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90年代血液和血液制品HIV污染事件的法律、财政和公共健康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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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6年11月20日)
Peter D. Weinberg, MBA; Jennie Hounshell, BA; Laurence A. Sherman, MD, JD; John Godwin, MD; Shirin Ali, BA; Cecilia Tomori, BA; and Charles L. Bennett, MD, PhD (博讯 boxun.com)
保证供血安全涉及政治和科学。商业和服务部门都对采集和处理捐赠的血液负有责任，政府机关扮演管理和监督的角色。爱滋病疫情的出现对这些系统之间的交叉点提出了挑战，导致了对供血安全受到威胁的普遍恐惧。由于公众对20世纪80年代作出的供血决策的关注，发达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建立了针对由血液或血液制品导致的输血感染病毒者的赔偿项目，通过了提高供血安全性的诊断检验和程序，并且对被控拖延实施可能的供血安全措施的政府官员和行业领导人进行刑事司法调查。相反，发展中国家仍然在同供血安全问题作斗争。本文概述了这些安全关切在发达国家的现状，发达国家中由受污染的血液或血液制品导致的病毒传播非常罕见，而在发展中国家中多达10%的HIV感染是由输血或血液制品导致的。
Ann Intern Med. 2002;136:312-319. www.annals.org
作者的联系方式和目前的地址见本文末尾。
1981年爱滋病疫情出现以来，全世界都有血友病患者和接受输血者由于输入受污染的血液制品（ 1——7）（表1）而感染了HIV。1982年—— 报告第一个爱滋病病例的1年之后——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提出了与血液和血液制品（11、12）有关的症候群。一些发达国家最近已经完成了刑事调查、民事诉讼和经济资助项目，以应对在爱滋病疫情出现的头十年中供血安全受到威胁这一问题。与之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仍在继续面对供血安全方面的忧虑。我们回顾了若干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供血考量的现状。
刑事调查
1992年，法国前国家输血中心（National Blood Transfusion Center）主任Michel Garretta和该中心前研究主任Jean-Pierre Allain因向血友病病人提供感染HIV的凝血因子（表2）而被判入狱。Garretta和Allain被控在国家输血中心1983年后作出的不使用经过热处理的血液制品的决定——采取这一行动可能是由于认为法国的供血是安全的 ——中起主要作用。从1983年到1985年，政策制订者不要求例行向献血者提出关于吸毒和同性恋经验的问题。由于希望只使用从国内获得的血液制品，从1983年到1985年，犯人成为血液制品的主要来源，尽管其他国家—— 例如芬兰和加拿大 ——已经停止了这一20世纪70年代的做法。卫生部前总干事Jacques Roux由于自己在这一行动中所负的责任而受到了缓刑判决。法国科学共同体和30名诺贝尔奖获得者请愿要求赦免Garretta、Allain和Roux（13—— 15）。争论还围绕着法国对HIV 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的批准这个问题。虽然雅培制药公司（Abbott Laboratories ，伊利诺州，北芝加哥）制造的ELISA于1985年3月在美国得到了批准，并且于1985年2 月在法国提交待批准，但法国国家公共健康实验室（French National Public Health Laboratory）在1985年6月命令支持巴斯德研究院（Institut Pasteur）的ELISA，据报是由于经济考虑（16—— 19）。前总理、卫生部长和社会事务部长受到了拖延申请的刑事指控。公众的不安——尤其是血友病患者的不安 ——导致了1994年没有定罪的庭审和1998年的再审（20——23）。在三名受到指控的官员中，只有前卫生部长被定罪（过失杀人），但没有受到处罚。
德国进行的刑事调查，导致科布伦茨五名UB血浆公司官员因在1987年到1993年期间通过出售数千份没有进行一致的HIV检验的感染病毒的血液制品，造成了人身伤害而被定罪（23）。 1993年，德国卫生部长建议对20世纪80年代接受过输血的人进行HIV检验，激起了对隐瞒真相的猜测。后来，Haemoplas—— 一家德国血液制品公司 ——被控在1986年和1987年没有进行一致的HIV检验。两名官员被控谋杀，其中一人被判入狱6年半（24—— 26）。
1973年，纽约血液中心（New York Blood Center）与瑞士红十字会建立了联系，后者有着创新和专业化的历史。结果该中心开始从瑞士进口供血（8）。1985年，该中心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到进口的瑞士血液制品中有HIV（27）。瑞士红十字会中央实验室（Swiss Red Cross’s Central Laboratory）前主任Alfred Haessig由于将引进献血者甄别问卷拖延到1986年5月，坚持HIV能够被化学灭活，拖延使用进口的热处理血液制品和只对出口的血液制品进行HIV检验而在1998年被判缓刑（8，28）。
1996年，日本爱滋病研究小组（Japanese AIDS Study Group）前主任Takeshi Abe博士被控对一名血友病病人的死亡有过失（29，30）。1983年，Abe博士领导的工作组允许进口未经处理的血液制品。在政府批准对浓缩凝血因子8号退款之后，他成为血友病家庭治疗的杰出领袖。1984年，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发现48个日本血友病患者的血样中有23个感染了HIV（30）。Abe博士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日本厚生省（Japanese Health and Welfare Ministry）。但没有报告病人和公众。第二列血样也检验出了很高比例的HIV阳性率，但是Abe博士仍然没有通知公众。直到1988年，Abe 博士和其他血友病专家都没有告知病人他们HIV阳性，据报是由于他们认为爱滋病缺少有效的治疗方法，因此不需要告知人们他们的HIV状况。1989年，立法最终要求如果病人有爱滋病应该告诉他们（31）。导致作出错误决策的因素包括日本血友病专家在1983 年陈述的爱滋病不是一个“ 日本问题”，和1985年陈述的从美国进口未经热处理的凝血因子8号制品是安全的，而且质量不断提高；另一个因素是：拖延采用热处理制品是由于担忧这会让市场被百特保健公司（Baxter Healthcare Corp，伊利诺州，戴尔费尔德）占领。2000年，绿十字株式会社（Green Cross Corp，日本，大阪）前总裁Takehiko Kawano和两名前任因为在1986年出售未经热处理的血液制品和直到 1988年才召回这些产品而被判入狱16至24个月（32—— 35）。日本厚生省前官员松村明仁（Akihito Matsumura）因为使HIV通过供血持续传播而在1996年被起诉，并最终被定罪（34）。从1983年到1985年，日本每年的血浆制品使用量占世界三分之一，其中 90%是从美国进口的（35）。
在加拿大，霍莱斯·克莱佛（Horace Krever）法官主持了血液系统调查委员会（Commission of Inquiry on the Blood System），该委员会于1994年2月开始听证，1997年3月发表最终报告。该报告有四点主要发现：1）许多血液安全问题是由负责血液系统的不同组织之间协调差导致的；2）缺乏供应经过热处理的凝血因子的迫切性；3）从1985年3月美国批准HIV酶联免疫吸附法到1985年11月加拿大批准这一检验之间有8个月的拖延，这导致HIV在这一时间里感染了许多接受输血和血液制品者；4）没有告知医生和大众爱滋病和肝炎的危险（36、37）。随后，加拿大红十字会被免除了供血的职责，一个新机构 ——加拿大血液服务中心（Canadian Blood Services）——承担了这些职责（ 38——42）。
表1.所选国家由于输入受污染的血液制品而导致感染HIV的血友病患者人数 *
国家 感染的血友病患者人数（%）
英国 1700（ 32）
日本 1800（ 45）
法国 2000（ 50）
美国 10 000 （50）
加拿大 800（55） +
丹麦 210（64 ）++&
* 表中的数据来自Starr（8），除非另有注释。
+ 数据获得自Kondro（9）。
++ 数据获得自Feldman和Bayer（10）
& 约数
经济赔偿和民事诉讼
超过20个国家建立了对因为输入被HIV污染的血液制品而导致感染HIV者的赔偿项目（43、44）。款项通常给予交叉感染的家庭成员或已死亡的感染者幸存的家庭成员。为了有资格获得经济赔偿，人们通常必须放弃自己对政府机构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公民权利。但是这一条件不能阻止对私人机构提出诉讼。在加拿大，针对加拿大红十字会的几场诉讼已经获胜，加拿大红十字会被判定“ 未能完全向血液和血液制品使用者提供权威、准确和最新的信息” （45）（表3）。2001年4月，加拿大最高法院判决加拿大红十字会由于在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该国的供血已经被爱滋病毒感染——未能甄别献血者而构成过失犯罪。最高法院支持了安大略上诉法院的判决，该判决说红十字会在其采血过程中未能实施适当的注意标准。这一判决来自曾在1983年至 1985年之间从加拿大红十字会接受输血者提出的三场诉讼。其中两名原告死于爱滋病并发症，第三人仍然活着，但是HIV阳性（46）。Armour Pharmaceutical Co.——Rhoˆne-Poulenc Rorer Pharmaceuticals, Inc.（法国巴黎）的分公司 ——在发现有文件指出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些经过热处理的血液制品没有充分灭活之后，向六名有血友病的加拿大人每人支付了150万美圆（47）。1998年，意大利一个民事法庭判决卫生部对病人在20世纪80年代接受从商业途径获得的受到污染的血液制品的输血的后果负有责任。卫生部因直到1985年才提出对人血浆进行病毒灭活处理的建议，直到1988年才撤回未经这一处理的血液制品，和直到1994年才设立献血者系统甄别制度而被判定“忽视其审慎、勤勉、公平与合法的义务” 。总之，20世纪80年代，外国制造商在意大利出售的人血浆制品，80%在处理过程中没有经过适当的质量控制（48 ）。
表2.因供血安全关切而遭到犯罪指控的人
国家 受到指控的人 附带指控 起诉年份 法庭判决
法国 前国家输血中心主任Michel Garretta 在1983-1985年投毒 1991 1992年定罪
国家输血中心前研究主任Jean-Pierre Allain 在1983-1985年投毒 1991 1992年定罪
卫生部前总干事Jacques Roux 在1983-1985年投毒 1991 1992年定罪
前国家卫生实验室（National Health Laboratory）主任Robert Netter 在1983-1985年投毒 1991 1992年无罪释放
前总理洛朗·法比尤斯（Laurent Fabius） 在1983-1985年过失杀人 1994和1998 1999年无罪释放
前卫生部长Edmond Herve 在1983-1985年过失杀人 1994和1998 1999年定罪；未被判处刑期
前社会事务部部长Georgina Dufoix 在1983-1985年过失杀人 1994和1998 1999年无罪释放
德国 UB血浆公司（UB Plasma Corp.）主管和四名工作人员 在1987-1993年施加人身伤害 1994 1995年定罪
Frank Giesbert和Gu¨ nter Eckert，Haemoplas公司 在1986年和1987年谋杀 1995 1997年定罪
瑞士 瑞士红十字会前主任Alfred Haessig 在1985年和1986年危害血友病人的安全 1995 1998年定罪；判处一年缓刑
日本 政府爱滋病研究小组前主任，东京帝京大学（Teikyo University）内科部主席Takeshi Abe 在1983-1988年因职业过失导致死亡 1996 2001年无罪释放
绿十字株式会社总裁Takehiko Kawano 在1986-1988年因职业过失导致死亡 1996 2000年定罪；被判入狱
绿十字株式会社前总裁Renzo Matsushita 在1986-1988年因职业过失导致死亡 1996 2000年定罪；被判入狱
绿十字株式会社前总裁Tadakazu Suyama 在1986-1988年因职业过失导致死亡 1996 2000年定罪；被判入狱
日本厚生省前官员松村明仁在1986-1988年使HIV通过供血持续传播 1996 2000年定罪；被判 1年缓刑
美国是最后对血友病患者进行赔偿的发达国家之一。1995年，医药局（Institute of Medicine）的一份报告（5）指出许多组织都对20世纪80年代供血安全受到威胁负有责任，其中包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国家卫生研究院、社区血库组织、美国红十字会、血液和血浆采集机构、血液制品制造商和全国血友病基金会（ National Hemophilia Foundation）等团体。该委员会还报告在1983年和1984年，血库和血液分离公司应该启动替代实验室检验，还应该将男同性恋排除在献血之外。作为回应，前食品和药品管理局官员Thomas Zuck指出，由于在供血风险评估上的不确定性，当时很难决策（6）。在爱滋病之前，乙肝开始成为安全问题时，政策制订者关心的国际供血安全，其运作是建立在基本的科学原则之上，该原则认为只有在报告了从经验研究中获得的决定性成果之后才能改变政策。还有对志愿献血者的国际责任感，及不愿加进有关潜在的高危行为的提问，因为在这些行为是否会导致爱滋病上存在不确定性。民事诉讼的结果是感染HIV的接受输血者得到了一笔数额不确定的赔偿金和经济和解。血液分离公司后来与万人委员会（Committee of Ten Thousand）——一万名感染HIV的血友病患者的团体，曾经为医药局的报告而游说—— 完成了经济和解。这一和解批准向感染HIV的血友病患者和被他们传染的人赔偿100 000美圆（49）。1998年，国会在血友病组织游说了几年之后通过了Ricky Ray血友病援助基金法案（The Ricky Ray Hemophilia Relief Fund Act），该法案批准了7.5亿美圆用来支持对输入了感染HIV的浓缩凝血因子的血友病患者的赔偿。国会拨出了超过6.5亿美圆以提供资金，还承诺了超过2.05亿美圆的抚恤金（50）。
坚持安全供血
美国在爱滋病疫情的头二十年中采取了措施以确保供血安全。早期的改进是有成本效益的，其中包括普遍采用HIV抗体检验（成本：每挽救一个质量调整寿命年需要3600美圆）、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和丙肝病毒检验（能够节约成本）（51）。最近进行的干预成本效益较低，更有争议。1996年，食品和药品管理局批准了HIV P24抗原检测（成本为每挽救一个质量调整寿命年需要2百万美圆）。1996年检测的6百万献血者中有两人P24抗原阳性但HIV 抗体阴性。争议还指向对所有非白细胞输血成分全面去除白细胞，该项目估计每年要花费6亿美圆。这一变革可能除了细胞巨化病毒—— 一种常见感染，只会给免疫功能低下的病人带来危险—— 之外，不能防止任何病毒的传播。1999年和2000年，美国超过90%的供血要经过核酸扩增检测。在这一检测中，1630 万包捐献的血液检测了丙肝RNA，1260万包捐献的血液检测了HIV RNA。该检测测出62包捐献的血液丙肝RNA阳性但是血清阴性。只有一包丙肝阳性的血成份被输入（52）。检测结果出来之前没有全国性地检疫红细胞，似乎是因为储备的供血不足，不能再等2、3 天检疫（53）。总之，供血检测每包要花费25-35美圆，占总的零售价格的13%至20%。此外，最近的供血短缺导致了手术推迟；有些血液中心的O型血不够一天的供应量（54 ）。今天，献血者中的血清阳转率是每100 000人年数有1至4人有HIV、人类T细胞白血病病毒和丙肝（表4）（55）。浓缩血清也非常安全，全部都经过热处理，有些还经过了有机溶剂表面活性剂处理（成本：每挽救一个质量调整寿命年需要300 000美圆）（ 51）。
表3.七国对因血液或血液制品而感染HIV者的赔偿方案 *
国家 每年赔偿 一次性赔偿
数额 资金来源数额 资金来源
美国 -与血浆分离公司达成100 000美圆庭外和解加政府资金
德国 为HIV赔偿10 656美圆 政府信托基金-
为爱滋病赔偿21 324美圆 政府信托基金
法国 -263 204美圆 政府资金
爱滋病确诊时赔偿87 735美圆 政府资金
加拿大 22096美圆 政府资金 16 204美圆 政府资金 176 640美圆+ 政府资金
瑞士 为爱滋病12216美圆 政府、血浆分离公司和瑞士红十字会
意大利 待定-待定
日本 -与厚生省和血浆分离公司达成450 000美圆和解
* 赔偿数字按1998年的美圆价值表示。
+ 为从父母或伴侣那传染上HIV，而其父母或伴侣最初是通过输入被HIV感染的血液而被传染的加拿大人。
由于担心克－雅氏病的传播，食品和药品管理局于1999年11月出版指南，建议推迟在1980年至1996 年之间曾访问英国6个月或以上者的献血或捐献血浆，该政策排除了2.2%在其他方面合格的献血者（56）。传染性海绵状脑病顾问委员会（Transmissible Spongiform Encephalopathies Advisory Committee）于2001年8月向食品和药品管理局发布临时建议，支持推迟在1980年至1986年之间曾在英国居住3个月或以上者和1980年至今曾在法国生活5年或以上者捐献全血或血成分。该临时建议还支持在2002年10月之后推迟1980 年至今曾经在欧洲生活5年或以上者的献血，但不包括捐献血浆（56）。
美国过去15 年中在血液制品监督方面发生了组织变革和改进。批准了一个集中化的血液安全委员会（Blood Safety Committee）和其他血液监督中心，食品和药品管理局血液制品顾问委员会（Blood Products Advisory Committee）建议在决策时考虑安全和效果，而不是成本效益。向大型组织—— 包括纽约血液中心（New York Blood Center），加利福尼亚洛杉矶红十字会，亚利桑那州图森的联合血液服务（ United Blood Services）和两家血浆制品公司Centeon, LLC（起初是 Rhoˆne-Poulenc Rorer, Inc.和Hoechst AG的合资企业，现在被称为Aventis Behring, LLC，宾夕法尼亚州鲁士王市）和阿尔法治疗公司（Alpha Therapeutic Corp.）（从前是日本大阪绿十字株式会社的美国子公司）——发出了联邦同意令，并召回了血液制品。
其他国家也通过了政策改革。法国各输血中心现在由一个输血局（Transfusion Agency）控制，该局直接向卫生部汇报。日本不再进口凝血因子8号，但仍然进口白蛋白和丙种球蛋白。 1998年，一个较小的制药公司吉富制药株式会社（Yoshitomi Pharmaceutical Industries, Ltd，日本大阪）接管了绿十字株式会社（55）。英国将其血液产业集中化，并且在一个输血设施中完成工作，该国将近75%的血液制品由该设施提供。英国许多供血政策是基于对朊病毒导致的疾病—— 牛海绵状脑病和新的变种克－雅氏病的担忧。牛海绵状脑病污染已经感染了将近180 000头英国牲畜，在爱尔兰、葡萄牙、瑞士和法国总共感染了230至540头牲畜（57、58）。新变种克－雅氏病的病例发生于88个英国人，1个法国人和1个爱尔兰人身上，最大流行规模估计为500 000人。但尚未从后来发展成临床克－雅氏病的献血者血液的输血者中发现新变种克－雅氏病，没有一种诊断检测能筛查供血中的克－雅氏病，而理论上牛海绵状脑病能够通过输入食用被污染的牛肉者的血液来传播（59、60）。英国政府销毁了来自英国献血者的汇集血浆制品；作为替代措施，英国现在使用从美国进口的汇集血浆制品，并且采用了对所有来自英国献血者的其他血液制品全面去除白细胞的政策。这些供血政策每年要花费1.65亿美圆——国家血液服务（National Blood Service）预算的一半——而且不利于资助国家健康中心（National Health Service）涉及的其他领域。
表4.与四种主要血源性病毒有关的血清阳转现象的粗发生率和调整发生率 *
病毒 每 100 000人年数的粗发生率 每100 000人年数的调整发生率 （95%CI+）
HIV 4.01 3.37 （2.22-4.76）
人类T细胞白血病 1.09 1.12 （0.51-1.98）
丙肝 4.84 4.32 （2.35-6.87）
乙肝 9.54 9.80 （6.74-13.42）
* 根据参考资料52改编。
+ 调整粗发生率时算入那些上次献血是在检测出抗体之前的血清阳转患者，这样的数据是不能使用的—— 因为另一种标记物检测为阳性，例如丙氨酸氨基转移酶水平提高，或由于自行排除献血单位。
发展中国家
血液安全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担忧的问题之一，因为这些国家捐献的血液中45%没有筛查HIV、丙肝或乙肝病毒，这些捐献的血液造成了成千上万的传染病（61）。1995年，孟买一家红十字会血库因为在1992-1994年间向医院供应感染HIV的血液而被关闭。1996年印度报告的 2574例爱滋病中差不多有9%是由于输入感染HIV的血或血液制品，估计95%的供血不安全（62、63）。政府采取了大量措施来提高供血安全，例如在所有血库建立HIV筛查制度，禁止职业卖血，建立全国和州的输血理事会（National and State Blood Transfusion Councils）来监督血液安全项目的各个层面，和启动一个加强血库管理并使其现代化的项目（63）。尽管如此，仍然存在重大问题。印度最高法院3年前颁布的禁止职业卖血的命令使血液短缺更加恶化，从而提高了黑市上血液的成本。印度的血液需求估计为每年750万包，但目前每年只能采集400万包。血液筛查的实施情况仍然很差。2000年对血库主管所做的一项调查发现，虽然有87%的回答者对血液做乙肝病毒筛查，95%做HIV筛查，但只有6%做丙肝筛查（64）。印度计划逐步停止有偿献血 ——卖血者提供了印度一半的供血—— 并改造1400座供血不足的血库（65）。在巴基斯坦，一名红十字会顾问报告很少对捐献的血液进行HIV检测。东南亚的许多地方有卖血市场（66）。1990年，泰国2644份捐献的血液中就有1份是来自处于从感染HIV到病毒水平刚刚可以检测出来的窗口期的献血者（67）。这一数字已经减小了，但是泰国献血者感染HIV的人数仍然很高。在越南，中央血液学与输血研究会（ Central Haemotology and Blood Transfusion Institute）主任宣布，1997年有100人因血污染而感染HIV。职业卖血者占越南献血者的80%，尽管所有的血液都筛查过HIV，但职业卖血者在HIV窗口期卖血的比例很高（68）。20世纪90年代末，埃塞俄比亚得到了筛查工具，但是缺乏受过训练的工作人员来来操作这些工具（69）。中国今天面临着最严重的与HIV有关的供血问题。20世纪80年代，感染HIV的卖血者将病毒引入中国。由于中国文化认为血液是神圣的，卖血者—— 每1至2包的血液能挣约250美圆 ——成为几十年中中国主要的血液来源。1993年时血液需求扩大了，因为当时的卫生部长陈敏章批准了一项出口血液制品的计划。被称为“血头”的中间人从农民那里购买血液并将血液卖给医院、血库和血液制品供应商。1994年，检测的来自北京附近的固安县的血包提供了第一份证明有HIV感染者在卖血的证据。1995年和1998年，全国人大通过法律停止卖血并重建志愿献血制度来提高供血安全（70）。尽管有这些法律，有偿献血者仍然提供了该国60%的血液（71）。虽然要求检测供血中的HIV，但很少实施。此外，献血过程中常常反复使用针具，在同时从几个献血者的血液中提取血浆时将血液制品混合起来，并且将感染HIV的血液再输给献血者，以尽量减少两次献血之间的间隔时间，这些也导致了HIV感染。中国600 000HIV感染者中据信有成千上万人是通过不安全献血而感染的（70、71）。
结论
发展中国家中高达10%的HIV感染者是通过被病毒污染的血液或血液制品感染的。在发达国家中，从爱滋病危机中吸取的教训导致实施了许多病毒灭活政策和技术，这显示了保持供血安全的“零容忍”途径。对未来的法律诉讼的恐惧可能会影响某些国家的政策制订者。但是，讨论一种新技术而不考虑成本-收益因素或成本效益，可能同样是有问题的。在一个资源有限的世界上，实施昂贵但没有很高的成本效益的程序或政策会导致在其他方面受到限制，和损失以前实现的更多数人的利益。有关医疗程序的风险和收益的社会和个人观点之间有时存在矛盾。当相对于潜在的收益来说成本过高时，实施所有可得的新技术并不能解决这一矛盾。只有有科学证据支持的理性政策才可能实现社会中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
From the Veterans Affairs Chicago Healthcare System–Lakeside Division,
the Robert H. Lurie Comprehensive Cancer Center, and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Chicago, Illinois; and the Mid-West Center for
Health Services and Policy Research and The Cardinal Bernardin Cancer
Center, Loyola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Maywood, Illinois.
Requests for Single Reprints: Charles Bennett, MD, PhD, Veterans
Affairs Medical Sciences Building, 400 East Ontario Street, Suite 205,
Chicago, IL 60611; e-mail, cbenne@nwu.edu.
Current Author Addresses: Mr. Weinberg and Dr. Bennett: Division of
Hematology–Oncology of the Department of Medicine,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400 East Ontario Street, Chicago, IL 60611.
Ms. Hounshell: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School of Medicine, Scaife
Hall, 3550 Terrace Street, Pittsburgh, PA 15261.
Dr. Sherman: Department of Pathology,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Medical
School, 303 East Chicago Avenue, Chicago, IL 60611.
Dr. Godwin: Cardinal Bernardin Cancer Center, 2160 South First Avenue,
Maywood, IL 60513.
Ms. Ali: University of Virginia School of Medicine, Box 800739, Charlottesville,
VA 22908-0739.
Ms. Tomori: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500
South State Street, Room 3012, Ann Arbor, MI 48109-1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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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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