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讯编者按：描写八九民运和六四惨案的长篇历史小说正在各地热卖中。近日，新海川海贝珠独家专访了本书作者安田先生。】 (博讯 boxun.com)

    新海川海贝珠独家专访：宁愿那只是一场梦——访问“天安门情人”作者安田

    海贝珠(以下简称：海)：安田，你好！在“六四”十五周年之际，长篇小说“天安门情人”在美国出版，能谈谈你的心情吗？

    安田(以下简称安)：作为作者，应该说很高兴。但作为一名曾经的天安门学生，在“六四”十五周年的时候，又不应该有这样的心情。我相信，有许多当初的学生，会和我一样，宁愿那只是一场梦。

    海：这是你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以前写过什么文学作品？

    安：我的文学之路一点也不顺畅。小时候的作文，一直处于争议中。叫好的老师，会给我满分；反对的，就能给我一个刚及格（那还是看在我的基础知识不错的面子上）。虽然写过一些文学作品，但没有在任何媒体发表过，因为从来没有投过稿。

    海：你为什么要写这部小说，15年前就下笔到现在写出来有什么不同的想法？

    安：这篇小说是在六四刚过的时候，触景生情，动笔开始写。当时，心底只有一种感性要求：一定要把这样一件自己亲身经历的历史事件以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在六四以后的十年国内生活，因为严肃的政治气候以及思想的变化，一直没有能够静下心来认真写。即使有一些笔记，也因为生活的动荡而遗失。不过，司马华以及赵林和安娜的身份，基本上是在这十年酝酿过程中定型的。其中的一些细节，象司马华的二胡，也是在那段时间里想出来的。与现在不同的地方，当然也很多。比如整个小说采用回忆体的方式，就是在温哥华突然产生的灵感。

    海：严肃的政治气候对你思想产生什么变化？

    安：一开始，是非常地消沉。工作以后，就变成了李远哲的所谓“沉沦”。六四以后，人在学校里就变得很“痞”了。寒假在家乡的舞厅跳西安流行的“痞子舞”，惹得当地的小青年扔易拉罐，险些打架。我的高中同学说，根本想不到我会变成那样。但为什么不可以变成那样呢？ 一点也不含糊地说：六四让我的思想整个地转了一个弯，从充满理想的青年，变成了一个自暴自弃的糊涂虫。象我这样的，在我们那个圈子里，还不止一个。不过，也因此拒绝了后来朋友们的政治组织，避免了被逮捕的命运。

    海：为什么通过爱情来表现六四而不写真实的学生运动？

    答：因为我觉得爱情是人的感情生活的最高境界。而在89学运的时候，根据我的观察，许多最积极热情的学生，他们对于中国的感情，也基本上可以用爱情来形容--没有理性思考的、一厢情愿的单相思。 另一点，政治上的悲剧和爱情的悲剧也有异曲同工的地方：都是一个很难释怀的结局。而从文学的角度出发，也没有比表现爱情更能打动读者的题材。文学不是政治，也不是历史。虽然《天安门情人》的背景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甚至直接裁剪了一些真实的历史画面，但这本书本身是纯文学的作品。现在有人把它归类为政治小说、历史小说，这都是望文生义的评论。只要打开书的第一页，大家就会明白：这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所反映的，也是人对于选择的迷茫和无奈。 我一直觉得，一部好的小说，表现的应该是“人”，而不是狭义的政治。这也是为什么，在《天安门情人》中增加了大量的细节描写的原因：让人物形象丰满。没有人的小说，只是说教而已。

    海：你说：许多学生对于中国的感情是单相思。是指学生爱国家，国家不爱学生吗？

    安：可以说，许多学生和我一样，太单纯。他们把国家当作了一个可以信赖、可以依恋的“人”了。现在二十岁左右的青年，谁会相信这一点呢？但六四前，不仅是学生相信，就是许多经历过“文革”苦难的老师，也是相信。也许，这就是所谓的“第二种忠诚”吧。我至今记得，426社论以后，当时交大的校长史维祥，就站在图书馆门前，和学生讨论学潮。当然，他不会鼓动学生的。但我们在和他的交流中，感受的也是拳拳的爱国之情。可以说，六四的枪声，把全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给扼杀了。现在，我们只剩下了偏狭的民族主义（如果还不可以说是民粹主义的话）。 把“爱情”寄托在虚无的 “国家”概念上，现在看，显得很可笑。但在89年那个时代，不仅不可笑，而且很神圣。国家，是什么呢？只是一个概念而已，没有生命的概念。她的活动性，表现在管理上。而管理，离不开具体的、有生命的人。指望一个概念会“爱”，当然不现实。学生们指望的还是具体的管理团队，即使有的人并没有清醒地认识到。事实证明，这个团队，在乎的只是自己的利益。它们是商人，可以讨价还价，但不可以谈爱情，虽然它们一直鼓励人民单相思。

    海：小说中哪个人物是你自己的影子？

    安：想不出来。也许遇之刚应该多一点吧。不过，写作的时候，基本上没有故意考虑自己的经历。我的思维一直是很活跃的，想象力很强。所以，小说从构思到写作，基本上是在想象中完成的。在写作的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写作细节自动产生。比如，写安娜结婚的那场戏，当时基本上都没有停笔，没有什么思考。就是一路写下去，人物的行动、对话、环境就像流水一样出来了，包括那首儿歌。这样的段落非常多。这就是生活的积累在写作过程中的自然流露吧。

    海：小说在新海川(www.haichuan.net)连载以后，有的网友认为是政治小说，不屑一顾，有的网友认为是文学作品，人物刻划非常细腻，你对这些议论如何看？

    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凡是把《天安门情人》说成是政治小说的，没有一个人看过这本书。而看过了这本书的，没有坏的评价。甚至有人说：是中国的“飘”。但我是一个比较低调的人，所以，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宣扬这些好的评论。我相信，只有时间才可以检验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其实，什么是政治小说？有个网友提出了梁启超的“小说以载政治”一说。按照我的理解，这里的政治应该是比较狭隘的概念，也就是 “官场权力”一类的上层建筑。如果这样的话，《天安门情人》确实不是政治小说，没有涉及这个方面。但如果是从广义上定义政治，也即社会问题、社会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世界上的一大批知名的作者，哪一个可以否定自己的小说不是“政治小说”呢？《丧钟为谁而鸣》，不是政治小说？《西线无战事》，不是政治小说？《古拉各群岛》、《红与黑》、《双城记》、《复活》，随便例举一部，都可以看得见政治的影子。因为广义的政治涵盖了人类社会活动的方方面面，它就是人类社会的组织结构以及其运作的方式，没有哪个作家可以生活在世外桃源里。即使陶渊明对南山的向往，也只是因为“结庐在人境”的缘故。另外一点，对于上个世纪的中国人来说，不谈“政治”的话，人的一生还能剩下什么呢？ 但是，我觉得许多网友所讨厌的“政治小说”，其实不是我上面讲的那些。他们所讨厌的，是打著小说幌子的“政治宣传品”。从这一点上说，我完全同意他们的观点：宣传八股，实在令人厌烦。我自己就怕这样的东西，因为从小就浸泡在这些八股环境里，想对它们客观一点都不容易，无论是左派的还是右派的。不过，所有把《天安门情人》归类为这样的政治小说里的人，都承认一点：他们没有看过这本书的内容。而恰恰是那些看过的网友认为：人物刻划非常细腻，是一部好的文学作品。 作为一个作家，写完了一部书，如同生下了一个孩子。好坏都是自己的，只有读者才有评价的权利。我希望看到更多的读者在读完本书以后，给予中肯的评价。

    海：你的文笔很有诗意，比如描写赵林弹钢琴的那几个片段，感觉非常优美。你喜欢写诗歌吗？

    安：非常喜欢，不过不是高产的诗人。我的诗大多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一个人陷于一种忘我的气氛中写出来的。

    海：你塑造的小说人物各有特色，遇之刚的单纯和痴情，老爷吒的世故和悲情，赵林的善良和才情，安娜的冷静和绝望，尤其是商人司马华，我觉得是书中最丰富最复杂也是最成功的人物，你是如何塑造这些人物的？

    安：我认为人性是很复杂的、非逻辑的。人有共性，但人生的意义却在于人的“特性”。六四的时候，我是很单纯的，走上社会，发现的却是一个复杂缤纷的世界。《天安门情人》是为了纪念一个忘不了的时代，但我更想做的却是通过小说的形式表达自己对于人生的思考。书中三个主要人物：司马华、赵林、安娜，基本上从十五年前就开始酝酿了。这样漫长的过程，他们在我头脑里慢慢生根、慢慢地丰满起来。

    在整部书中，我最喜欢的是安娜，因为她有著自己的意志，明白自己的生活目的，并且根据这一点选择道路。按她自己的话说：我是一个逃亡者。从婚姻开始，她就有意识地开始为自己的逃亡作准备。而到了89年五月，正是学生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她又一次感觉到了不安而寻求逃亡。可以说，她是对中国社会有著最清晰地认识的逃亡著。但恰恰是这个逃亡者，在最后的关头，选择了留在中国。这是她自己选择的结果，她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这也是我喜欢她的原因。至于司马华的堕落与最后的反抗，也是有理由的。我自己就经常想：如果我是司马华，我会不会这样？答案是肯定的。他的一切，在那个社会里都是必然的。我相信会有许多的读者迷恋上这个人物，但希望大家看清楚，司马华是一个很可伶的家伙：他没有选择。他的成功，并非他自己所希望的，而只是生活压迫的结果。爱情上，他也没有选择。比如对待小花，他好像做出了选择，甚至为此谋杀了谢顶。但那不是爱情，他自己也知道。而到了最后，临离开北京前，他还放心不下小花，为她办理香港单行证。他的包袱很重。司马华最决然的选择就是说出了三个字“ 我爱你”，这也是这部描写了那么多爱情故事的书中唯一的一次。但最后的结果呢？所以，他是一个典型的悲剧人物。好在他的心态让生活锻炼得不错，这也是为什么，即使在牢狱里，他还会问小花乳罩的颜色的原因。我在小说中，给司马华一个道具：二胡。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过二胡悲凉的乐音。在书中，我借赵林之口说：“二胡不是音乐的制造者而是回忆的发掘者”。而我没有说的，就是我们这把民族乐器发掘出的历史，和它演奏的音乐一样地沧桑。这也是我选择它的原因。赵林，其实写得比较简单，一个典型的青春女孩。她的背景让她很容易对司马华产生感情，而她的温顺的形象，并没有妨碍她在司马华面前使小性子，也是因为她的身世。而她对与爱情的纯而又纯的理解，让她理解不了司马华的“隐瞒”，最终这个队政治最不敏感的女孩，赌气去了天 433;门广场。谁又能想到，她的任性，让所有人都付出了代价。当我们讨论书中人物的时候，我们往往忽略了一个人：陶子。我之所以特别提到她，是因为我写她的时候，就会想到我的一个北京同学和我太太的一个北京同学。在我太太跟我讲她的大学趣事的时候，多次提到过她这个最要好的北京同学。我从中发现了她的同学和我的那个北京同学的一点共性。我把它写在了陶子的身上。可以说，这是整本书中唯一一个有原型的人物，而且我觉得写得很成功。

    海：商人司马华与赵林，安娜，小花三个女人之间周旋，以及他和遇之刚与赵林，他和 安娜与老爷吒的两组三角恋爱，使得这个人物特别复杂和丰满。他真爱的女人是安娜，两人的共通之处都是对现实的彻底绝望，只是表现方式不同，一个是逃避，一个是堕落。

    安：你说得非常好。特别是对于“逃避”和“堕落”的这两个词的运用。作为逃避，是主动性的，这也就是我前面说的：安娜对于生活的把握，以及她的选择。而“堕落”，是一种被动的行为，不得不为。人性是复杂的，人性也是“恶”多于“善”的。但即使如此，也没有谁会主动“选择”堕落。司马华的堕落，是一步步走下来的。安娜对他的堕落负有一定的责任。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人的选择是不是也得为他人的无奈负责？这是我突然想到的一点，我也没有答案。还是留待读者自己思考吧。 但人的堕落一旦开始，往往就有了惯性。除非有突然的事件发生，终止这样的进程。司马华得到了这样的机会，虽然这不是他选择的结果。 你的问题中提到了“真爱”一词，我觉得也很有意思。这个世界上到底还有没有真爱？在写作的时候，我并没有太多地思考这个问题。倒是你这样一说，让我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问题：司马华到底爱谁呢？我记得安娜在和他爬华山的时候，曾经指望他能够说出来。但他没有说。那时候，他还只是一个大学生，没有堕落。真正让他开口说“爱”的，是赵林，也是唯一的一次。也正因为这个字，让他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他真爱谁呢？安娜吗？赵林呢？说实话，我也有点糊涂，因为写的时候，好像都是很自然发生的，没有刻意地去追求什么样的效果。也许他一个也不爱，也许他都爱，还是让读者自己评判吧。

    海：这是你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经过了这样一次实践，你的主要收获是什么？

    答：收获很多。但最大的收获是知道了自己的不足，应该以谦卑的心态做人。

    海：你的下一部小说和今后的写作方向？

    答：下一部已经动笔，但因为时间的关系，进展不是很快，希望明年初完稿。这也是一篇关于人与现实生活的冲突的小说，牵涉到重大的历史事件，不过与中国无关。我对于人生的思考，并不仅仅局限于“中国人”。当然，也离不开爱情故事。就象我前面说的：爱情是人的感情生活的最高境界。不过，现代生活已经越来越快餐化，爱情的滋味也越来越如同白开水了。也许，我们真的会有怀念爱情的一天：当我们腻味了随处可得的避孕套以后。 今后的写作方向，我想在我的家谱里下功夫。如果我能够幸运地随心所欲地消耗自己的时间，我将把所有的精力投注到“家谱”里。里面一个个的名字，就是输送生命给我的链条的搭扣，他们没有因为一系列了不起的历史事件停滞不前。

    海贝珠：多谢你接受新海川采访，祝你不断成功！

    另外，RFA也采访了安田先生，访问录音位于http://www.rfa.org/content/service/man/audio/dv040521.mp3 (博讯 box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