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忠:反“文革”第一人与他的同案犯-“一贯老好人” 博讯新闻，简体中文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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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忠:反“文革”第一人与他的同案犯-“一贯老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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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6年10月28日)

     说句笑话，我似乎成了“学习班办班专业户”。在市监狱长期担任这项差使，使我厌倦、疲惫，主动申请投身白茅岭，谁知到了这处劳改农场，我又落得了这一劳什子差使。 (博讯 boxun.com)

    由于白茅岭农场一向重视犯人的劳动改造，轻视思想教育改造，上海市劳改局认为这里管教不力，出了不少问题，比如刑事犯行凶伤人，组织反革命集团，甚至有的劳改犯逃跑，等等。于是上海方面派了些干部来劳改场整顿，农场马上仿效市监狱在各中队设置了“改恶从善学习班”，把一些拒绝改造、屡教不改、多次违反监规的罪犯送进学习班洗脑子、关禁闭、搞批斗。我在市监狱是参与多期学习班的核心人员，是出了名的，做记录，出黑板报，多次获得管理队长表扬，所以市里来人举办类似改造思想的学习，点名要我参加办班核心。学习班有六个核心成员，组长老朱是位原公安机关干部，另几位是些罪行轻、表现好的犯人，而我是从残劳队抽出来的唯一反革命犯人，还是要我负责记录、出黑板报和布置各组学习内容等。学习班对象主要是刑事犯罪分子，如一些经常赌博的人，结帮派打架的人，偷窃同室犯人衣物、盗窃公家工具、作物而拿出去与当地老乡、场员调换烟酒的人，家属接济私藏现金或通过别的管道搞钱进来的人，策划逃离农场的人，攻击专政机关、咒骂队长、扬言报复的人，组织流氓团伙称兄道弟拉帮结派的人……。在队长的支持、唆使下，有些办班人员在学习班给对象横加暴施，但大多数是批斗帮促为主，帮助他们挖犯罪根源，督促他交代揭发其它人。对犯重罪的人，总场有拘留所、各大队有禁闭室，随时可以把他拘留、禁闭。我是学习班核心成员中最讲道理、从不动手打人，从不开口骂人，不侮辱别人人格，即使对重罪犯，我还是经常用做人道理，苦口婆心对他开导，并暗中常施仁慈帮他们的忙。不久，那些进出学习班的对象在犯人中传开了，他们说：“刘大哥是好人，有学识，讲道理。”为之引起学习班其它核心成员对我的不满，向指导员汇报，我被教育警告了几次，说我立场不稳，一贯做好人。我几次要求调出学习班，仍回我四组去，却都没有允许。
    作为一个政治犯，我原本有一种自负清高，对刑事犯看不起，十分鄙视，与他们始终保持距离，认为他们是社会上的渣滓，文革乱世沉渣泛起而已。但为什么在农场学习班中对他们也有了怜悯同情心，甚至本能地为他们讲原谅话，给他们仁慈帮助呢？因为我随着同他们的经常接触，尤其在共同农场劳动生活中，我开始逐渐从灵魂深处了解他们，甚至在不少方面理解他们。应该说，大多数刑事犯，不管他干过哪种犯罪行为，偷、盗、骗等等，往往是在某一特定历史条件、环境影响下造成的。他们中许多人是些头脑灵活、有胆识、敢作为的人，有的人甚至颇怀天赋才能，可惜误入歧途，交了邪恶的朋友，走上了坏道。特别在文化大革命浩劫中，社会伦理、文明道德全遭破坏殆尽，他们失去了正常的读书机会，长时间的“停课闹革命”，使许多原本很单纯正派的青年迅速堕落下去。尤其是一些出身不好的地富反坏右家庭子弟，社会残酷的阶级斗争，硬把他们逼上了绝路。他们父母、家庭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他们自己所受的歧视、白眼、人格上的侮辱、升学与参军等种种社会出路全被堵塞，没有个人前途，没有社会温暖，失去了家庭关怀，这许多长期压抑在他们心灵上，于是看淡了世态炎凉，逆反心理造成他们仇视社会，对立政府，走横竖横的邪路。他们失去了正常理智，而用偷、盗、抢来发泄自己内心埋下的仇与怨。我越益发觉，不少刑事犯他们仇视文化大革命，对抗无产阶级专政的程度不亚于政治犯，特别是出身不好的人。我自从参加了市监狱中多期刑事犯学习班后，已对他们看法发生转变，何况我与他们都是年轻人，比较容易融洽与沟通。我从了解、理解、同情、怜悯发展到乐与他们交朋友。到白茅岭后，我们四中队里其它十个组刑事犯与我相处都较好，我成熟的思想观点与广博的学识很容易博得他们的钦佩，其中有些人也确实受我感染影响，立志改造自新，重新做人。所以我参与了学习班办班活动后，更是采用我的推心置腹，与人为善，启发教育的老办法。即使队长、学习班组长及其它人对我嫉恨，讥讽我“做老好人”，没有阶级斗争观念，其实正说到我的本质上。我本来本能厌恶、反对所谓的“阶级斗争”，我之所以落到今天下场，牢狱之灾近十年，还不是阶级斗争的牺牲品、受害者！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怎可也用“阶级斗争”的酷烈残忍对待别人呢？犯法就是犯法，有什么阶级斗争？出身地富反坏右家庭许多子女照样品学兼优（政府剥夺他们升学深造是另一回事），而贫下中农、工人出身的也有打砸抢分子，也有偷盗分子，也有强奸杀人犯，这能用“阶级斗争”观点解释清楚吗？根本在于要教育社会每个人有道德、讲良心、做个好人。有一次我同队长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们批评我一贯做老好人，其实我就是老好人，并企图用老好人观点去教育、感染、影响那些继续犯罪的人，想叫他们自我认识、自我觉悟成为老好人，这样坏人变成了好人，不是达到教育改造他们的目的了吗？队长听了我这番话不以为然，反而批评我“诡辩”。对于这种早被阶级斗争钢弦绷紧了脑袋的公安干部，我惟有报以莫名的苦笑。
    这时，我中队出了一件轰动白茅岭劳改场的逃跑集团案，以吴国政为首的几个犯人集体逃出了场部。几天后，一些人分别被分场场员和当地老乡抓获，关进了学习班，责令他们坦白交代，对他们日夜批斗，逼令他们检举揭发共有多少人参加了这个逃跑小集团。白茅岭农场地域广阔，据说有几百公里的群山组成，位于广德与郎溪的山区之间，劳改大队设置在群山环抱坳丘野田中，靠外围是刑满释放分子组成的场员分场，他们拿微薄工资，有相对自由，并负有监视劳改大队罪犯外逃的职责。服刑犯人要从劳改大队逃出白茅岭很困难，因为公路上设有一道道检查站，外围的场员农场和当地老百姓都知道政府有规定，举报、抓捕一个逃犯有奖，反之包庇逃犯要受严惩。逃犯唯一可能出逃的路线是翻山越岭，从野狼出没的深山老林里徒步四、五天才能走出总场的警戒线。山里除了狼，还有企求抓获逃犯而获重奖的许多猎户。吴国政原是个军人，当兵服役在新疆，在靠苏联边界线的一个荒凉的小兵站，长年三个军人为一个班，生活在冰天雪地里。兵站不仅辛苦，而且无聊闷寂。他是个无线电兵，负责监听收听。那年班长患阑尾炎送团部住院开刀，他代理班长，与一个四川兵一起呆了三个月。二个在那荒无人烟的兵站里无意收听了苏修广播，时间一长，思想突变，从怀疑党的教导到相信苏修广播，发展到胡想策划叛逃出境，结果被四川兵告发，关进军法拘留所。幸亏他出身好，开除军籍转业回上海老家，进一家工厂当工人。可不久在工厂里又出事，与一个现役军官的未婚妻产生感情谈恋爱，事发后以破坏军婚罪加上叛逃未遂前科一起严处，判了五年反革命流氓罪，送来白茅岭农场劳改。他不满劳改场管教，竟带头并煽动一些犯人逃跑。吴国政在深山老林里，依靠他当过兵，野外生活能力强的本领，东躲西藏逃亡了七天，靠野果山泉活了下来。他没有被狼咬死，偷了山里猎户的衣服和干粮，逃出了农场总部警戒线，直逃到浙江湖州一个亲戚家里。但没有几天终于被政府抓获，押回劳改场，关进了总部的拘留所。他被大队押回批斗交代的几天里，我在值班室负责看管他，与他促膝谈心了二天。这个父母都是党员干部，自己受过部队多年教育的年轻人，对党的无产阶级专政抱有很大敌意，完全不像一个普通刑事犯。他在拘留所学习班批斗中吃了很多苦头，但他很讲义气，把这次集团逃跑的罪责一个人独自顶下。我佩服他是条硬汉子，曾偷偷几次为他松了吊捆他的绳子。我发觉他双臂已经发青发紫，这样长期吊捆会使他血脉梗塞而双手残疾。我推心置腹地劝导他，好好劳动改造，年纪轻轻，将来的生活道路还很长很长，不要一时鲁莽，遭来不测凶祸。不料我的好心规劝被学习班其它核心成员发觉而告发，大队指导员气得大骂我，差一点把我也关起来。后来听说他被加刑七年押往青海，改革开放后2004年，当我在上海再一次与他相遇时，吴国政已是个成功人士，亿万富商（这是后话）。
    在学习班里，我还碰到一件怪事。一个姓董的犯人，原是个中学青年教师、班主任，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父母也是文革批斗对象。他人很斯文、聪明、正派。在他教初三班级时，班上一个漂亮的女学生，是个班干部，出身工人家庭，却深深暗恋他，多次偷偷写情书给他。他经不起情感诱惑，与该女生多次幽会，几次卿卿我我，感情急剧上升，最后发生了性关系，使女学生怀了孕。事情败露后，工宣队把他隔离审查，硬说他“毒害学生，是强奸犯”。那个女学生却情有独钟，在工宣队与公检法人员面前直言不讳她爱他，不承认是强奸。办案人员根据阶级成分论推理：一个资产阶级出身教师与一个工人阶级出身的女学生发生了关系，这是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是反动阶级破坏行为的新动向。于是把他作流氓强奸犯判了三年徒刑。更有趣的是，那个痴情的女学生竟冒充他表妹，独自闯来白茅岭探监看他，结果被场里有关人员揭穿，为此把他揪进学习班接受帮促、洗脑子。我心里想，对他的处罪真荒唐，明明是一场纯洁的忠贞的爱情，我们法律非要拆散他们，棒打鸳鸯，而且莫须有地扣上强奸犯罪名。我很同情这个姓董的青年教师，在学习班上我非但想不出要批斗他的理由，还为他这段爱情故事所感动，反而替他有意开脱罪责。结果我又被大队指导员臭骂一顿，说我竟敢为批斗对象讲好话，完全丧失了一个学习班核心成员的资格。结果我被开除出了学习班，回到四组当组长。临走时，大队指导员当面给我下了个结论：“你这个人立场不稳，一贯当老好人，一直只想当个老好人组长。”
    其实，当个老好人有什么差错呢？如果我们大家都当个老好人，全社会个个是老好人，岂不是道德高尚、与人为善、文明成风了吗？还会有形形色色的犯罪行为发生吗？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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