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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忠:反“文革”第一人与他的同案犯-戴帽当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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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6年10月31日)
    “四人帮”垮台，是毛泽东极左阵营全军覆灭，是文化大革命全面结束的前兆。作为一个政治犯，尽管劳改生活几乎与世隔绝，失去了人身自由，但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注视着关心着外面政治局势的变化发展。我们不少人都很认真看报纸听广播（有时报纸发不到，广播哑口无声），向队长申请带些书进来，互相借览学习，凭个人习惯的政治嗅觉，尽心分析，企图看清自己以后的人生道路。我还是比较活跃，尽管有过多次教训，但快言直语的脾气改不了，常大胆与知心的政治犯难友互相倾吐心里话。我还与一些刑满释放留场当场员而落户外围分场的政治犯朋友保持联系，经常打听外面传来的各种消息。华国锋公布了毛泽东给他的“你办事，我放心”的遗嘱，表明他受毛阶级斗争路线教育根深蒂固，他坚持要批邓，竭力不让邓小平再出来。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宣传“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说什么凡是毛主席说的话全是真理，天经地义，都要绝对相信；凡是毛主席指示过的，肯定的都绝对正确，必须继续坚决执行。按照这“两个凡是”的方针，我们绝大多数政治犯的冤狱还处在煎熬之中。我只能耐心等待，以静观变。
     1978年6月9日，这是我刑满释放的一天。同组的犯人隔夜就为我出狱获自由，偷偷开了个私人感情性质的欢送会，24双手逐个与我紧紧相握，他们无不与我难分难舍，大家絮语聒聒，几乎彻夜不眠。早上，残劳中队三个刑事犯组中许多人得知我今天出狱，在出早工前纷纷跟我打招呼，祝贺我。我组的人当着队长的面，毫无顾忌地与我握手告别。我这个被大队指导员批评为“老好人组长”，受到了这么多人恋恋不舍的深厚情感，这种场面在劳改场其它犯人出狱时从未有过的。队长知道我在中队里人缘好，为人本分老实，也眼开眼闭，任凭大家对我的深情道别。等全中队犯人出早工走了后，场部管教科来人向我宣读“刑满释放通知”，宣布我“戴反革命帽子，去山下坡分场当场员”。“戴帽”这是我早已预料之中的，我完全不相信政治犯会获得开恩摘帽子这一套。我在市监狱，在农场劳改中表现所谓“积极”，完全是自己做人的基本道德自然流露。长时期的艰难痛苦使我懂得，在人生风雨旅途上，难免曲折，陷入逆境，古代苏东坡一生多次进监狱，多次放逐流放，但他吟诗自若，依然故我，人品高尚，文采惊世，不愧为中国历史上杰出伟大的诗人、文学家。我作为一个青年政治犯，沦落为社会所称的“犯人”，但我始终认为我依然是个人，是人就要有人的基本道德良心。所以同样是犯人，是专政对象，但我与刑事犯有不同的信仰与活法。我做了十三年的政治犯，知道政治犯是无法改造的，因为他们的思想是独立的、自由的，追求信仰成为自己强大的精神支柱，并以对抗专制政权的邪恶为自豪，而刑事犯一般都是个人道德品质的堕落失足。我经常给他们作出一些典范榜样，也给他们讲一些古今中外思想家、文学家被打成“犯人”后的正直表现，在逆境中奋起的历史故事。事实证明我这样做对了，“老好人”当好了。这么多年，我不仅结交了一批政治犯朋友，而且交上了一些刑事犯朋友。我经常用孔孟传统的忠孝节义思想与做人的基本品德来启发、开导了一些刑事犯，使他们不再堕落，失去人生的方向。所以对他们今天给予我的深情道别，我内心里感到很踏实，也欣慰自己在劳改队三年零四个月所露发的人生道德之光，已扎根于他们心中，照亮了他们原已蒙上阴影的心灵。 (博讯 boxun.com)

    劳改大队车子把我与其它几个刑满释放人员一起送到了白茅岭山下坡分场。我开始了新的刑满释放、戴帽场员的生活。这一分场主要由一批58年落户的劳教人员组成，许多人已成了家，有了子女。分场成员除了大部分务农外，还有一支相当名气的建筑队。建筑队六十多名职工，其中泥水匠、木匠、电工等各行工种俱全，还有一批从各分场调集来的技术员，个别还是工程设计师。这个队专门负责白茅岭各分场与大队部的房屋、仓库、机械站、米厂等建设。分场场长姓卢，是个矮胖身材、健壮结实的中年汉子。卢场长翻了翻我们这几个新分配进来当场员的档案，安排我们进建筑队当小工。他特别关切地问我：“你脚残疾，是否吃得消建筑这行工作？”我立即表示“行！”并说希望学些手艺，将来能混口饭吃。
    建筑队流动性强，接触面广，比较吃香，很多年轻的刑满释放人员都想进去。我们分进来的四个人中，惟有我是戴帽的。一般说在人格品行上刑事犯要比政治犯低下，但刑满释放的出路却优越得多，“一进宫”与案情较轻的刑事犯刑满释放后都不戴帽子，减轻为人民内部矛盾，而反革命犯刑满释放后几乎清一色戴帽，留场作场员，仍属敌我矛盾处理。为之，凡反革命刑释人员比较安分守己，夹紧尾巴做人。头上一顶“反帽”压着，自然不敢乱说乱动，也谈不上恋爱结婚成家诸事。分场中此类成员不少，年龄已三十几岁，还是孑然单身。我被安排住进男场员单身宿舍里，这一排原来是养猪圈，现改建成单身宿舍，三个人挤住一间低矮的土胚瓦房。新场员工资15元，大家吃场部食堂饭。虽然都是场员，但有新老之分，戴帽与不戴帽之分。但大家心里同病相怜，同是城里来的人，同是天涯沦落人，同是种田不收获的改造人，光是这几点，就使我们在精神上沟通起来。这种沟通，除了同情，还有意兴相投的共同不满情绪。尽管只是不露痕迹的片言只语，但大家彼此明白，心头共鸣，不约而同地获得共识。所以大家日常生活中还是比较和睦、轻松。
    我自1966年11月底投身牢狱，饱餐大苦大难，至今已达十三个年头，历尽人生的险恶风波，现已虚度三十二岁，虽说一事无成，双手空空，成家无望，立业更属泡影，但毕竟艰难地跨出了牢门，获得了人生半自由的生活。为追求全社会民众的民主、自由、平等，我已付出了十三年的个人自由，接下去的半自由权利还将默默付出，但估计时间不会太长了。当了分场场员，我更多机会了解国家时局变化。我读着许多报刊杂志上的思想理论文章，从中探知，在我刑满释放前，共产党高层已在进行激烈的思想大辩论，以当年邓小平复出时解放出来的胡耀邦为首的一批中央干部，对华国锋的“两个凡是”方针进行抵制甚至公开争论。邓小平再次复出的呼声日益高涨。华国锋在无可奈何之下，让邓出台了。1977年7月，中央决定恢复他中共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解放军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原职。后来，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兼中央党校校长，据说中央党校成了思想解放派的大本营。南京大学讲师胡福明，写了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思想评论，投寄《光明日报》，获得总编辑、原上海市委书记杨西光的赏识，转给胡耀邦。胡耀邦先将它在中央党校内刊上刊登。邓小平看到后，授意胡耀邦把它公开发表。胡耀邦组织中央党校思想先进的理论家们修改补充，很快在《光明日报》上刊登了。这是一颗向华国锋“两个凡是”开火的重磅炮弹，一石激起千层浪，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大地上掀起了巨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邓小平、陈云等党与国家的元老们已开始操掌中华民族航船的总舵了！凭我政治犯特有的政治敏感，发觉神州大地上又一次真正的“东方红，太阳升”时刻快要到来了。于是我在分场建筑队劳动中分外卖力。
    进建筑队，要学会手艺得先做小工。一开始我被派到运输车上做小工，跟了一位姓耿的师傅做徒弟、当帮手。跑运输很辛苦，每天要为建筑工地拉运材料，黄沙、水泥、木材、钢筋、砖瓦，等等、等等。一般很早就要出车，路途很远，大多要出白茅岭地界，到广德、朗溪附近去装运，长途跋涉几小时、大半天，甚至起早摸黑才拉回到工地上。耿师傅也是58年来场的场员，原是上海大隆机器工人，因赌博又不买领导账，经常顶撞，被凑数送劳教。当时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贯彻毛泽东“跑步跨进共产主义社会”，在全上海开展所谓“十无运动”，即“无赌、无毒、无黄……”规定每个工厂企业要将5%的所谓“落后捣蛋人员”送出上海去外地劳教，耿师傅就是被硬送凑数劳教的一个。一“教”十八年，近40岁人连女朋友都没有。他身材矮小，1米58，浓眉大眼，体魄壮实，只是怪话特多，队里老场员都称他“混汤”一个，或称“耿混”。这么多年他光棍一人，混到东混到西，但讲义气，人很爽，在建筑队里是出名的“三脚毛”，样样会但样样不精，所以常是带带新来的小工。他对白茅岭农场历史与山下坡分场场员情况知道得一清二楚。每天出车时，我俩同坐在车斗里一路闲聊，他如数家珍般对我说得头头是道，滔滔不绝，使我这个刚进分场的新工人也了如指掌。最使我难忘的是他讲述了三年自然灾害，劳改农场及周边安徽的农村大批因饥饿而死人的惨况。他告诉我：那时农场每天餓死人，他被派去专门处理埋死人的工作，每天去各分队埋葬死人，挖坑、用草包裹上死人尸体埋掉。可是第二天埋葬的坟被翻了出来，这是当地老乡来偷死人的衣服、被子，我们只有把精光尸体再埋掉，回想这些往事正是噩梦，他是死里逃生的一个。
    我们经常去一条名叫大沙河的河边挖装黄沙，这是一条长江支流，长年急流冲积，河床中沉积了大量黄沙。我们清早7点钟出车，开二个小时到目的地。我俩要连续挖装三个小时，每小时只休息十分钟。我跟耿师傅，用铁锹艰难地挖出河床上的黄沙，一锹锹往车斗甩去，装满了三吨黄沙，就要尽快往回赶，因为每天工地等着要黄沙用。到了工地我俩一锹锹将黄沙向地上卸下来。我们运输车是一辆农场很旧的老爷拖拉机，一天黄沙挖装卸车下来，确实累得筋疲力尽。开始耿师傅很照顾我，工作量他占大半。很快我主动挑重担，尽量多做点，常叫他“歇一歇，让我来”。
    跟耿师傅运输车三个月左右，他出了场意外事故。那天，我们刚在大沙河边装好一车黄沙想走，不料当头暴雨下来。司机小林叫我们一起躲了雨再走。大雨倾盆，老爷车斗敞蓬，装满的黄沙吸足了雨水，吨位骤然加重，压得车子后轮胎深深陷进沙坑里。暴雨初歇，小林司机几次发动，就是拖拉不动车斗，只得用钢丝绳叫其它车辆帮忙一起拉。一阵阵轰鸣发动声，眼看陷进沙泥坑的轮胎将滚动出来，就是“缺口气”，轮胎原地旋转滚动而爬不出来。小林叫我们去垫一根木头，不让轮胎再滑下坑去。我刚拿木头想去垫，耿师傅一把抢过去说“我来”。他有经验，车轮果然起坑了。不料一声“啪”的巨响，钢丝绳裂断，刚冲爬出来的车斗失去重心猛然翻滚下来。耿师傅来不及躲开，一声惨叫，右脚被重重压在下面。耿师傅剧痛得急叫，鲜血流淌在沙坑里。我和小林拼命用手挖泥沙，想把他右腿拔出来。但沉重的车斗越陷越深，死死地压着他右腿。我们叫来许多其它车上的人来帮忙，花了九牛二虎之力，用木桩抬起后轮胎，才把痛得要昏过去的老耿拖出来。等送到医院抢救，拍出片子，医生说右腿多处骨裂，要截肢。后来分场把老耿转送上海医院，他腿虽保住，但残疾了。我后怕的想，如不是耿师傅抢先一步，我去弄的话，今天就只能坐轮椅了。我本来左腿残疾，再伤残右腿，后果不堪设想。耿师傅脚残出院从上海回农场后，调去管理建筑队仓库。每想起这次车祸，我心里总会有内疚感，为此对耿师傅的感情愈加深厚。我从不喝酒，但到仓库看他时，偶然也陪他一起喝些酒，同情地听他倾诉58年来毁了他一生的怨恨。谈起极左路线使他们这批手拿六个月教养通知书来白茅岭劳教，结果却变成了无限期的教养，这可算是创造了世界吉尼斯记录。面对着他无可奈何的怨恨脸容，我伤心得暗暗落泪。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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