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运人士气死中共外围组织老翁?中共大规模公开地下渗透发人深思
【博讯2003年3月12日消息】 纽约邓氏老翁在与民运人士激烈辩论交锋后不幸心脏病发作瘁死。这一事件引起人们无尽的深思。
按道理讲,华人之间不同思想观点的存在是不足为奇的,进行争论也就是很自然的。问题是,这为来自台湾的老翁为何极力反对民运,并对搭救民运人士的人们如此深仇大恨以致于要撕毁他们的传单、最后怀着深仇大恨被他们活活气死? (博讯boxun.com)
众所周知,在海外一波又一波的“促统”运动,都是中共在全世界一手策划的,在这运动中出头露面的都是中共幕后操作的外围组织。凡有头脑的人,虽然渴望两岸统一,决不会与中共幕后操作的这些活动沾边。
凡是极力为中共这类活动打拼的人,都是努力为中共拼杀的激进派。他们喜中共所喜之事,恨中共所恨之人,有的甚至比中共还要中共,这些打手的凶狠面貌甚至连中共内部的人都会感到吃惊。
这类人很多都是来自台湾。象历来都是为中共打先锋的花进性,就是其最典型的代表人物。他们所以会心甘情愿地为中共打拼,是由于他们没有吃过中共的苦头,所以对中共抱有无尽的幻想和希望。他们心目中的最高希望就是中华专制帝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而中共就是中华专制帝国的当然代表。
他们名义上是在为新疆灾区人民募捐,但越来越多的台湾人民早就认识到,捐到中国大陆的钱,无非是两个用途:一个是进了贪官污吏的口袋,另一个是虽然到了灾区,但却把中共原来安排到灾区的钱节省了下来,转移到“国防”支出,从而用到准备血洗台湾的军事准备上。也就是说,海外及台湾人民捐献的钱,会被用在对台动武的军事准备上
如果说台湾年轻人对这个简单道理不了解,那么一贯关心时事政治的邓老先生,绝不会不懂得这个简单道理。他们拼命要把美国华人的钱要出来献给中共,就是要为中共对台动武竭尽他们的最后一点力量。
他们幕后的中共背景,在邓老先生瘁死后马上显露了出来:中共驻纽约领事馆发表声明,新华社也发文,一致声讨民运人士。
为了使台湾的年轻人了解一点中共地下渗透的历史经验,下面特别附上两篇回忆录。
(作者:谭密)
附:
朱(金容)基在清华加入中共
当时中共地下党为了团结广大青年同学,除西南联大时期已建立的“民青”外,还分别地建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中国青年联盟”、“进步青年联盟”等六七个直接在中共领导下的秘密进步青年组织。朱(金容)基在1948年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当时大多数班级都有盟小组,像电机、机械等大系还有盟的分部。全校盟员由复员初期仅有几十人,到解放前夕已发展到600余人。他们也过着地下生活,三五人一小组,活跃在全校各社团和每一个系级里,起着骨干和带头作用。他们都是从每次学生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入盟后,经过一个时期的锻炼与考验,不少人又进一步加入共产党。朱(金容)基就在49年入党。当时,一个党员带领一个或几个盟小组,一个盟员也分工专责联系一些同学,交上一些朋友。清华中共地下党就是依靠这几乎占全校三分之一左右,总数约七、八百人的党员和盟员,作为清华学生运动的基干。只要一声号召,立即就可以组成一支强有力的战斗队。
变成“蒋管区内解放区”
解放前夕,清华变成了争取、团结广大知识分子的重要阵地。清华被人喻为“蒋管区里的解放区”。
1948年8月间,国民党政府宣布将法币改为金元券,金元券1元折合法币300万元。“币制改革”使物价暴涨。那时清华教职员的月薪平均才金元券124.7元,四口之家,只够维持8天的开销,有的教授不得不以卖书来维持生活。有的教授说:“过去是书店里的书向教授家里走,现在是教授家里的书向书店里走。”中共及时领导教师展开了“争温饱,求生存”的运动。用“总请假”,集体“停教”以便“进行借贷”的名义,从48年11月26日起罢教五天。同学也宣布支持教师停课5天。绝大多数教师都参加了这次斗争。很多教师都感到:“这样的政府再也拖不下去了”,“这样的日子不会太久了”,迫切要求一个伟大的变动。
第十二章 共产主义的文化工具国民政府在大陆时,共产党在各个大学里便有坚强的细胞组织,他们对教授和学生使用 特别科学的宣传方法。共产党更有若干「职业学生」在各大学内全力从事于共产党宣传, 发售共产党书籍,吸收分子。 一个「职业学生」是已经从某大学毕业的学生,受命进入另一大学,专作推进共产主义 的活动。他虽然是学校的学生,但不读书,专以宣传诱人加入共产党为目的。为了掩饰 起见,他也按班上课并参加考试。他们的工作方法极为简单,更因其简单而极易生效。 他们的情形是这样的:假定一个在上海已经毕业的青年名叫吕希元,跑到北京大学读大 一。改名为吕哲元。买一个假证件或伪造一个证件,混进学校。虽然报名的学生很多, 并需要入学考试,但由于吕已从大学毕业出来,考取是比较容易的。每一个这种骗子式 的「职业学生」之进入大学都夺掉了一个真正要去大学读书青年的机会。共党此种奸计 的另一不幸副产品,是当时国民政府为鼓励向学,在各大学普设奖学金奖励成绩优良的 学生,由于这些破坏政府的骗子曾读过四年大学,很多数的奖学金就被他们用种种方法 得去。
北京大学的共党另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尽量在学校里出壁报,但不透露壁报的来源。 中国各大学里的壁报,是由学生编出的,用毛笔抄写小字,报上充满著新闻和文章,贴 在注目的地方。一般说来,好像美国大学里贴在布告栏上学生所写的宣言。所不同的是 中国学生的壁报并非仅是宣言,而是真正的报纸。在那时北京大学里有三十种壁报,其 中有十九种是共产党指导撰写发行的。整个学校里仅有一种壁报是反对共产党的。事实 上这十九个壁报每天都由那几个相同的共产党编写出来;像一个单独的单位或共产党细 胞一样,每日进行其预定的工作。每一壁报都有不同的名子,都有新闻,但原本都是一 个来源,只不过略为改头换面以使人相信学校里有十九个共党组织。
大多数的学生对共产党的工作和诡计仅有极少的认识,尤其是像这种表演,自然会使人 相信学校里具有十九个不同的组织,每人在作这种庞大的工作。一个新学生把这种情形, 深深的印入心中,以为学校中充满著共产党,因为全校仅有卅个壁报,共党竟占去十九 个。那时是一九四八年。我用了长久的时间探求这十九份壁报,尽数月的时间研究它们, 用观察,研究,访问所得来的结果,自己作统计。我经常以深度的兴趣与思虑阅读它们。 那些消息全是共产党的消息,包括军事,政治,和经济。偶然有一点不重要和微小的普 通项目,亦仅是不连贯的评论,就连这一点调剂项目也是共产党式的漫骂。
当一个人仔细研究了这些壁报,并熟悉了共产党的技巧,他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所有新 闻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换汤不换药而已。但新学生是看不出来的,经由这些壁报,及 其他种种手段,有数的几个职业学生便把学校的空气搅坏,直到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三 日共党占据北平前,北大的共产党在学生比率上总还是少数,但许多学生为了表示「前 进」和「适合新时代」而为共党工作。假如一个学生对共产主义表示无兴趣,便彼人视 为「腐败」。令人难过的是,在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各地,智识份子把当共产党员看作 了时髦。
为了加深工作,共产党分子在学校里更占据一间房子,专门出售共产党及左倾的书籍, 小册子及报纸。他们卖弄地叫做「学生图书馆」,而忽视学校当局图书馆的重要。他们 坚持自己经营这不正当的书店。利用国民政府的资产建立纯共产党的宣传中心,这是一 个横蛮侮辱政府的表示,这种行为在日后当他们坚强起来时,成了他们的政治资本。当 政府与共产党作全面战争时,他们的行为便成为纯粹的叛逆。
但假如当局设法干涉这种傲慢的侮辱政府的行为时,他们便号召罢课,造成不利于政府 的宣传。共产党集中力量于反蒋总统和反政府的宣传,不仅在国内而且扩及国外,尤其 是对美国。学校当局深知这种情形,但共产党逼使教育家们经常陷于恐惧的包围中,瘫 痪教育家们的力量,使不能对捣乱者作有力的决定性的行动。教员们的待遇太差,他们 的不满情绪也被利用。
北京大学的职业学生发动一个反非共党教授的运动,特别著重于两三个意志坚强勇敢经 常打击共产党的教授。这成了一个无休止的战斗,但共党们并不能得胜。这数十个共党 在课堂上吵闹捣乱,反对先生,和先生辩争,煽惑其他学生,挑动不满和叛乱的情绪。 经常地,像是时钟运动一样,共产党员及被其所愚骗的学生,每次一个,或两个轮流著 向先生发难。他们到校长办公室去,以一种极有礼貌的态度向胡适报告那些先生太不成, 他们不合格作先生,使学生们得不到合适的教育,学校的名誉将蒙受损失,学生们对此 极不慰快,极不满意,因为学生们深欲得到良好的教育以为国家服务。
不多时他们的战术便影响到那些过激派的学生,于是三十个职业学生每人都有了追随者。 这些追随者很快地被介绍入党,于是他们的初步阵容便形成了。此后他们开始组织第二 集团,一些同情者和亲共份子易于接受共党意见,在相当范围内可加以训练,但还不能 使他们成为共党党员。这集团内许多学生由于政治见解的幼稚和过份的理想主义而相信 共党的诺言,以为将使中国变成东方的乌托邦。有许多中国天主教徒都参加了这一集团, 我和这些参加此集团的天主教学生若干次谈话中,使我逐渐了解共党在各庞大的国立大 学中所用的方法。
像这一类的共党细胞在中国各中学里难发生效力。年青的学生们多在进入大学后才加入 共产党,普通多在大学一年级。共党了解大一学生的心理。大一的学生正在开始尝试独 立,他已不是一个小孩子,但他也尚未成人,他已能发现自我,而渴望表现他的个性。 这就是共产党要集中精力去争取大一学生的原因。共产党对这些年青的学生所下的功夫 较对那些年纪大一些的学生要加倍,同时集中力量于华南及中部来的学生,学校中以这 一带的学生所代表的力量最大。这些青年对共产主义的认识不像北方学生那样清楚,北 方学生的家庭从一九三○年后便尝到共产党控制或共党影响的滋味。南方及中部各省的 学生,当共产党横行该地区时(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七年)他们还未出生。这些青年学生 一旦接受共产主义,即使是部份接受,也对共产党发生莫大的价值,因为他们会将共产 主义带回他们的家乡。由于中国重视读书人的传统,当这些学生回家时他们的谈论便受 人重视,他们写回家的书信被人传阅,被热烈的讨论,不停地传播出去。共党由这种间 接的方法得到很大的成就。假如一个在这文化首都,政洽思想中心地的大学学生表示他 相信共产主义将造福中国时,他的家属,亲戚,邻人,朋友等也都会相信如此。共产党 的干部,鼓励学生们作过份的政治活动,共党阿谀他们假装著徵求他们的指示与意见, 以期决定他们家乡地方的政治问题。他们用尽方法使他相信他自己是一个「现代人」, 是政治上的权威。
另一方面,对付反共党学生们的手段则是无礼的横暴的,而最重要的是不停地予以打击。 我认得一个大学的学生,他有一天带了一本反共产主义的书籍到教室去,那本书是一本 有系统的思想研究著作,对马克斯的理论有所讨论。共党职业学生立时指责他是「国 特」。另一个高叫说他是「国民党份子」,「叛逆时代的人」。这就是携带或阅读反共 党书籍的学生所遭受的标准待遇。他们随时受到攻击而无法进修。许多正直的学生为了 要安静地进修功课而携带几本共党书籍以欺骗那些捣乱者。但没有人敢直接反对共党学 生,因为他们像是如此的有力量。几个共党们便造成巨大的喧扰,并成功地造成革命的 空气,这正是达到共党目的所需要的一种情况。
蒋委员长对学生的态度与共党完全不同。他常希望学生们多读书,少参加政治活动。他 并非要减少学生们对政治的兴趣,而是他认为学生干涉政治事件对国家不利。因为学生 们太年青,见识尚未成熟,经验也没有,如过早参加政治,对其本身不利,对国家也不 利。另一方面共产党则完全相反,他们不但鼓励学生参加政治活动,甚至强迫他们干涉 政治。他们这样作法有两个目的:这样可以扰乱国家,在杂乱无章下使共党可以找到他 们所需要的那些人群中的活动分子,在那喊叫游行示威的学生群中,在大都市暴动在小 地方倡乱的学生中,他们猎取那些他们可以抓住的领袖而加以共产党的训练。
我记得在一九三六年共党曾在汉口煽动学生在蒋委员长的官邸前面游行。他们拿著煽动 性的旗帜,列成队伍,走前几步,又退后几步,整夜破喉高叫:「打倒日本,反抗日本 帝国主义」!那时蒋委员长正在积极努力整顿内政,加强国家力量,以有把握对日本作 全面战争。他正在争取时间。
共党第三国际使用所谓联合阵线,中国共产党忠实地追随著第三国际,随后他们又忠诚 地遵守胡俄的命令。共党的训练也是追随著国际共党的指示。俄国控制的国际共党命令 中国共产党不停地破坏阻挠蒋委员长的努力时。委员长正全力负担起中国的内政与外交 的责任。另一方面,不遵守法律的共党匪徒伪称自己为爱国,目的仅在破坏政府避免危 险和过早且卤莽对日战争的努力。
一九三五年,共产党组织民众反日运动,要求政府武装人民,鼓励非共产党集团及各军 队派纟等联合反日,使国内反日情绪达到高潮。当时中央政府只有在两条途径中选择其 一:立即抗日或压制反日的爱国情绪。但在爱国情绪未形成有支配性的力量前,政府只 有采取后一途径。同时苏联自然尽力避免日本的挑战,使日本找不到借口向俄国发动战 争,而中国共产党却尽力促使中日战争早日发生,以减少日本对俄国的威胁。中国共产 党的路线,是牺牲中国换取俄国的安全。
那时学生们对共党帮了莫大的忙,他们盲目地参加共党职业学生的工作仅为了年青好胜 心与粗野精神,渴望著作一些「时髦」和「勇敢」的事。 由蒋委员长对一九三六年汉口学生在其官邸附近游行一事的处理,可以看出他对这一切 事情的内幕知道得比任何人都清楚。他对那些整夜喊叫的学生尽量忍耐。次日清晨他和 几位官员走下门阶来,带著许多纸张,桌椅,安放在门口,学生们惊奇地停下脚步,当 委员长举起手来请大家注意时他们停止喊叫,肃静下来。蒋委员长立时向他们演说:
「我同意你们,我们必须抗日,」蒋委员长说。「我也要对日战争,但我认为中国尚没 有充份的准备以应付此一全面的战争。这对我们的人民是一个巨大的牺牲与苦难,在这 种没有充份准备的情形下,我怀疑是否能得到胜利。我要确保人民的牺牲与苦难不致枉 费。我重覆说一句,我渴望著对日作战像你们一样。所以如果你们诸位年青人准备牺牲, 现在我只有接受」。
那些学生惊讶非常。他们没有预料到这样。其中一些学生怠动地欢呼起来,其他的静静 地等在那里。委员长更举步向前直接与学生交谈,态度严肃而极为恳切。
「诸位中凡渴望为祖国牺牲的走向前来,在这里签名,报名到我们的军校来,我将加以 训练,作为我们军队的官佐,使你们有为祖国对日本作战的机会」。
一切都静止下来,委员长和官员们等待著。大多数的学生都偷偷溜掉。仅仅极少极少数 走向前来签名接受委员长所供给他们的报国机会。其中有一个学生名叫刘哲真(译名), 他后来告诉我这个故事。他从那时致力于读军校的课程,并迅速地升迁。后来升到将级, 作战极为有力,在一九四八年我最后听到他的消息时,他正在与共军作战。
这是一个自共产党脱离出来的学生,他曾是共党所追求的一位「天生领袖」。共产党在 永不停地争取活动份子中,表现出机巧与技术。他们所惯用的一个渗入大学的方法,即 是建立「学生自治会」,这在中国完全是一种新观念。他们假借许多西方教育思想的名 目,而名不符实地用自己的方法进行自己的阴谋。
特别是学生自治会,已完全依照标准共党形式改造了。首先共党写一个小小的通告,宣 布及时举行会议讨论自治会事项。他们把通告写得极小,贴在一个极不显著极不适当的 地方,使多数学生看不到而未能参加会议,所以通常该会纯为共党份子所控制。
老练的共产党员对参加会议的学生们,略一观察后,立即正确地晓得与会人数所有的力 量分配情形,而迅速地选举自治会的职员,当选者自然都是共党份子。
第二次会议就不同了,他们把通告大书特书,引人注目地贴在那里,没有人会看不到这 个通告,它那巨大的字体,雄伟的言词,显明的张贴,都为了引起学生们的幻想,以为 学生自治会已经是一个庞大的组织。在第二次会议参加的人就多起来了。
这个新组织有所谓「福利计画」及其他一些诱引欺诈的名目,这是共党用以欺骗学生的。 这组织不断地兴教授们捣乱,与反共的学生捣乱。它伪称代表全体学生,实际上仅是几 个人在捣鬼。校长及教授们虽然多半知道这些内幕,但很少干涉这个组织,以为让这个 组织捣鬼,总比因干涉它而造成风潮为佳。
到一九四八年,由于多年的观察与研究共产党的手段,我已成为一个有效力的反共份子。 在中国的一个天主教大学,那年新任一位校长,他对这份工作和该大学所在的那个地方 完全陌生,对共产党以细胞活动渗入学校之事更无所知。
我建议他不要对学生事件看得太严重,共产党习惯把他们的事情弄得严重化,而将一点 点随时发生的小事情闹得天翻地覆,造成混乱不安。
「经常的保持和悦和风趣」,我对他说。「招待他们烟茶,静听他们的问题和诉苦,但 绝不要陷入政治,绝不要禁止什么事,以免被人指责为『压迫』。」我告诉他我将在外 围工作,更进一步地协助他,我将组织学生团体,把我所知道的志愿并渴望与渗透的共 党作战的学生组织起来。
「如果我被批评,或有人告诉你我在破坏学校和破坏学生的权利,你就公开表示我的事 情你一点不知道。」我对他说。他同意,虽然对这最后的要求有点勉强,因为共产党对 他还是新奇的,他对共产党的曲折变化还一点没有经验,共产党喧扰捣乱的滋味,他也 没尝过,他以为我过份渲染。
我先发制人,组织起天主教学生。学校里约有三百名天主教学生,而该年全校注册的学 生达四千名。我们获悉全校共产党学生仅有七十三个,占总数的百分之一又四分之三。 虽然是一个极少的数目,但有很多的学生受这微少组织叫嚣的影响。
重要的事是不让他们发动,我将接受我领导的学生分做两组,一组直接公开的活动,一 组在地下活动。我强调两组都要特别警觉,注意学生自治会的第一次通告,我的经验告 诉我这可能是共党获取控制力量的第一个步骤。
正如我所料,有一天他们发现了那个通告,在通告栏一个大布告下面一个小得难以注意 到的通告。他们即时报告我,我们开始讨论第二步的工作。
在会议的那一天,所有参加两组反共组织的一百名天主教学生都联合一齐参加会议。我 已经教导那些坚强有力的学生以把握会议的技术。
当这一百个学生到达会场时,共党们大吃一惊。但共党领袖很快地恢复了他的镇定,而 企图控制会议。但警觉的一百名学生已有准备,他们坚持各案都应依照预备会议的手续 正确地处理。而共党操纵会议,布自治会职员已在该等反对派学生未到达会场前「依法 选出」,现在请该等职员主持。但立刻我们团体中的强有力的反共领袖发动挑战。他领 导著其他的人高叫反对这种「法西斯手段」。一呼百应,群起高叫「无耻」。
「谁给你权利独自指定自治会职员?」我们团体质问著,对这种职员的「选举」事实加 以嘲笑,并高声喊道:「这是民主的会议!」我们团体的学生们又喊称,「把擅自指派 的派令丢出去!让我们投票表决」。
反共者事先有所准备,有胆量行动,所以能如此地把握会议,而将极坚强的反共者选为 职员。
由于这种行动的结果,该校乃能于相当的时间内单独地超于共党活动之外。该校的共党 们自然走入地下活动,但反共者也在地下从事对抗。当共党开始在夜间在学校各处张贴 布告时,我们的地下工作组也在夜间出动,一俟他们张贴完毕离去后立即撕下他们的布 告,而代以反共的布告。
那时正是北平动乱的秋天和冬大,当我离开北平时,由于被迫和需要,在反扰乱中,我 已成为一个像马克斯主义者一样的现实。此外,我对我所留下的文化地下志士之细胞核, 颇感满意。他们都有充足的训练与准备,将在他们自己的园地中和自己的战斗中,对抗 并击败共党。
(博讯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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