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徒的梦想（34）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4月28日 来稿)
李 方 著
（小贴士：此书稿2004年11月-2005年1月于狱中偷偷写成，后经难友设法秘密带出监狱。2010年本人出狱后取回，携带至泰国。 (博讯 boxun.com)
李方，原名李焕明，陕西安康人，1972年生。1993-1996年被以“组织和领导反革命集团罪”下狱3年，2001-2010年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下狱9年。虽经多年改造，现仍未悔改。
别的组毕竟比工艺组情况好很多，晚上还可以坐在大厅里看看电视、打打牌、下下棋，工艺组是不可能有这个福份的。但别的组也有不参加娱乐的，那是一些贫困犯，他们坐在监仓里，除穿自己的灯珠任务外，还要帮有钱的犯人穿，或者多穿一些，存在那里，随时售卖。
我仔细想过老乡赵润贵的提议，我想即便以后调我去了印刷组或别的组，可是像我这样的“罪犯”——不背“38条”，不唱队歌，走队列如散步，劳动又不积极，还不肯写改造总结，他们如何容得下我，况且，遇到不平事，又好直言直语，甚至越级控告，迟早还会被狱警们发配回工艺的。我没有钱给他们烧香，因而，纵使以上各方面不出问题，一旦新来了“有料”的犯人需要安排，我首当其冲得靠边让位，最终还得回工艺。而且，老乡赵润贵再有一个多月就回家了。他能帮到我的也就这一个月。所以，仔细想了想，我觉得像我这样的囚犯，工艺应当是我的长期归宿。这里的狱警十分现实，“没料”就是不予照顾，每一个清闲的劳改岗位都意味着一定的价值，都是可以带来“销售”收入的。纵有少量清闲的“劳改岗位”也会让给贫困犯，但这种贫困犯必须是在劳动上非常拔尖，足以充当“典型”才行。有了这种珍稀的“典型”，一方面可以掩人耳目，表明他们并非光是看钱，另一方面又能“调动”其他犯人的劳动积极性。（注——这一年，司法部将严酷的“58条”改为了“38条”，字数从原来的3500多字缩减到700余字，许多冷酷无情的字眼被删去。看起来是好看多了，但这个东西也许只是给外国人看的，实际执行中，狱警们操作的还是“58条”那套。因为，司法部只管拉屎，不管擦屁股，并无任何人监督检查“38条”的执行情况。）
我把小说稿要了回来，托放在老乡的柜子里。然后我开始了有限的抗拒——收工回来后不穿灯珠，中午不穿，晚上也不穿。一个多星期当中，没什么事，原来是“阿福”出差广州了，生产上暂时没有狱警督察。听老犯讲，这个分监区以前还是挺舒服的，开工时间不长，也不用穿灯珠，但自从“阿福”分管生产以来，情况大变，现在早已不是过去的“好地方”了。但是，一个多星期后，“阿福”回来了，他回来的次日，便将20多名未完成前一天灯珠任务的犯人全叫到车间大院里，趾高气扬地训话，一方面斥问未完成任务的原因，一方面要求作出完成任务的时间保证。这样逐一训问完毕，作出了保证的犯人被分开到一边去蹲，不能给出保证的只有我和林德道。林德道是汕头人，和我同一批投牢到新收的，他下队到五•一后，刚开始是在伙房，我在六•一时曾看见他推着饭车到处送饭，但后来他因为不满事务犯的欺压，打了架，而被发配到了工艺组。
“阿福”歪戴着警帽，正忙着训问林德道，突然想起还有那么多人蹲在一边，遂一转身，将手有意作出伟人的姿势，一挥：“你们回去。”这一挥手不禁令我想起了毛伟人的那个“挥手之间”。林德道并不理他，迫问急了，林大声说：“你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只能干这么多，别跟我再啰嗦！”在林这里他没有训出个什么结果，气得暴跳如雷，又转过来训问我，我也是同样的回答：“我只能干这么多，您要觉得我违反了监规，那你就禁闭我吧！”“阿福”的嘴变歪了，显然是气坏了，他命我俩蹲在一边，起身去了车间，皮鞋似乎也生了气，踩得水泥地“笃笃”地响。
当天晚上回监仓后，“阿福”实行了新政：完不成任务的不得娱乐，全部关在10仓，穿灯珠。我拒绝去10仓，便去值班室找狱警，要求他们关我禁闭。值班的是梁指（这个分监区对“领导”惯称“×指”，梁指是分管教育改造的副分监区长），他似乎感到有些为难，要我先回仓，回头再说。我回仓后，郑加安（纪律组长，粗壮高大得如奥尼尔一般）过来了，说梁指安排要他来带我上10仓，我说不去，宁愿坐禁闭。郑加安说：“梁指交待了，绝对不禁闭你，但一定要你去10仓，这是分监区原来就有的规定，不能违反。梁指交待，如果你不去，要我找几个犯人把你抬上去，但是绝对不会打你骂你。”我想，那又何必给人抬起来这样难看呢，我告诉他——去10仓可以，但我不会在10仓穿灯珠。
去了10仓后，里面已坐了近20个没完成任务的犯人，有的正忙着穿灯珠，有的坐在那里生闷气。我和另两位在车间共一张桌面的犯人聚坐在床铺的一个角落，三人都不穿灯珠。过了半个多小时，梁指走上来巡视，有几个犯人就很诚恳地向他诉苦，其中一位叫陈奎的犯人对他诉说道：“任务太重啊，梁指，不是我们不想干，谁不愿完成任务啊，我们都想减刑呀。只要你任务定的合理，我们绝对不会偷懒，可是这任务真的太高，单价真的太低呀！梁指，您能不能找点单价稍高些的活路来，我们也好每天完成任务，你们也少麻烦啊！”梁显然被这诚恳的话语打动了，他用略带诚恳的语气说：“我们也想找些单价高的货来做，也想给大家休息。请大家相信我，我们正在努力。”说完这番话，他离开了，我们仍坐在仓里接受“严管”。两个组长就坐在门口守候，不许这些“严管”对象离开监仓一步。
大约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们一收工就得坐仓。为了表示抗议，开工后我们总有几个人根本不用心干，也没必要用心干，反正都得坐仓，一个样。所以我们一天只交30条到40条，顶多50条。8月份“亚洲杯”足球赛在北京举行，晚上有电视转播。大厅里共有两部电视机，一部大的供大多数犯人收看电视剧，一个小的放在大门旁的墙角，供少数体育迷收看体育节目。常在这里看体育节目的是伙房组、酒房组和印刷组的一些相对有闲余时间的犯人。我平素喜欢看球赛，此时坐在10仓里特别心痒，逢有比赛时特别想混下去看。小组赛的时候，我曾以拿水杯为名混下去看了15分钟，但还是被一个组长发现后捉回了10仓。后来我向值班狱警提出请求：逢中国队比赛时，请允许我看一场，反正我在上面坐仓也是闲着。但狱警们的回答基本相似：这是监狱不是你家，你是犯人，你应当懂得自己的身份。他这话也没有说错，但我所要求的也并未超出犯人可以要求的范围，如果他们不压给这样高不可及的任务，我就完全可以在休息时间看球赛的。
老乡赵润贵听说我很想看球赛，便说他愿意帮我。这样，在他的帮助下，我每天多了两包灯珠，加上最近分监区被迫将工艺组的任务降到了110条，我自己只须拉到86条即可不再坐仓。于是，为了能看“亚洲杯”，这一个多星期里我每天拼尽全力去拉，总算能拉到86条，球赛于是也可以看到了。一直看到中国队决赛失利，我的“拼搏”才告结束。当然，如果没有老乡的帮忙，这110条的任务，即使再“拼搏”，我也是绝不可能完成的。
“阿福”、刘指和梁指都为我的“消极怠工”约谈过，全部是不欢而散，其中与“阿福”和刘指的谈话尤其不愉快。因为我的理是直的，也是真实的，而且又符合所有劳改方面的法规，他们无理可辩，便觉得我冲撞了他们的面子，表现出了相当的愠怒，只是为了不砸“文明分监区”的牌子，才强行克制住，没有暴发。梁指找我去谈时，我还是这样的态度，我向他表明:“我不要你的嘉奖，也不要你的减刑，我只求完成可以完成的任务，然后获得应得的休息与娱乐。可是你们的任务高不可攀，超出了人的承受能力，每天劳动时间这么长，还没有星期天，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文明分监区’，究竟文明在哪里？”我还向他说明了自己的另一点看法：“按省局和监狱的规定，生产劳动只能是在车间，不可以在监舍搞生产，而现在，你们却天天强迫我们收了工还要在监舍劳动生产，这难道也叫‘文明分监区’？”听完这些话，梁相当生气：“李焕明，那好，你认为在监仓不能搞生产，每天中午，我就带你一个人来车间开工！”我回应他：“可以，只要你有精力带，我当然来。但是，既然中午是休息时间，你强行带我来车间开工也是违法的，我即使来了车间，也拒绝干活！”梁气极了，厉声斥责：“你这样顽劣不化，我让全监区的犯人孤立你，都不跟你说话！”我笑道——“没问题，我早就习惯这样了。”梁似乎又觉得这样争吵下去会有失体面和形象，因为旁边还坐有他的下属。于是，缓了一会儿，或许也是思索了一会儿，他说：“业余灯珠任务我可以认为是劳动技能培训啊？可以不认为是劳动生产啊？”这可是潘浩副监狱长的那种流氓理论，看来这个理论在狱警当中还相当流行，如“三个代表”一样流行，每个分监区都懂得用它来糊弄犯人。我冷笑着回答他：“我们在车间的生产劳动是拉单边，如果是技能培训，也应该是在监仓培训拉单边，而不是穿灯珠！显然这是你的狡辩，你们根本就不打算讲道理，还教我如何跟你谈下去呢？退一万步说，即便我认同你的说法，那么好，梁指，劳动技能培训算不算劳动？”梁显然被问住了，嗫嚅了一会儿，回答说“算劳动”，我笑了：“既然算劳动，那不就很清楚了，你们就是在超时劳役犯人嘛！”梁沉默了片刻，没有说话，我不知道他是一时找不到驳斥的理由，还是在真的思考这个问题。相对其他几位“指”，梁还算是存在一线良知的人，起码他是第一个承认“劳动技能培训”也算劳动的人。
就这样，一边对抗一边煎熬，熬到8月中旬，工艺组终于换了货——为“金龙鱼”牌调和油穿吊牌。这活儿是从印刷厂接来的，我们要做的就是往每张吊牌上穿一个金色的绳环，并打好结。每穿一只绳环的工价是7厘5,1000只即7.5元，每个人的任务是2300只，我们大多数下午4:00之前就可以完成，少数手快的一个早晨即可完成。此时，全部工艺组的犯人终于有了星期天。
我不知道这一切是否与我的抗争有关，但是频繁发生的打架与抗改行为的确颇令分监区的狱警们头疼了一阵。因为这些行为会直接威胁他们一年一度的“文明分监区”称号评获，直接威胁到他们自身的荣誉、奖金与仕途，逼迫得他们不得不重视。可以说，工艺组生产项目的转变，完全是狱警们为了保住自己“文明分监区”这块牌子不得不作出的让步，而并非是出于对犯人疾苦的考虑。倘若是在一个没有这样的牌子需要保的分监区，比如六•一，我们必然还得继续抗争下去，并疾苦下去。
进入10月以后，其他监区的作息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加夜班的很少了。我初以为是暂时现象，观察了近两月，发现仍是如此。虽然中午他们仍是只有1小时休息，星期天照旧开工，但少了夜班，起码可以实现7天9小时工作制，这离6天8小时已经近了许多，不能不承认——在韶关监狱，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或许邹月宏监狱长开始真正“与时俱进”了，虽然只进了这么一点点，但凡极顽劣的人只要有进步，我们都有理由感到欣喜。
有了休息和闲余，心里不免又挂念起远方的父母和两个侄子来，总想在这些无所事事的时间里为他们做点什么。有一天，一位邻座的犯人告诉我，说他有位老乡叫邹瑞华，现在在印刷组，原先是文艺队的，善拉小提琴，还会作曲，他经常写些歌曲和文章托狱警带出去发表，因此而挣了不少稿费。听闻此言，我心里一动，现在正好有工余时间，自己又能够写作，何不学他，也写些稿子发出去，若能挣来稿费，岂不是可以资助两个小侄了吗？在我老家的乡村，每月若能为他们挣得200-300元钱，就足够支付两个孩子的基本生活费了，而这笔钱仅需发表1000余字的文章就可以得到。我为此找到邹瑞华，他大约50岁上下，清瘦儒雅，我向他详细询问了这方面的情况，他挺热心地告诉我——作为犯人是可以发表文章的，但最好是用笔名。第二天是梁指的车间班，我找到梁，向他提出了写稿资助侄子的请求，我向梁保证说，我只写生活类、文艺类的小文章，绝不涉及任何意识形态的话题，并且只用笔名，我请他念及我两个侄子的困难，允许我向外面的合法报刊投稿。梁当时并未表态，说要先请示一下领导。为了引起梁指和其他“领导”的更加重视与认同，当天下午我又把这个请求写成一份正式的书面申请，并递交给了梁。
两天后，梁把我叫去值班室，正式答复我：“教育科领导说这是不允许的，至于邹瑞华的情况，也是不对的，也要停止。”我感到此事不仅断了我的可能，而且还会危及邹瑞华，人家原来可是一番好意想帮我的啊。果然，第二天早晨开工时，老邹找到我，厉声责问：“你是不是向干部说了什么？我刚刚作好了一首曲子，是要寄去参加大赛的，现在却突然不能寄了，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把情况向他简单地说了一遍，老邹愤怒地瞪了我很久，不再与我说一句话。当天晚上，我听他老乡讲，老邹中午为此痛哭了一场。一个老年人被我害得大哭，这令我痛悔莫及，我现在才知道，他实际上是靠与狱警的私人关系发出去的。我找到梁指，请求他别将邹瑞华的路也封了，我说我不能发稿便罢了，千万别害这么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但梁并未作任何肯定与否定的表态。此后，我多次找到邹瑞华，向他道歉，他都不肯接受，和我连半句话也不愿讲。这件事一直令我心里非常难过，然而又丝毫也没有办法去追补对别人造成的伤害。
（明日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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