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立群:红卫兵－老三届，一段被扭曲的历史(上)
(博讯2003年11月08日)
――老三届所背负的文革原罪
范立群 (博讯boxun.com)
一。一个解不开的谜
老三届 = 红卫兵 = 十年文革动乱的制造者 ?
这是一个合理的思维逻辑，还是一个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栽赃嫁祸精心安排？
要看得清一段历史，往往都只能等待尘埃落定，再慢慢打扫，仔细琢磨；要看清楚一个人，习惯上也必须等盖棺后才能定论。回顾历史，特别是涉及到争议性很大的，最近三十五年前发生的红卫兵运动历史，难度很大。采用旁征博引，洋洋大观地论证，会有道听途说，先入为主之嫌；以亲身的经历，以点带面来作出评论，也难免会有它的片面性和主观性。
本文是属于后者，作者已尽力使文章能反映出历史的原貌。本人是当年66届的高三学生。文章从包括本人在内的一群高中生，在文革初期对红卫兵运动的突然兴起，所感受到的巨大震撼和疑惑不解谈起，到形成了强有力的《同心干》组织，决心投入这场运动，对发动文革的原因追根究底，并以他们在红卫兵运动中的所作所为，来还原红卫兵运动发展的真实历史。文章从这批高中生就读的上海市大同中学，扩大到区，到上海市，到全国，来谈论文革初期的红卫兵运动和老三届被污名化的长期历史屈辱。当然，当年红卫兵运动的发展过程，各地差别很大，这里仅能提供一个观察的窗口，只是个人的一孔之见，或一家之言。
伴随着新中国一起成长的老三届，从小到大曾经被称为祖国的花朵，新中国的骄傲，祖国的希望，是党一手培养起来的“驯服工具”，“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继承了革命前辈光荣传统的“可靠的革命接班人”和毛主席所说的“早上八，九点钟太阳”。在文革初期，红卫兵还是毛主席一再支持，大力提倡，一再赞扬，一再接见的青少年学生闯将，叱咤风云的时代宠儿和天之骄子。为什么时隔不到一年，随着工人造反运动的兴起，红卫兵运动就很快失宠了？文革不到两年，整个老三届就从天上的“早上八，九点钟太阳”被打入了地狱。居然在往后的几十年中，老三届就像是中了摆脱不了的“法老咒语”，被强制背负起了文革原罪的十字架，成了被诅咒，被泄愤，被清算的对象？甚至被视为洪水猛兽，视为叛逆，视为不能被容忍的一代人？
以“四人帮”为首的中央文革及其党羽，对老三届中的一部分人恨之入骨，处处针对着老三届，不遗余力地要追捕和严厉清查老三届中的那些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中央文革的“反革命分子”，这还好理解。因为在红卫兵运动的中期，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已经对中学生的运动失去了控制，特别在上海。到了后期，红卫兵运动更转了向，老三届中的有部分人已经直接踩住了他们的狐狸尾巴。然而，为什么即使在“四人帮”垮台以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组织和政府还是坚持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在组织发展和选拔接班人的过程中，对老三届在文革中的表现一再进行审查和清洗？甚至到了1980年代中期，选拔培养接班人“三梯队”的过程中还要明文规定，要严格审查，防止老三届中的“三种人”混入党和干部队伍中来？在这过去的几十年来，老三届似乎是成了后娘养的，成了左，中，右，各方，各派，人人都可以随口骂上几句，踹上几脚的发泄对象。即使是时至三十五年后的今日，只是极少一部分的老三届，只不过搞了几次集会，出了几本书，那些自由派人士，还要用高分贝惊呼“红卫兵又回来了”？
算算时间，从1966年6月由毛主席亲自发动，中央文革一再鼓动，由学校党支部坚决支持，各地由一批紧跟伟大领袖，出身“红五类”的老三届中学生，紧跟着北京红卫兵的一举一动，在全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到1988年春天红卫兵学生组织全部解散，红卫兵运动结束，也就只有两年不到。在这短短不到两年期间，从一开始的“血统论”和“红色恐怖”，到第二波的学生运动组织兴起，打倒“一小撮走资派”，揪出“误导红卫兵运动的幕后黑手”，再到炮打中央文革，一直到老三届被分配去了全国各地，这中间到底反反复复地发生了哪些事情？老三届到底犯下了哪些大逆不道的罪行，触犯了什么“天条”，要遭受到这样的“天谴”？ 历史的真相又是如何？
从本人看到的，现有谈论到老三届和红卫兵运动的文章，似乎都把老三届等同于红卫兵，更把红卫兵运动看成了一个整体，一个板块，没有看到红卫兵运动有三个重要阶段，是一个不断变化中的过程。同时这些文章普遍也只注意到了两头，即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在发动和指导红卫兵运动中的作用和运动最初的一批横冲直撞的“红五类”青少年红卫兵闯将，而忽视了其他学生运动组织的所作所为，更忽视了一批活跃在基层中学的政工干部。这些政工干部在文革之初，对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制造“红色恐怖”，起到了十分具体的鼓动，引导，组织和操控的作用。他们在第二波红卫兵运动中被作为“一小撮走资派”，误导红卫兵运动的“黑手”打倒。在红卫兵运动后期，随着形势发展的需要，按中央文革和党中央的指示，在各地，各单位，成立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他们被“解放”复出。是他们具体主持了结束红卫兵运动，老三届的毕业分配，和对老三届在文革中的表现，作出了长期的跟踪，调查，追查“反革命”和事后处理。在迫使老三届背上了文革的原罪过程中，他们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是谁应该为文革初期红卫兵运动制造的“血统论”和“红色恐怖”负责？
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即红卫兵运动刚兴起阶段，正在中学读书的老三届在如何看待这场天翻地覆巨变的态度上，除去在北京极少数“通天”的知情者和利用红卫兵运动为非作歹的刑事犯以外，基本上可以被划分为三大类型，即：1。盲目跟从，热烈响应，并坚决采取行动的；2。冷静观察的中途加入者；和3。远离运动的旁观者。
第一类的盲目跟从，热烈响应，并坚决采取行动者，是以各中学党支部重点培养的青年教工党员，学生党员和共青团委学生干部为主的积极分子组成。在党支部政工干部的鼓动下，他们是最早投入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学生认为紧跟党支部，就是紧跟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就是紧跟党中央，就是紧跟毛主席，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他们以为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是对他们是否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大考验，只有紧跟着北京的红卫兵运动，积极行动起来，热烈响应这场大革命，才能表示出他们对党和毛主席的无限忠诚。因此，北京红卫兵兴起了什么，他们就紧跟学着干什么，而且有着学校党支部的强烈支持。
在党支部的支持下，他们成立了由清一色“红五类”（指工人，雇农，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和革命军人家庭出身的学生）组成的红卫兵组织。他们身穿绿军装，佩带红卫兵袖标，在学校到处插起了大红旗，树起了贴满攻击校长，教导主任，资产阶级教育权威的大字报栏，敲着大锣鼓，唱着造反歌，跳着忠字舞，热衷于制造着一片红海洋，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宣传效果。他们严守着校门，一切行动军事化，大力鼓吹“血统论”，监视着进入学校的异类，只要一旦发现了“黑五类”（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出身的学生），或非“红五类”的猎物，就群起而攻之，挥动着宽皮带，直打出校门。在党支部政工干部释放档案资料的指引下，他们理直气壮地把大批从事教育的领导干部，优秀教师和出身于剥削家庭的教师，作为资产阶级反动教育路线的代表，反动学术权威和阶级敌人，打倒在地，任意批斗，私立公堂和关押。
这批学生的核心成员人数不是很多，但都是学校党支部重点培养的红人，共青团组织的负责人，每当组织大型活动时，他们可以轻易地以组织的名义，布置调动整班整班的低年级学生加入，以壮大声势。那时候，整个学校是“红五类”的天下。在这种“红色恐怖”的气氛下，除了指定的返校日，大部分学生（包括对运动不理解，看不惯，或胆小怕事的“红五类”非积极分子和全部非“红五类”出身的）是不会，也不能随意踏入学校的。这批“红五类”红卫兵甚至肆无忌惮地走上社会，走上街头“扫四旧”，剪开路人的所谓“奇装异服”，剃“阴阳头”，冲击和捣毁教堂，寺院，砸烂文物和古迹。他们打着打倒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旗号，任意地抄家，批斗，私设公堂和关押所谓的“牛，鬼，蛇，神”，甚至发展到任意打，砸，抢（打人，砸烂东西，抢劫私人财产）。他们的所谓革命行动搞得雷厉风行，采用手段冷酷无情，挥舞着宽皮带，高举着“红宝书”（毛主席语录），群情激昂，不可一世，轰轰烈烈，造成了一个人人自危的“红色恐怖”时期。
然而，他们的这些行为都是在毛主席的号召下，中央文革的鼓动下，基层党组织政工干部的强烈支持下进行的。党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也三申五令，要各地方政府和公，检，法（公安局，检察院，法院），保护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决不可打击青少年学生的革命热情，破坏文化大革命。毛主席一再接见了红卫兵，还提出了革命的大串联，在全国各地设立了红卫兵接待站，鼓励他们到处扇风点火，起来造反。这些学生只是老三届中的一部分，是围绕和紧跟学校基层党组织的一批积极分子，所谓根正苗壮的“红五类”。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当初毫不怀疑自己在制造“红色恐怖”中的所作所为，真心诚意地相信他们是在坚持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们只是党的驯服工具，“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他们认为，他们所做的一切，采取的一切行动都是正义的，绝对是革命的行为。
那么，究竟谁应该为当年制造的“红色恐怖”负责？是老三届吗？超过三分之二的当年老三届中学生根本没有参予过制造了“红色恐怖”的任何活动，甚至还是“血统论”和“红色恐怖”中的受害者。是那些热衷地最早投入红卫兵运动的“红五类”中学生吗？是他们应该负起制造了“血统论”和“红色恐怖”的全部责任吗？当然，他们应该负起一部分责任。不过，他们当年只是一些十来岁，不满二十的青少年学生。他们是响应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轻信了中央文革的鼓动，在基层党组织的支持下干的。他们只是党的驯服工具，被利用的对象，主要的责任不在他们。真正应该负责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是到处扇风点火的中央文革，是那些积极尾随中央文革，鼓动，组织，并抛出教师档案，引导这些“红五类”学生，制造了“红色恐怖”的基层党组织中紧跟派的政工干部。
又是谁应该为红卫兵运动过后的工人造反运动，文攻武卫，大规模的群众斗群众负责？总之，文革造成了极具破坏性的全国十年动乱，应该由谁来负责？这笔帐到底应该怎么个算法？到了1968年夏天，各中学都实行了毕业分配，老三届被安排去学工学农，上山下乡了。在文革十年动乱的后八年，老三届已经离开了学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离开了大城市，有不在场的证据。至少在这十年动乱中的后八年，与老三届完全扯不上任何关系。应该对此负起责任的当然是发动了文革的毛主席和党中央，到处扇风点火，挑起工人造反，武装夺权的中央文革和尾随中央文革，以暴力手段在各地抢班夺权，使全国陷入“文攻武卫”，群众斗群众，到处发生流血冲突的工人造反组织，那些利令智昏的大小头目们和在红卫兵运动后期，在各地，各单位成立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被“解放”复出，担任了革命委员会领导，一些紧跟着中央文革，紧跟着“四人帮”，热衷于争权夺利，兴风作浪的政工干部。
三。为什么在文革开始后，仅过了半年不到，会有第二波红卫兵运动的兴起？ 作为本文所定义的第二类冷静观察的中途加入者，是由一批在学校的学习，体育运动和课外活动的尖子，学生自发组织的马列主义学习小组成员和一般学生干部，以高年级学生为主组成。他们中的有些人被认为是“白专”的典型，或被认为调皮捣蛋，思想复杂，不肯处处紧跟，事事服从领导的学生，或是因为出身非红五类，经常受到排挤，打击，但是又是很有思想的高年级学生。在文革初期，因为不理解，看不清，他们一直处于极度震撼，思想上十分混乱和矛盾中，往往采取旁观的态度，远离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被认为是落后分子，逍遥派。直到大批优秀老师和教育工作者被打倒，关押，批斗，甚至出现有他们心目中的优秀老师自杀，血统论搞得十分邪恶，红卫兵运动发展到了打，砸，抢，任意抄家，批斗的“红色恐怖”地步，他们觉得再也无法容忍，认为运动已经明显偏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背后肯定有“黑手”在操纵。
虽然，这部分学生对到处兴风作浪的中央文革十分反感，认为这简直是宦官在作乱，对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中央两条路线斗争的核心问题疑惑不解。特别是当他们中有人亲自到苏州的浏河太昌，叶群“抓的点”，全国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典型，顾阿桃老太太所在的大队实地考察后，他们意识到这决不是在真正宣传毛泽东思想，而是一场树神，拜神运动。然而，“红五类”红卫兵运动把“血统论”和“红色恐怖”搞得如此邪恶，这部分学生为祖国的前途深感忧虑，还是决心挺身而出。他们在逐步聚集力量，努力准备，寻找出击的突破口，计划一击就必须成功，达到拨乱反正的效果。
到了1966年的秋天，中央文革进一步提出了“踢开党委闹革命”，这就给这批学生提供了加入文化大革命的合理依据。第二类的学生当时至少是这么想的，组织一个强有力的战斗团体《同心干》，起码可以制止和纠正“血统论”和“红色恐怖”这些荒唐行为，把自己所尊敬的老师解救出来。上面提到的这些问题或许也可以在运动中学习，通过小心地摸索和求证找到正确答案。他们不得不以更“左”的姿态出现，以打倒一小撮走资本主义当权派为名，在学校打倒了在文革中兴风作浪，在教师中开展打击报复，对红卫兵运动暗中操盘的党支部中紧跟派政工干部。他们认为制定教育路线是属于教育部官员的问题，学术权威是指那些编写教材的大教授，而按照教材教书的老师和负责教育的干部最多也就是执行者，绝不是阶级敌人。在当时不可能反对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大前提下，只有采取这种更“左”的姿态，把在学生红卫兵运动背后策动打击教师的那些政工当权派“黑手”也打进“牛棚”，打成与被害教师同等的地位，才有可能达到尽快撤销“牛棚”的真正目的。
由于第一类的“红五类”红卫兵所搞的“血统论”和“红色恐怖”太荒唐，太离谱，犯了众怒，在学校数量庞大的作为本文定义的第三类远离运动的旁观师生的支持，呼应下，这些第二类学生的斗争策略取得了成功，顺利地揪出了他们确认的校内运动的背后“黑手”，达成了解救老师和拨乱反正的近期目标。随后，他们就派出了大量人员与区内和市内的各中学和大学建立起合作联系，深入上海的工人运动，了解和仔细分析运动发展的每一个细节。他们十分注意搜寻历史资料，希望能够真正做到分清敌我。1966年底，《同心干》曾倾巢出动，到上海市南市区公安局，协助敌伪档案的整理工作达一个月之久，不过很遗憾，最后空手而归。他们不断在试图探索和理解毛主席发动文革的真正原因。在中央公布了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国民党特务，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的滔天罪行和薄一波等61人自首叛变材料后，他们信以为真，以为毛主席是因为党中央和中央政府都被隐藏着的叛徒和阶级敌人控制了，才不得已采取了文革的非常手段。他们感到很欣慰，因为总算找到了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原因。
随着第二波的学生运动造反组织的兴起（多数组织还是以红卫兵，或造反派的名义），第一类“红五类”红卫兵的直接后台被打倒了。这些根正苗壮的“红五类”，被批判成为了“保守派”，从此也就失去了不可一世的号召力和红卫兵运动的主导地位。时局的急剧变化使他们中的不少人陷入了怀疑，彷徨的思想混乱痛苦中。他们中的一些当时对早期红卫兵运动所做出的极端行为，在内心怀疑过，挣扎过的领导核心成员，特别是高年级学生，开始由盲目跟从的激情，转入冷静观察事态进一步发展的理性思考，进入了一个反思，检讨，深入理论探索的沉默阶段。他们是一批在文革中较早由盲目跟从，转入痛苦的理性思考的老三届。在他们的思想深处存在了太多的疑问，百思不得其解，又怕会犯上原则性的大错，惹上反党，反毛主席的大罪名，不敢相信自己的判断，寄希望于通过以后的冷静观察和分析找到答案。当然，在第一类学生中的那些顽固紧跟派，则因为失去了号召力和红卫兵运动的主导地位，对第二类学生恨之入骨，与被打倒的后台继续密谋，随时准备反扑。
第二类的这批学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可以说是要比第一类学生陷得更深，走得更远。他们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观察后，出于忧国忧民的考虑团聚起来，主动参予进来的，目的只是为了打破和纠正“血统论”和“红色恐怖”造成的危害，拨乱反正，维护社会正义，解救老师，并在运动中理清他们思想上的疑虑。从投身于文革的一开始，他们就是完全独立的，没有任何后台，也不受中央文革和基层党组织的约束，甚至排斥使用“红卫兵”，或“造反派”作为他们组织的称号。从一开始他们就清醒地认识到投入政治斗争所要冒的风险，坚持不扩大核心组织，保持少而精，鼓励追随的学生去组成独立的外围声援组织，以免在政治风暴来袭时受到株连，伤及无辜。在整个运动中，他们始终坚持以理服人，反对暴力，反对任何破坏性的活动，也反对造谣，诬陷，谩骂等个人攻击行为，很快就在学校阻止了武斗，阻止了随意批斗教师和专业干部和任意关押的行为。因此，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把红卫兵运动初期，第一类“红五类”学生在中央文革鼓动下，基层党组织策划下，所犯下的罪型和制造的“血统论”和“红色恐怖”，归罪于整个老三届，对他们也是极不公平的。
作为本文定义的第三类，老三届中远离文革运动的“逍遥派”中学生。他们的数量最大，基本上是由一些不爱抛头露面，各方面也不太突出的一般学生组成。他们有的是因为对来势汹汹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看不明白，迟疑着不敢参予；有的是因为胆小怕事，怕会连累家人，而闪避在一旁；有的是因为家庭出身关系，或亲属中有人在过去的政治运动中受到过重大伤害的恐惧，而特意避开政治运动；也有的是因为对太多的政治斗争十分厌恶而拒绝加入。第二类的学生按耐不住，还是在中途加入了文革，当然就更不必他们出头了。他们是无组织的，完全分散的，往往采用在集会中以叫出一些口号，赞成的热烈鼓掌和反对的大声起哄，来表达他们的意见。
第三类的“逍遥派”不直接加入红卫兵组织，不参予组织行动，只参加全校大会，重大集会，并不等于他们没有思想，想法，没有政治的倾向性。他们是红卫兵运动中的中间派。他们在各种集会中作为听众所表达的态度，决定了学校红卫兵运动的主导方向。在文革初期，第一类的“红五类”红卫兵，以血统论，打，砸，抢，制造红色恐怖，把持着学校，把第二类和第三类的学生排斥于校门外，也引起了他们的极大反感。当第二类的学生忍无可忍，组织起来进行了反击，也是在第三类学生和青年教工的热烈支持下才取得成功的。在他们的积极配合下，使打，砸，抢和武斗立刻被制止，血统论和红色恐怖也很快就销声匿迹了，至少在上海是这样的。
四。为什么红卫兵运动会走向了与中央文革的对抗？
当第二类中途加入文革的学生越是深入了解了各地的工人夺权斗争，大规模的群众斗群众的混乱局面后，心中对为什么要发动文革的疑惑，不但未消除反而加重了。尤其是当他们由《同心干》组织派出，成功打入上海市工人造反司令部宣传组的同学回来，详细讲述了张春桥是如何策动王洪文等工人造反，策划通过卧轨切断津沪铁路的“安亭事件”全过程和派出人员观察了工人造反司令部，组织冲击上海市委的“康平路事件”的全过程以后，他们对“四人帮”为首的中央文革，唯恐天下不乱的所作所为，反感也越来越加重了。他们认为在当时组织和政府已经瘫痪的情况下，要改组上海市委和市政府，中央可以采用正当的组织手段，根本不需要搞这些阴谋诡计。以张春桥为代表的中央文革，在上海采取了这些不正当手段，达到窜权夺位的目的，其背后一定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通过派出大量人员对“武汉事件”和工人造反组织之间大规模武斗，发生原因的实地考察（注：当时《同心干》派出人员是以武汉新华印刷厂的红卫兵接待站为据点），回到上海后，他们更进一步确定，以“四人帮”为首的中央文革是文革动乱的真正乱源。他们认真分析了形势，从对待“武汉事件”的态度，中央文革提出要“文攻武卫”，要冲击军事机关和单位，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派，而毛主席却提出要“还我长城”，由此可见他们的出发点是完全不同的。他们立即组织了对“四人帮”个人历史资料的进一步搜寻工作。
从第二波红卫兵运动的崛起以后，中央文革张春桥及其在上海的爪牙逐步意识到，红卫兵学生运动已经脱离了他们的控制。由他们组成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希望尽快使学生回到学校，恢复上课，严加管制。张春桥在上海市中学生复课闹革命万人大会（注：《同心干》的代表，以上海市某红卫兵联合组织的名义，直接参加了在上海团市委的大会筹备工作）和其他场合，几次提出“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是你们要小心犯错误的时候了！”的警告。然而，当这些学生手中查获了张春桥的叛徒资料和江青，姚文元的家庭和历史背景资料后，认为中央确实混进了坏人，毛主席大概是受了蒙骗，才作出发动文革，打倒了这么多紧跟着他的亲密战友，做出了许多使人不可理解的决定。他们为中央文革为何在文革中妖言惑众，到处兴风作浪找到了答案。部分冲动的学生（以上海市复旦大学的《孙悟空》组织为主）终于按耐不住，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准备英勇就义的决心，作出了炮打张春桥和中央文革的举动。
没有经过认真地分析形势发展和力量对比，没有精心地策划和严密地组织，不是采取联合作战的策略，抛开了大多数亲密合作的战友，就凭着少数人的冲动而采取的行动，失败是必然的。虽然炮打张春桥的举动只是昙花一现就失败了，但是张春桥的叛徒资料和江青，姚文元的家庭和历史背景资料，迅速在老百姓中传播开了。未料到张春桥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和工人造反司令部为自己辩解，脱罪，所说的一番话却进一步泄露了天机。再经过这些学生的反复查证核实，事实证明刘少奇和薄一波等61人签字的“悔过书”是与张春桥解释的一样，也是服从了党中央的决定，是为了挽救这些不幸被捕的同志生命，聚集抗战的领导力量，满足当时的国民党地方政府应付蒋介石中央政府的一种策略。刘少奇和薄一波等61人的叛变材料被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以中央文件公布是一个天大的冤案的事实，在这批学生中间造成了一场大地震，引起了一场怀疑一切，思想极度混乱的信仰危机。这个事实也促使他们对建国后的所有政治运动，社会主义现有体制的合理性和马列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的全面反思，探讨和怀疑，提出了“否定之否定”的许多想法和观点（当时的文稿已全部被及时截住没有发表，不得不烧毁）。当然，这些消息也传到了作为第一类和第三类老三届同学的耳朵里，也同样引起了一些在注意和观察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方向，认真思考着各种是非的同学，就像是遭到了雷击般的震撼。
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撕开了蒙在整个中国社会上的美丽面纱，砸开了领袖集团神圣殿堂的围墙。一批又一批“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领袖”被相继打倒，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被颠覆。昨日的毛主席亲密战友，共和国主席成了今日的叛徒，工贼，阶下囚。昨日的共和国元帅，开国功臣，成了今日被批判，游街的“土匪头子”。在1967年1月8日毛泽东把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向当时的上海市委和市政府夺权，称为是一场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这些天翻地覆的变化，怎么能不引起这些不知天高地厚，思想上又十分纯真，勇于探索的中学生的深入思考和大彻大悟？
然而，这些学生的思想叛逆，却触动到了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和领袖崇拜的底线，动摇到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和体制的认同。在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下，连这样想一想都是“十恶不赦”的，表达了出来，则更是不能被党和政府，甚至整个中国社会所容忍的，也就等于是触犯了“天条”。在中央文革察觉到对红卫兵运动已经失去了控制，红卫兵运动正在转化为与中央文革格格不入的敌对力量的情况下，刚成立了不久的上海市革委会，马上向所有大专院校和中学，派出了工宣队，随后又以军宣队取代了工宣队。他们还马上重新“解放”启用，甚至大力提拔了文革中在“踢开党委闹革命”口号下被打倒的，原来就是紧跟中央文革的一批政工干部，成立起中学的革命委员会，试图控制局面，尽快结束红卫兵运动。
在与中央文革走向对抗，对毛主席亲自发动文革的动机和理由产生了重大怀疑后，随着工宣队和军宣队的相继进驻学校，这批学生面临了一场，扬言要大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反革命分子”的白色恐怖。在《同心干》组织了一次巧妙的反击，使一位在区教育局任职被第一批“解放”，就明目张胆反攻倒算的本校政工干部，再次被免职后，为了避其锋芒，借助码头工人的力量以求自保，这些第二类的学生提倡和组织了所有高三学生，按班级为单位，支援上海码头工人（注：即所谓的“一月革命风暴”），为清理因为文革，工人造反，在码头上堆积如山的大量积压物质，在上海市港务局码头，当了整整半年的义务码头工人。
在此期间，他们也面临过一次突如其来的重大危机。一位《同心干》成员，高三在码头劳动的同学，遭到了上海复兴路码头消防站人员的蓄意凌辱和殴打。这个事件触动了在红卫兵运动中期，他们建立起来的各校互助，支援机制，数千名各校赶来声援的中学生和大批赶到的码头工人，形成了对该消防站和赶来支援的十几辆消防车的分割包围。《同心干》不得不全体紧急出动，竭尽全力成功地做好了现场指挥，及时防止了一场一触即发的血性冲突和所有的肢体冲突，迫使上海市消防大队负责人同意，通过平等的谈判，处理肇事者。在上海市消防大队负责人采取躲，闪，避而不见的拖延战术，把学生代表反困在福州路上海市公，检，法大院的消防大队办公楼里的情况下，他们又不得不调动了数千名学生到福州路上海市公，检，法大院外和平示威，表示了强烈抗议，并成功地说服了公安局，检察院和法院同情学生的工作人员，一起向上海市消防大队负责人施压。最后，他们终于达成了使上海市消防大队负责人不得不当面签署，惩处肇事者的公文，以和平的手段取得了胜利。这次成功的危机处理是在团结了其他对立学生组织一起合作取得的，也促使了高三同学各学生组织成员之间的团结和相互谅解。
《同心干》也曾经采用灵活，细致的斗争策略，挫败了军宣队一进校就扬言要抓学生“反革命”，先入为主的恐怖压力，成功地转化了矛盾，解除了危机，也适当显示了全校师生团结的力量，使“解放”复出的政工干部和军宣队也不敢轻举妄动。这些学生清醒地意识到，光靠学生组织和教工组织大联合的力量，可以暂时遏制曾被打倒的政工干部复职后的反攻倒算，但是无法与军宣队所代表的各级革命委员会新政权直接抗衡的，更不可能动摇中央文革的地位。鉴于这种十分悲观，但又很现实的估计，他们便打算偃旗息鼓，韬光养晦，悄悄地退出文化大革命。非常遗憾的是为时已晚，由于他们组织核心成员中个别人的思想分歧，他们的思想和想法已经被外泄，无法脱身了。他们中参与炮打张春桥和中央文革，签了名的，不得不被迫逃亡。没有签名直接参予炮打的，也不得不烧毁他们所收集的所有资料，手稿和凡是有亲笔字迹的所有书籍，同时相互帮助彻底“抄家”，清理掉所有可能作为“罪证”的照片和字迹，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正是因为他们在文革中努力探索真理，而且敢作敢为，为自己种下了祸根，成了在运动中被打倒，又复职的政工干部的眼中钉，疯狂打击报复的首选对象。也因为他们的思想已经触犯了“天条”，不但被中央文革视作大敌，一直到文革结束后，甚至文革过去二十年后，他们中的有些人还是被怀疑成“三种人”，死盯住不放，遭到了“天谴”，在他们的一生中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当时，他们提出的一些思想和想法是十分大胆，而且有远见的，当然也是不够成熟，不够系统的。经过多年的琢磨，这些主要的观点后来表达在一篇《让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学说走下革命神坛》的文章里，发表于网刊《思想者》2002年第11和12期，总第33和34期，2002年2月4日和9日，并见于《中国哲学网》，也登载于《中国报导周刊》，2002年3月12日，第252期，并可见于《中国报导》思想学术网页和《学说连线》思想观潮，马列研究网页。
五。老三届是怎么会成为了文革动乱的替罪羔羊？
正如前面已经说到的，在文革初期的红卫兵运动总共只存在了不到两年。红卫兵运动可以清楚地分为三个阶段，即前期在中央文革鼓动下，由学校基层党组织中的紧跟派政工干部支持和引导下，制造了“血统论”和“红色恐怖”的“红五类”红卫兵运动，和第二阶段的否定“血统论”和“红色恐怖”，自发的学生运动，以及逐渐走向了与中央文革对抗的第三阶段。在第二波红卫兵运动中，许多组织弃用了“红卫兵”的称号，以示与“红五类”红卫兵的区别，甚至也不愿意使用“造反派”的称号。在老三届中还有近半数的是“逍遥派”，他们根本就没有参与过任何红卫兵运动。因此，老三届并不等于红卫兵，超过三分之二的老三届与制造了“血统论”和“红色恐怖”的“红五类”红卫兵运动不但毫无关系，还是运动的受害者。
在1968年的春天，毛主席就下了学工学农，上山下乡，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号召，从1968年的8月开始，老三届就服从了统一分配，被分散到了全国各地去“接受再教育”， 老三届与文革十年动乱的后八年动乱是毫无关系的。那么，老三届怎么会被与“红卫兵”划上了等号？作为老三届的一个整体为什么要为文革初期，由一些紧跟中央文革的政工干部策动和组织的“红五类”红卫兵，搞出来的“血统论”和“红色恐怖”负责？老三届又是怎么会成为了文革动乱的替罪羔羊，成了被任凭宰割，而又被制得毫无还手之力的天涯沦落人？这样荒唐的逻辑和荒谬的结论是怎么形成的？
从文革开始两年后，红卫兵运动烟消云散，老三届的同学们再次回到班级汇聚在一起时，除了极少数紧跟着被“解放”复出的，紧跟中央文革的政工干部，虎视眈眈，图报复，走极端的顽固不化者外，真正的第一类和第二类学生组织的核心成员，经过了认真的反思和通盘的思考后，很自然地握手言和，恢复了往日的同窗友情。因为大家都认识到他们之间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那就是他们在文革中所做一切都是因为响应了毛主席的号召，他们的共同出发点都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和中华民族的崛起，而不存在任何的个人恩怨和私人利益纠葛。这三类老三届的学生，特别是初，高中毕业班的同学团结在一起，认真地思考着他们的前途和未来，勇敢地面对因为文革造成城市工商业两年止步不前，大学已经全部关闭，无法吸纳毕业学生的现实。他们别无选择，唯一只有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去学工，学农，当兵，上山下乡，屯肯戍边。
然而，正是因为有了毛主席的号召，这是一道当时谁也不能抗拒的“圣旨”，那些“被解放”复出的，紧跟中央文革的政工干部，也就取得了最佳的，名正言顺的打击报复机会。他们通过强制分配（名义上的自觉自愿报名，并不妨碍强行安排），把各敌对派别人员混编，用“掺沙子”的方式，把那些学生中的“死对头”都分配去了边疆和穷乡僻壤。在那些紧跟他们，图报复，走极端的个别“红五类”红卫兵的协助下，他们在那些“死对头”的档案中，恶毒地塞进了检举，告发该学生有“反党”，“反对毛主席”，“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社会主义”言论的匿名信（在四人帮垮台后，有过两次清理档案，销毁黑材料时暴露）。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只要有其中的一条罪名被证实，就足以置该分配出去的学生于死地。就算是缺乏证据，证实不了，该学生在分配单位起码也会被列入待审查的黑名单，不会被重用。而在档案中被塞进了检举，告发匿名信的学生却一无所知，只能任凭宰割了。
这些卑鄙，下流的行为是借着对党，对人民负责的名义，打着绝不能让一个“反革命分子”漏网，冠冕堂皇的理由进行的。他们实行报复的范围，不仅是曾经打倒过他们的第二类学生中的负责人，还包括了第一类学生中在他们被打倒后，没有继续站在他们一边的“叛徒”，和第三类“逍遥派”学生中，看不顺眼，对他们不肯顺从，有敌意的学生。每当有风吹草动，上面来了运动指示，他们又会通过组织发出文革清查的函调，对这些学生进一步打击，使这些学生不断被单位立案，受到审查，不得安宁。
以“四人帮”为首的中央文革对曾经揭发出过他们的历史，炮打过他们的学生是恨之入骨，又深深了解这批学生的组织活动能力和一旦有了还手机会的可怕，把他们视为洪水猛兽，企图永绝后患，除之而后快，这是与那些企图“秋后算帐”的政工干部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从1968年夏天开始统一分配后，一直到“四人帮”倒台，在这八年中，这种“清查”和“审查”就没有停止过，何况打的旗号是追查反党，反对毛主席，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社会主义的“反革命”，这在当时是谁都不敢反对的，到任何时候也是正确的。
各中学都在这些被“解放”复出的政工干部主持下，那些在“血统论”和“红色恐怖”中，受了无妄之灾的教师和负责搞教育的干部，被抄家，被批斗，遭到打，砸，抢的红色恐怖受害者，只能自认倒霉，被迫害致死的教师也不了了之，从来就没有得到过认真的处理和合理的赔偿。被冲击和捣毁的教堂和寺院，砸烂的文物和古迹反正有政府顶着，也从来就没有认真追查过肇事者和背后指使者的责任。因为肇事者就是最忠实，紧跟这些被“解放”复出的政工干部的心腹，而背后指使者就是他们本身。当权者和胜利者是永远不会错的，也从来不会为他们犯下的错误和罪行承担任何责任，历来如此。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在红卫兵运动初期，这些“红五类”学生是响应了毛主席的号召，紧跟了中央文革的步骤，在学校党支部的支持下所采取的所谓革命行动，所以对制造的“血统论”和“红色恐怖”是根本不必负责任的。他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也从来没有被认真追查和处理过。在红卫兵运动后期，按照中央文革和党中央的决定，把被打倒的学校党支部那些政工干部再“解放”复出，担任起了各中学的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当然就更不会有人来追究他们在文革初期所犯下的严重罪行，也不用为因为他们的故意泄露档案资料，引导批斗造成有的教师被迫害致死承担责任了。文革初期的“血统论”和“红色恐怖”造成的影响极坏，破坏性极大，追究中央文革，伟大领袖和党中央的责任根本不可能，直接制造了“血统论”和“红色恐怖”的基层党组织紧跟派政工干部和他们的亲信，又绝不会来承担责任，当然必须来个乾坤大挪移，找个替罪羊――那就是进了工厂，当了兵，下了乡，去了边疆的老三届。
那些在文革初期兴风作浪，被第二波学生运动当作“黑手”和“走资派”打倒，又被中央文革和党中央“解放”复出的政工干部，当然都是一些熟知为官之道的官场精英，要他们经营事业，办实事是大才小用了，只有在革别人命的斗争，政治运动，与人奋斗中才能方显英雄本色。谁在台上说了算，他们就忠于谁，紧跟中央党报的指示精神，揣测上峰的意图，迎合上级的嗜好，使尽一切手段积极钻营，这就是他们的全部工作。“四人帮”都进了中央政治局，要追查炮打中央文革的“反革命”，他们就大显神威，不但在学校教工里大抓“反革命”，而且还向已经分配出去了的学生的工作单位，发出了抓“反革命”的函调，积极邀功。1973年9月毛主席的法定接班人，副主席林彪出逃，坠机身亡，他们就马上大抓起林彪反党集团的余党，当然他们所仇恨的学生领袖所在的农村，边疆单位又收到了他们追查林彪反党集团爪牙的函调。“四人帮”垮台了，他们又马上摇身一变，以曾经被打倒过，是文革的“受害者”的身份，痛批“四人帮”。总之，他们永远是正确路线的代表，永远在邀功领赏，节节高升，也永远不必为他们的过失和罪孽承担任何责任。
至于发生在文革期间的任何罪恶，则都是“红卫兵”造的孽，都是远在边疆，农村，天涯海角的老三届犯下的错。一而再，再而三的发出追查“反革命”的函调，一次又一次的被立案政治审查，不都证明了这一点吗？当年戈培尔有一句名言，谎言只要重复了千遍，便就成了真理。这种欲加之罪，如果通过宣传机器一再地重复，一，二十年下来当然也就习以为常，不以为怪了。等“四人帮”垮台后，老三届终于取得了返城的机会，那时整个社会舆论已经形成，而且那些一再迫害老三届的政工干部和新宠们已经盘踞高位，更加有权有势。此后，老三届所遭遇到的种种磨难，也就变得十分“合情合理”了。（注：下接）
该文曾经以《老三届的历史贡献和肩负的责任》发表于博讯2003年10月11日，稍作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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