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前政治犯次仁：“你们杀害我们同胞，何不让我们死在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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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前政治犯次仁：“你们杀害我们同胞，何不让我们死在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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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5月28日转载)     『国际西藏邮报2009年5月27日达兰萨拉报导』次仁桑珠，前西藏政治犯，在牢里关了6年；他的母亲和姐姐，在去年西藏和平示威后，被逮捕。“ 我出生于1986年，拉萨北边的遍波(Phenpo)县。1994年，在拉萨参加示威抗议，高呼口号：'西藏独立'、'中国滚出西藏'、'达赖喇嘛尊者万岁'、'西藏要人权，西藏要宗教自由'。我们抗议仅持续了5分钟，即遭到11名公安把我们的手绑到背后，逮捕了我和3名示威的同伴。我们继续不停的高喊口号，公安便把手指插进我们的嘴吧，让我们无法发出声音。

     我们抵达靠近大昭寺的公安局后，多了15名公安的加入，使用皮带及烟灰缸敲击、殴打我们。接着，我们被强行押入一辆没有车窗的卡车，并把我们载到一所拘留中心。狱警使用棍棒与电击棒，折磨虐待了我们一个半小时。电击棒有几种不同的类型：一，如果使用，立即让人失去意识达7分钟之久；二，顶部两端尖锐，可以削去皮肤；三，电流闪击，带来极端的痛苦。傍晚4:00-9:00，我们被迫裸体罚站在监狱走廊。 9:00之后，遭隔离拘禁在牢房里。该拘留中心，包含4个区，我在第三区的一号房，和其它13名囚犯同室关押，当我被关进来时，他们说我的脸上都是血，那年我才19岁。 (博讯 boxun.com)


    我们关进来后，'同化改造'随即开始。当我被逮捕时，手里还高举着雪山狮子旗。狱警咆哮着，'你们必须接受改造，你们这么年轻。'他们要我画出雪山狮子旗的图样，我告诉他们，我不会。然后，他们把椅脚压住我的手，然后他们坐上椅子。囚犯经常被迫罚站数小时的时间，甚至被迫进入一个狭窄的烟囱里，让蒸汽烧灼。每日，我遭到殴打3次。

    我在拘留中心待了4个月。早上我们会分配到2个小馒头和一杯红茶；小馒头上总是沾满了苍蝇。晚上，我们会分配到2个馒头和腐坏掉的蔬菜，菜里常常有菜虫来加菜。狱官替我抽了二次血，告诉我，这是我该要为食物所付出的代价。

    1994年9月，我上拉萨中级人民法院接受审讯；而政治犯没有权利聘请辩护人。我被扣上了'反革命份子'的罪名，判处6年有期徒刑，褫夺公权3年。我的朋友被判处5年徒刑，褫夺公权2年。法院的审讯程序，并不对外公开。

    我是听取判决后，转监服刑的8名囚犯之一。这里有2个单位；第二个单位正在建造，另一单位是为新进政治犯而设立。我们被迫进行军事操练。军官处罚我们两腿夹着石头站立；夏季，狱警剃光犯人的头发，并且让他们待在太阳底下曝晒；冬季，囚犯被迫坐在满池冰水的池子里，或脱鞋站在冰块上。冬季也是研习中文规条的时间。他们命令我们签署，并声明我们已经成功地被'改造'了，拒绝的话，就会面临酷刑。我在新进政治囚犯的单位1年的时间，之后转移到老政治犯的牢房；这里关了约600名政治犯。

    囚犯生重病时，只拿到止痛药服用。一回，我失去意识昏迷，公安才把我匆匆地送到拉萨的医院。照射X光检查，是相当昂贵的，也抽取了我的脊髓液。我被释放后，西藏医生证实，这种治疗程序非常危险，更是不必要的。

    1994年5月，新进的非政治犯，抗议中国国旗出现在监狱的牢房内。他们要求改善，并进行绝食。 8名囚犯死亡，有些因酷刑致死，有的是缺乏医疗而死亡。

    1998 年5月，一些囚犯罢工，高喊着，'我们要死在一块！你们杀害我们的人民。尊重人权！'我听到枪声，一名21岁来自甘丹寺的僧人死亡。狱警叫嚣，'你要自由，我就给你自由'，接着以木板敲击殴打他，为了保护头部，他躲到桌子底下。他无法走路，狱警坚持他是假装的，所以把他拖到楼下，丢进一间空牢房里，让他在那儿慢慢的死去。在他断气前，我看到他满脸是血。以最后一口气留下讯息：'很抱歉，我活不下去了，实在太痛苦了。'

    监狱围墙内施加酷刑，在5月和8月之间大量增加。拉萨地区中共人民公安局，派遣21名警官，到每间关有12名囚犯的牢房去，目的就是为了折磨他们。另一名男子死亡，留下的信息：'祝大家好运'。在一次被殴后，我回到我的牢房，竟然有的囚犯断了胳膊或是腿。囚犯们企图在抗议时，打破监狱大门；约260名囚犯参与，狱警开枪射击。一名政治犯被击中了腹部，被送到医院，狱警拆除绷带，并以电击棒猛刺他的伤口，同时嘲笑他为了人权的抗争行为。当时我穿着参加抗议的上衣，正在印度达兰萨拉九．十．三西藏前政治犯运动组织展示。

    昂旺多杰，来自仁蓬(音译)县，患有麻风病，被指控涉嫌在监狱抗议期间，把烟灰丢到一名军官的脸上，无视于他的双手僵硬、无法动弹。中国宪法保障残疾人可以得到妥善的照护，但完全与事实不符。他的刑期因而延长了两年半，精神状态不断的恶化。一名狱警，一回，以铁棍击中他的额头。人类真的很奇怪，有些人很容易死亡；有些就非常的坚勒。他头上出现了一个洞，不过仍然活得好好的。

    监狱示威发生之后，条件逐渐恶化。另两名因伤重死亡，其中一人来自印度。他遭电击棒击中头部，并在单独禁闭中死亡。在我服刑期间，男子单位12人死亡；女子单位，4名尼僧丧生。5月至8月期间，禁止亲友探视。 8月之后，家属再次被允许携带食物和囚犯的必需品探监，不过全部遭狱警收为己用。过去五年，狱警不断把没收的肉干罐头转卖给囚犯食用。夏末，牢房内安装了监视录像机，除了补充公共用水外，囚犯不允许离开牢房。非政治犯被迫和政治犯关在一起。

    2000年被释放前，我研读中国法律。宪法规定，释囚与一般公民拥有同样的权利。不久，我从监狱释放出来，当局却没收了我的积蓄，并禁止我参加任何的聚会。他们常常从我的朋友处，探询有关我的下落。在遍波县，我以9,000人民币买下一间餐馆；当局挑剔店名，强迫我关闭。以5,000人民币贱价求售，让我损失了4,000元。虽然，在私人企业找到了工作，但中共官员不断的对雇主施加压力，让我失去了所有的工作机会。

    没有其它选择情况下，2005年时逃离流亡。在喜马拉雅山区行进了21天后，我越过边境进入尼泊尔，才感到自己重获作为人的尊严。在服刑期间，只有一位中国狱警同情的问我，遭受酷刑后，是不是很痛苦。大多数监狱工作人员，带着愤恨殴打与刑求囚犯。他告诉我说，'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必须生活，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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