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慧燕：六四16周年－烛光不灭，薪火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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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5年6月08日)
16 年前發生在北京、震驚世界的「六四」事件，有人擔心已成過眼雲煙。北京政府視六四為洪水猛獸，試圖對年輕一代推行「遺忘政策」，抹去歷史痕跡。當年學運參與者，大多忙於賺錢謀生。當今大學生對六四知之甚少，一般民眾冷漠淡然。一場轟轟烈烈的運動，難道就此湮滅在經濟發展的車輪和歷史的塵埃中？歷史的傷口何時才能癒合？
在大陸高壓政策下，仍有一些知識分子和民間維權人士不斷發聲抨擊北京政府血腥鎮壓八九民運，刻意淡化隱瞞六四真相。以「天安門母親」丁子霖為首的 125 名六四難屬，在六四 16 周年前夕發表致胡錦濤的公開信，表示歡迎中國共產黨跟 56 年前的宿敵國民黨握手言歡，化干戈為玉帛，同時質疑為什麼現領導人對六四難屬冰炭不容，不願溝通對話？
在海外，世界各地每年都有紀念六四的活動。今年香港支聯會提出的口號是「人心不死，燭光不滅」。遠在加拿大溫哥華的一群香港移民，也與香港「遙相呼應」，強調「薪火相傳」的重要性。 (博讯 boxun.com)
1989 年發生在北京的那場波瀾壯闊的運動，曾牽動全世界目光，當年北京的學生在流血，海外華人在流淚。16 年過後，大多數華人對六四事件的看法是否改變？過去媒體的焦點大多投射在八九民運的參與者及當事人身上，大多數民眾的心聲較少公諸於眾。藉此六四 16周年之際，世界周刊訪問多名民運圈外人，探討各界人士對六四的看法和感想。
●人民心中有把尺
現居紐約的資深社會工作者畢潤全說，「六四」事件 16 年，他一直無法接受中共軍隊向人民開槍的事實，也從來沒有改變對六四的看法，堅持反對中共血腥鎮壓的立場。目前的現實是，六四何時平反，暫時還是未知數，需耐心等待。
畢潤全說，雖然大家都清楚認識到六四遲早會平反，但他認為平反與否並不重要。因為人民心中有把尺，早就在良知上作出裁判。他堅信歷史是人民書寫的，歷史將會還受害者公道，悲壯的八九民運和六四鎮壓將永載史冊。
目前有一種論調認為，沒有當年北京政府的鎮壓，就沒有 16 年來大陸的繁榮穩定。畢潤全認為「這是強盜邏輯」，誰又敢說如果沒有六四鎮壓，中國政治經濟形勢的發展，遠遠超過現在的水平。
他指出，究竟中國 16 年來的進步，是因為成功鎮壓八九民運才取得，還是因為八九民運反映的人心所向震撼了中共，使他們不得順應時代潮流，作出一定讓步，從而適當推動了中國經濟的發展。這個問題值得探討。
至於有人辯稱鎮壓是北京政府迫不得已採取的手段，六四只是死幾百人，比起中共歷次政治運動整死的人，如文化大革命，算不了什麼。畢潤泉強調，說這種話的人，是「冷血」。每一個人的生命都應該值得尊重，死一個人跟死幾百個人，只是一個數字，問題是政府的屠殺手段值得譴責，他至今無法認同中共公然出動機槍坦克鎮壓手無寸鐵的學生和民眾，而且學生的出發點是為了政府好，提出的口號是反貪污腐敗。六四與文革性質不同，不能相提並論。
有人認為六四已經成為歷史，不應再糾纏過去，而應向前看。畢潤全反駁說，按照這種思維，中國政府也不應譴責日本當年侵華罪行，如果刻意遺忘歷史，一如「南京大屠殺」，後人就無從得知人類歷史上曾發生過如此慘絕人寰的悲劇。一個善於遺忘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民族。
畢潤全在香港出生和長大，中學時代嚮往「偉大祖國」，一度天天看「左報」，尋求身分認同。七○年代末大陸出現「傷痕文學」，他看了許多相關作品，對大陸社會與中共本質有進一步認識。
真正對他思想造成衝擊的是「六四」事件，使他重新思考國家前途和自己未來的人生路向。他的性格一向樂觀開朗，但六四事件使他一度患了憂鬱症。六四期間，他曾積極參加香港市民支援北京愛國學生民主運動聯合會的活動，包括冒著八號風球上街遊行，每年全家出動參加在香港維多利亞公園舉行的六四燭光紀念晚會及愛國民主大遊行等，直到 1997 年移民美國。
有一種論調認為一些八九民運的參與者，尤其是個別「學運明星」，流亡海外後某些所作所為令人失望，從而懷疑一旦他們成為執政者，可能比共產黨還要糟糕。畢潤全直言這種想法「十分糊塗」，因為即使民運人士推翻共產黨，大陸人民也不可能讓他們執政，新的領導班子必須通過民主選舉產生，必須贏得選票。打天下的人不一定可以坐天下，有史為鑑。
對於一些人對部分民運人士產生負面印象，從而否定他們在八九民運的功績。畢潤全說，人的質素有高低，任何團體都有良莠不齊的情況，只不過有些人對民運人士近乎苛求，將個別人的缺點放大來看。加上一些民運人士劃地為牢，將自己與僑界人士孤立，缺乏群眾基礎，跟現實脫節。他建議民運人士應學習健全組織及發展組織，把握時代脈搏，走進僑社。
●六四鎮壓永遠的痛
現在加州矽谷從事房地產的鋼琴家顧國權，1983 年來美深造，畢業於舊金山音樂學院。他自言自己不能做英雄，但心中有良知。六四鎮壓是他心中永遠的痛。
對於有人認為沒有六四鎮壓，就不會有今天中國的經濟起飛，顧國權認為這種邏輯荒謬透頂，歷史是不能假設的，不應該把一種沒有成立的理論強加於六四死難者身上。而且六四死多少人並不只是個數字遊戲，問題是中共不應用坦克機槍對付手無寸鐵的學生。認同中共鎮壓理論的人，是因自己置身事外，沒有把自己算在這些受害人的範圍內。這種冷酷，令人不寒而慄。
他不諱言喜歡美國，就是因為美國珍視人的價值和生命。中國歷代統治者視人命為草芥，毛澤東 1960 年在莫斯科召開的世界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的大會上高叫：「『核戰爭不可怕，無非地球打個洞，中國死了三億人，還有三億人，照樣幹社會主義。』（當時中國只有六億人）」。這種謬論連蘇共頭子赫魯雪夫也不敢領教，直斥為「野獸哲學」。鄧小平六四後也說過不惜殺廿萬人，保廿年安定團結。六四使他對共產黨最後一絲幻想破滅，促使他申請加入美國籍，「寧要資本主義的草，不要社會主義的花」。
八九民運期間，顧國權經常通宵達旦守在電視機前，關注時勢發展。六四鎮壓翌日，他正在舊金山灣區新購的住宅油漆房子，接到史丹福大學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的電話，說為了紀念六四死難者，第二天在校園內舉行追悼音樂會，希望他參加義演。他二話不說，丟下油漆了一半的房子就開始練琴。當晚他投入全副感情，演奏三首情景交融的樂曲，分別為王建中改編的聶耳的《大路歌》、拉赫曼尼諾夫及蕭邦的《 A 大調波蘭舞曲》，藉以哀悼六四死難者及鼓舞人心。他強調，在這之前，他都是在正式音樂廳演奏，因他非常注重自己的專業形象，那次臨時參加義演，首開先例。他覺得自己沒有在天安門廣場流血，但為六四死難者流汗流淚，義不容辭。
轉眼 16 年過去了，顧國權想起六四屠殺的鏡頭，仍覺悲憤莫名和熱血沸騰。六四屠殺後的第三天，一名在浙江省公安廳任職的老朋友，打電話叫他抓緊時機回大陸投資，他當時立下豪言，說六四元兇李鵬不倒台，即使大陸有金山銀山等著他，也絕不為所動。
1998 年，當時朱鎔基頭頂「朱青天」的稱號出任中國總理，發出豪言壯語：「準備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留給貪官，最後一口留給自己！」這種「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精神，讓顧國權血脈賁張，深為中國出現這樣的「好官」感動。
就在那一年，顧國權到江蘇宜興投資設廠，半年後和朋友合夥投資的三百萬人民幣全部虧掉。他說自己「活該如此收場」，因為他違背了自己的諾言，自欺欺人認為李鵬已換了朱鎔基做總理，而「上當受騙」回大陸投資，交了昂貴的學費，但也令他幡然猛醒，覺得愧對六四死難者。
他說，共產黨的高壓政策非常管用，許多大陸人在大陸不敢講真話，移民美國後仍心有餘悸，不敢公開發表真實想法。「如果生活在美國，還不敢講真話，真是太懦弱，也太自私了」！
●認同開槍迫不得已
現在康州攻讀工商管理碩士學位的李安琪，曾在深圳任職律師多年。1989 年考入廣州中山大學法學院，適逢「六四」事件，入學後要接受軍訓一個月進行「洗腦」，而同期入讀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的同學，則軍訓了一年。
李安琪認為六四開槍鎮壓雖然不對，但當局迫不得已才出此下策。因北京政府頒布戒嚴令後，學生及民眾仍漠視當局不得上街的法令，繼續在天安門廣場示威，事件愈演愈烈，場面近乎失控。如果不用斷然措施平息風波，經濟發展就不能獲得保障。
李安琪說，以中國人的整體素質和民族劣根性來說，距離民主國家還有相當長的一段距離，中國實現民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要付出很多代價。她估計 50 年內六四不可能平反，因執政官員都是既得利益者，所謂「勝者為王，敗者為寇」。黨內雖然不乏有良知和同情心的官員，但一旦危及自身利益，就會噤聲。
她強調，文革任何人都知道是個錯誤，但六四對錯在中國看法並不一致，很多大陸民眾現在都追求經濟利益，較少政治民主參與意識。加上現在年輕一代的大學生，個人主義色彩濃厚，只顧「拍拖」，沉迷時尚、電玩。六四很容易在歲月流逝中逐漸被人淡忘。
李安琪說，目前大陸社會貧富懸殊，下崗工人和拆遷戶是一座潛伏的火山，隨時可能引爆大規模的群眾行動。大陸的腐敗情況比 1989 年有過之無不及。六四前，大陸法官尚能以「人民公僕」自居，現在不少大陸法官不塞「檯底錢」不給辦事。
她感嘆，在中國很難做一個好律師，若想維護當事人的權益障礙重重，真正按照法律辦事的官員不多，很多執法者權大於法，希望律師按照他們的意旨辦案。她在大陸做律師，在別人眼中很成功，她卻如履薄冰，步步為營，箇中滋味，有如寒天飲冰水，冷暖自知。
現居新澤西州的林潔輝，1989 年激於對中共「六四」鎮壓的義憤，曾任大紐約「天安門紀念基金會」副會長，組織「民主歌聲獻中華」等活動。不過，16 年後的今天，她說非常後悔當年對一些「學運明星」的支持。「因為後來發現他們不是我想像中的那麼一回事」，通過與這些人的接觸，她認為「他們應該學習什麼是真正的民主」。她坦言對個別民運人士頗感失望，但她「反對政府殺人」的立場一如既往，她希望大家給中國政府改弦易轍的機會，不要「醜化中國」，讓老百姓安居樂業。
1998 年入讀北京大學的四川姑娘李艾美，2002 年畢業，期間對六四事件時有所聞，但真正瞭解更多情況是 2002 年到了美國後。作為年輕一代大學生，她不認同六四鎮壓。她認為，在目前大陸還不能公開紀念六四的情況下，在海外紀念六四就顯得特別有意義，可以對中國政府造成一定壓力。
來自福建的小劉，六四時只有 11 歲，在他的記憶中，六四「反革命暴亂」就是一具燒焦的解放軍屍體，那時電視經常播放「焦屍鏡頭」，令他小小年紀，「恨透了那些殺人放火的六四暴徒」。
1999 年小劉偷渡來美，適值六四 10 周年紀念，一個偶然的機會，看到一卷有關六四屠殺的錄像帶，才知六四跟他原來的認知有很大差距。好奇之下，他翻查了大量資料，自認對六四有了一個比較客觀全面的認識。他說，八九學運那種追求民主自由的精神，正是他們這一代人缺乏的。
●不敢自居「平暴英雄」
現居紐約的自由撰稿人范英著，六四時在大陸一所教育學院任教。由於他居住的城市離北京不遠，經常聽到許多有關學運的消息。同時由於長期收聽美國之音、英國 BBC 等外國電台，獲得大量學運信息。六四鎮壓當天，他通宵達旦收聽電台，及時得知中共在天安門東西長安街大開殺戒的消息，對中共血腥鎮壓學運非常氣憤。
根據他瞭解的情況，大多數知道六四真相的大陸老百姓，是打心底裡反對政府用殘酷手段鎮壓學運的，只有極少數不明真相的人，才會認同鎮壓。他認識的一個朋友，就告訴他不敢公開反抗政府，但每天都在上公廁時臭罵政府一頓。
他說，許多參與六四鎮壓行動的解放軍官兵，都不敢以「平暴英雄」自居，甚至還設法為自己的行動開脫。如六四事件後的第三天，他所在的中等城市，是某軍的駐紮地，數以千計的民眾，自動自發在軍營所在地聚集，在大門外形成一個裡三層、外三層的包圍圈，高喊反對六四屠城的口號。幸而雙方都十分克制，沒有釀成流血衝突事件。當時軍隊領導在北京開會，軍營急電北京報告當地「民憤」情況。事發三四天後，當地各機關單位均收到軍隊一份「澄清」聲明，內容大意是「我們軍隊在北京沒有打死一個人」。
范英著說，由此可見，參與鎮壓的軍隊，「理不直，氣不壯」，並不認為這是一件光榮正義的任務，才要忙不迭撇清自己的六四責任。即使是北京政府，對這個震驚世界的血案，也從最初聲稱的「平息反革命暴亂」，到後來改稱「風波」或「政治風波」。
他指出，昔日日本軍國主義者侵略中國，帶給中國人一句「抗戰八年打敗日寇」的豪言。而面對六四屠殺，兩個「八年抗戰」過去了，「殺人者依然在臺上吶喊偽善的利民口號，明打暗保貪腐之惡虎，將建議六四正名的蔣彥永踩在腳下，在天安門母親的傷口上持續撒鹽。我們無從發出豪言，這是人民的不幸，也是人民的恥辱」。
范英著 1995 年移民美國後，一直批評北京政府鎮壓六四，他說一個人要有良知和正義感，「真正的愛國主義，是應該同天安門母親們站在一起，針對專制者，實行魯迅所說的韌性戰鬥，直至東方民主女神重新矗立天安門」。
近年自洛杉磯赴浙江投資設廠的商人陳諾曼，當年曾義憤填膺譴責中共動用坦克機槍屠殺民眾，但他現在認為，從 16 年國際形勢的發展來看，「當年的鎮壓很有必要」。否則局勢會一發不可收拾，中國可能如東歐部分國家般土崩瓦解，恰恰正中「美帝國主義」的下懷，所以現在他對六四的看法已比較「客觀冷靜」。
他相信學生的初衷是好的，是渴望民主和反貪污、反腐敗的，但他們「被國際反華勢力利用了」。中國的問題比較複雜，不能意氣用事，不應再在六四的問題上糾纏不放。六四事件各方面都有責任，中國的民主需要時間來改善，但生活水平比民主更需要改善，穩定的發展是中國發展的根本。
●忘記過去意味背叛
1998 年自大陸來美的羅平，原在大陸從事工程技術工作。他對有人「認同開槍」表示異議。他認為，六四是大是大非的問題，「非開槍不可」的理由說不通，首先是《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將學生的和平訴求定性為動亂，並以強硬態度激化矛盾。在學生幾次要撤出天安門廣場時，都有一隻黑手從中阻撓。以李鵬為代言人的中共保守勢力，利用學運作為向趙紫陽發難的機會，變成黨內權力鬥爭，從而有了五一九戒嚴，進一步激化矛盾，釀成大規模流血悲劇。因此，羅平認為「六四悲劇的罪魁是中共黨內保守派」。
羅平說，去年六四 15 周年，英國 BBC 電台中文網論壇，曾設計「六四 15 周年看中國民主」的討論題目，他進入該論譠看了一些言論，非常痛心不少發言者「歌頌鎮壓和專制」，「這都什麼時代了，連虐待戰俘都有人出來說公道話、抗議，自己同胞死了那麼多人，卻幸災樂禍，我真有點擔心王力雄的預言：早晚會發生『黃禍』」。
他反問：「如果一個民族可以接受自己的同胞被無辜殺害而無動於衷，這個民族還有希望嗎？如果一個人看到自己的同胞被無理殺害而沒有任何表示的話，他還是個人嗎？如果自己的兒子被槍殺，做母親的卻不敢大聲哭泣，這個世界還有天理嗎？」
他指出，「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無論中國政府還是普通民眾，都應從六四悲劇中記取血的教訓，使中華民族步向富強之路，真正崛起世界之林。
原職東北某外貿單位的王大偉指出，六四事件中，受害者大多數是普通老百姓，無論他們是學生還是工人，中國政府讓軍隊武力鎮壓民眾，這是非常殘忍的行為。也許學生表現有不冷靜和不夠成熟的地方，甚至不排除確實有人想利用學生來達到某些政治目的，但讓「人民子弟兵」來向人民開槍，不可原諒。
王大偉原來非常推崇鄧小平的豐功偉績，沒想到他一世英名因六四事件毀於一旦，在晚年留下最大的歷史污點。他堅信總有一天真相會大白於天下，歷史會還死難者以公道。
相對中國當局對六四難屬的冷漠無情，以及日本政府尚能就二戰中的屠殺罪行向世人懺悔道歉，王大偉質疑中國現領導人，不知何時才能反躬自問，就六四事件向國人謝罪。他強調懺悔道歉的目的，不是糾纏以往的歷史，而是從歷史教訓中學習智慧，換取歷史的進步。
王大偉認為，中共固然不濟，但目前並無任何力量取而代之。為了中國的前途和國際形象，海內外華人應團結一致，不要讓西方國家以六四為名，行反華之實。
在北京的維權人士、自由撰稿人郭飛雄說，六四是個正義與非正義的問題，而不是合法與不合法的問題，歷史對大是大非早就作出了判斷。六四事件的大是大非十分明顯，就是「開槍殺人者犯下了滔天罪行」。後來政府自己把「動亂」改稱「風波」，「說明他們自己也知道殺人是件醜事」。
郭飛雄不贊成「平反」之說，因為平反暗含對政府主導的默許和期待。對於生活在大陸的人們來說，根本不存在遺忘的問題。參與八九民運的人多達幾千萬人，六四是他們一生中最大的一件事，徹底改變了許多人的人生觀。
他指出，要通過和解解決六四問題，核心是作出賠償和允許海外流亡者回國。他認為長期不讓流亡人士回國，是不人道的。連國共相互敵對數十年都能和解，為什麼六四問題不能和解。不過，他覺得今日大陸啟動政治改革進程，應比六四平反更重要。
對許多每年都在紀念六四的人而言，紀念六四，不僅是對專制的抗議，也是對理想的執著。
從事電腦工程的溫哥華支聯會會長周盛康，1982 年從香港移民加拿大。基於血濃於水的關係，1989 年六四屠殺，他挺身而出，發起抗議活動。
此後 16 年，周盛康從不間斷舉辦紀念六四的活動。他長期關注大陸人權，希望為中國民主進程盡一分心力，他說溫支聯現有會員超過八百人，紀念六四系列活動年年舉辦。
問他多年如一日紀念六四，是什麼動力驅使？他說自我定位是「加拿大華人」，對中國感情深厚。
●民主薪火接棒有人
發生在北京的六四事件已過去了 16 年，以胡錦濤為首的中國第四代領導人，雖然沒有直接參與當年的六四鎮壓，但六四是中國領導人驅之不散的幽靈。長期以來，中國政府有意要把六四從人們的記憶中抹掉。
一如米蘭昆德拉所言：「人類對抗權力的艱苦奮鬥，就是記憶對抗遺忘的掙扎。」無論在海外還是在中國國內，大多數人並沒有忘記1989 年學生們憂國憂民的激憤，更沒有忘記六四當局血腥鎮壓的殘暴。
為了讓下一代能夠瞭解 1989 年民主運動，國際特赦協會及溫哥華支聯會去年聯合製作《薪火相傳：「六四」十五年後》的紀錄片，由六名在溫哥華出生、從 1989 年開始跟隨父母參加六四紀念活動的年輕華裔現身說法，以英語旁白講述他們每年參加六四紀念的感受。
1989 年，周廣曦、周廣明等人只有五、六歲，在父母帶領下，參加了當地支援中國八九民運的活動。16 年過去，22 歲的周廣曦今年剛大學畢業，他與他的小夥伴們不但沒有忘記六四，而且通過每年的紀念活動，對六四和中國有了更深刻的認識，自覺地肩負起為民主自由抗爭的任務。
1991 年在美國出生的王競，也是從三、四歲開始，就跟隨父親參加每年在中國大陸駐紐約總領事館舉行的燭光晚會，幫忙點蠟燭、分發傳單等。
王競小小年紀，就從大人口中知道，中國政府在北京天安門廣場殺害了好多學生和民眾，他希望「殺人政府」早日下台，大陸老百姓能過上好日子，不再受共產黨壓迫。他相信自己今後仍會每年參加六四紀念活動。
現年 16 歲的李月北，在北京出生，尚在襁褓中，就被迫同母親呂京花分離。呂京花因在八九民運期間參加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六四後逃亡美國，直到 1995 年才將年已六歲的女兒接來美國團聚。
李月北抵美後，即跟隨母親參加每年在紐約舉行的六四紀念活動，呂京花希望藉此對女兒「機會教育」，讓女兒不忘六四。李月北說，在來美前，大人們都不敢跟她提六四事件，也不敢告訴她，母親是受六四事件牽連被迫避難美國。及至來美後，她才逐漸得知骨肉分離多年的真相，所以每年都非常願意參加燭光紀念活動。呂京花欣慰，民主薪火相傳，接棒有人。
來源:世界周刊 日期:2005/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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