会主义道路,苏联人民也不会答应。

    第一版国内新闻刊登北大一学生给北京日报写的信,标题是"揭露方励之李淑娴操纵王丹搞动乱",作者说"请原谅由于环境的不允许,我暂不署名"。

    第二版刊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荣毅仁的一段话,他说"从大是大非上认识平息暴乱的意义"。北京市长陈希同强调"发动群众投入平暴和生产"。

    第十八天

    1989年6月18日,星期日。第三版国际新闻多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新闻,如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政府经济和计划部长奥弗恰罗夫号召人民“维护国家安定团结”,他强调,保加利亚同任何一个主权国家一样,绝不允许存在任何染指社会安定和国家安全的行为,绝不允许破坏宪法和法律,绝不允许破坏全民族的统一和团结。这位部长是在保共中央和各社会团体联名举行的隆重纪念季米特洛夫107周年诞辰的盛大纪念会上讲这番话的。他号召全国人民从季米特洛夫的理论和思想中吸取力量,掀起爱国主义的高潮

    ,维护民族统一,坚决反对任何人利用保加利亚采取增进国际信任和谅解的新决定进行投机。保加利亚正在动员全体人民的力量,努力完成对全社会进行革命性改革的任务。因此,需要是严谨的组织工作、纪律和忘我的献身精神。保加利亚人民正在建设自己的和平生活,没有任何力量能够使它偏离已经确定的道路。

    另一条是南斯拉夫共产党联盟的消息,中央新任主席潘切夫斯基说南摆脱目前危机的惟一出路在于推行已经宣布的经济、政治和共盟三大改革,经济是指建立基于尊重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之上的新的社会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推行真正的民主化,保证建立完整的自治社会关系和工人阶级的社会基础。彻底实行非集权化和非官僚主义化,并消除文牍主义和衙门作风。而共盟的目的最终是真正成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思想先锋队”。

    回到国内,一则消息说“劫难后的天安门广场迎来第一批小客人,万名少先队员举行主题为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队会”,还配发了图片。如今,当年的少先队员该走上工作岗位了吧,不知道你们是否还记忆起当年的飘着血红色的红领巾的少先队员时代?

    第一版的主要消息是国务院发言人袁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记者采访,指出“绝大多数人民拥护共产党领导和国家不希望发生颠覆是基本事实”。袁木在北京国际俱乐部接受了节目主持人汤姆.布罗考的采访。进行了45分钟,一些中外记者旁听了采访。布问:是邓小平主席下令进军的吗?袁答:解放军进驻天安门广场是执行戒严任务,为了维护首都的秩序。在对天安门广场的清理中,没有发生任何的伤亡,没有打死一个人,解放军的军车也没有轧死一个人。现在国外舆论中有所谓血洗天安门,轧死多少多少人这样的设法,这是不正确的。当时占领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是排着队、打着旗和平撤离的,或者说自动撤离的。

    布问:我在您所讲的这番话中发现一些令我震惊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几百尺长的胶片,可以表明:工人、学生被枪杀,无辜的旁观者也遭到枪杀,而且不但是来自我们西方国家的记者,还有一些中立国家的观察家,真个世界的人民包括中国人都看到人们站在很近的距离被解放军枪杀了。您怎么能够说,您和中央领导人却不相信有人受伤呢?

    袁答:我没有说在整个镇压反革命暴乱事件中没有发生伤亡。我刚才只是说,解放军在清理天安门广场过程中没有发生打死人的事情。至于在整个镇压反革命暴乱过程中,有一些歹徒被打死,也有一部分看热闹、围观的群众遭到误伤,解放军本身也遭到很大伤亡。关于这个伤亡的情况,我已经在前不久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代表国务院宣布过了。在这个事件中,解放军有5000多人受伤,围观的群众和歹徒受伤的有2000多人。死亡的数字大体上200人,包括解放军,以及歹徒和少数围观的群众。

    布罗考最后又重复自己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几百尺录像带表明学生和围观者被枪杀。他把几百英尺录像带一句“改为”(《人民日报》原文)有几英里长的录像带,袁木回答说:“现代技术的发展,为有的人提供了这样的可能,他们可以搞出比你说的更长的录象带来歪曲事实。谢谢你对我的采访!”

    这一天的报道还有:“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杨涛在兰州被抓获”、“‘首都工人自治联合会’头头贺力力的联络员贺群印、尤建齐二犯在西安被抓获”、“北京‘高自联’头头、北京电影学院夜大班学生马少方在广州见到报纸上有他被通缉的消息,便到派出所头投案自首”、“北京已有109人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公安部长王芳要求公安干警再接再厉乘胜追击,15位公安系统的有功人员受到表彰”等等。

    第二版还有一条涉及军用枪支弹药等军用物品的消息,“北京收缴一批散失军用品”。新华社北京6月17日电,记者从公安部门获悉,连日来,北京市公安机关清查收缴被抢劫或散失在社会上的枪支弹药和其他军用物品,取得了初步成果。据戒严区内8个公安分局的统计,截止6月17日,已收缴各类军用枪支181支,其中冲锋枪135支,步枪2支,手枪25支,机枪19挺(包括高射机枪4挺);子弹28287发。此外,还有电台、警棍、钢盔、催泪弹、匕首、盾牌等军警用品232件。北京市公安局有关负责人指出:凡持有戒严部队散落的枪支弹药者,必须将枪支弹药立即送交公安机关,不得隐匿或擅自处理。拒不送交者,以私藏枪支弹药罪论处。

    

    第十九天

    1989年6月19日,星期一。这一天,第三版国际新闻的头条和第一版国内新闻的头条都是关于“动乱”的。前者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说‘乌兹别克动乱有预谋’”,后者是“崔国政刘国庚李国瑞在平息反革命暴乱中英勇牺牲,杨尚昆会见三位烈士亲属说我们的军队不愧为人民的子弟兵人民民主专政的柱石”。新华社莫斯科6月16日电,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指出,苏联乌兹别克费尔干纳州发生的动乱是一场经过仔细策划的、有预谋的行动。这场动乱是一些极端分子头目一手制造的,现在要采取一切措施,消除冲突的根源。一方面要对群众进行解释说服工作,另一方面要发挥法律的威力,动员群众和治安机关一起尽快使该地区生活正常化。据报道,6月3日该地区发生了一场动乱,这位苏联政府首脑从6月12日起一直在该共和国处理这场动乱。

    第三版,匈牙利的“刘少奇”、前政府总理纳吉重新安葬。报道称“匈牙利党和政府发表声明纳吉是杰出的国家领导人和社会主义改革政策的代表者”,1956年匈牙利事件平息后于1958年6月16日被判处死刑的。33年后的6月16的,党和政府在首都布达佩斯的英雄广场举行隆重葬礼,重新安葬,有25万人参加,国会主席和政府总理参加葬礼。葬礼是在政府认可和协助下,由匈牙利历史平反委员会等群众团体独立组织的。

    在哥伦比亚,一位被称为“四.一九”运动的游击队领导人卡洛斯.皮萨罗(总司令)提出一项新的和平建议,表示在一项政治协议和公民投票的基础上解除武装、交出武器,成为一个政治组织。6月13日晚,哥伦比亚总统府新闻秘书处散发了这位游击队总司令致巴尔科总统和两大主要政党领导人的一封信,信中提出了实现这支游击队非武装化的4点意见:1、政府应将由当局、各政党和“四.一九”运动在和平谈判中一致达成的政治协议提交国会,使之形成具有法律效应的文件;2、进行选举改革,确保各政党在竞选中平等地享有政府的选举经费和新闻传播渠道;3、国会中的的各政党承担义务,使政治协商在立法院中得到通过;4、就和平与民主问题进行公民投票,让全国人民就和平进程中达成的各种改革协议进行表决。这些法制程序完成后,“四.一九”运动将全部放下武器,变成一个政治组织。“四.一九”运动是哥伦比亚6支游击队中的一支,1989年3月,这支游击队与政府达成了停火协议,如皮萨罗的建议能够得到当局和执政的自由党和主要反对党、保守党的支持,哥伦比亚的和平进程将出现一个新的局面。

    看了这个报道,进一步证实了“枪杆子出政权”是个强权者的真理,因为有武器,游击队才敢于与政府提建议,如果能够成为得到法制保障下的政治组织,地下变成公开,非法成为合法,才能放下武器。不过,人类毕竟在走向和平,采取政治谈判、对话和公民投票的方式当是上策,任何政府都应当尽最大可能避免采取暴力或使用武力,才能最终走向和平。

    回到国内,第一版的消息,有“外贸出口保持好势头,出口下降局面基本扭转”、“《美国之音》继续造谣”等。6月17日,新华社电文这样说,“此间有关人士指出,《美国之音》今天偷梁换柱,继续散布所谓解放军‘血洗’天安门广场的谎言,攻击中国。《美国之音》还公然对上海判处3名纵火焚烧列车的歹徒死刑横加指责。《美国之音》在广播中是这样说的:‘中国政府企图使人相信,在军队6月3日晚上开进北京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被打死。’有关人士指出,《美国之音》又在制造谎言,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说过在平息6月3日至4日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中没有死一个人。国务院发言人袁木早在6月4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就已公布了平息暴乱中的伤亡情况,并说经过核实,在死亡的近300人中包括解放军官兵、罪有应得的一小撮歹徒和少数误伤的市民和学生。至于天安门广场的情况,出席记者招待会的戒严部队某部政治部主任张工曾介绍说,在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过程中,没有一人被打死,学生是比较有组织打着旗从广场的东南角离开了广场。”

    不知道《人民日报》的记者和三审为什么那么不仔细,第一版标题居然出错:“水利部抓紧防汛抗洪 淮河首次洪峰安全下泻”中的淮河变成了“黄河”,是不是当时的编辑人心不稳,差错就多了呢?

    第二十天

    1989年6月20日,星期二。国际新闻版面显要位置就是“华盛顿的鼓噪可休矣”,作者是“詹之乾”,他说,美国政府和政界的一些人职责中国政府的平息暴乱是“大规模屠杀平民”。中国政府解决平息了这场暴乱,避免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和建设成果遭受更大的损失,这是一个主权国家范围内的事。试问美国政府,是否能允许类似的暴乱在划时代发生和蔓延,并听之任之?美国国会一些议员和白宫的某些先生,俨然以“人权救世主”自居,无所顾及地对中国境内发生的事情颐指气使、横加指责,甚至还通过这个、那个决议,对中国攻击一番,好像他们就是那样地“讲仁政”。可是,历史的记录,早把他们自己钉在耻辱的十字架上。华盛顿那些言必称人权的先生们应该记得,当年阿肯色州小石城的黑人群众为反对种族隔离政策、支持黑人女孩去公立学校就读而进行示威,当局竟动用全副武装的国民警卫队进行阻挠,造成震惊世界的小石城事件。还应该记得,60年代美国黑人反对种族隔离而掀起的“自由入校”、“自由进餐”、“自由乘车”运动此伏彼起,但是,几乎每一次抗议浪潮都遭到美国当局的镇压。特别是当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被枪杀之后,为了镇压参加抗议的黑人气候子,美国政府调动大批正规军和装备精良的第82空降师,酿成了战后美国历史上空前的流血事件。更令人记忆犹新的是,在遍及全国的反对越南战争浪潮中,美国政府曾多次动用武力对付抗议群众,这些事件的后果,至今仍对美国政治产生影响。试问,华盛顿的先生们还有什么资格在那里侈谈什么“人权”和“自由”?!有什么权利指责中国政府镇压反革命暴乱的正义行为?

    人民日报记者发自开罗的消息,苏丹军事总指挥部宣布,苏丹政府6月18日挫败了一起旨在恢复前尼迈里政权的军事政变,所有参与政变的阴谋者已全部在押,但未提供这些被捕者的名字和人数。反动政变的主谋是驻扎在首都喀土穆市的装甲兵司令官。目前苏丹局势平静。

    第三版还刊登一幅传真照片,6月18日,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人哈格.根哥布度过27年流放生活后重新回到纳米比亚,他跪下亲吻自己国家的土地。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将参加定于11月份进行的大选。流亡者能够在27年后回来,多么不容易;更不容易的是,回来就可以参加大选,27年的流亡等待政治变革后的这个结果,是值得的,难得的。

    第一版国内新闻,多是学习邓小平讲话的报道,多是以“认真学习”、“全面深刻领会”、“澄清是非统一认识”为标题。还有一条是李鹏、乔石、姚依林会见烈士亲属,李鹏说,要把平息暴乱进行到底,决不放过坏人。同时要认真执行政策,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李鹏会见刘国庚、崔国政、李国瑞这三“国”字辈解放军的亲属。李鹏还说:“在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我们的党个政府对动乱一直采取了克制忍让的态度。这在世界上是没有的。我们的解放军只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进行了自卫。如果不这样,我们的损失会更大。”

    第二版的消息是:为“美国之音”提供谎言,浙江美术学院国画系学生张伟平被缉拿归案。新华社杭州6月19日电(记者胡宏伟)据杭州市公安局提供的消息,在杭州眼、动乱期间,制造所谓“浙江省政府为北京死难学生下半旗志哀”这一谎言并提供给“美国之音”广播的不法分子,已于18日下午在浙江省嘉善县被公安部门缉拿归案。据有关部门介绍,6月日上午11时许,浙江美术学院一些学生游行来到浙江省政府前大门。为了劝阻游行学生进入省政府大楼,保证机关正常的工作秩序,有关工作人员暂时关闭了铁栅大门。学生们聚集在大门前起哄。这时,人群中有人叫喊:“下半旗。下半旗!”一个身穿白色短袖体恤杉的学生翻爬到门楼顶部旗杆旁,动手解开升旗绳索。因一时拉不下,这个学生就用力摇晃旗杆,猛力将国旗扯下一截,斜歪在旗杆上。当时在场的省政府工作人员和一些群众对此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张伟平通过电话将这则谎言报送给了“美国之音”记者。6月6日,“美国之音”播出。据悉,此案正在审理中。时隔15年后,不知道当年这位向“美国之音”记者通电话的国画系学生受到怎么样的法律制裁?

    第二十一天

    1989年6月21日,星期三。当年有两个德国、两个朝鲜:一北朝鲜一南朝鲜,现在德国已经统一多年了,只剩下韩国和朝鲜仍旧处于敌对状态。《人民日报》驻平壤的记者徐宝康6月19日报道,6月23日起将对南朝鲜开放板门店北方一侧的大门,便于南朝鲜青年参加在平壤举行的第13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世界青年联欢节国际筹委会的代表离开平壤,为了去汉城,只得取道香港。由于社会制度不同,导致同为朝鲜族血统的青年分别在被禁止的分界线内,国际代表要想从平壤到汉城,还需要经过香港,虽然是一界之隔,但比千山万水还要遥远。不知道何时才能打破这一“界限”,两者合一,共享世界文明?

    回到国内,新华社石家庄6月20日电,记者刘英茹报道,“北京‘高自联’又一头头落网”:“6月19日晚7时,河北保定市公安局人民公园派出所治安积极分子在公园巡逻时,发现一名形迹可疑的人,当即带回派出所审查。该人自称张顺,装卸工。干警看他皮肤较白,与职业不相称,进一步审查。该人供认是北京‘高自联’头头刘刚,吉林省辽源市人。1878年3月考入中国科技大学,1982年毕业分配到沈阳六零一所,1984年7月被北京大学物理系录取为研究生,1987年在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公司任职,同年辞职,1988年春节回到北京,在耐磨材料开发公司等单位任职,现无业。经与北京市公安局联系,保定市公安局于20日上午将刘刚押送北京。”

    拉萨戒严后迎来首批外国游客。该报拉萨6月20日电,空寂达3个月之久的拉萨假日酒店,10日以藏式礼节迎来首批客人。当时的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是胡锦涛(1988-1992年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

    第一版头条是“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各级法院,及时审判动乱暴乱中的犯罪,严肃执法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重大典型案件通过新闻媒体宣传”,当时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是任建新。还有一条新闻是“首都部分法学家孙国华(中国政法大学法理学教授)、王叔文(中国法学会副会长)、陈光中(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刑诉法教授)、高铭暄(中国人民大学刑法学教授)、巫昌祯(中国政法大学民法学教授)、吴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宪法学教授)、兰明良(法律出版社社长、国际法专家)等座谈邓小平讲话时指出,平息暴乱为维护宪法建设民主须加强法制”。

    第二版,用几乎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两篇文章:一是“暴乱平息后的沉思-试论事态的发展为什么走向青年学生良好愿望的反面”,作者是郑言实,文中有一句是“民族的灾难只有靠全民族的反思才能真正加以遏制。”二是“北京市外事办公室发言人发表谈话,驳斥美联社一则歪曲报道,指出戒严部队军官李之云向外国记者介绍情况时,从未讲过‘战士向广场开了枪’”。

    第二十二天

    1989年6月22日,星期四。当天的国际新闻报道了来自科伦坡的消息,斯里兰卡总统普雷马达萨发表公告,再次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斯里兰卡国防部长说,自1989年1月份总统宣布在全国解除已实施5年的紧急状态以来,暴力活动从未停止。暴徒们屠杀无辜,焚烧公共汽车,强迫工人罢工,企图破坏经济和颠覆政府。为了维持治安,使全国恢复正常秩序,政府被迫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

    在波兰,议会议员460名和参议院参议员100名已经选出,以波兰统一工人党为首的联盟派在议会拥有299个席位,以瓦文萨领导的团结工会为核心的反对派拥有161个席位;在参议院,反对派占99个席位,联盟派未获1席,余下1席被无党派人士和私人企业家夺走。不久,他们将举行议会和参议院联席会议-国民大会,将选出共和国总统--走向共和,走向民主,走向自由。

    回到国内,第四版一条消息这样说:苏州书画家近日特地创作一批书画作品,委托总政宣传部转赠北京戒严部队。著名书画家沙曼翁说,我活了70多岁,从来没有看到过用制造动乱、暴乱的方法要求所谓民主、自由、人权。“文革”把我们折腾得够惨了。对付这帮暴徒就是要实行专政,否则国无宁日。他挥毫书写了“坚守岗位、卫国爱民”的条幅献给北京戒严部队。

    上海消息,在上海光新路铁路道口严重骚乱中犯有破坏交通工具罪和破坏交通设备罪的徐国明、卞汉武和严雪荣,6月22日被依法处决(死刑)。另外参与的六名犯罪,有两人无期徒刑,四人十二年至五年有期徒刑,另外有一工人因盗窃被收容劳动教养二年,一工人因偷盗被行政拘留。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江泽民、市长是朱镕基。

    新华社贵阳的消息,台湾一派遣特务20日晨在贵阳落网。这名被称为“长期潜伏在贵阳的台湾国防部军事情报局派遣特务”的欧宗佑,20日凌晨被大陆公安机关抓获。报道称:“欧宗佑在大陆一些地方发生动乱和暴乱期间,接受台湾特务机关‘从事学运,配合区内形势,秘密策动学潮’,‘争取自由、争取人权’的指令,散布‘这次共产党真要垮台了’的恶毒谣言,蛊惑人心,并千方百计为境外收集我刊有动乱情况的内部报刊资料,拍摄游行、静坐、演讲的照片。欧宗佑还向国民党军事情报局多次书面和口头表示:‘誓为结束共产党的专制统治贡献一份力量’。”46岁的欧宗佑,是贵阳市以开办画室为业的文化个体户,“骗取了贵阳市中山西路个体劳动者协会主任等社会职务”。由于醉心财物,迷恋资产阶级生活方式,1984年11月他去香港探亲期间,即被台湾特务机关策反并派遣回贵阳,其主要任务是长期潜伏,发展组织,为敌特机关提供、传递情报。之后,他又数次专程赴香港接受特务训练,并在香港及广州、深圳、桂林等地多次与台湾派遣特务秘密接头,传递经济、政治及人事资料情报,接受任务和活动经费,还发展了组织成员。

    第一版,李鹏会见巴基斯坦客人时强调“中国不会屈服于外来压力,将继续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上同各国发展关系”,姚依林会见世界银行官员时说“现在中国局势是稳定的”。

    第二十三天

    1989年6月23日,星期五。匈牙利再次进行政治协商圆桌会议,表现合作的愿望和对民族事业的责任感。6月21日来自布达佩斯的新华社报道称,参加谈判的各方派出的专家已就具体谈判内容和方式达成一致意见。国会主席宣布:在政治方面,各方将就修改宪法、共和国总统制、宪法法庭、制订选举法、修改惩治法、制订新的新闻法和建立免除武力解决办法的保障等问题进行协商。所谓圆桌,就是平等、民主,只有先实现程序上的正义才有可能实现实质正义。圆桌比主席台上的核心更能体现民主的重要性。可喜的是,匈牙利不但要建立宪法法庭,还要制订新的新闻法。政治协商,建立民主国家。

    6月21日,新任苏联最高苏维埃建设和建筑艺术委员会主席叶利钦主张把苏联的工业基建投资削减30%-40%,腾出资金用于社会福利。1989年6月3日《参考消息》援引美联社二日报道,苏共政治局委员梅德韦杰夫说叶利钦提出要党放弃对最高苏维埃权力的要求是不能接受的。梅德韦杰夫说,党的领袖兼任国家元首在世界上并不奇怪,苏共有权选择国家和政府首脑。6月21日,苏联另外一位副总理职位的经济学家对苏联中央电视台发表谈话说,苏联必须在2年内摆脱经济危机,再用5年时间对整个经济体制实施深刻改革。他还说,目前不存在即刻改善经济状况的灵丹妙药,必须综合解决经济问题,重新建立完整的经营体系。这位经济学家名叫阿巴尔金。

    再看看15年前的6月23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头条就是被海内外评论人士经常提及的大名鼎鼎的社论《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一句就是“取得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决定性胜利之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在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重要讲话。通过结合这场斗争实际的学习、讨论,大家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何等的重要”。社论还提到:“平息这场反革命暴乱的斗争还提醒了我们,决不可以放下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有力的武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停息,我们还不能高枕无忧。”

    既然阶级斗争还没有停息,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一条“坚持”就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最早这条坚持叫“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就是要与资产阶级作斗争,所以就出现了流血与牺牲,出现了不可避免的大量的斗争:新华社北京6月22日电,插手动乱、造谣煽动,一批台湾国民党特务落网,有些特务向国家安全机关自首。5月19日,北京市国家安全局于5月19日、5月27日依法拘留了台湾国民党特务、北京市某工厂干部王长洪、钱荣勉和梁强,特务到天安门广场散布谣言,煽动动乱,并混入绝食的学生中挑唆说“政府真没有人性,这样的政府还要他干什么!”造谣说“西安民警打死了几十个学生”。王长洪还向台湾特务机关报告说“当前要向工作之重点放在工运上”。

    在第二版,阶级斗争正在升级,形势看来很严峻,如“在反革命暴乱中打砸抢烧,北京七名罪犯被处决”,这七罪犯由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的,6月17日,他们向北京市高级法院上诉,被驳回,维持原判,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83年9月7日依法授权高级人民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通知的规定,核准林昭荣、张文奎、陈坚、祖建军、王汉武、罗红军、班会杰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6月22日上午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通过这个报道,可以知道,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级人民法院是从1983年9月7日--也就是全中国第一次实行最严厉的“严打”政策的同一年,开始实行“部分死刑案件”可以不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就可以由当地的高级人民法院决定“执行死刑”。现在,有法学界和新闻界人士提出,要求最高人民法院收回这个“授权”,这个权力不宜下放到地方。同时,不知道最高法院如何为“部分死刑案件”制定标准,符合怎样的标准才是最高法院需要核准的死刑,符合怎样的标准才是地方高级人民法院需要核准的死刑?像6月22日被处决的在反革命暴乱中打砸抢烧的7名罪犯,是不是符合可以不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就可以由当地的高级人民法院决定“执行死刑”的“部分死刑案件”?

    6月22日,在长沙,参与惊骇全国的长沙“4.22”事件的27名犯罪分子受到了法律的严厉惩处,犯罪分子、湖南省消防器材总厂工人李卫红因寻衅滋事,煽动焚烧摩托车,殴打民警,打砸行为等,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其余26名犯罪分子被分别判处1至15年有期徒刑。其中,工人6人,个体户4人,停薪留职人员1人,还有农民、无业者。

    第一版的消息传出,美国“悍然宣布对我实行新‘制裁’措施”,是由美国总统布什宣布的,包括采取5项对中国的“制裁”:暂停武器出售和中、美军事领导人互访、停止高层接触、寻求国际金融机构推迟考虑向中国提供新的贷款等。同时发布的另一条新闻是“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坚决反对美干涉我内政,希望美方不要做不利于双方关系的事”。

    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姬鹏飞代表政府郑重声明:中国政府对港澳方针不变。姬鹏飞说:“中国政府按照‘一国两制’构想所制定的关于香港、澳门问题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是不会改变的。”北京6月25日的《参考消息》援引澳门《华侨报》6月23日评论称“北京这一安排,显然是看到了港澳人心的严重不安以及已经对中国(例如投资)或将会对中国(例如开放政策和四化建设)造成的负面影响,因此由姬鹏飞出面安抚一番,叫大家放心。姬鹏飞这一番说话,应该说,对于港澳同胞近来心中的牵挂和疑惑,甚至是恐慌,起了一些缓解作用的,但问题没有根本解决,大家并没有因此放心。姬鹏飞谈话的一些内容,也会被接受,但是还有一些内容是港澳大多数人很难接受的。例如对这次北京学生运动的定性逐步升级的问题。”

    本日的其他消息还有:田纪云会见英国客人--一企业总裁说,中国将进一步发展对外贸易,一些国家在贷款上卡中国是短视之举。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外经济合作将会继续发展,外交公寓枪击事件中公寓里无人伤亡。这是指外国记者问6月7日戒严部队向建国门外外交公寓开枪损失家具和其他设备,中国方面是否准备为此表示歉意?发言人李金华答道:中国人民解放军戒严部队是在受到来自外交公寓的枪弹袭击时进行还击的。对这一事件,中国政府做了迅速的处理。在这一过程中,公寓里无人伤亡。

    第二十四天

    1989年6月24日,星期六。第三版国际新闻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事情比较多,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赫尔曼22日在德党11届8中全会上就党的工作重点、当前形势和国际局势作了报告。他说今后各级党组织要更重视人民群众的批评意见,认真考虑群众的建议,同时要耐心而有原则地向群众解释党的政策,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说服力,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加强党与人民之间的信任关系。民德将继续肩并肩和兄弟国家站在一起,发展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民德坚持与西德保持和平共处的关系,奉行同西柏林做好邻居的政策,但对联邦德国的新纳粹势力影响增大表示忧虑。他强调,柏林墙不能拆除,因为民德不能放弃自己的安全,不能不防止经济掠夺、搞心理战的犯罪分子的渗入和毒品交易。赫尔曼还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努力以新的成就来迎接建国40周年和党的十二大。

    不过,今天再看这条老新闻,总觉得历史车轮滚滚,谁也挡不住,虽然说柏林墙不能拆除,但最后他们自己早早把这个障碍拆除了,免得看着难受。

    6月份,朝鲜继续反美,在“6月25日-7月27日反美共同斗争月”前夕,朝鲜各政党、社会团体于6月23日发表联合呼吁书,呼吁世界各国人民支持朝鲜的和平统一,并强烈要求美国政府彻底改变分裂朝鲜的政策,以适应对话和缓和的潮流,使朝鲜早日实现和平统一。呼吁书还说,朝鲜目前继续存在的这种充满战争的危险状态,是与时代的缓和潮流相违背的。当时的朝鲜最高领导人是金日成,还没有死。

    国内新闻主要是邓小平的10段话,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论述,这个四坚持早在1979年就由他论述了,当时他并还不是形式上的最高领导人,他只是中央副主席。邓说,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1980年取消宪法中的关于“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文革’期间的群众性运动性质的言论自由)”就是防自由化。他还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

    接下来的第一版国内新闻有一条标题是:刘晓波参与动乱被拘留。同日国务院所属的《经济日报》是第一版新闻标题是:从美国回北京煽动动乱,刘晓波被拘留审查。文章正文是: 新华社北京6月23日电 据北京市公安局提供的消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刘晓波去年11月去美国访问讲学,在美期间与反动组织“中国民联”头目胡平等人关系密切,曾为“中国民联”起草《致中国大学生的公开信》,支持煽动学潮。1989年4月27日,刘晓波从美国回北京直接参与并煽动动乱,已被北京市公安局拘留审查。1990年1月6日,在王丹等人被宣判有罪的当天,刘晓波被判免于刑事处罚。

    别的消息还有:解放军总政主任杨白冰(国家主席杨尚昆之弟)会见十位烈士亲属,说要把平息暴乱进行到底以告慰烈士英灵。126名非法组织头头成员等到上海公安机关登记或自首。错误估计大陆形势,派遣特务插手动乱,台湾当局掀起一股反共浪潮。邓小平儿子邓朴方率中国残疾人艺术团慰问首都戒严部队。人大法委党员委员学习邓小平讲话时指出,平息反革命暴乱完全正确,人大应加强民主法制建设,“集会游行示威法”、“戒严法”、“新闻法”等要加紧制订。

    后来的消息我看到,新闻法并没有生出来,估计原因是多方面的。至今15年了,当苏联、秘鲁、印度等国家陆续有新闻法的时候,我们国家现在还没有。

    24日人民日报第四版消息,制造“浙江省政府为北京四难学生下半旗志哀”事件的26岁浙江美术学院85级工艺美术系学生崔建昌在南昌被捕。“外高联”头头、山东大学外文系学生潘强在济南山东大学被捕。截至6月20日,济南收容审查了108名打砸抢烧犯罪分子,并依法逮捕了其中40名。这108人,是不是可以称呼“108将”呢,是否有水浒传里的人的行为呢?报道没有解释。

    第二十五天

    1989年6月25日,星期日。这一天的人民日报是这个月惟一套红的报纸,大标题是:党的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召开第四次全会,审议通过李鹏代表政治局提出的关于赵紫阳所犯错误的报告,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政治局常委,增补李瑞环丁关根(前铁道部长,因为上海铁路列车相撞事件人员死伤并包括外国人而引咎辞职)为书记处书记,撤消赵紫阳的总书记、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军委第一副主席职务,免去胡启立的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职务,免去芮杏文(前上海市委书记)阎明复的书记处书记职务。全会召开之前,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为四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必要准备。通过播发的照片,邓小平与江泽民并列,一左一右。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照片上面有一些人在鼓掌,多为老同志,是杨尚昆的亲属杨绍明摄影,可见他能够进入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场摄影。新闻资料显示:6月19日-21日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23日-24日四中全会举行,出席全会的中央委员170人。笔者查了一下资料,1987年11月2日公布的中共十三大中央委员名单,当时的中央委员有175人,1年多以后的四中全会,少了5个人参加,不知道是否是赵紫阳、胡启立、鲍彤等人参加,其中的一位委员胡耀邦已于4月不幸去世。资料还显示:华国锋、胡锦涛、温家宝、王蒙、万里、乔石等都是中央委员。

    第二版刊登了调整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照片,及他们与国家主席杨尚昆的合影,没有发布个人简历。以及社论:坚持立国之本,走好强国之路。还有本报启事:北京发生发革命暴乱给本报印刷发行造成许多困难,从6月7日起,本报不得不改出四块版。现在,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斗争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本日起恢复出八块版。

    第四版全文刊登王昭的文章《抓住刘晓波的黑手》,原载6月24日《北京日报》。6月24日国务院办的报纸《经济日报》在第二版也刊登此文。文章这样写道:

    人们都还记得,在首都部分地区宣布戒严12天之后,经过大量的宣传解释工作,戒严日益取得人们的理解和支持,而天安门广场静坐的学生则日渐减少,难以为继的时候,6月2日,天安门广场却又演出了一出4人绝食48─72小时的闹剧。这次绝食的发起人,就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动乱之初特意从美国匆忙赶回来的刘晓波。

    6月1日晚,刘晓波其人在北师大校门通过大喇叭做了一通演讲。他直言不讳地说:“我从回国后,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全民民主运动,我在天安门广场同大学生度过了十几个非常难忘的日日夜夜。现在政府一再强调极少数、极少数人,所谓的一小撮,它的所指看来就是指类似我这样不是学生身份的人。但我想说……我不怕当黑手,我反而以当黑手为自豪,为骄傲,为荣光!”

    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现在,让我们通过刘晓波在这场学潮前后以及动乱和暴乱中的所做所为,看看这只黑手是如何在同海内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中,伸向首都学潮,并极力煽动动乱的。

    刘晓波向来有“狂人”、“疯狗”、“黑马”之称。1986年以来,他以否定中国的一切很出了些风头。1988年6月25日在北京师范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后,8月24日去到挪威讲学。3个月期满,转到了美国。还在出国之前,他就想抛出一批反共反人民的所谓“重磅炸弹”,但是考虑到出国在即,害怕因此“泡汤”,暂时隐藏起来。到了国外,他无所顾忌了,便把它们连续地抛了出来。在这些“炸弹”剧烈的爆炸冲击震荡之中,赤裸裸地暴露出了他的真实面目。

    1988年10月,他在香港《解放月报》上著文宣称:“马列主义在中国,与其说是信仰,不如说是专制权力的组成部分。马列主义不是信仰,而是统治者进行思想独裁的工具。”因而,他始终把攻击的矛头指向马列主义。在1989年4月的《解放月报》上,他著文说:“批判马克思主义将直接转化为对东方专制主义的批判。”1988年11月,他从挪威赴美,途经香港,在接受《解放月报》记者专访时,更加放肆地为殖民主义大唱赞歌。当记者问到在什么条件下中国才有可能实现一个真正的历史变革时,刘晓波恬不知耻地答道:“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样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对此连香港《解放月报》的记者都忍不住说:“十足的卖国主义啦。”刘晓波回答说:“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而作为纲领性的主张,则是刊于1988年11月《解放月报》一篇署名文章中提出的四个“代替”。他说:“只能从多党并存的民主制代替一党独裁;用私有制、市场经济代替公有制、计划经济;用多元化的言论、思想的自由来代替思想一元化;用世界的(西方的)现代文化来代替中国的传统文化。”这里,刘晓波提出了以资产阶级共和国来推翻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系统的全面的主张。

    1988年底,刘晓波到了美国。同总部设在纽约的以“取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四个坚持’”,“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现行的专制制度”为纲领的反动组织“中国民主团结联盟”(简称“中国民联”),一拍即合。他们勾结起来,沆瀣一气,不断寻找机会,伺机而动。今年以来,从方励之等人的签名上书为魏京生请命,到打着悼念胡耀邦同志旗号煽动的学潮,他们都密切注视,潜心研究,协作行动。首都学潮刚刚发动,刘晓波自以为时机成熟,便急不可耐地披挂上阵了。

    这个一向宣称“我最佩服希特勒”的法西斯信徒,现在竟以“民主斗士”的面目出现。1989年3月,他在纽约参加了所谓“维护人权”、支持方励之等人要求释放魏京生的公开信的签名。4月,首都学潮出现之后,香港《明报》在4月20日发表了一则消息,披露刘晓波伙同反动组织“中国民联”的头头胡平、骨干分子陈军联名发出了所谓“改革建言”,“对大陆目前的学运表示关注”。他们在“建言”中提出,要“重新审查”“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和“1987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有关问题”,鼓吹“修改宪法”,把四项基本原则“从宪法中取消”。4月22日,刘晓波在《世界日报》上抛出了《胡耀邦逝世现象的省思》一文,集中攻击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是“专制政体”,鼓动学潮要“抛弃寻找开明君主的改革模式,而尝试着走一条从制度上改造中国的道路”。这条路怎么走呢?刘晓波公然叫嚣要同国外的反动势力相勾结。他说:“如果大陆的大学生们和那些追求民主的知识分子们,能在公开支持党内开明派的同时,也公开支持魏京生等人和海外的《中国之春》

    ,肯定会加快中国民主化的进程。”这里所说的《中国之春》,就是受台湾国民党豢养的“中国民联”所主办的反动刊物。很显然,刘晓波的目的就是要把学潮纳入内外勾结的轨道,进而将其进攻矛头引向反对所谓国内的“暴政”上。他煽动说:“暴政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暴政的屈服、沉默或赞美”。(见1989年4月号香港《解放月报》)我们看到,首都学潮很快提出了要求为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平反的口号,学生游行队伍中打出了“打倒暴政”的反动标语,这当然不是偶然的。

    人们记得,4月26日,在北京学潮面临下一步怎样走的紧急关口,北京大学三角地贴出一张题为《致中国大学生的公开信》的大字报。信中为学潮打气说,部分大学生的闹事活动,“已经影响了中国的现在,并必将在更大的程度上影响中国的未来”。并给学潮的组织者出了“巩固已经建立起来的组织联系”,“出版自己的通讯或其他出版物”,“加强与其他社会各界的联系(包括工人、农民、市民和知识分子)”,“争取他们的支持和参与”,以及“努力落实校园内的自由”,包括“建立充分自治的各种社团”,“巩固校园内的表达自由(校内民主墙、大字报、学术讲座上的各种辩论会等)”,“随时准备采取从贴大字报到游行、罢课等方式”等七条主意。这些主意的绝大部分都在其后的学潮乃至动乱中被采纳运用了。这封公开信,就是由刘晓波4月22日在纽约起草并伙同“中国民联”头头胡平、陈军等10人签名,在美国报纸发表后迅速传回北京的。

    也许刘晓波感到,远隔重洋操纵国内的学潮不够得心应手,于是便接受“中国民联”的派遣,于4月27日匆忙由纽约赶回北京。本来刘晓波向北京师大中文系写信,讲他应哥伦比亚大学邀请去讲学,到1990年才回国。可是5月初信到北师大时,他人早已到了天安门广场了。善良的人们也许会问,他是不是匆匆赶回来参加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动呢?绝对不是的。这一点他在《世界日报》一篇文章中说得明明白白:“听到胡耀邦逝世的消息,除了淡漠,我没有其他感觉。”他的突然提前回国,完全是为了直接插手学潮。

    据悉刘晓波在回国前,曾与胡平等就北京学潮事做过多次商谈。刘在临行前,陈军特地给北京四通公司打电话告知了刘所乘坐的航班,要求“四通”派车去机场接刘,并说,倘若刘在机场被捕(可见其作贼心虚),一定要把消息及时告知“中国民联”。从这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民联”对于刘晓波的回国插手学潮何等关心备至并且寄予厚望。

    另据有关人士透露,刘晓波回京后,立即与“高自联”的头头、刘的好友吾尔开希以及王丹等人接上头,并向他们和“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转交了他与王炳章(原反动组织“中国民联”头头、新组建的中国民主党党魁)等人所“捐赠”的数千元美钞和万余元人民币,作为学潮活动经费。其后,刘晓波在天安门广场积极参与了“高自联”指挥部宣传、撰稿、讲演、募捐等活动。他除负责“广场之声”的组稿、编辑,多次发表对学潮形势的演讲以外,还负责非法组织“首都各界联合会”的筹建工作。当广场绝食学生中有人表示要退出绝食时,刘晓波还恶狠狠地威胁说:“你现在一走就是叛徒,我们现在没有别的后路可走!”在这段时间里,刘晓波十分忙碌。

    他起草并散发了《致北师大党委的公开信》、《告海外华人以及一切关心中国问题的外国人士书》等等,继续扰乱视听,极尽蛊惑人心之能事。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以后,刘晓波更加紧了他的罪恶活动。5月23日,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在动乱中心天安门广场,出现了一份题为《我们的建议》的反动传单。这份传单一时甚嚣尘上,被某些人奉为“指导学潮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传单把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合法政府诬蔑为“伪政府”,发出了“伪政府必须辞职,李鹏必须下台”的叫嚣;把北京市部分地区戒严歪曲为“军管”,煽动“全社会的总动员”,以求“瓦解军管”;鼓动“国营企业的工人们”成立“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自治会”;煽惑“民办企业”要公开提出“企业的完全私有化”,以使“产权明确为私人所有”;他还顾意挑拨国内“八个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的多党合作关系,妄图煽动它们脱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计划地公开地明确地向政府提出独立的参政要求,进一步成为真正的具有独立权利的民主党派”。现已查明,这份以非法组织“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的名义抛出来的旨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宣言书,根本不是师大学生写的,而是出自刘晓波的手笔。由此可见刘晓波这只黑手同北京这次学潮及动乱的关系是何等地密切。

    随着事情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了动乱的实质,许多大学生从天安门广场撤退出来,大量外地学生返回本校。北京市民们和解放军戒严部队的关系日益融洽,形势在向好的方面发展。但是一小撮幕后策划和操纵者不甘心就此收兵,社会上的地痞流氓和一切反动势力也不愿事态就此平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制度反人民之心不死,还要进行拚死的较量。在这样的形势下,刘晓波气极败坏地从后面跳到了前台。他在煽动大学生继续绝食和组织1000至5000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绝食之举流产以后,便亲自出马纠合了四通公司的两名职工,找上一位词曲作家,大喊大叫地来到天安门广场,搞所谓48─72小时的有限度绝食。他们不仅用这样的实际行动来煽动一部分学生和市民在天安门广场长期闹下去,扩大事态,为这场动乱打强心针,而且借机发出了暴乱的呼嚎。在6月1日的演讲中,刘晓波就别有用心地说什么:“我希望通过我们的这次行动,结束中国知识分子几千年的只动口不动手的软骨症!”要他的信徒们丢掉“软骨症”,放弃“只动口不动手”的积习。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刘晓波自己的话说得清清楚楚。在这篇演说的最后,他叫嚷:“……今天在白色恐怖下,我们之所以站起来,是重新唤起全北京市民的自信。我们有能力、有信心主宰中国!”怎样“动手”以“主宰中国”呢?据香港某报发表的,他在6月2日与“一位大陆民运领袖”的对谈中说,“我们就必须在人民之中组织武装部队”。如果善良的好心人对他们要组织反革命暴乱的阴谋还有怀疑的话,那就请听一听刘晓波这段“对谈”吧。

    历史是不以反动派的意志为转移的。刘晓波之流“主宰中国”的呼嚎,不过是一场空想,人民,只有人民,才是中国这片土地的主人。(原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25日第四版头条,文字篇幅近对开大报半版面积)

    第二十六天

    1989年6月26日,星期一。国际新闻版,共产党朝鲜又在骂南朝鲜,来自新华社平壤的消息,“南朝鲜当局竟然违背民意,禁止南方代表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3名筹委会的代表原打算由平壤经香港到汉城,但南当局拒绝他们入境,只得返回平壤。他们在平壤机场发表谈话认为南朝鲜当局是错误的,违反了为正义而斗争的青年学生的意愿。换句话说,如果这个节是由美国举办的,南朝鲜肯定参加,看来制度与制度之间的不认同远远高于对血统、民族的认同。

    第三版报道了来自苏联的消息,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一副主席卢基杨诺夫6月24日说,在目前极其复杂、困难的阶段,放弃苏共的政治领导作用是极其危险的,他在对《消息报》记者说,当前的改革不是由别人,而是由共产党领导的。没有苏共,就没有苏联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就没有民主、公开性进程和政治新思维--换句话说,就是没有苏共就没有苏联。对于多党制,这位副主席说,无论何时何地,多党制并未保证摆脱专制或自动解决物质和经济问题。只有把社会团结在党的周围,才能解决苏联当前存在的所有问题。“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并不是不要党的领导,苏维埃政权同党的政治工作共同努力,就会越来越充分地发挥出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潜力--没有共产党,苏联或许不会解体;有了共产党,苏联只能解体--话是否可以这样说呢?

    6月24日,苏联首届人代会通过决议,危机尚未摆脱,努力推进改革。“改革产生了巨大的希望,但暂时还未带来预期的成果,尤其是经济和社会领域。某些问题激化,社会气氛紧张”。决议谈到法制时强调,在公民、团体和企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中,应明确一个原则,凡是法律不禁止的,都应许可。人代会要求加强对贪污腐化、集团犯罪、盗窃和受贿等现象的斗争。

    来自纽约的电文,该报记者刘开宸报道,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退休的美籍华人教授王际真6月24日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说“中国共产党40年的统治是中国取得空前进步和比较繁荣的时期,生活水平还不高,但基本上无饥饿。据我所知,绝大多数中国人民在这40年中的生活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都好,不难预测,绝大多数人民是要保持现在的政权的”。对于动乱,他说“毫无疑问,最近在中国,一小撮人煽动示威游行和动乱。其目的在于推翻现政府,建立一个似乎是现在世界上流行的‘民主的资本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有责任镇压任何反革命运动。”

    一条没有署名的来自华盛顿的人民日报记者消息,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焚烧国旗不违法,成为判例。1984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在达拉斯举行期间,一个名叫格雷戈里 约翰逊的示威者在市政厅前面烧毁了一面美国国旗。根据德克萨斯州的禁止侮辱国旗法,此人被判处一年徒刑、罚款2000美圆。但1988年,德克萨斯州的刑事上诉院以宪法的有关条款为依据推翻了上述判决,案件一直上诉到最高法院。1989年6月21日,美国最高法院的9名最高法官以五比四的微弱多数赞成推翻判决。以布坎南为代表的五名最高法官称,表达个人意见的行为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因约翰逊表示己见烧毁国旗不能受到惩罚,但如以烧毁国旗煽动骚乱,则有可能因触犯法律而被起诉。报道还介绍,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对美国的影响极大,因为除阿拉斯加和怀俄明两个州外,全国46个州都制订有禁止侮辱国旗法,联邦也有一项类似的法令。上述裁决立即引起白宫和国会的斥责。6月22日正在纽约视察的布什总统在一个集会上说,他尊重最高法院,希望看到本国法律得到充分支持,但他说,“我必须表示个人反应,烧毁国旗的行动是错误的,绝对错误的。”在国会山上,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众议员同声指责法院。众议院新上任的议长弗利说,美国人痛恶烧毁国旗的行为,他们很难理解这种行为是可以原谅的。参议员们的情绪同样激烈。22日,参议院以97票对3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一项决议,对最高法院的裁决“深表失望”。决议宣布,国会相信侮辱国旗的行为决不是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言论自由。许多议员要求作出一项宪法修正案,推翻法院的裁决,但据说,这类修正案需要得到2/3议员票数和38个州的立法机构的赞成,过程繁琐。因此,参院又于23日通过一项立法,要求惩罚侮辱国旗行为。此项立法称,凡撕毁、毁损、烧毁、践踏美国国旗者或把国旗放在地面上者,都将课以1千美元之内的罚款,或判处一年之内的徒刑,或者同时罚款并判刑。这就是美国的制度,宪法高于一切,总统和国会也无可奈何。谁说相互制约的权力和民主不是一个不坏的制度呢?

    回到国内新闻,第一版,中顾委举行第四次全会,中纪委进行第四次全会,要“坚决响应十三届四中全会号召,全力支持新的领导集体的工作”,解放军三总部和各大单位坚决拥护四中全会各项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作出新贡献,全总负责人表示走好改革开放的强国之路,发挥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团中央、武警总部、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纷纷表示拥护。民主党派的民建中央也召开座谈会表示“我们完全拥护”。

    第二十七天

    1989年6月27日,星期二。新华社电讯,6月26日,万里召开委员长会议,人大常委会将举行第八次会议,5月10日建议常委会听取关于清理整顿公司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新闻法》起草情况的汇报,考虑到当前情况,关于清理整顿公司的工作还要进一步采取措施,《新闻法》的起草工作还要总结在这次平息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中舆论导向工作的经验教训,充实有关内容,因此,这两个汇报暂不列入本次常委会会议议程。

    暂不列入,应该是不列入,15年了,《新闻法》迟迟不出台,记者的采访权得不大到法律保障,舆论监督显得更加无力,贪污和腐败更加猖獗。

    国际新闻,前上海市委书记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第一个表示祝贺的外国人就是金日成,第二个就是民德的昂纳克--一个已经被证实了的大贪官。日本首相宇野宗佑对中共产生新领导机构表示高兴。

    关于昂纳克这个独裁者,15年前的1989年10月民主德国发生剧变后以“健康原因”辞去党和国家的一切职务。同年12月2日,被以“滥用职权”、“非法享有特权”为由开除出党,接着受到民主德国监察机关侦审。1990年1月29日在医院被临时拘捕,次日获释后因无栖身之地住进教会提供的住房里。后与夫人玛戈特昂纳克一起住进苏军在民主德国基地的-家医院里。1990年10月德国统一后,受到政府组织的检查官小组以了解"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罪名"名义进行的调查,同年12月,司法部门以“发现新证据”为由下达了对昂纳克的逮捕令。1991年3月13日被秘密送往苏联。德国政府数次要求引渡。苏联解体后,德国方面以昂纳克犯有“屠杀罪”再次宣布加以逮捕和审判,俄国方面接受德国方面的要求,宣布驱逐昂纳克出境。1992年2月昂纳克偕夫人作为智利驻莫斯科大使馆的客人暂住使馆内。到1992年6月初,德国、俄国、智利三方在昂纳克问题上尚未找到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同年7月被遣返德国。

    1992年,台湾作家龙应台在“历史的伤口绷开”一文中(见其著作《这个动荡的世界》)写道:昂纳克是谁?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时代,他的身份证字号是A0000001,东德的“头头”。在1989年,他和苏联来的贵宾戈尔巴乔夫在东柏林盛大地庆祝建国40周年;和他亲面、拥抱、握手的戈尔巴乔夫说:“应变太迟的人会有恶报。”昂纳克是太迟了。戈尔巴乔夫的预言语音未落,愤怒的人潮已经踢破了昂纳克辛苦建成的柏林围墙。统治东德18年之久的昂纳克开始了他的逃亡生涯--先潜入东柏林的苏联军医院,然后逃往莫斯科,设想到苏联的政变更剧烈,他只好躲进智利驻莫斯科的大使馆。10月29日下午,昂纳克又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在踏进即将领他入狱的汽车之前,他对着摄影机握起拳头--共产党信徒的敬礼。回到不久前还是他的领土的柏林,群众等侯着他。有的喊着“释放昂纳克!”有的喊着“凶手昂纳克!”在公安警察重重的保护之下,昂纳克的轿车从机场驶往莫阿比监狱--监狱门口,两个年轻人撑着一条几尺长的白布:“昂纳克,死人会找你复仇!”这两个人曾经在这里坐过三年牢,罪名:逃亡。等侯着昂纳克的牢房,有一张木床,一张木椅,一个洗手台。在他进去之前,他必须交出所有私人用品,除了10张照片和一只结婚戒指。这个牢房,昂纳克并不陌生:1935年,23岁的地下共产党员昂纳克被纳粹政府以“叛国”的罪名逮捕,在这个监牢里他度过10年青春的岁月。经过半个世纪,昂纳克再度成为囚犯,同一个人,在同一个地点;历史的舞台剧充满了颠覆和反讽的伏笔,1992年8月25日是他80岁的生日。昂纳克被捕,其政权暴虐的一面得以显露:在东德围城统治的28年之中,有23000人因逃亡罪被判徒刑;平均起来,每两天就有一个人逃亡、被捕、下狱。另外有78000人被控“危害国家安全”而坐牢,也就是说,28年来,每天有8个人因为“危害国家安全”而成为囚犯。

    终于到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的时刻,1992年,身患癌症的昂纳克获准前往智利投靠女儿和女婿生活,1994年病死在异国他乡。

    第二十八天

    1989年6月28日,星期三。头版头条就是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1989年6月9日,时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是在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1982年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1983年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87年10月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1989年11月,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同意他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退出领导岗位。前后出任中央军委主席长达8年多。接任者是江泽民,接任时仅仅当了4个月的中共中央总书记。

    6月28日,报眼位置就是国务院召开第42次常务会,原则通过集会游行示威法《草案》,决定修改后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公安部部长俞雷对草案修改作了说明--应该说,这也是典型的部门立法,行政立法,执法机关立法的一种形式,等政府起草、修改完以后,交人大审议通过,起草都是政府主管部门的“专利”。如果人大常委会有专门的法律起草专家,全面接手所有的法律起草,而不是政府部门起草,这样的法律案应该说比较权威更加专业。

    国际新闻,又有一批外国领导人祝贺江泽民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如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总书记雅克什和巴解主席、巴勒斯坦国总统阿拉法特等。

    第五版还有一篇文章,是钱学森6月16日在学习邓小平同志讲话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要《人民的共同心愿》,他说,“现在,在我们国家阶级矛盾并没有完全消灭,在一定范围内还是继续存在的……掀起这一场反革命暴乱的是极少数、极少数人……这些家伙都是我们的敌人,因为他们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翻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对他们只有一条,就是坚决镇压。这是阶级斗争嘛!最后,我在这里要对方励之这个民族败类表示愤怒声讨。两年以前,在1987年党中央、国务院春节团拜会是,我就指名道姓,说方励之鼓吹的全盘西化是彻头彻尾的谬论。不但如此,他以宇宙学权威自居,但他在宇宙学方面的许多理论观点也是错误的。就这么样的一个人,居然当选为中国科协的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副理事长!这不是学风不正吗?我们要反思。”

    第二十九天

    1989年6月29日,星期四。当时的全国政协主席、前国家主席李先念说,这次我们平息反革命暴乱,一些国家压我们。在国内,有些人对西方的一切都盲目崇拜,实际上,是要在中国搞资本主义,使中国成为某些国家的附庸。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就是这样的典型。赵紫阳同志实际上是支持他们的。其实资本主义是靠剥削人民,掠夺殖民地等手段积累资本的。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绝对不能那样干,历史也不允许那样干。我们尽管现在还不发达,但我们要有志气,要有种精神,要强调爱国主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传统不能丢。

    头版头条是,中共中央举行党外人士座谈会,江泽民就当前社会各界普遍关心问题发表重要讲话,李鹏主持,地点在中南海怀仁堂。

    第二版,西宁破获一反革命组织。新华社6月28日电,记者从青海省西宁市公安局获悉,该局破获了一个名叫“中国人民民主反对党同盟”的反革命组织,建立这个组织的反革命分子余振斌已被逮捕。反革命分子余振斌,现年27岁,是青海省档案局干部。报道说,余犯长期坚持反动立场,仇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1989年5月中旬,北京发生的动乱波及到青海后,他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先后三次在省政府门前发表演讲,肆意攻击,诽谤党和国家领导人,攻击四项基本原则,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他还将自己书写的反动传单复印后在西宁市西大街、大十字等公共场所张贴、散发,疯狂叫嚣要“修改宪法,改选中央政府,武装力量彻底独立,废除一党专制”等。5月20日,国务院发布了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后,余振斌为了对抗中央的英明决策,加紧了其反革命活动的进程。余振斌炮制了反革命组织的章程,印制了入党表格,发展了成员,秘密组织了“中国人民民主反对党同盟”,公然提出要“打倒共产党,推翻共产党领导,争取取代共产党领导中国。”报道最后表示:目前,此案正在审理中。

    同一天,上海一偷盗了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3万多元财物的出租汽车个体户张平,被枪决,由上海高级法院核准死刑判决。

    第三版国际新闻,又有几个外国领导人祝贺江泽民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如苏联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日夫科夫、波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雅鲁泽尔斯基,以及长期住在北京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黄文欢。

    6月26日是反毒品国际日,联合国秘书长呼吁各国采取一致行动,中国国内没有这方面的报道。

    印度首都新德里发生总罢工,除交通运输正常外,其他行业举行总罢工,要求惩办25日在旁遮普邦莫加城杀害26名参加集会的无辜群众的凶手。罢工和平举行。这篇报道的面积比豆腐块还小,100字左右。与六月初的风格截然不同。

    第三十天

    1989年6月30日,星期五。第一版,头条是万里在人大常委会八次会议上强调中国的最高利益是稳定。他再次重申,《新闻法》的起草工作需要总结经验教训,充实内容,原定的议程这次会议暂不列入--不知道,这项立法事先有没有经过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暂不列入的结果有没有经过常委会的认可或他们对此有没有各种建议,由于资料限制,目前还不得而知。

    30日当天日报的报眼位置是戒严部队暨驻京陆海空军和武警部队隆重举行庆七一歌咏大会,江泽民、杨尚昆、李鹏、万里、乔石等出席,国家主席排名在总书记后面,总理排名在人大委员长前面。如果邓小平、陈云出席,排名应该不是第一,但也不是排在最后,邓是军委主席,陈是中顾委主任。他们都曾出任过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职务,现任的职务也相当于政治局常委的级别。

    第三版国际新闻,有几条醒目的国际新闻是:齐奥塞斯库在罗共中央全会上强调,加强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戈尔巴乔夫强调苏联要彻底改革,另一苏共政治局委员切布里科夫说只有苏共才能使社会摆脱危机。以军镇压巴勒斯坦人,两月已死伤三千余人。

    齐奥塞斯库是在6月27-28日召开的中央全会上说那番话的,全会决定11月20-25日展开党的第十四大。这位总书记还说,在一些国家流行所谓多党制的观念,这使他“感到不解和忧虑”--插话:惟独没有对自己认同的一党专制和自己命运的忧虑,否则不会死得那么惨。未经过司法审判和上诉等程序,就被军方的士兵实施枪决了,不但是一个人,还有他那被党产国家财产养护得比较白胖的总书记老婆。他还说,目前有些资本主义国家和反动集团加强了对共产党的攻击。在一些国家已发生了反社会主义、反共产主义的示威游行,“强调加强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来自布加勒斯特的消息还说,秋天举行的罗共14大将选举齐奥塞斯库继续担任党的首脑职务--插话,这还叫选举?继续担任,直接说就是按照独裁者的意志行事,选举走走过场,形式一下,如此而已。罗共中央全会建议齐奥塞斯库继续出任总书记进行举手表决,与会者一致同意这个建议--插话,不知道有没有不敢不同意的,不同意者是不是获得类似刘少奇、纳吉那样的下场?

    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戈尔巴乔夫有自己的看法,他说,苏联尚处在认识社会主义本质和发挥社会主义潜力的早期阶段--中国叫初级阶段,必须在经济、政治、司法和国家体制方面进行彻底的改革。他在与民德总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昂纳克谈话时说,苏联正在进行的改革是一场和平的革命,旨在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改造。而今后,许多事情将取决于党自身的改革。

    戈氏的说法还比较平和,而苏共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切布里科夫就显得比较激进了,他强调在苏联除了共产党之外,没有其他力量能够使社会摆脱危机--插话,恰恰是苏共中央解体、牺牲了自己,才使俄罗斯重新诞生。切布里科夫还说,现在社会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对党的指责,其中虽然也有合理的批评,但遗憾的是,有些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攻击。现在一系列具有明显反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积极煽动社会不满,企图造成党与工人阶级、青年、知识分子的对立。许多劳动群众要求对以各种手段破坏党的威信的人采取严厉措施--插话,任何专制制度下的执政者都是这样的,在采取一定措施的情况下,从不说是自己党想做的,而是以群众、人民的名义,其实,当时的苏共,人民有自己的独立报纸吗?有自己的独立电台电视台吗?如果没有,许多劳动群众如何要求?肯定是党代表了人民说出了所谓的人民的要求吧。这位苏共政治局委员切布里科夫还说,如果把权力给予那些不喜欢社会主义、怀念帝制、打着沙皇帝国旗帜走向普希金广场的人,那么人民和党都是不会答应的--插话,又是人民不会答应,人民到底是不会答应的,他没有说,而事实上,人民答应了,苏联解体,俄罗斯崛起,国旗改变了颜色,革命的精神彻底消退。由此可见:当时的苏联是多么不喜欢社会主义、多么希望走向普希金广场啊。

    请再回顾一下1989年大独裁头子齐奥塞斯库是怎么死于非命的:1989年12月19日,蒂米什瓦拉市再次爆发数万人的示威游行,以后又爆发总罢工。驻蒂米什瓦拉市的部分军队拒绝向示威者开枪。罗共中央书记科曼和军队几名将军来到蒂米什瓦拉市进行调查并与示威者代表谈判。示威者要求释放犯人,要求齐奥塞斯库和政府辞职。在此形势下,齐奥塞斯库于12月20日中止了对伊朗的访问回国,当日19时在电视台和电台发表讲话,他说:“一些流氓团伙以不让执行法庭判决为幌子寻衅闹事,攻击了一些国家机关,捣毁和抢劫了一些建筑物、商店和公共设施。”“12月17日,针对包括军事单位在内的国家机关的行动加剧。这些团伙的目的是制造混乱,破坏该市机关和公共财产,并鼓动其他城市也这样做。”“12月17日晚,受到攻击的军事单位向攻击军事单位和国家政权机关的人鸣枪警告。”21日中午,罗马尼亚官方在首都布加勒斯特市中心的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罗马尼亚政府所在地共和国广场组织了近2万人的群众大会。罗共布加勒斯特市委书记及各界代表讲话后,齐奥塞斯库在大会上就蒂米什瓦拉事态发表讲话。讲话刚刚开始几分钟,广场一角的与会人群中便发生骚动并发出嘘声,有人呼喊“打倒齐奥塞斯库”的口号。安全部队鸣枪警告。电视实况转播一时中断。集会刚散。部分学生、市民和参加大会的群众便在离罗共中央和政府所在地不远的市中心主要街道马盖鲁大街,以及附近的大学广场、洲际饭店开始举行反对政府和齐奥塞斯库的示威游行。示威游行规模逐渐扩大,最多时发展到数万人。官方紧急出动警察、军队、装甲车和坦克,封锁了示威游行现场,与示威群众形成对峙,施放了催泪弹并鸣枪警告,试图驱散游行队伍。22日凌晨2时左右,游行队伍一度被驱散。22日清晨,游行罢工蔓延至外地。首都及全国不少企业工人宣布罢工,布加勒斯特10万多人重新涌向市中心的共和国广场和主要街道,并设置路障,与警察和军队再次形成对峙,尔后发生冲突,造成人员伤亡。首都的示威游行规模越来越大。11时,齐奥塞斯库颁布法令,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罗马尼亚电台宣布国防部长米列亚将军是“叛徒”,“已经自杀”。但此前罗马尼亚国防部关于军队不再向示威者开枪的命令已传达到部队。1l时,在首都市中心执行任务的国防部部队接到“撤回营区”的命令。11时左右,布置在罗共党中央大厦周围的国防部军队开始撤离。1l时45分,挤满了整个共和国广场(事件后更名为革命广场)的群众冲进了罗共中央委员会和政府大厦。13时,罗马尼亚电视台和电台被群众占领并由群众主持广播。罗马尼亚电视台更名为自由罗马尼亚电视台。此后,电视台成为罗马尼亚新政权救国阵线委员会所在地。15时左右,罗马尼亚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罗马尼亚军队总参谋长古沙少将,前罗军第一集团军司令、退役上将米利塔鲁.防化兵司令兼首都卫戍区司令基察克中将,第一集团军司令沃伊内亚少将,空军司令鲁斯少将等先后在电视台露面,正式宣布国防部军队不再向示威群众开枪。22日15时左右。齐奥塞斯库夫妇在距首都约70公里的特尔戈维什泰附近被捕,25日,齐奥塞斯库夫妇在一个秘密的军事设施里,由三名军事法官和三名民事法官进行了数小时的秘密审判。审判中,齐奥塞斯库夫妇拒绝对他们的指控,只承认大国民议会而不承认法庭的合法性,并指责“国家的叛徒”和“外国间谍机构”挑起了这次“政变”。特别军事法庭根据罗马尼亚刑法第162、163、165以及357条,宣布被告犯有屠杀、危害国家政权、破坏国家财产、破坏国民经济、在国外存款10亿美元、企图外逃等五项罪,并宣布终审判决,没收全部财产和处以死刑。军人行刑队于1989年12月25日16时将齐奥塞斯库夫妇枪决--插话:独裁者死了一个,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第三版,陆续有一些外国领导人祝贺江泽民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如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潘切夫斯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主席涅尔什、巴基斯坦共和国总统和人民党主席贝布托、塞内加尔总统迪乌夫。

    第七版刊登文章《看美国政府怎样镇压示威群众的》,该文选自新华社主办的报纸《经济参考》,来源于一本名为《愤怒之爱》的书,作者是台湾作家南方朔。人民日报的编者案说,通过该书片段,让世人看看美国政府是怎样残酷镇压示威群众的。这里要特别指出,我国平息的是一场反革命暴乱,美国政府镇压的是美国人民的民主运动,两者性质根本不同。我们发表这批材料,是要让读者看清美国政府反人民、反民主的残暴本性,并识破它的伪善面目。

    当时的示威人群中,有一个“学生非暴力支援委员会”的主席布郎被捕,罪名是“暴动”。“暴动”比起荷枪实弹的军警来说,谁更像暴动,也是显而易见的。暴动,暴动,多少非暴力示威因汝而被定为洗不掉的罪名。

    一切的一切,历史是最后的审判者。未来的世界,将有真实历史的一席之地。

    6月只有30天,30天的历史成为1989年最沉重的记忆。

    惟有沉重,才能记忆。

    --------------------------源自《议报》http://www.chinaeweekly.com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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