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特区政府是如董特首所言，是为了专注发展经济，或是为了避免在立法会改选前通过重大争议法案，影响其执政联盟（民建联、工联会）的胜算，撤回国安草案都是明智的，符合当前港人的意愿。然而，撤回法案不等于解决了香港的政治问题，不等于完全回应了港人在政治上的不满与诉求。 (博讯boxun.com)
教训之一是偏听偏信，特首和保安局在酝酿立法的 9个月里，用了很多时间和支持立法的团体见面，对于质疑立法但在社会上具影响力的组织，例如大律师公会、香港记者协会等，却摆出听了便算的强硬姿态。据大律师公会前主席梁家杰表示，自去年 9月发表谘询文件，特首和保安局长从来没有约公会见面，只是由律政专员区义国出面，礼貌地聆听和记录了公会的意见，根本没有商讨的空间。
教训之二是非友即敌，社会上明明有许多独立的人士和组织，他们多数不反对按《基本法》要求为保障国家安全立法，但对立法内容却有各种不同的忧虑和意见，特区政府却仿效内地的一些政治做法，强行把人划线归边，不属于支持阵营的，便是反对派，谘询汇编结果因此闹了大笑话，曲解了许多团体的立场，为政府制造了大批不必要的敌人。
教训之三是漠视民意，由于谘询文件只讲原则不列条文，谘询期内最突出的民意就是要求政府发表白纸草案，就条文细节作进一步的谘询，这是绝大多数人的愿望，政府偏偏不听。到了七一前夕，中产阶级已经民怨沸腾，纷纷动员上街，特首办却视若无睹，只顾埋头预备总理访港的迎送安排，而中央政府驻港机构向来侧重联系工商界和左派基层，听不到广大中产和专业人士的声音，误以为参加游行的不过三几万人，结果特首和中央政府都大跌眼镜，付出了沉重的政治代价。
这三点教训相互关连，互为因果，反映特区政府高层与社会现实严重脱节，这个局面若不改变，搁置立法只可解政府一时之困，问题迟早重现。 (博讯boxu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