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世貿會議的關鍵力量
(博讯2006年1月20日)
香港主辦世界貿易組織第六屆部長會議，是世貿成立以來最艱難的一次會談。要打開西雅圖和坎昆會議的死結，完成多哈發展日程表，讓發展中國家成為主要受惠國。香港勢必成為世界自由貿易史轉折點的重要見證。
十二月十三日到十八日，香港成了全球最大的熱點。在香港舉行的「世貿組織部長會議」不僅關係到所謂「多哈回合」貿易談判的成敗，對未來全球的貿易和經濟秩序也將有重要的指標意義。近年在香港所舉行的會議裡，以這次會議最為重要。 (博讯 boxun.com)
也正因此，對於這次會議，不能只把眼光放在它所惹出的那些抗議和示威所造成的喧嘩和不便上。誠如世貿組織秘書長拉米所說，現在是個經濟和貿易在開放中調整的時刻，「在開放中得以生活改善的，皆靜默無言﹔反而是那些可能受到不利影響的，則都敲鑼打鼓」。於是，近年來只要一有八大工業國高峰會或世貿組織部長會議，必然會招引到全球各地異質的抗議人群，包括各種工運團體、農運團體、環保人士、女性主義鬥士，以及許多前來插花的所謂「另類團體」，還有那些全球警察聞之色變的無政府青年街頭游擊戰士。一九九九年的西雅圖會談，警民打成一團，被捕者超過一千五百人。西雅圖會談開始了這種場合的騷亂型態，並成了慣例。
因此香港為了這次部長會談，調動全港警力的三分之一即約九千人嚴陣以對，以免失控﹔而為了整體配合，舉凡醫院、監獄、有關地區的學校和銀行也都作了部署。
但抗議和嚴陣以待，終究只是插曲。真正重要的還是這次香港會談的重大意義。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有鑑於經貿秩序的重要，而有了「關稅暨貿易總協定」之設。從一九四八年成立迄一九九四年改制為「世貿組織」，它一共進行過九個回合貿易自由化的談判，為我們今日所謂的全球化鋪設了基礎。無論香港或加入世貿組織才四年的中國大陸，都因此而得到參與國際經貿活動、加速成長的機會。在這個意義下，香港主辦這次會談，也未嘗不是一種感謝和回饋，希望藉助香港主辦國際超大型會議的能力，讓世貿組織能在良好的會議服務下，創造出一個良好的討論平台，來面對前「關貿總協定」秘書長蘇德蘭所說的，「這是世貿組織成立以來最艱難的一次會談」。而這次香港會談之所以特別艱難，就必須回溯到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在卡塔爾首府多哈開始的「多哈回合」談判了。
所謂「多哈回合」，乃是延續了過去各回合貿易自由化的精神，要讓貿易自由化更進一步的新回合。由於有鑑於以前的各回合談判裡，發展中國家，尤其是窮國都相對的處於不利的談判地位，因而這種「不對稱」的談判擴大了富國與窮國的差距，於是「多哈回合」在會議的聯合公報上遂特別強調窮國的發展性與對稱性，要把這個回合談判利益百分之四十五歸於發展中國家。因而「多哈回合」又稱「多哈發展日程表」(DDA)。
然而，以發展中國家為利益目標，必然會碰觸到貿易談判上最脆弱的神經線—農業。對多數發展中國家，農業乃是它們在貿易秩序上唯一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但對富國而言，每個國家從古代開始即已有政府介入，在豐收價格下跌時由政府收購，在歉收年時則政府補貼的傳統。這種傳統到了近代，則演變成為了保障農民利益而設的「農產品保護關稅」及「農業補貼」。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的計算，全球主要富裕國家每年這些支出總計已達二千八百億美元。換句話說，這也就是剝奪了二千八百億美元的農產品貿易機會。
而除了剝奪窮國及農產品大國的貿易機會外，富國的補貼和保護性關稅還有另一種更大的後遺症，那就是富國由於基因改良農業發達，在保護下更加增產，這些增產在被政府收購後，又對窮國低價傾銷，這種不公道除了扭曲貿易秩序外，甚至還進而扭曲到窮國的生產秩序。窮國處於這樣的情勢下，經濟豈非永無翻身的機會﹖
對於這種扭曲，因為相關的數據太多，在此姑引若干為證﹕
例如，最近澳大利亞貿易部長馬克魏爾對歐盟的畜牧業做了研究，歐盟平均每天等於補貼每隻牛二點二美元，而全球卻有十億人每天過著不到二點二美元的日子，這樣的補貼寧非過分嗎﹖
例如，當今全球最大的慈善組織「樂施會」(Oxfam)最近即發表報告，指稱歐美的農業補貼和關稅保護，已嚴重違背自由貿易精神，並主張農業國家及發展中國家已可針對美國的玉米、稻米、高粱﹔對歐洲的蕃茄、煙葉、乳酪、酒類、橙汁、加工水果等向世貿組織提出訴訟。事實上，自從巴西於二零零四年首度控告歐盟的糖保護和美國的棉花保護被裁定勝訴後，有許多類似控訴已在推動中，包括烏拉圭對美國的米保護將提控訴，加拿大和另外八個玉米生產國已對美國廉價玉米傾銷提出控訴，墨西哥、印度、泰國等十三國也將對美國的米保護提出控告﹔厄瓜多爾對歐盟的香蕉保護提出指控……
例如，歐盟以「精緻農業」聞名，但這其實是每年大約六百億美元補助所堆出的。歐盟在所謂「共同農業政策」(CAP)的帽子下，每年把歐盟預算的百分之四十用來補助只佔人口百分之二的農家，為了保障歐洲少數農民，而犧牲發展中國家多達十億的農民，難怪最近歐盟內部也為此而鬧到形同路線鬥爭的程度了。
因此多哈回合的貿易談判，可以說乃是關貿總協定到世貿組織超過半個世紀以來最艱難的一個回合，由於這個回合已經觸及到西方大國最偽善的一面，那就是當它們在談自由貿易時，多半只是在要發展中國家為它們打開大門，而它們自己卻是門越關越緊。就以紡織品成衣配額制為例，照協議它應在二零零四年結束，但歐美為了中國，不就又開始搞起新配額制了嗎﹖
因此，在面對農產品問題，從多哈會談到二零零三年的墨西哥坎昆會談，美歐根本就無意採取具體的解決方案。坎昆會談時，有許多發展中國家在會議中即刻離席抗議，可見發展中國家的積怒已到了爆發的時候。
不過，誠如美國密歇根大學貿易法教授賀賽（Robert L. Howse）所說，坎昆會談的怒而退席，乃是極其嚴重的事件，但歐美對此根本不介意，它們相信這些國家終究還是被迫要回到談判桌上。也正因此，從二零零四年到二零零五年七月，美歐對此幾乎毫無動作，於是巴西、印度以及澳大利亞等主要發展中國家及農業大國遂展開強力施壓。面對這樣的壓力，美歐之間的策略並不是透過合作，得到一個能讓發展中國家同意的降低和結束補貼及保護關稅的時間表。而是相互指責和出難題，要把這個問題失敗的責任推給對方，而自己則繼續保有現狀下的利益。美歐之間的這種相互指責和出難題，乃是最近三個多月以來固定的對戲，它缺乏實質意義，也無絲毫進展。
這乃是香港會談前，巴西和印度等代表了發展中國家的大國，態度開始轉硬的關鍵。包括巴西總統魯拉、對外關係部長亞默林(Celso Amorim) 皆放話，如果富裕國家不在農業補助及保護關稅上作出決定，則發展中國家也將不會考慮在工業製造品和服務商品上開放。亞默林在十二月初的一篇重要文章裡也指出，發展中國家可以容忍富裕國家設定出一個結束保護的時間表，但不能接受不公道的閃避與拖延，因而他才說﹕「縱使是個壞協議，也總好過沒協議。」
巴西總統魯拉在不久前會見英國首相布萊爾時並表示，問題已不容拖延，八大工業國首領必須召開緊急高峰會，設定共識，否則香港談判即難免以失敗告終。
也正是因為巴西和印度等國轉趨強硬，歐美才漸趨緊張。最近剛落幕的八大工業國財長會議上，英國財長布朗(Gordon Brown)重砲轟擊歐盟的農業補貼政策，要求立即刪減一半。財長會議的聯合公報裡，也以很重的言辭，要求富國做出承諾，俾讓香港會談能在悲觀中重獲「更新過的動能」(Renewed Momentum)。只是由最後關頭的表態，人們仍看不出富國讓步的契機。美國貿易談判代表波特曼始終閃爍其辭，歐盟貿易專員孟德爾森則提出一個不知所云的「剪裁過的發展包裹配套」(Tailored development package)來搪塞。法國貿易部長黎嘉德女士抵港赴會，也只是說些實話。世貿秘書長拉米作了一切努力，會前即草擬了厚達四十二頁的會談草案，但農業補貼和保護關稅卻不在其中，必須視最後的努力而定。種種跡象顯示出，香港會談能在這個爭執最大的問題上有突破，乃是奇蹟，無法突破才是正常。雖然多哈回合的談判要到二零零六年結束，但若香港會談失敗，這個回合的談判想要再有進展，必將更難。香港會談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因此，香港會談乃是攸關廿一世紀全球經貿秩序、經貿正義、以及發展中貧窮國家前途的極重要會議。設若香港會談成功，直到二零一五年，全球貿易收入每年將增加三千億美元，主要受惠國將是窮國。因而我們馨香禱祝，希望這次會談能達成一些重要成果，讓香港在自由貿易史上成為重要的見證。
但儘管禱祝香港會談能夠有所突破的同時，我們卻也不能疏忽了當今許多傑出專家，如德國國際經濟研究所古魯曼教授(Georg Koopman)和英國倫敦經濟學院教授莎莉(Razeen Sally)提出警告，目前大家雖都在說全球化和全球貿易，但事實上，則是全球化的步伐進展少，雙邊協定和集團化反而進展更多。迄至目前，貿易的雙邊協定已有二百多個，而區域貿易集團則已有了十個。歐美一方面談全球化，同時卻又加速推動區域化，這是世貿問題最大的難題，一旦區域集團取代了全球化，區域的經濟對立，甚至政治對立和軍事對立即難避免。儘管我們不反對區域化，但更希望全球化能在符合公義的情況下展開，不但富國受益，窮國也可因此而擺脫貧窮。因而也希望香港的會談也能成功﹗
亚洲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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