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心丽：拉着父亲的手走进阳光
(博讯2007年4月13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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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心丽
这是一个满天阴霾的午后，下午四点半我走进了江苏省人民医院的PET/CT中心拿到了父亲的检查报告,坐在沙发上读完文字报告，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对于晚期直肠癌术后转移的患者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原先造口附近,耻骨附近的转移病灶全都消失,左肾的充血囊肿也明显缩小,密度减小,直肠盲端的病灶代谢减慢，没有发展，别的器官未见异常.给父亲打电话，报告他这个好消息，给护士长戴晓冬打电话告诉她这个好消息。随即上八楼见吴文溪教授，请他读片。
窗外是灰色的雨云，依然是春寒料峭的早春，可我的眼前却充满阳光。我站在吴文溪教授身旁,此刻真想拥抱他，由衷地感谢他.。2006年2月至2007年2月，我经历了这样一种生活：拉着父亲的手，从死亡的阴影下走进阳光。这是一条艰难的抗癌之路，经历了这一年，我深切体会到：平安、健康、简单生活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人的生命是脆弱的，平静的生活也如同平静的水面一样易碎，人的命运是不可知的，人类战胜癌症的道路还很漫长。然而衰老脆弱的生命也可以战胜癌症和死神。晚期癌症病人的生命是用天来计算的，那么到今天父亲已经度过了371天！2006年是难忘的，2006年的每一天对我来说都是沉重、焦虑的。2006年2月28号那个漫天飞雪的上午，吴文溪教授为父亲指检后乳胶手套上酱红的黏液，2006年3月9号那个阴冷的上午至午后，站在绿色长廊上等待的分分秒秒，2006年6月中旬的那个炎热的上午,吴文溪教授乳胶手套手指上再次出现的酱红色的黏液，这一年中我拉着父亲的手过了五个坎：手术、造口人的生活、化疗、癌肿转移、放弃治疗、再次化疗，才有今天这样的结果。
漫天飞雪的春天
去年2月父亲的直肠癌已经已侵犯到膀胱的浆膜层，腹壁、输尿管、阑尾，人已经出现恶性贫血、高烧、感冒，CT影象显示肠子还有一线空隙，随时都会出现肠梗阻，不做手术最多只能活40天。去年3月9日吴文溪教授为他作了直肠癌切除造瘘手术。术后一再叮嘱一定要做化疗，做放疗。手术只能切掉看得见的癌肿，切不掉看不见的癌细胞，直肠癌的术后治疗是非常重要的，并推荐了第二代直肠癌口服化疗药希罗达。无论手术、化疗、放疗、免疫疗、中药疗都不是治疗癌症的唯一途径，癌症是不治之症，人类还未寻找到彻底根治癌症唯一途径，同样的癌，同样的治疗方式，在不同人身上治疗结果可能完全不一样，当代医学对癌症的治疗还有太多的未知。
父亲惧怕化疗，拒绝化疗，他恐癌，他对癌的恐惧表现在拒绝：先是不愿意检查，后来不相信从自己身上切掉的肿块是癌肿。要我把他的癌肿病理切片拿到别的医院去做鉴定,希望不是晚期直肠腺癌，鉴定的结果是不存在幻想的。他埋怨我，为什么不要求医生，把肠子接上去，而要做一个人工肛门，挂粪袋。吴文溪教授说，癌肿的位置比较高，有长度可以接,但是根据多年的临床经验：侵犯了别的器官的糜烂腺癌，切掉的肠子接上去，癌肿会和手术创伤口一起长,不过多久又会堵起来。
在医院里看到两见事：一个58岁的男患者查出直肠癌。他哥哥，他弟弟都已查出患癌症。吴文溪教授对他说，要造瘘，也就是大便改道做造口。他不愿意。吴文溪教授非常耐心地同他谈话：人都有一坎，过去，也就过了。生命是宝贵的，有时为了保住生命有时需要牺牲一些，那男的犹豫，吴文溪教授还是耐心地劝他，癌症手术做得早，手术效果就越好，后来这个男患者同意做结肠造瘘手术。还有一个83岁的老太太，人没有来,女儿来的，她也是直肠癌，做保肛手术后，不肯做化疗，也不肯做放疗，复发后开第二刀，第二刀没有开掉，做了结肠造瘘，后来没有切除掉的复发癌肿把肛门又堵起来了，老人非常痛苦。吴文溪教授对老太太的女儿说：如果你还想为她做点什么，到楼上去买灌肠设备，替她灌肠。她女儿皱着鼻子说：异怪死了。又说要为母亲做CT检查。她怕臭，怕脏。还有一个隐秘的不能启口的想法：想知道母亲还有多长的生命。吴文溪教授说：CT是检查手段，不是治疗手段。你把她带到八楼病区，我来为她灌肠！
对直肠癌患者来说，大便改道是一个难以跨越而又不得不跨越的一个坎，他们从此不能坐着从肛门大便了，而改成从此腹部挂着粪袋生活。适应这样的生活是一个极其痛苦的过程，父亲为此痛哭过四次。为了帮助父亲度过这个坎，我帮助他换造口袋。近距离地面对粪便，面对粪便的臭味、很恶心，但是想到胃肠外科的医生、护士，还有护工，他们每天都要面对这样的病人，为病人医治、观察病人身体的排泄物，分泌物；为他们护理、帮助他们清理排泄的污物，作为女儿我当然也能，我有义务帮助父亲克服心理障碍，亲情在这样时候是非常具体的。我陪父亲每周去见造口护理师戴晓冬。陪父亲参加造口人协会的活动，看看别的造口人是怎样战胜大、小便改道这一生理和心理障碍的，父亲终于跨过了这道坎。
为了让手术后的父亲接受治疗，我接受了吴文溪教授的建议：多听听专家的意见，我咨询了南京的肿瘤科的化疗专家和放疗科专家，化疗专家都说，我父亲这样的病情，一定要化疗。放疗专家梅泽如主任医师认为：必须放疗，但放疗对76岁的老年直肠癌患者弊大于利。不宜做放疗很对父亲的心理。对于化疗，父亲接受的信息是：很多癌症患者，不是因为癌症，而是因为化疗而命归黄泉，有的老年晚期直肠癌患者手术后没有做化疗，术后生存20年；有的老年患者术后服用希罗达不适，反应很大，腹泻，虚弱得不能起床。我是陪父亲求医，不是带父亲求医，应该化疗，但必须征得父亲的同意，征得母亲的同意，征得弟弟的认可。因为化疗治只对30%的人有效，对于化疗的药物每个患者的反应也是不一样的。父亲拿了一份当天的报纸给我：你看看，很多人不是因为癌症而死，而是因为过度化疗而死！报纸上说：化疗的药水是有很大毒性的，肿瘤科的小护士不慎把药水泼在了自己的手背上，手背上的皮肤就溃烂。报纸上还说：化疗是个无底黑洞，再多的钱都能疗光，有人认为豪华化疗能救命，实际上并不能救命，说不定走得更快。父亲又举例说明：他的一位朋友就是用了美国进口的自费药，导致脑溢血而死。提到化疗，人们就想到呕吐、掉头发、白细胞减少。父亲不同意化疗，母亲也犹豫。时间一天天过去，他们把口服肠癌化疗药希罗达的说明书扔在废报纸堆里，我把它拣起来收进我的旅行箱，这几年来，这只箱子随我在宁通公路上来来回回。对父亲说，一定要化疗，对父亲说，不做化疗的危险性，哪怕只做三个疗程，吃不消就停止。每周二我都陪父亲去见吴文溪教授和专业造口师、护士长戴晓冬。这一年来，我手机上这两条线是热线。
医生为老年癌症患者看病是不容易的。医生不仅要为他们医治身体上的病，还要为他们医治心理上的病。陪老人看医生也是不容易的。癌症的治疗效果因人而异，可患者只看到好的效果和不好的效果，手术、化疗、放疗、都有百分比的。人们往往看到的是“好”和“不好”的两个结果，而看不到人与人的差异，而这个差异又是那么没有规律。他们会把个案当作普遍结论。老年患者求医常常存在误区，他们看电视,看报纸,看杂志,接受广告信息，看古年八代的医疗手册,一知半解还自以为是。他们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那个时代有很多奇迹，他们希望奇迹发生在自己身上。他们有很多老年朋友,互相沟通,互相联系,互相影响，讳疾忌医在很多时候表现出来的不是不去医院，而是去医院，希望医生说：“你这是小毛病，无大碍。”可又在心里怀疑这是“要命”的病，因为不敢正视检查结果而拒绝检查，父亲的病就是这样一次次被耽误的。癌症，越早发现，越早治疗，生存的百分比就越大，但这话对于我父亲来说，已经是后话。癌症是不治之症，但又有很多人经过治疗，战胜了癌症，延长了生命，这些也都是事实。
没有晚风的夏夜
时间一天天过去，弟弟在网络上查到最佳化疗时间是术后21天至60天。母亲、弟弟、父亲，我，终于在父亲化疗问题上达成共识：化疗，用常规的化疗药物化疗（因为大多数癌症患者做的是这样的化疗）。一个疗程，一个疗程地做，受不了就停。尽管父亲同意化疗，可他还是疑虑重重，认为化疗住进医院就从此回不了家了。因为父亲忌讳“肿瘤”二字，在选择医院时，我听从了肿瘤专家黄富麟主任医师的建议，选择了离家很近的鼓楼医院，他说：老人散步的时候，就能走进南京大学校园。我选择了钱晓萍副主任医师，她刚从德国回来，德国学派以严谨著称，特别是对待父亲这样抵触化疗的老年患者来说，相对来说更为合适。她为南京大学老年离退休做过保健讲座，一些离退修的老人都知道她。在网络上我查到了她有关于老年患者化疗的研究课题，父亲的朋友听说我找钱晓萍主任医生为父亲做化疗，都说：你找对医生！于是我在四月下旬挂了钱晓萍主任的专家门诊号。之前为了让父亲接受化疗，总是我一个人拿着他的病历和CT片拜见化疗专家、放疗专家。父亲坚持要过了五一长假之后才肯去化疗，而且提出一定要住双人间的病房，肿瘤科病区的病床一年四季都是非常紧张的，常常走廊里排列着一张挨一张的加床，肿瘤科的医生护士白天黑夜，一年忙到头，非常辛苦，他们的工作量和心理压力是常人无法想象的：每天面对癌症患者，面对癌症患者痛苦的目光，求生的愿望，他们要把癌症患者从死神的阴影下拉到生命的阳光地，在这里治疗的患者有很多是失去了手术机会的，化疗只能延缓他们的生命时间，不能彻底根治。到了肿瘤科才知道，癌症已成中国人的常见病。肿瘤科只有一个双人病房，两间单间单人的层流病房。
终于在五一长假之后我和母亲一道把父亲送上鼓楼医院2号楼10病区，这时已经过了化疗的最佳时间。为他找了护工，这样可以24小时有人陪伴他。同病房的是个40岁的计算机博士，是肺癌，已经住院几个月了。父亲对我说，病房里没有电视，我随即给他买了微型电视DVD机，只要他同意做化疗。护士要为他插PICC滞留注射管，他坚决不要，说如果一定要插管，他就出院，不做化疗。于是我又找钱晓萍主任，钱晓萍主任只得为他改方案，化疗药的剂量就要减少，只能这么想：做化疗总比不做化疗好。我每天去医院两趟看望他，傍晚乘地铁到新街口美食城为他买可口的晚餐，就这样他做完了第一个疗程化疗。所有的检查指标都在正常范围内。可同病房的计算机博士却在他出院后的几天永远告别了他的亲人，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他查出肺癌时已到了无法手术的晚期。
在化疗第一个疗程结束第二个疗程还未开始之间，照例每周二去见吴文溪教授，有时父亲不去，我替他去。在父亲查出直肠癌之前，我对癌症，对直肠癌几乎一无所知。我对吴文溪教授说：我不懂。他说：不懂就学。有一次，我到八一医院向化疗专家秦叔逵主任医师咨询，问了一个关于化疗的很弱智的问题，秦叔逵主任医师反问我：你是农民工么？那一刻我很羞愧。
之后我在网络上学习，向专家请教，我必须知道关于直肠癌患者术后治疗，术后护理，术后营养的基本常识，我必须知道、了解直肠癌患者术后化疗的基本常识。经常拜访吴文溪教授，向他汇报父亲身体情况和检查数据，向他请教。尽管CT影象未见异常，癌标志物在正常，因为父亲的癌肿是从膀胱、腹壁、输尿管上剥离下来的，我担心。父亲说，肛门坠胀。在化疗第二个疗程开始之前，手术后三个月的一次检查中，吴文溪教授用指检摸到了直肠盲端的肿块，随即用肠镜查出肿块，一周后拿到活检报告：肠癌复发。
这是一个黑色的六月！父亲、母亲再次陷入恐惧。肠子不接上它也长！很小的癌肿CT影象是看不见的，很小的癌肿，标志物正常！肿瘤科的病床总是紧张的，父亲不肯住那个双人病房，说：会想起那个年轻的计算机博士，其实他感到恐惧。他对化疗感到恐惧，对癌病房感到恐惧，对自己的肠癌再次复发，为近在咫尺的死神感到恐惧。他要等单间病房，不住单间，就不化疗。仍然是我替他到肿瘤科门诊挂号，见钱晓萍主任，预约住院。为他办理好一切手续后，把他送进病房，钱主任为他再次调整化疗方案，这次他还是拒绝插PICC导管。认为插了导管就从此拔不掉了。不插PICC导管，为了保护老年人老化的静脉血管，用药的剂量就要打折扣。住在单人病房又怎样？隔壁病房的一个晚期膀胱癌患者日夜痛苦地呻吟、叫喊。这个膀胱癌患者当初不愿手术治疗，一直采取保守疗法，最终失去了手术机会。我父亲这样极度恐癌，极度敏感的老人住在癌病房化疗是不合适的，尽管现在的化疗能做到整个癌病区无一人呕吐，他本人对化疗药物的反应几乎没有，但外界的死亡信息加剧他的恐惧心理。
三月里吴文溪教授对我说：家里有一个癌症病人，一家人围着他转。我家只有76岁的母亲和我。家里请了钟点工，医院请了护工，我每天要往医院跑两趟，上午、下午。很多事情是外人无法替代的。有一天往返医院跑了四趟。2006年的6月闷热难耐。在用药的间隙，我陪父亲到省人民医院外科病房，专业造口师戴晓冬为他护理医治造口旁边的那块溃疡。晓冬对我说：要耐心，有话慢慢对老人说，心平气和，任劳，还要任怨。
造口和直肠盲端都是离原发癌肿最近的地方，每一步都应验了当初吴文溪教授对我说的话，晚期糜烂腺癌的复发、转移的百分比。化疗第二个疗程完，癌标志物略有升高，但仍然在正常范围，下腹部未见异常，彩色B超显示，父亲肝部出现了一个囊肿，又做CT，分析结果是一个血管瘤，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化疗之间，父亲再次住进了省人民医院的胃肠八楼，吴文溪教授为他做了电灼手术，把直肠盲端的肿块灼掉，这不是根治，只是阻止癌肿生长速度慢一些。父亲在外科病房住了一个星期，这一个星期无论对父亲，还是对我都是一个休息和调整，一个停顿，这半年，我觉得是有生以来最累的时期，不仅身累，心也累。父亲住进胃肠外科病房的前三天的，我除了每天去医院看望父亲两次，大多时间都在床上昏昏沉沉地睡，好象欠觉一百年。
因为CT平扫和增强都没有做出父亲直肠盲端的复发的癌肿，能够相对准确了解癌症病人全身情况的检查是PET。PET 又称正电子发射型计算机断层仪（Positron Emission Computed Tomography）,是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影像设备，是目前唯一用解剖方式进行功能和代谢显像技术，能从分子水平检查疾病、指导治疗和高层次医疗保健。主要应用于：良恶性肿瘤的鉴别，恶性肿瘤的分期与分级，恶性肿瘤的疗效监测；癫痫灶的定位，痴呆的鉴别与预后，精神病学的神经病理生理研究，大脑生理功能研究；心肌存活性诊断。
吴文溪教授建议做PET。我也觉得应该了解父亲身体的全部情况做PET。当时PET是完全自费项目，父母都不愿意，一是害怕结果，二是因为是自费项目。他们是研究社会科学的。过去长期向学生讲课\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讲资本主义的弊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资本家残酷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讲社会主义的公共积累，他们想不通，年轻的时候,长期低工资，只能维持低质量的基本生活，其余全都归为社会的公共积累，用于社会福利和再生产的投资。理论上是这么解释的，而实际上到老年需要治病的时候，做一个检查，还要自己花钱，花昂贵的钱！他们想不通。我对他们说，生命比钱重要，我不要你们的钱，弟弟更不会要你们的钱，你们的钱全部用于你们自己晚年的健康，生命是自己的。他们还是不愿意。这些老人他们钻在了那个研究了一辈子的“社会主义概念”的牛角尖里，拉都拉不出来。这也是一个坎。一提到这个话题，他们就烦躁。我只得上山拜菩萨，祈求菩萨保佑。
父亲以为电灼掉了癌肿，化疗一下就能控制住癌细胞增生。他害怕化疗，但自从查出癌肿复发，对化疗不象原先那么拒绝了，再不说不化疗也没有关系的话。他的一些患癌症的朋友，手术后经过了六个疗程的化疗，或更多次数的化疗，几年下来情况还都稳定，在这期间，癌病房的那个膀胱癌患者离开了痛苦的世界。我为父亲预约第三次化疗，把电灼的肠镜报告拿给钱晓萍主任看，钱晓萍主任提出是否用希罗达，我说父亲拒绝这个药，因为有个老人服用之后反应很大，都瘫在床上起不来了。钱晓萍主任睁大了眼睛无奈地看着我。至今我对她的这个眼神印象还很深刻，想到她，就是这个眼神。父亲指定一定要住原先住的单间病房，不住那个病房就不化疗，可这个病房刚刚住进病人，只能等待。父亲的恐惧心情是可以理解的，癌病房的病床上都死过人，而且不止一个，不止几个！父亲指定住的那个层流病房，病床上一样死过人，只是他没有看见罢了。当然对于一个造口人来说，住单间比较方便。父亲成了造口人以后，我才发现还有这么一群特殊残废的人，他们不是残废在五官或是肢体，他们残废在排泄器官。我觉得社会的公共设施应该关心这类人。他们生活不同于正常人，他们比正常人多一个难言的焦虑。
报纸上，电视上的广告宣传，灵芝孢子能够抗癌，父亲认为服用灵芝孢子比化疗有用，而且不伤身体，不会把人疗死。从医院回家后，只要一看到有关广告打电话去去咨询。还到专卖灵芝孢子的灵芝孢子门诊去咨询。灵芝产品非常之贵，都是自费的。拒绝希罗达，不愿做PET/CT检查，相信灵芝能够救命，这是一个误区。当然，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灵芝孢子是昂贵的安慰剂。弟弟听说他们这样，非常着急，每天都从美国打电话回来劝说他们。把话说到这个程度：有没有这样的实验数据：把灵芝孢子粉和癌细胞放在一起，癌细胞就坏死，坏死的百分比……以及临床治愈百分比计算机的分析数据。可他们坚持自己的想法：至少服用灵芝孢子不伤身体。多于老人，任何话都不能硬说，要顺着他们。这也是个人选择，说明白了就可以了。后来我和弟弟都同意他服用灵芝孢子,灵芝孢子不伤身体，吃吃也无大碍。护长晓冬妹妹说：孝顺孝顺，不仅要孝，还要顺。
从秋天到冬天再到春天
第三次化疗结束，彩色B 超显示，父亲肝脏上的那个血管瘤消失，做CT，也未见那个血管瘤。血常规、肝功能、肾功能都正常，癌胚抗原指数上升，直肠盲端排液带血。造口附近的溃疡治好了，又长出一个硬硬的结节。做肠镜检查，电灼掉的癌肿又长了出来。父亲很着急，催促我去预约第四次化疗。这次钱晓萍主任医师给三点建议：1。外科手术；2。电灼、3。放疗。先搞掉，再来化疗。听了这三条建议，我脑子里一片空白。
向吴文溪教授咨询，问：怎么办？他说：无法断定，除了盲端那一处，不知道别处还有没有？我问他：如果只有直肠盲端那么一处，是不是可以再开一刀切掉？他说：手术才半年，马上再开一刀，老人吃不消。就是身体状况可以，手术是有风险的，还要他本人同意，本人要求，因为也许开得掉，也许开不掉，也许术后的状况比现在好，也许不如现在。问：电灼？他说：再灼有穿孔危险的！我说：做PET。他说：PET只是检查手段，不是做做PET，就能做掉的。
回家对父母说：要做PET。我想让医生更清楚地知道父亲的全身情况，是不是只有直肠盲端一处，还是别处也有。后面半句话，我没直接对父母说。他们却问反我，花那么多的钱，做这种检查有什么必要？！日子才安稳下来，查出来别处还有，连现在的日子都不会有了！他们很烦躁。钱重要，还是命重要，这话说不通。说到花钱，自费做检查，他们又要搬理论。又说年轻时代长期低工资的旧话，忿忿不平。我一再向他们表态：无论弟弟还是我都不会指望父母积蓄的，你们的积蓄完全用于晚年的健康。
父亲说：保守治疗。他的保守治疗就是放弃治疗，听天由命。
时间一天天过去，父亲直肠盲端排液的夹带的血越来越多，颜色渐渐变成深红。那段日子是我最难过的日子，天天失眠。我到南京大学老干部处，向老干部处领导汇报情况，请求组织出面说服。因为父亲生病的缘故，我才了解为离退休老人做服务工作的工作也是最烦杂、最辛苦的工作，离退休老人年轻时代都是人物，而现在到了风烛残年的多病时期，有的耳朵背听，有的记忆力不好，过去是过去的说法，现在是现在的规定和说法，要为他们服务，让他们顺气、顺心，适应时代，认可社会现状很不容易。他们为老同志服务，有时一句话要重复十几遍，老同志还是不理解。终于经过多方面的劝说，承诺，父亲终于同意做PET 检查。
父亲的第一次PET检查的结果：不仅直肠盲端上有，造口附近的肿块也是，耻骨附近也有。通过PET检查，父亲的全身状况基本清楚，这为专家制定治疗方案提供了较为准确的依据。
问吴文溪教授，象我父亲这样的情况能否做第二次手术，把这个肿块彻底挖掉？吴教授的回答；你向别的专家咨询，听听他们的意见，因为这是比较困难的选择。向王国粱主任医师、华一兵主任医师咨询，他们对这个手术过程记得非常清楚：当时腹腔中粘连一大团，是一个开不掉也要开掉的手术，侵犯了泌尿系统，还请了泌尿专家会诊。Hartmann 手术是姑息手术。
我记得那个阴冷的上午，父亲早上8点被推进手术室，中午13：30才从手术室推出来。下午吴教授在病房办公室对我说：一个城里人让瘤子在肚子里长这么大……当时我觉得这是在批评自己，对父亲的身体不关心。父亲是那类非常有主见的老人，他很固执，三年前就查出大便隐血，医生建议他做肠镜，他拒绝。为了检查，还住过一次医院，最终还是没有做肠镜。
母亲陪父亲拿着PET报告，向南京多家医院的肿瘤科、胃肠外科、肛肠外科专家、中医肿瘤科专家、放疗科专家。让父母知情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父母知情，对下一步确定治疗方法有帮助，他们咨询了十一位专家、医师，他们的态度各种各样，说法也各种各样。咨询回来，两个老人手拉手哭了好几次。咨询到第十一位专家，他是肛肠外科的老专家，他的意见是：首选外科手术，但这要听手术医生的意见，因为他对情况最了解。
那段时间我天天在网络上察看资料，对于父亲的病情和治疗方法我必须有所了解。在胃肠外科网的网上门诊论坛，我遇到了两位网友，她们的父亲和我父亲一样是手术后的直肠癌患者，其中一位福建的，她父亲动了三次手术。第一次没有造瘘，后来复发，第二次腹腔探查，没有动，第三次挖掉了肛门，切掉膀胱，双造瘘。还有一位是北方的，她父亲挖掉了肛门，又开始觉得会阴处坠胀。他们都比我父亲年轻。经过一次次网谈交流，才明白吴文溪教授当时的手术方案和手术中的选择是以人为本的选择，是为老人手术后的生活质量着想的。是这样的手术选择，才有我父亲手术后的这段幸运生活。
手术前，父亲排尿困难，一直坐着小便，手术后他能站着小便了。他说很久都不能像现在这样畅快地小便。如果不是从膀胱浆膜层和输尿管上剥离肿瘤，而是简单地切除膀胱和输尿管，那样父亲就要挂一个粪袋，一个尿袋！对于一个76岁的老人，对于一个喜欢参加社会活动的老人来说这太残酷了。就是切掉了膀胱，挖掉了肛门，挂两个袋，是不是能够保证不复发？这些，躺在手术台上的我父亲不知道，坐在外科大厅里等待的我母亲不知道，远隔重洋，在美国守候在电话机旁边等待消息的我弟弟不知道，站在手术室外绿色长廊上的我也不知道，但是有丰富临床经验的吴文溪教授是知道的。
因为怕开刀，父亲不愿见吴文溪教授，但是他造口上的那个肿块长得很快，他觉得非常难受，直肠盲端排液的血也越来越多，颜色渐渐变得鲜红。我对父亲说：吴主任是胃肠外科专家，在肠癌方面有科研项目，对肠癌做了多年的研究，临床经验非常丰富。他是你的手术医生对你肚子里的情况比较了解，保守疗法，也要听听他的意见。父亲同意了。父亲每次见到他，都一改在家中那种悲观的态度。父亲是敏感的，医生的每一句话，每一个眼神，他都会有感触，都会想很多。我每次陪父亲见他，他说话都是非常谨慎，既不给老人制造心理压力，又让老人知道自己的病情。
仍然是周二的上午吴文溪教授的门诊时间，从春天，经过夏天，已是秋天，明媚的阳光透过宽大的玻璃窗照耀在整个诊室，吴文溪教授的博士生徐皓医师坐在他身旁，父亲用非常豁达的口气说：“我已经有思想准备，人总是要回归大自然的，我对老伴和女儿说，我拖累她们了，我对不起她们。我感谢你，手术后我的生命时光都是你给的……”大有告别的意思。吴教授微笑着对他说：你不能就这样不作治疗了……父亲回道：我在服用灵芝孢子，康必硒、灵芝孢子油。吴教授说：那些都不是药，你总要治疗，服用希罗达，试试看，有反应就停药。父亲犹豫，我对吴文溪教授说：开处方。之前我已经请吴教授开过一次希罗达的处方，被父亲拒绝了，强调有一位老人服用了希罗达，药物反应很大。没让我拿药。吴教授为他开了一盒，先服用试试，有反应就停。
回到家，我把希罗达的说明书，从旅行箱里拿出来给父亲看。这份说明书，已经在我的旅行箱中放了半年了。三天以后我又为他到医院开了两盒，这是一个疗程的药。两个疗程之后父亲造口附近的肿块消失，直肠盲端排液的血色变少，变淡。三个疗程完，父亲能够到独自外出参加社会活动，外出吃饭。他的精神状态和心态有了很大的转变，心情开朗，说话声音洪亮。他不再抱怨，不再唉声叹气。不说，没有人能看出他是造口人，是带癌生存的77岁的老人。口服希罗达六个疗程完，就是这篇文章的开头。
过去的这一年，我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花在了陪父亲求医的路上。停下了手中写了一半的小说，父亲现在的健康状况就是我的作品。夜深人静的夜晚，我常常会回想过去这一年的生活，这一年是艰难的难忘的，也是充满亲情和友情的。我的耳边经常会回荡起胃肠外科八楼病区的“致爱丽丝”的音乐声，这是人在病痛中对爱心的呼唤，爱心是广泛的，而爱心的具体体现是“责任”二字，这两个字的内涵又是那么不简单。爱心不等同于金钱。
写完这篇文字已是四月，白色的丁香花在春风中盛开。朴素无华的花朵让我想到那些一年四季都在忙碌的白色的身影.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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