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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忠:反“文革”第一人与他的同案犯-神州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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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6年11月05日)

     中华古国，文化灿烂，至理名言，俯拾皆是。有道是“有志者事竟成”，再如说“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现代思想家也鼓励人们“信心就是力量，坚持就是胜利”。只要认准所做的事情是有理的、正义的，任凭一波三折，依然百折不回，最终必然达到胜利的彼岸。诚然古贤又谆谆开导，在迎着万难而奋斗的进程中，还需注重“天时、地利、人和”，伺天时而动，随地利而进，得人和而兴。我们为辉哥遇害申诉平反昭雪的全过程，就是古今先知先觉者这些智慧光芒的实践。 (博讯 boxun.com)

    自79年3月我走出白茅岭，回单位上班，到81年1月，近二年的日子里，坚持不断地为尚未落实的政策四处奔走。为户口、为住房，为辉哥，也为自己的彻底平反。这时，成千上万的刚刚脱离地狱苦海的人，都在等待并为自己未落实的政策苦苦奔波。户口、工作、住房、工资补发、归还抄家财产……真正是积重难返啊！堆积如山的冤案尚未完全平反下来，一大堆社会问题又聚集成山，十年浩劫后的国家、政府领导，正需有“愚公移山”的精神与“快刀斩乱麻”的措施。我们平反的人（不管已彻底与未彻底），都感谢邓小平、胡耀邦，体谅政府落实政策中的重重困难与阻力。“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华国锋等人推行的“两个凡是”，虽在中央失势告退，但在广大的基层，阴魂不散，时时作怪，处处出现刁难文革受难的平反者。我从听了三姐的睿智剖析后，常自我安慰想，十三、四年的官司都吃下来了，不在乎再等待一、二年。我无数次去福州路的上海高法院，在那里碰见越来越多的难友，从新疆、从青海、从白茅岭、从全国各地，不期而遇在福州路上这座人们伸颈寄望的现代包公衙门。大家劫后余生，心情分外激动，双方紧紧握手，相互拥抱，垂泪忆旧，共祝死里逃生，庆幸“活着就是胜利”。相互了解平反结果，现在安置进展，打听熟悉难友信息。其中我碰到了也平反郁先生的弟弟，从他处打听出郁老在一所被关了十三年之久，据说一九七四年他大女婿陈某作为一著名学者从美国来中国访问，那时中美关系解冻，他向周总理提出老丈人郁秉坚在上海第一看守所关了十三年末判决之事，当时周总理给上海有关部门批示：“郁有罪可判罪，无罪应释放”。才被假释回里弄监督，老爱人十三年第一次看到老态龙钟的丈夫，完全认不出来，由于受不了这刺激发了精神病，郁老的一个儿子和兄弟也被株连，先后关押审查了多年。文革结束后八一年，失去自由二十年的郁老才拿到有关部门撤销原判，认定他为起义人员的平反书。这难以烫平他冤枉了二十年的岁月，不久他病故，三个儿子在美国姐姐帮助下先后伤心地离开了中国去美国，类似这样的政治犯难友亊例当时听到太多。
    许多有海外关系的人已开始纷纷联系，寻找门路，决心出国。普遍认为，在这块催人泪下的多灾多难的土地上，留下了太多太重的伤心血泪事，耗费了宝贵的青春，失去了壮实的中年，甚至还有亲人遇害，家破人亡，大家对国家政策心有余悸，担心共产党时左时右出尔反尔。他们被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折腾得心灰意冷，伤心欲绝，血的教训是“爱国无门，爱国有罪”，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出国去看看世界再说。不少已平反的政治犯朋友心里只想：“乘国门打开，争取逃离铁幕下的中国”。这时我也被说动了心，萌发了出国的念头，托人联系帮忙。
    由共产党中的现实主义者邓小平、胡耀邦为首的中共中央，以排山倒海之势全面彻底地平反冤假错案，以雷霆万钧之力严厉审判林彪、江青两个罪恶滔天的反革命集团，并大张旗鼓地抓科学教育事业、抓工业农业恢复、发展生产，抓整顿党的建设……。中华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大地上，时局迅猛发展，多云转晴，天时、地利，一天比一天艳阳高照，万物和煦，正在将毛泽东时代的阴云大力驱逐、全面清除。从公开报刊杂志上登载的及内部传来的消息中可以看出，三落三起的英明政治家邓小平，对历史上的冤假错案采用了由近及远的倒退平反法。先为文革后期天安门事件与反击右倾翻案风两大冤案平反，然后深入到文革十年中一些重大问题，“61个叛徒集团”平反了，“彭陆罗杨”平反了，《海瑞罢官》及彭德怀平反了，《三家村》平反了……，一系列地推翻文革中毛泽东对有关人物、有关部门、有关事件、有关文件的定案。到1980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对凡属在文革中被错误点名批判的人一律予以平反，其后又为国家主席刘少奇平反。刘少奇迫害之死的材料公布使人们惊异，毛泽东不但可以使千千万万普通中国人被饿死、被打死、被枪毙、被斗争、被侮辱，而且对政权的第二号人物极其顺利，不受到任何抵抗的迫害死，这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毛泽东发动文革最主要形式大字报，揭、批、斗群众运动，被邓小平用国家宪法加以禁止。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否定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理论基础，即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对习惯传统的毛泽东思想正本清源，对建国以来毛泽东在党内国内所发动的几乎一切政治运动，如55年反胡风，57年反右派、58年大跃进、59年反右倾、61、62年四清运动、直至66年至76年的文化大革命，基本上一锅端被否定了，尤其是文化大革命被邓小平否定得干干净净。大规模的平反运动其影响不仅仅是受害者的翻身解放，它产生的政治冲击波，对人们的固有观念，对过去的政治运动确定的是非标准带来了根本性的震撼。全面彻底的否定文化大革命，标志着毛泽东时代的结束，邓小平时代的开始。
    在毛的追随者与四人帮的流毒影响还没有从政治上与党的领导层清除之前，任何人要直截了当或不艺术地对毛泽东进行公开批评，那等于政治上自取灭亡，邓意识到这种危险性，所以他这次重握治国安邦总舵时，大力宣传、耐心等待党内干部与广大人民的觉醒，胸怀全局、胸有成竹地英明部署，拨乱反正，所向披靡，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挽救了中华民族。邓知道对毛泽东进行严肃的历史评论，是一桩十分危险的政治事件，最大的风险是有可能要负“砍旗”的历史责任。他认为即使像对斯大林个人来个全盘否定，也没有必要像赫鲁晓夫那样意气用事的秘密报告，人身攻击，然后又大喊大叫，把暴政罪责完全推在斯大林一人身上。相反的是，邓把文革全部罪责都记在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帐上，对毛泽东只评价他“晚年的错误”，显然大大冲淡了毛泽东对文革灾难应负的个人责任。这种党内斗争，自我整顿的高超艺术，可说全世界未见，确具“中国特色”，正是邓对党对国家对民族高度负责，卓越绝伦的治国安邦的精明韬略。明眼人一看便心知肚明，对林彪集团、尤其对江青集团的审判，毛还是成了未点名的被告。江青在被告席上耍无赖，事事推到毛身上，她乞灵于已故丈夫的权威来为自己辩护，甚至大呼大叫“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他让我咬谁，我就咬谁！” 她在法庭上还傲慢的引用1970年毛泽东接见美国记者斯诺时讲的一句话“我是和尚打伞--一贯无法无天”。江青的话：等于告诉全国人民，四人帮的帮主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
    “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历史早就证明颠簸不破的万古真理。邓对毛泽东在文革中一手制造的几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巨大新生事物的果断处置，医治了许许多多家庭为这场梦魇造成的慢性创伤，获得了全中国人民的诚心拥护。“上山下乡”的广大知识青年，他们在祖国荒山野田里播种了十年的青春，却收获着巨大的苦难，他们失去了文革初期的口号与旗帜，却遭受了“变相劳改”（借用林彪“571”工程中的话）待遇。这场空前绝后的移民运动，使绝大多数知青衣不暖身、食不裹腹，身无分文，“同广大农民抢饭吃”（借用乡间流行语），辗转于山乡与城市之间，挣扎于原始与现代之中，求索于文明与野蛮边缘。其中虽有少数佼佼者饿其体肤、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处逆境而自励，确实增长了知识与才干，但绝大多数的青春与生命四伏耻辱、危机与恐怖，有些人逼得铤而走险，沦落为文盲、流盲、法盲。谁能料想到几千万知青胸怀壮志豪情投身“农村广阔天地”，造成了中国当代史上一场大灾难。凡有知青插队落户的城市家庭及他们的亲友，无不牵肠挂肚，惶惶不安，心悬淌血，以泪洗脸，更不要说“五类分子”家庭所遭受雪上加霜的祸害了。据可靠消息说，早在1979年元月，正当“上山下乡”运动已到了疲惫不堪、万民众怨的年头，北京盛传邓小平一句睿智的话：“我们花了三百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知青运动终于走到了社会与时代发展的十字路口，他们纷纷呼喊：“不回城，毋宁死”。云南知青首先大骚动，纷纷结队游行，农场十万知青大罢工，甚至大批卧轨北上请愿。“不回城，毋宁死”的吼声惊动了中央，一辆辆汽车、一艘艘轮船、一列列火车，满载着难民般的知青们，象溃堤洪水般地返城返城。从任何意义分析，这场几千万知青胜利大返城，都是一次时代的进步，是邓彻底否定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扭转乾坤、治国安邦的一项大得民心的盛举。
    中华民族在邓小平总掌舵、总策划、总指挥下，从十年文革灾难废墟上崛起，国家摆脱了千层阴云、万条绳索而昂首挺立在世界东方，这里又成了大有希望的东方神州。与此同时，我们厂并入上海桅灯厂，成了这厂的第四车间，我被全车间200多名职工一致推选为车间工会主席，许多青年从了解我传奇式经历后，对我很钦佩，相处很融洽欢快。于是我不仅暂时不考虑出国念头，而是更充满信心、更耐心等待，同时不断申诉辉哥的冤案。
    诚然，前进的道路还是曲折的，尤其在僻远海隅角落里，执法者们仍给长期极“左”毒蛇紧紧缠住着，对辉哥平反设置重重障碍。四处奔波申冤的三姐，特地叫四哥文正一起，到辉哥工作过的浙江舟山嵊泗去，径直踏进当年判决辉哥“现行反革命管制三年”的嵊泗法院，申诉要求平反。法院对之不理不睬。三姐四哥就去舟山地区政法委接待室，要求领导接见。他们等待了很久，才有几个人出来接待。三姐开门见山的提出，辉哥“反革命案”开始是由舟山嵊泗法院错判，以致最后遭到杀害。三姐要求舟山地方政府根据邓小平为首党中央拨乱反正，纠正“文革”中冤假错案政策精神，给刘文辉平反。不料舟山地方人员却仍受“两个凡是”影响，僵硬地回答“维持原判”。三姐拿出国家新宪法与党中央一系列文件，同他们唇枪舌战了几个小时，驳得他们多数人面色苍白，哑口无言。其中有的却气急败坏，大声嚷嚷威胁三姐“翻案要负政治责任”，三姐义正词严地批评他们“至今还是极左流毒严重”。双方几乎拍桌子争吵起来，不欢而散。眼看在舟山地方得不到落实，三姐回到上海后，当夜给当时主管全国政法工作的彭真写了上诉书。三姐满怀信心地告诉我：“上书北京，问题终会解决，希望在人间！”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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