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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恶纪实:北京居民三代无户口 孩子不能上学老人无法火化
请看博讯热点:户口和遣送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7月23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京东郊有一姓李的人家,老少三代没有户口和身份证,给生活带来很多麻烦。比如日常生活中,不能办存折、考驾照、上保险、签合同。不能上学,即使上了学也不能参加高考。工作只得干点零活。跟人只能同居不能结婚,更不敢生孩子。最后,即使人过世了,没户口也开不了死亡证明,不给火化。
    
     去年,不少媒体报道了这家人的事情,但快一年了,李家的户口仍没着落。 (博讯 boxun.com)

    
    30多年,七八个大活人,怎么就落不下个户口呢?真是不可思议。
    
    “你们家怎么不想想办法,是不是自己没去跑、没去办呵?”我问63岁的李殿洲。
    
    他“噌”地站起来,捏紧的拳头不停地捶打着手掌,干瘦的脸皮肉抽搐着。他像牙痛一样吸着气,嘴巴大张,但没说出话,又坐下了。
    
    他的眼角,慢慢噙满泪水。
    
    没地落户,李殿洲一家从此成了“黑户”。
    
    李殿洲住在北京东五环外的双桥,在管庄和三间房乡的交界处,是城乡接合部。
    
    他家就在铁路边上,隔条水泥路就是火车道。两间简易砖房里只有一小扇天窗,没玻璃,钉着塑料布,风一吹“呼哒呼哒”地响。时不时有火车“轰轰隆隆”经过,屋子里像地震,说话也听不清楚。
    
    李殿洲的原籍是黑龙江省双城县,他家原本有户口,失去户口的原因,现在的人听了会觉得匪夷所思。
    
    年轻时,李殿洲学得一手皮匠活儿,因为手艺不错,上世纪70年代初,他们一家从老家迁往邻近一个生产大队,因为那个队没有皮匠。李殿洲去了,给人做皮鞭、皮帽、车马用具等皮活。李殿洲跟大队协商好了,每年交给公家500块钱,公家分给他一家的口粮。另外,大队还出介绍信,李殿洲可以到外县揽皮活挣钱。跟只种地拿工分的社员(村民)比,皮匠李殿洲算是富户,日子过得挺滋润。
    
    但他跟大队干部关系没搞好,人家多次暗示挣了钱要“表示表示”。李殿洲说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想吃回扣。“我已经交给公家钱了,500多块,那年头这可不算少呵。”他痛惜自己的辛苦钱,没舍得“表示”。结果运动一来,报复也来了。
    
    1974年,全国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大队书记在大会上宣布:单干户、个体户、黑包工等,统统属于“尾巴”,咱大队的李殿洲就是,要把他割了。他家的口粮全部停掉,一家子退回老家的大队。在接收方没同意、没开准迁证的情况下,李殿洲一家的户口迁移证就被人扔了出来。没地儿落户,李殿洲一家从此成了“黑户”。
    
    “还被拉出去游街,在县城游了3天哪!”李殿洲的老伴李秀珍几次跳下车,跑进县委,找县领导哭诉,县干部最后答应很快解决。李殿洲一家便暂时栖身在县城的姐姐家。
    
    “说是3天就给解决,结果等了5年也没解决。”李殿洲回忆道。那年月,没户口就等于断了生活来源。在县城,几乎所有的生活必需品都按户口本上的人头发票供应。
    
    “我们一家啥都没有,生活全靠借,到现在还都欠着哪。我整个人都垮了,净是病。我老伴李秀珍带着6个孩子,都不大。”
    
    熬到1979年,有一天,李殿洲突然听见街上大喇叭广播中央平反冤假错案,街道负责人给了他一点钱说:“老李呵,你们赶紧进京上访吧。”
    
    一家人进了北京,先奔公安部,听了申诉后,人家说这不是公安部门造成的问题,是地方政府的事,到国务院信访部门去吧。李殿洲又领着一家奔国务院信访局。
    
    第一次进京印象不坏:李殿洲一家被安排在崇文门接待站,有吃有住。“国家特别重视,专门派了国务院工作组一个姓王的同志,带我们全家回黑龙江,解决问题去。”
    
    火车到了哈尔滨站,老王一手拽着李殿洲,一手拉着李秀珍,后边跟着一群孩子。他对前来接站的省信访干部严肃交待:李殿洲、李秀珍,是你们黑龙江双城县人,他们的问题,这次你们能不能解决,如果不能解决,我立刻带他们上火车,回北京解决。
    
    “那家伙,十个解决百个解决答应着。这样,把我们全家转交给省,省里把我们安排在旅社,管吃管住,让我们等着。”
    
    因为李殿洲只提供了申诉材料没有证明材料,省里派专人去了双城县,到李殿洲原籍等地调查,查实确有此人后,决定把李家送回原籍。
    
    省里用车,把大人、孩子拉到县城,县里又出车往原籍送。听说李殿洲一家要回来,原籍的大队说什么都不要,本来就人多地少,况且李殿洲已在外边待了八九年,身体也不行了,6个孩子个个都不大,一下子添这么多张嘴吃饭,大队说什么也不要。队干部打电话,告诉途经的6个村子,想法把车截住。
    
    送人的车还是到了目的地,一到地方,人和东西放下后司机开车就跑。大队只留李殿洲一家住了一宿,第二天,又找了辆车,把一家人送回县城,县里又送往省城。
    
    省里一个办案的干部说,你不要悲观,实在不行,赶紧进京。李殿洲一家第二次进北京。
    
    这次在北京的待遇不如上次,没地儿吃住,一家人靠捡垃圾维持生活。偏偏又出了事故,二儿子捡垃圾时被一辆130汽车压断了腿,治疗不当造成骨头错位。李殿洲把肇事方告了,经由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出面调解,又与有关部门协商,最后把李一家送回黑龙江。省里又接待了他家,并指示双城县一定就地安排。
    
    又回到双城县,车子开到一个地方停下,上来一位县干部,说是县领导正在这块办公,让李秀珍下车进去,叫李殿洲和孩子先回去等着。
    
    “我的妈呀!后来才知道那里是监狱,我老伴就地押进去,我和孩子被拉到一家旅社。中央和省里的人,对我们一家都特别好,一到下边就完。山高皇帝远,这话一点不假。”
    
    一个同号里的犯人为李秀珍蹲监狱写了证明。说是当时连管教也骂,把上访的人送进来,这叫什么事,影响其他犯人反省。
    
    关了110天,李秀珍被放出来。“我们哪里还敢待?赶紧去北京吧”。
    
    1982年冬天,李殿洲一家第三次进京,且一去不返。
    
    李殿洲一家因没户口,警察也不知往哪儿遣送,只好又把人放了。
    
    “是北京,救了我一家。”李殿洲亮开嗓门,张开双手大声说。
    
    第三次进北京时,一分钱没有,李殿洲一家一路蹭车。好不容易到了天津,还是因为没票,被轰出车站。寒风中,一家人只好沿着铁路,步行进北京。
    
    小的孩子怀里抱着、肩上背着,一路讨着要着吃,走了100来公里,到了蓟县的康庄,一家老小又饿又累,鞋子走烂,脚也磨烂,再也走不动了。好心的当地人收留了他们,管吃管住过了15天,又买票送他家上了去北京的车。
    
    “他叫康友,是我一家的恩人哪!”
    
    在北京,李殿洲一家啥地儿都住,桥底下、水泥管子里,他们曾在永定河边住了挺长一段时间,自己搭间塑料棚,在空化肥袋里絮些草当褥子。
    
    河边的棚户越来越多,多是进京上访户。有天半夜,李殿洲一家突然被警笛声吵醒,出来一看,四周被灯照得通明,数不清的警察把棚户区围住,清除了所有的简易棚,清出来的人全被大客车拉走收容。李殿洲一家因没户口,警察也不知往哪儿遣送,只好又把人放了。
    
    李殿洲二儿子的腿伤复发,有人告诉他北京双桥有个老大夫,专治腿。而且那块到处是房子,租两间房每月才交7块钱。李殿洲带着全家搬到双桥,一直住到现在。
    
    李殿洲的小女儿李月告诉我:“那会儿,我爸我妈上访就像上班。家里大人不乐,我们孩子哪敢乐?气氛特压抑。”
    
    李秀珍替人钩杯套、织毛衣挣钱,几个孩子全放出去捡破烂,李云、李月姐俩专门捡票根,给来京出差的人回去报销用,几百块钱的票根能卖上几块钱。她俩天天从双桥走到通州,再返回来,一天走好几十里地。
    
    除老大外,李家的孩子顶多上到小学二年级,李云姐俩一天学也没上。几个孩子因为捡破烂、要饭,屡屡被收容。所以,一到大的节日,清理外来人口时,李秀珍就让孩子在家猫着。
    
    孩子一天天长大了,总得找个事儿做。李殿洲的大儿子李贵峰作为知青被介绍到中建一局第五公司干活。可好景不长,李贵峰就在工地出了严重的事故:右手基本断掉,只连了一点皮肉,一腔血流没了,呼吸也停止了。幸好工地离中日友好医院近,3分钟后就被送到医院抢救,一位日本医生给他做了11个小时的手术,缝了200多针,命保住了,断手也接上了,但还是留下后遗症,右手10斤以上的东西提不了,食指和中指没知觉。
    
    事后,公司书面表示李贵峰因工负伤,待他有了北京城镇户口,负责给他安排适当工作。“这不白扯吗?还北京城镇户口,我家啥户口也没有呵。”老问题没解决,新问题又出来了。李殿洲不满,又为这事去北京有关部门上访。
    
    一度,李殿洲夫妻把全家的希望,都寄托在三儿子李贵才身上。
    
    提起这个儿子,李殿洲神情一变,两眼放光。他麻利地从一只旧提包里,翻出一张发黄的报纸。“他是我这几个孩子里最灵、最能耐的一个。会说话,能办事,那家伙,跟人搭话就能成朋友。你瞅瞅,他都上过报呢。”
    
    报上说,有一回,李贵才给单位跑长途送货,车到锦西时坏了,已是凌晨两点。停车检修时,突然蹿出俩歹徒把李贵才劫到僻静处,让他交出钱财,否则拿砖头砸死他。李贵才缓过神后看清俩歹徒脸淌着血,满嘴酒气,知道是刚喝酒打了架,正找碴儿发泄。他机智地与歹徒周旋,拿出身上仅有的50块钱,又叫了辆出租车,巧妙地把俩歹徒送到派出所。回车场后,场领导表扬并奖励了他200块钱。
    
    李贵才后来跟朋友一块干室内装修,公司一点点由小干到大。1998年,他终于揽到了一个大活,签了一笔160万元的大单,包了某单位家属楼内装修工程。
    
    他自豪地告诉父母:“老爸,现在我敢跟你说了,这回这活,我能挣七八十万元,合同签了,定金都付给我了。以后,你俩别再上访了,生气上火不说,也不解决问题。你跟我妈老实在家待着,等我挣到这笔钱,给咱全家买上户口,再买处房,存俩儿钱,你和我妈就安心在家养老吧。”
    
    开工第三天,李贵才突然失踪,电话、呼机都没人接,情急之下,他哥哥去朝阳公安分局报了案。又过了几天,在一河沟里找到李贵才的尸体,他被自己雇用的人杀害了。
    
    一听人没了,李秀珍当即瘫倒在地,李殿洲大叫:你要哭出来,哭出来呵!李秀珍再也没好起来,瘫在床上直到去世。
    
    “她想儿子,都想傻了。才32岁呵,我的一个宝儿子,我们李家的活希望,没了!”
    
    因为没户口,他们同居了六七年,也没领到结婚证。
    
    以前上访跑户口,都是李殿洲两口子一块去。李秀珍瘫在床上后,就由李殿洲一个人跑。后来,他的两个北京“姑爷”,为李家户口的事也到处找,俩人还结伴上访。
    
    “你俩上访的理由是什么?”我问。
    
    他俩异口同声地回答:“我们要结婚!”
    
    大女婿付胜虎是国企职工,在铁路上班。1995年跟李云交朋友时,听她说过家没户口。知道怎么回事后,他觉得国家肯定会管。“毕竟他们是中国人,又不是外星人,户口肯定能落下,今年不落明年落。”他怎么也没料到,这么多年过去了,户口还真没落下。因为李云没户口,他们同居了六七年,也没领到结婚证。
    
    第三次怀孕时,他俩岁数都不小了,付胜虎很想要这孩子。“因为我爱人的情况非常特殊,我想向组织反映反映,他们解决不了的话,帮我再向上级反映反映。我当时特积极,要求进步,写入党申请书什么的。”
    
    付胜虎一提孩子的事,领导的脸色立马变了。单位签过计划生育责任书,没指标的孩子生了,单位要挨罚。
    
    “你猜我们头儿怎么说:你要生下这孩子,就得把工作辞喽!让我二选一。嘿,绝了!非要我把这孩子打掉,不交流产证明不许上班。”付胜虎从办公室出来,骑车找了家小餐馆,一人喝了两瓶白酒,“我当时真想要这孩子,但家里人也反对,你没了工作,将来怎么养活他?”
    
    李云去医院做流产手术时,付胜虎没去,是他妈陪着去的,孩子老不下来。“我妈就叨唠:孩子呵,不是我们家不要你,实在是没办法呵,你下来吧,下回再来呵!后来孩子下来了,是个男孩。要是留着,现在应该满地跑了。”付胜虎坐在床边,低下头,眼神发直,紧闭着嘴。
    
    李殿洲的“小女婿”李世友,一开始也没觉得落户口是多难办的事。李月说自己没户口、没文化,开始他还以为骗他,是不想跟他交往。他背着李月,偷偷去了她家,看看她家住的那地儿、那房,又觉得话靠谱。后来他问了李殿洲,知道事情来龙去脉后,也觉得这事不复杂,能解决,今年不行明年,明年不成后年,反正他才21岁。可好几年过去了,户口依旧没着落,婚纱照拍了两三年,也没领到结婚证。
    
    他俩一起去永定门国务院信访办上访,说是挺幸运的,排到窗口,直接让俩人上了二楼,单独接谈。听说是户口问题,接访的人给开了张小纸条,叫他俩去公安部。到了公安部,一听说这些事,答复说这不归我们管,人就出来了。
    
    “真没想到时间越拖越长,也没想到会这么难。”李世友感叹道。
    
    俩“女婿”都是北京户口,以前,从未体会过没户口的难处。在他俩看来,甭管农村还是城市,人生下就该上户口,天经地义。没户口,你是谁?现在干嘛不都要看一眼身份证?这没户口可真是寸步难行呵!李世友总结说:“没有户口给我的最大体会是,你在家里是个人儿,一到社会,就成了空气。”
    
    一位当年黑龙江省委负责信访检查的干部,在后来的情况介绍中说:“当时检查组的同志们都认为,李的问题应很快得到复查落实,否则,他们全家七八口人没户口、没住处,对国家、对社会影响很不好。”
    
    “既然把我家事查实了,应不应该管到底?这是国家运动造成的,又不是我自己跑盲流跑没的,可到了也没给解决。我家要是有一个有官衔的人,这点事早解决了。现在,只要有人,没有的事都能办,户口也能买;没人,有事也办不成,小民百姓的事就没人管?”李殿洲越说嗓门越大,“嚯”地站了起来。
    
    “爸,你小点声说。”大儿子李贵峰把他按住,“一提这些事儿,他就激动。”
    
    医生明白地告诉李家人,没户口,不能开死亡证明。没死亡证明,不给火化。
    
    在双桥住了这么多年,街坊邻居都知道李家户口的事,派出所也不跟他家要暂住证,办事处考虑到李家的困难,在菜市场批了两个摊位,让他家卖菜维持生活,税费全免。
    
    李殿洲不停地上访,也不是一点结果都没有。他的两个儿子都是在北京出的事故,三个儿女,也都跟北京人结了亲。反反复复地上访,终于有过一线希望:有关部门说要把他们一家落户北京郊县。派出所的民警还来李家登记了人口,说是往上报,让他们等着。但等来等去,至今仍没音信。
    
    没户口的日子仍然一天天地过着,到了2005年夏天,李殿洲一家又被户口深深刺激了一回。
    
    8月8日,瘫在床上好几年的李秀珍,进入弥留之际,120急救车还没跑到医院她就停止了呼吸。医生让李家拿出户口,开死亡证明。回答说没有,那身份证呢?也没有。“咦,有这样的事。”医生也是头一回遇见。他明白地告诉李家人,没户口,不能开死亡证明。没死亡证明,不给火化。
    
    “人活着要户口,怎么死了也要呢?”李殿洲一点也没料到,又气又急。
    
    没办法,一家人只好到处跑,求人开证明。李家住的地方属三不管地区,当地政府也弄不清归谁管,全家人转圈跑,去派出所、街道办事处、民政科。虽然李殿洲在这一带住了20多年,但连跑了三天,找哪哪不管,都是推三阻四的,居住证明始终没开出来。
    
    第三天中午,连日奔波的付胜虎坐在椅子上睡了,迷迷糊糊中他做了一个梦。“我梦见我妈,她叫我:嘿,老虎,你醒醒,赶紧给我办事去。我腾地站起来,愣了半天神,然后跟我大哥说,走,咱们找报社去。”三个记者跟他们跑了一天,最后开出了一张居住证明。
    
    “我敢说,我妈走的不踏实。”大女儿李云说。
    
    “她跟我爸都太较真儿,认死理儿,老觉得有理走遍天下。像我家来北京多早呵,那会儿,要是踏踏实实地做点小买卖,早发了。他俩不,一有点钱,就上访去。我妈老跟我们说:咱家来北京是干嘛来的,不就是来告状的吗?”
    
    李云蹲在炉子边上,有些伤感:“上访把我家害了,也耽误了。访到这,推到那,老是一句话:回去等着!等等等,这都等多少年了。要不,你就干脆说不能办,解决不了,让我家趁早死了心,想别的法儿,该干嘛干嘛去。就像这炉子,眼看火要灭了,捅鼓捅鼓,又着起来了。老不解决,搁谁身上也受不了呵,愣把我妈耗没了。30年前,她抱着那么大的希望来北京,谁能想到,到死,她也没落下户口,连一张身份证也没有呵!”
    
    今年清明节,他们去给母亲扫墓。市场上卖纸的大爷知道他家的事,喊李云姐俩,替他们做了一套假身份证、假户口本、假存折,让她俩带上。
    
    在墓地,姐妹两人边烧边哭。
    
    当年的“小黑人”变成了“老黑人”,他的两个孩子又成了没户口的“小黑人”。
    
    早在2001年,就有记者报道过李殿洲家的事情:《一家三代苦盼户口》。文章600多字,见报那天,李家人都奔报摊买报纸。李殿洲更是比过年还高兴,一想起来,就拿起报纸看,大声地念。“那个记者也觉得我家这事不难解决,还问我呢:你想要黑龙江户口,还是想要北京户口?”
    
    李殿洲的两个女婿认为,家里这些事,得跟外人说,光靠上访不行。“以前,他们家有个误区,不敢说,也不好意思说。这也不能怪他们,都使别人的身份证找的临时工,让人知道了工作就没了。可这事,你不说行吗?不说,户口更没戏了。”
    
    他俩上网聊天时,跟网友聊起家里的事,结果没人信。“你家这事儿真少见,够邪门,赶上电视连续剧了。”
    
    去年,李秀珍去世时,李家的事再度被曝光。有多家媒体进行采访报道,有的还发了整版的文章。老街坊见了李殿洲都说:你家罪没白遭,这回户口指定解决了。
    
    有个记者还特意跑了一趟黑龙江,去了李殿洲的老家,找到了他家在县城住过的房,还找到他多年没联系过的姐姐和老母亲。老家人这才知道李殿洲在北京还活着。
    
    我的一个同事去年也采访了李殿洲家,文章发表后,出于同情和关切,她又写了三封信,分别寄给了黑龙江省委、省公安厅、省政府。不久,有了音讯,黑龙江省双城县公安局一个姓王的人与李家联系上了。
    
    大儿子李贵峰说:“他在电话里说,都这么长时间了,我们没法查。”
    
    李贵峰分析道:人家不好意思说不管就是了。现在的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这是哪年哪月的事,人都换几茬了。我家户口的问题,现在是没人管了,找哪哪不管。
    
    心直口快的李云接过话:“咱家这事,解决不了的根源,一是没钱,二是没人。”
    
    同在一个市场卖小百货的人劝她:你家干脆买个户口得了,干嘛治那个气,上访有什么用呵。“我们全家买户口,一是我家经济达不到,现在钱太难挣,我有时一天才挣几毛钱。再说了,干嘛要花钱买呵,买来的户口,拿着心里也不光明正大,偷偷摸摸跟做贼似的,丢人呵!”
    
    李殿洲的两个儿子,现在40多岁了还是光棍儿。两个女儿虽说在北京长大,但一天学也没上。“上一辈人扫盲也扫得差不多了,我俩倒成了文盲。现在没文化,能干啥?”小时候,李月帮别的小伙伴抄作业才识了俩字,姐俩本来不叫李云李月,因为原先的名笔画多,不好记,才改成现在这名儿。她俩最头疼填表,一填表,就傻了。做小生意,只会加减,不会乘除。
    
    “我们算是耽误了,不能再把下一代耽误了。”李云说。
    
    李云最小的哥当年来北京时,是自己爬着上的火车,现在也快38岁了。当年的“小黑人”变成了“老黑人”,他的两个孩子又成了没户口的“小黑人”。
    
    “老师见天问俩孩子,你家户口办下来没有?告诉你家大人,眼瞅要上初中了,没户口没法升学。回家催催你爸你妈,赶紧办。弄得俩孩子特郁闷。”
    
    我问李殿洲一家:“你们家户口的事,难道真没一点办法了?”
    
    李月马上冒出一句:“我家还得出点什么事,而且得出大事。事出来了,户口才有可能解决喽。”
    
    从30岁出头上访到60多岁,这么多年,也没能把一家老小的户口落下,李殿洲有些疲了。
    
    “我有时甚至考虑,真像老话说的那样,小事在人,大事在命吗?真是天命难违,非要我一家子受这么大罪吗?要不为什么这么难,老踩不到点上呢?”接着,他骂了一句粗话。
    
    李殿洲掏出一沓寄挂号信的单子,说现在每个月他都寄走一封上访信,让人家记得他家这事。他有些泄气:“现在,我有没有户口无所谓了,只要孩子们有就行。”
    
    “爸,我不同意您的观点。”大女婿付胜虎马上说,“您说岁数大了有没有户口无所谓,这话不对。没户口,将来您不又要走我妈那条老路吗?说得难听点,死了也麻烦!”
    
    李月也大声说:“现在,甭管是哪块儿,给我们家一个户口就成,我们家也不敢有太高希望。说到底,我们也是堂堂中国人,在中国生,中国长呵!给我一个户口,我是中国人。”
    
    正说到,小儿子李贵宝兴冲冲地进屋,告诉李殿洲,一家香港电视台的记者刚给他打来电话,说要跟李殿洲回一趟黑龙江老家实地拍摄,想采访他家的户口为什么这么难解决。
    
    没想到,李殿洲口气坚决地说“不回去”。
    
    李云、李月一听就急了,叫着:“干嘛不回去?没准这样一回去,咱家的事就解决了。您不回,我们也要回!”
    
    问了半天,李殿洲才嗫嚅道:“跟你掏心窝子说,我是没脸回去。”
    
    他讲当时认识的人都借遍了,拉了太多的饥荒。那时,猪肉才4毛钱一斤,现在都翻了多少倍。这家300元,那家200元地借了都没还,现在回去,还,还是不还,咋还?还有借的粮食呢?
    
    “再说了,当年上访的,比我家复杂的事都解决了,我家这点事,到现在没解决不说,人都死俩了。要是解决了,我回去,满面红光。可我30多年,拖家带口地告,也没给解决。现在回去了,还能有人管,能解决吗?”
    
    末了,他又迸出一句出人意料的话:“我领人回去,让香港电视曝光我家这些事,这不是给咱国家丢脸吗?”
    
    从李家出来已是晚上八九点钟,门前的水泥路上一盏路灯都没有,黑灯瞎火的。李月送我,黑暗中,她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说:“户口,就像一座大山似的,压得我们一家人喘不过气来。都32年了,哪年哪月才是头儿呵!”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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