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忠:反“文革”第一人与他的同案犯-投身白茅岭博讯新闻，简体中文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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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忠:反“文革”第一人与他的同案犯-投身白茅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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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6年10月26日)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邓复出登台二年多，在王、江、张、姚“四人帮”虎狼丛中，力挽“文革”浊流狂澜，大刀阔斧全面整顿，松动了暴虐专横的政治局势，春风欲解冻，曙光已初露。然而鹤鸣在夜半，一柱南擎天，正如诗人毛泽东曾吟唱的“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借“文革”篡了党、夺了权的“四人帮”魔怪处心积虑地给他设置重重障碍，事事处处“对着干”，利用毛泽东“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陈词滥调，策划掀起了“批判三项指示为纲”的阴风恶浪，紧接借毛泽东读了《水浒传》的点滴感想，刮起了“批《水浒》，批投降派”的冷风、浊流，声嘶力竭耸人听闻地叫喊“胡汉三（国民党还乡团）又回来了！”他们眼看周恩来总理重病不起，已无能为力，就又掀起了“批林批孔批周公”的运动政治。邓小平奋力反击他们的倒行逆施，迎头扑来的却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华夏天空又是寒流滚滚，赤县神州又是黑暗漫漫，邓个人又被逼处于险恶旋涡之中。我从报刊上读到如此一系列触目惊心的消息，浑身禁不住鸡皮疙瘩，阵阵寒潮寒彻心肺，眼前黑暗黑漆一片。天啊，国家的命运、民族的灾难还是难以解脱。但忽儿转念一想，这也许是客观规律，有道是“黎明前夕分外黑暗”，对于我这个“政治犯大学研究生毕业的博士”来说，惟有耐心再耐心等待，西方先哲说过“耐心虽苦，成果却甜”，我想黑暗到尽头终有光明，中华民族的卓识精英终会有一天冲破黎明前黑暗，还我赤县神州艳阳天。
    我又把注意力收回集聚于监牢中的现实世界。应该说，坐关在市监狱二年多，个人活动空间、囹圄生活节奏，都比原来看守所拘押时多一点、快一点，服刑中的我们，不像过去那样沉闷无聊、忧愁不知命运结局，似乎有了“熬着出头”的知觉了。年青服刑犯，尤其未婚单身汉，都想争取去外地农场改造，可以想象那里活动空间更大，体力劳动再苦也可忘记牢狱关押的苦楚，或许伙食会好些，视野会开阔些，情绪会开朗些。所以一批又一批服刑犯大多要求快去农场改造。我是残疾犯人，又在监狱中乐于助人，曾受表彰，故被队长长期留下当记录员、黑板报编写员。但我早已厌倦了这劳什子差使，次次要硬装“忠实记录”、“热情宣传”，深感压抑、疲惫，莫奈何。我多次报告要求分配去外地农场改造，而且对于我说，远去青海、近上白茅岭，也无什么区别，孤单一身，刑满释放都同样回不了上海。但是管理层领导反而表示照顾我这个残疾人，说什么像你这样老实改造的，表现不差，可能会给你减刑，是不会放你去外地吃苦劳改的。其实我懂得，他们无非是利用我做人本分，还能写写编编的一点小用场。至于所谓“减刑”，那是嘴上抹石灰——白说，骗骗我罢了！我自66年11月底被捕进牢，二次进一所拘押，一次回厂管制，加上市监狱改造，前后已达八年多漫长岁月，饱吃铁拳，惟受重压，横遭加刑，从未得“减刑”的福分。“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们绝不会对我开恩放宽，我在政见上也绝不会屈服求饶。我牢记着离开一所那个市公检法审讯员所训斥的：“走着瞧！”我只有耐心地“走着瞧吧”。
     在邓小平“挥舞整顿大棒”（照报上时兴的说法）的日子里，市监狱改造犯人绝招“学习班”举办次数减少，期限缩短了，多数新犯人也不像以往那样滔滔不绝、故作惊人的表现了，我这个记录员“业务”清淡不少。监狱里也作了编制大调动，我离开了六中队，被调到一中队的老弱病残犯楼面。我关在第五组。一天听老犯人告之，有个大名鼎鼎的龚品梅也关在同一楼面，在我牢房后面隔壁东40号监房。据说他比较特别，政府照顾他一个人住一监房，有些书籍可阅，特供某些食品，还不需要参加小组学习。又据说，50年代宋庆龄曾来市监狱看过他一次。他是罗马教皇指派回中国的大主教，后来被我国政府宣判为反革命集团主犯。我得知后好奇，曾在长廊集体活动时去他门外多次探望，见他老态龙钟，一个人不言不语、端坐终日。有次在长廊活动中偶然遇见他，悄悄地向他问起我在一所碰到的二位宗教人士，他低头轻声说了“知道，知道”就闭口不言了。还有一位特别的犯人与我同监房，他是个健康年轻人，照理不该关残老队。我为此也颇惊奇。很快知道，他父亲名陆九之，上海市政协委员，祖父是北洋军阀政府大臣陆宗舆，他母亲叫蒋光瑶，是蒋介石和陈洁如的养女，他姓外婆家姓叫陈中人，显然取名于外公蒋中正的一个“中”字。他出事原因是家里被抄出许多蒋介石留给陈洁如的书信与照片，其中有一把短剑，就是电影中常见的“中正剑”，上刻有“蒋中正赠”四字。陈中人属反革命罪被捕入狱，判的刑期不长。他进市监狱服刑不久，据说又挖出一件轰动市监狱的反革命集团案，一些人曾聚一起谈了些攻击文革与无产阶级专政的言论，监狱搞逼供信拼凑制造出一个“蒋介石外孙为首的反革命团伙案”，等待他的将是加重刑。又据说，旅居在香港的他母亲蒋光瑶，当外国记者追踪采访她，她避而不谈丈夫与儿子在文革中遭难事。她为了救儿子不讲共产党一句坏话。由于海外关系复杂，陈中人的案子一直悬而未决，暂关在我们残老中队。 (博讯 boxun.com)

    在一中队我同组有个判20年的反革命犯人叫梁慧中，他是上海江湾梁家花园的后人，52年毕业于大同大学，后在外贸局工作，反右时因单位的名额已满5%，被划漏网右派。69年判他十年反革命罪，判决的原因三条；第一、家里藏发报机，实际是工程师妻子自装的五灯管收音机；第二、私藏猎枪，因年轻时喜欢打猎；第三、散播反动言论。他在一中队是个被队长认为有名的反改造份子，被犯人称牢骚怪话大王，三天两头被批斗。例如：他在小组学习会上，唐突的说“我热爱江青同志”，小组批斗他讲黄色反动言论。他自辩说“报上都这么说，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热爱自己的妻子江青，我们当然也要热爱江青同志，”犯人都偷偷暗笑。又如，队长要大家学习会上谈大好形势，他说：“犯人看形势，只要看饭格子，牢饭改善了，形势一定好，千万不要外宾来参观市监狱时有肉吃，不参观两个月吃鸡毛菜”。政府队长总结出他在一中队改造期间散播类似的反改造的怪话170条，市监狱召开加刑大会，加了他十年刑，合并服刑二十年。他加刑回牢房又对同监人说怪话：我们的宪法最高徒刑是二十年，政府不要在我身上创造新的吉尼斯记录。当时同被加刑的还有一中队一个所谓反革命集团案，首犯黄明是荣家的女婿，从巴西途经台湾回国，据说被国民党封少校特务。在市监狱服刑时，结识了一些反改造份子，其中一个叫张驰，原国民党将领李弥的外孙；另一个叫蒋孝谦，是蒋介石的卫侍长蒋孝先的兄弟；还有一个叫吕海生的歌唱家，曾经演唱红极一时的歌曲“我是一个饲养员”。这些人平时关系较好，互相暗中发牢骚。那时监狱告密成风，想立功减刑的小人加油添醋向政府诬告他们想成立反革命集团。文革时好大喜功的管教队长当典型抓，通过批斗、关禁闭、发动犯人检举揭发，马上被并凑成一个所谓反革命集团，结果主犯加刑枪毙，其他三位加判无期徒刑。
    与我们同组的许多是重刑反革命犯，年龄都在50岁以上，有不少旧时代名人、著名知识分子，几乎都丧失了劳动力。其中有一位是第十二名战犯翁文灏的兄弟，他是位学者。听他说，他哥哥翁文灏原是中国地质学启蒙学者，1947年后曾出任国民党行政院院长。新中国成立后，翁文灏与李宗仁先后从国外回来投诚，向毛泽东呈上“认罪书”，可惜并未获得宽恕，文革中被红卫兵批斗的死去活来，并殃及一批亲属。他就为哥哥一事而牵连被捕入狱的。在市监思想洗脑批斗改造很激烈。五十这般年纪，在社会上还算中年或称壮年，身体一般还可以的，但坐牢的人容易衰老，因为终日把痛苦与愤懑压抑、深埋在心灵深处，终日默默愁苦，双眉紧锁，岁月漫漫，脸上刻满渗沟洼纹，人生苦难的风霜使他更快苍老，翁学者抚摸着满头白发，长吁短叹，苦笑着说：“国民党战犯都特赦了，可我这个亲属却不知要坐牢到哪一天？”
    市监狱中对服刑犯人重在思想改造。长时期的所谓改造对政治犯来说，不是改造了人的思想，而是改造了人的血性，阴化了人的阳刚之气，没收了人对社会是非善恶的独立判断，毁灭了人对生活充满的理想与追求，留有的只是一味逆来顺受，在不知不觉中彻底剥夺了人的创造思维与能力，使其仿佛跌入了万丈深渊无力自拔。狱中囚徒犹如井底之蛙，内心默数着窗外阳光日出日落，吃劣质监饭、机械形式的劳动、洗脑学习，琐碎庸碌混天消日，这样无病人变成病人，病人逐日走向死亡边缘……。有位犯人原是中学老师，因是第十四名战犯王云五的外甥，受牵连入狱，文质书生，禁不住牢狱折磨，已是病危不轻。我记得辉哥身边常带一本《四角号码字典》，说是王云五发明的，十分科学。王云五原是商务印书馆掌门人，曾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传布建立功业，可惜他“做官误国”，在1947年后曾出任国民党行政院副院长，以致被列入战犯名单，并株连到他亲属落到如此灾难地步。
    这批风烛残年、气息奄奄的老犯人的今天，无疑是我刘文忠照走无疑的明天，如果不能走出这座大墙，不能脱离这样窒息生活。说真心话，自从进市监狱以来，由于我政治犯资深老到，所受人身苦楚应说比一所时少一点，服刑生活毫无“幸福”可言，但至少日子过得还算快，所遭麻烦比其它犯人少一点。不管怎样，古人有道“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处”，何况这是世上人人惧怕的监狱呢？即使减不了刑，出不了狱，也要想方设法脱离这里，投身到大自然中去服苦役为宜。
    机会终于来了。1975年初，听管教队长透露消息，市监狱要把多年积关下来的残疾青年犯和老年犯中尚有劳动力的发配去安徽白茅岭劳改农场，且说“这是筹划很久的事，否则市监成了残老犯收容所。”我连夜写了一份恳切的报告，坚决要求去外地劳改。幸蒙队长批准了。早春二月的一天早晨，我们近100名残老犯人，登上了二辆临时改作囚车的公交车，而400多名青年罪犯分乘上五、六辆大型囚车。前面两辆警车开道，紧跟着是六辆囚车，中间有一辆装满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的大卡车，后面是我们乘坐的二辆公交车，最后边又是警车压阵，每车都有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押送，声势显赫的十多辆车子组成的长长车队，车轮滚动，警笛嘶鸣，缓缓开出市监狱蓝灰色大铁门，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市监狱因囚车不够，才租借了两辆略加改装的大型公交车。考虑到残老囚犯一般手脚不便，病弱无力，不大可能中途逃跑，才让我们享受了坐公交车的优待。长龙似的囚车大队警笛声声，威风凛凛，风驰电掣般地穿过上海繁华马路，路上其它车辆闻声停驻，行人们纷纷靠边躲让，从大家惊慌失措的眼神里，可以看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巨大威慑，谁敢乱说乱动，囚车里的罪犯就是下场。囚车大队取道市西虹桥地区向沪浙交界处进发，我们告别了故乡上海。我禁不住同其它犯人一样，站在车窗边，回头望着远逝的上海乡镇，一路上感叹万分。自从66年底遭难，已有九年失去自由，现今身带余下刑期离开生我养我的上海，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劳改农场，将来日子会怎么样？是否能回到我的故乡上海，能否见到老态年迈的双亲？上海，苦难的海洋，让人碎心绝望的大海啊！
    囚车大队途经浙江平望、湖州，长兴，转入安徽广德，长驱直奔白茅岭。临出发前，市监发给每人一份干粮当午餐。一路风尘仆仆近七个小时，车轮一刻不停地滚滚向前。进入安徽广德后，连绵的山丘起伏、高低不平，坑坑洼洼的山路颠簸得每个犯人七荤八素，恍惚迷离。这里眼见是满丘满坡的赭黄色山土，长满稀稀拉拉的毛草衰枝，偶见一、二处孤单落落的农舍，满目荒凉，一片穷乡僻壤。我们囚车大队象一条黄龙似的在飞扬弥漫的沙尘中爬行。广德下去几十公里，车队拐进了白茅岭地界，一块指路牌醒目跳入眼帘：“上海市监狱白茅岭农场禁区”。再行驶了半小时后，车队经过了第一个分场“枫树林”。我们惊奇看到，公路两侧茶叶地里不少女劳教和女劳改在劳动。她们头戴无檐的园帽，身穿黑色囚衣，大概出于久不见男性的缘故，纷纷停下手中活，无不用惊异的眼光向我们行注目礼，胆大的女犯人还向我们挥手致意，表示欢迎这批新来白茅岭的同伙。车队又经过“山下坡分场”、“白云山分场”，傍晚时分，径直抵达了白茅岭总场部所在地。总场下设在押劳改犯若干大队，每个大队又分若干中队。我与近百名残老犯人一起被分进了六大队。
    事有凑巧，我进市监狱初分在六中队，到这里白茅岭又发配在六大队。按照民间习俗，“六”者“六六大顺”也，不知我在白茅岭荒山野地服满余刑的年岁里，命运将是顺乎？还是逆乎？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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