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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阿嘉活佛:“我有义务澄清事实,促使汉、藏两族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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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8月31日 转载)
    朱瑞
    
     阿嘉活佛简介:两岁时,经十世班禅喇嘛认定为第八世阿嘉呼图克图的转世灵童,并于青海塔尔寺举行坐床典礼,成为第九世阿嘉呼图克图。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阿嘉活佛得到平反并担任塔尔寺主持、中国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 全国青联副主席、青海省政协副主席、 青海省佛教协会会长等职。1998年阿嘉活佛抛弃所有的光环和荣华,来到美洲大陆。现为美国印第安纳州佛教文化中心负责人。 (博讯 boxun.com)

    
    时间:2008年8月29日
    地点:加拿大加卡加里-美国印第安纳,电话专访
    
    朱瑞:1998年您离开中国时,是直接到了印度还是美国?
    
    阿嘉活佛:既不是印度也不是美国,是中美洲的危地马拉。
    
    朱瑞:为什么您一定要和尊者达赖喇嘛取得联系?
    
    阿嘉活佛:因为认定班禅喇嘛灵童的事不能如佛法的愿,所以我的心里很不舒服, 政治需求压制了我的宗教信仰,我别无选择,只得流亡。同时,我也有义务向法王达赖喇嘛说明这件事。虽然中国政府批判了他那么多年,可是,我的信仰是不会变的。
    
    朱瑞:当您在中国担任很多职务,靠拢共产党的时候,仍然信仰尊者达赖喇嘛吗?
    
    阿嘉活佛:信任和信仰是两回事。我对中国政府开始是信任。信任,需要通过具体事物来检验。信仰,是佛教修行的基础,是永不会变化的。
    
    朱瑞:您在中共的统治下生活了几十年,现在,又熟悉尊者达赖喇嘛流亡政府的情况,二者之间有哪些不同?
    
    阿嘉活佛:我出生时,中国已经解放,我的家乡也包括在其中了。所以说我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首先我经历了毛泽东时代。这是一个革命和专治的时代,是压迫和被压迫的时代。而后是邓小平时代。尽管还是沿用社会主义的名字,可是,已经资本主义化了。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时代。也是平反的时代,大家都有了一次深呼吸的机会。后来,是江胡时代。应该是邓小平时代的继续,也应该是一个发挥作用的时代,可是,我感受不深。和毛泽东相比,邓小平和江泽民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就我个人来说,他们的一些作法,我不能接受,比如十世班禅转世灵童的认定等,所以,我选择了离开。可是,有些人认为我是背叛,这是对我的不理解。
    
    1958年,我刚刚八岁,在宗教改革中,作为一个被打压的对象,全部家产被没收,我周围的人们遭到逮捕。如我的经师,他是一个纯粹的修行人,当时被抓进了监狱,还有我的舅舅,是十师班禅喇嘛的经师,也被逮捕,我父亲甚至死于狱中。他不是什么出名的人,只不过是一名普普通通的牧民而已。就这样,仅仅在我身边就抓了二十多位 。当然,我是一个出家人,不会有仇恨。不过,从此,我也就没有了对中国政府的任信。到了邓小平和江泽民时代,看上去好一些,我就在这个时期,修复了塔尔寺,为了培养寺院接班人,还积极地参与建立佛教学院的工作,甚至把我自己的住地,也改成了学校。在民间,办了红十字会,参与了扶贫赈灾;还为一些民间学校和诊所,筹集了资金,做了我力所能及的事。这不是说我对某些领导人信任,这是修行 。
    
    这三个时代比较而言,毛泽东时代最具有破坏性,不过,政府里的腐败现象不多。当然,文化大革命时期是另外一回事了。邓小平和江泽民时代,不那么看重阶级,这是好的一面;不足的是,在这个时期,虽然他们走的是资本主义的路,却没有资本主义社会里完善的法律,仅仅用政策约束人们,而政策是随时可以制定的。也就是说,领导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为了个人的私益,什么都不管了,连最基本的信念都没有了。
    
    流亡政府这边,从前存在的问题是公共设施和福利不那么完备,尤其在医疗和教育等方面。正因为如此,达赖喇嘛鼓励多投资到教育和医疗上。
    
    朱瑞:是的,上个月在美国的维斯康辛州,我就听到尊者达赖喇嘛说,他不赞成把讲座的收入,花费在更多的建筑和雕塑个人的纪念像上,鼓励用于教育和医疗。
    
    阿嘉活佛:从六十年代起,流亡政府开始建立一些学校。同时,政府的内部,也进行了改革。如同佛教发源于印度,却发展、储存于西藏、蒙古和汉地。噶厦政府始建于古老的西藏高原,却在流亡中得到了完善和壮大。噶厦政府的早期管理是皇家的世袭制,而现在,每个部门的管理人员,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并且轮换,跟国际的管理体制接轨。也就是说,民主制,已在流亡政府里成功地建立起来了。同时,流亡政府还在世界各地设有办公机构,由从前的封闭状态,到向世界敞开胸怀,很成功地让世人受益于西藏的文化,尤其是西藏的佛教,这是59年以前不能相比的。
    
    流亡政府的一个弱点是对西藏境内了解得不够深入,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政府不可能让流亡政府的人真正进入西藏。
    
    我个人的感受是,在中国政府的集权下,不仅说话和做事自己说了不算,连灵童转世也受到约束。举个例子,在中国时,每次开会之前我的发言稿,都要经过层层检查。后来我就说,何必呢,不如你们写,我念就是了。流亡政府这边,有时我也要发言,但是没有人限制内容,他们说,你想说什么是你自己的事,都在你的心里。当然,他们也约束我,那是在时间上,超时的话,会提醒我。另外,我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参加佛事活动,讲授佛学,在佛法方面不管内容还是时间,都由我自己决定。
    
    朱瑞:流亡政府已同中国政府进行了多次会谈,但始终没有结果,尤其是第七次会谈,让尊者达赖喇嘛非常失望,请您分析一下为什么?
    
    阿嘉活佛:毛泽东主张平和解放西藏,与噶厦政府签订了《十七条协议》,就说明毛承认西藏政府是独立的。比较而言,没有主张和平解放的地方,就是指用武力解放。为什么要和平解放西藏呢?显然,就是承认西藏和中国之间如同甲方和乙方。如果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就没有必要签订那个协议。解放陕西、山西、河南、河北等地都没有签订协议。事实上,这就是早期的一国两制。甚至包括法王达赖喇嘛的出走,毛泽东的说法是劫持,意思是你回来就行了,或者说,还希望达赖喇嘛回来。在西藏,人们尊奉达赖喇嘛为太阳,班禅喇嘛为月亮。阿沛•阿旺晋美的那个位置,事实上,就是给达赖喇嘛的。也就是说先让阿沛当灯炮,不是当星星、月亮,都不是,仅仅是一个灯炮,当太阳来的时候,那个灯泡就可以关掉了。
    
    在邓小平时代,提出了只要不谈西藏独立什么都可以解决,就和流亡政府开始了接触。这并不是说西藏很重要。因为台湾问题没有解决,香港回归问题也没有即成事实,因此,和达赖喇嘛展开接触,是想给台湾和香港看,想让达赖喇嘛做个榜样。但是,中共错误地估计了西藏的形势。具体地说,五十年代,人们(包括藏人)对中共的信任程度很高。后来,通过大跃进、民主改革,到文化大革命,人民的态度有了一个根本的改变。但是,中共依然固守从前的概念,认为达赖喇嘛在西藏已被批倒,即使回来的话,也要被群众撕碎,我是说被群众所不容。他只有感激中国。可是,当法王达赖喇嘛的代表到达藏地的时候,一个震惊中外的事发生了。的确,人们都来了,甚至从很远的地方,拥挤在一起,但不是要撕碎他们,而是表达一种深厚的思念,诉说他们的委屈和痛苦。从此,会谈就中断了,也没有什么理由。
    
    江泽民时代,又有些不一样。他不是打江山的元老,只想把十二年的位置坐好,没有拍板定案的魄力。他的既定方针就是回避一切不安定的因素。而跟达赖喇嘛谈判,被认为可能导致不安定,所以,就不谈。有个关于三条鱼的比喻:对中国政府来说,台湾是一条在海里的鱼,不知道能不能抓住,尽管国民党是共产党的最大敌人,当年拿起枪也主要是对准国民党。现在,台湾在海里,能摸一下就不错了。比如,奥运会期间,中国政府遵照台湾的要求,把“中国台北”,乖乖地换了“中华台北”,也没有争。再说香港,是一条放进了鱼缸里的鱼,是专门摆着给人看的。西藏呢,是一条做好的鱼,已经放到了饭桌上,什么时候想吃就可以吃了。从根本上说,中国政府是不想和达赖喇嘛谈的。
    
    但是,从胡锦涛有了一些权力开始,又恢复了和流亡政府的会谈。也许他想做几个形象工程吧?比如,江泽民时代完成了香港回归(尽管是邓小平的功劳),邓小平的南方讲话刚刚落实,经济有了一些发展。胡也想青史留名。除了举办奥运会,他恢复了会谈。但是,不是真的谈,他不仅想给台湾看,还想给别的国家看。比如,想出国访问的时候,就开始谈了,访问完了,就不谈了。三月抗暴,奥运之前,又开始谈了……所以原则问题始终没有谈。不过,听说从2002年到今年三月之前,会谈的待遇不错,坐在桌子的两边,材料齐全,两方面都交换意见。我是说,对话也公平。可是,今年的五月和七月会谈有了很大的变化。代表说,这是一次最艰难的谈判。
    
    朱瑞:您认为继续和中共会谈还有意义吗?
    
    阿嘉活佛:我个人认为谈就比不谈好。也许不是百分之百不会有结果。不过,和中国政府接触,不能理想化。还是那句话,接触就比不接触强,中美关系也不是一个乒乓球打出来的。
    
    朱瑞:中共方面有一些评论说尊者达赖喇嘛的胃口大,甚至想要中国四分之一的地盘。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也就是“大西藏”问题?
    
    阿嘉活佛:举个例子,这里有两个人,一个是汉人,一个是藏人,他们同样说“独立”这个词,汉人说出来可能没有事,而藏人说,就敏感了,也许被抓起来,甚至要坐牢。“大西藏”其实就是青藏、康藏和西藏,是指青海的六个藏族自治州、甘肃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四川的两个藏族自治州和云南的迪庆藏族自治州,这十个藏族州加上西藏自治区就是中国政府法定的十一个藏族聚集地,就是历史上藏人说的安多、卫藏和康,也就是所谓的“大西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明文规定:“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这和法王达赖喇嘛的说法一点不矛盾。中国政府提了五十年,人们感觉很正常,可达赖喇嘛一提,就成了分裂。但法王的意思是,要真正地实现自治,真正地保护和发扬藏族文化和藏传佛教,不是仅仅在口头上说说,摆个花架子。可是法王的一片好意,却被说成了要把中国四分之一的土地划出去的“分裂”行为。不可否认,有的人是真的误解了法王的话,不过,也许有的人理解得很清楚,却偏要那么说,让藏人自己陷入矛盾之中。
    
    朱瑞:您怎么看刚刚结束的北京奥运?现在,中国境内出现了两种声音,有人说,奥运会显示了中国的强大,21世纪将是中国和中国人的;也有人说,奥运会恰恰暴露了中国政府的假、大、空,也就是说,独裁的腐败和丑陋差不多到了尽头。
    
    阿嘉活佛:能够得到承办奥运会的机会,说明中国已经进步了,有了大国的气派。贵宾之多,规格之高,还有技术处理上的很多优点,以及运动员的金牌之多,加在一起,差不多完成了无与伦比的要求。但是,这个奥运会并没有像中国政府自己希望的那样完美,成绩中夹杂着很多缺点。和以往的奥运会比,也是问题最多的一次。比如奥运之前,许诺媒体开放,可还是没有开放;许诺人权改善,却变本加厉。并且在奥运期间,出现了许多造假现象,为奥运会抹上了污点。这也说明中国还没有完全进步的一面。再说,中国政府孤注一掷地把所有的力量都用在了奥运会上,而奥运会仅仅十六天,奥运以后呢?很难估量,经济形式的压力,社会问题的突现,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中国,平民百姓的平均收入还很低,如果把花在奥运会上的三、四百亿美金中的一半拿出来为百姓改善生活,缓解环境污染,我看更实际。
    
    朱瑞:目前,在西藏,尤其在拉萨,军队、警察、便衣、摄像镜头,随处可见,有人说,是59年、69年和89年之后最恐惧的时候,尤其正在投入实施的“天网”工程,不仅对藏人也是对汉人进行严密监视的一种手段,您觉得这种情况会长久吗?
    
    阿嘉活佛:根据中国政府以往的行为看,也许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但是,有些事情我们意想不到。比如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就没有想到以后会对它彻底否定,人们天天批判的“刘邓”转眼就成了“总设计师”。有希望的八十年代由于出现了六四学潮和拉萨的示威,政策急剧变化,中国的政治反而倒退了许多。目前,虽然中国的经济发展了,但是,政治仍然在倒退。不过,21世纪,全世界都在走向民主和和平,有些事情,越是控制越适得其反。再说,中国终究要跟世界接轨,从理念上讲,应该缓解。有时候,也许会因地区而宜。西藏自治区的形势可能会很严峻,因为西藏的头目非常“左”,并且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而内地就不一样,如贵州的瓮安,尽管其事件在本质上和西藏的三月抗暴是同样的,可是,处理的结果就不一样。在瓮安,有一个巧妙的倒歉,比如几个县领导被撤职。
    
    朱瑞:西藏三月抗暴以后,您出席了一些政治会议,同时也接受了一些记者的采访,听说,有人指责您是一个政治阿嘉活佛。您怎样理解这种指责,或者请说一说您每天的日程?
    
    阿嘉活佛:在过去的十年中,我很少接受采访,也很少参加佛教以外的任何会议。直到今年三月,我不能不参加一些会议和接受一些采访,因为某些媒体将藏、汉两个民族仇恨化,而且妖魔化达赖喇嘛等等,这也许能解救中国政府的燃眉之急,可从长远来看,无疑是在播撒危险的种子。我认为我有义务澄清事实,促使汉、藏两族和解。如果这也算政治活动的话,修行也就被误解为政治了。可是,在大陆时,每年我倒要参加不少会议,政府要我们参政议政,调研视察、跑关系、争项目等等,简直无空修行。在这边,就是我想去参加那样的一些活动,也没有机会。那时,倒没听说有人指责我是一个政治阿嘉活佛。
    
    一般来说,我每天早晨五点半起床,打坐念经,为藏、汉两族和众生祈福,希望大家都能好好地按照自己的愿望生活。其他时间,我要做一些管理工作,还有寺院的维修、学习,以及访客等。
    
    朱瑞:谢谢仁波切。与您谈话,受益匪浅。在中国的时候,常看到您和那些政治领导人一同出现,还听说您很富有,想要什么中国政府就给您什么。那时,我的确认为您是一个政治阿嘉活佛。不过,1998年那一年,我清晰地看到,您为了唯一想要而中国政府永远不会给您的宗教和信仰,放弃了?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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