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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后各式各样的表现与说辞/何必 请看博讯热点：四川地震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6月30日 来稿)                7名人民大学的学生，看到汶川大地震的灾情后，历时15天完成了一份长达4万字的“震后恢复建议”，并送达了国务院。很快，国务院应急办要求几名学生加送几份，并请他们到中南海会谈。6月15日，学生们收到了一封来自四川省副省长李成云的信，对方表达了感谢之情以及进一步探讨的期望。（2008年6月30日《京华时报》） (博讯 boxun.com)          多好啊。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上级领导很重视哦，还召见了拳拳赤子们哪。          真是让俺这样的社会最底层的混混儿嫉妒得火冒三丈。什么时候，咱也能够受到父母官们的赏识啊。          其实，给灾后重建提的建议，还真是不少。不过，到底什么样的才会被贪官污吏们认可，那可就有太大的学问啦。          王未名发来BBC和世界日报的相关报道。          2008年06月29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04:05北京时间 12:05发表           转寄朋友 打印文稿          习近平接见港澳特首感谢援助灾区          中国副主席习近平接见港首曾荫权          正在四川灾区视察的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6月28日在成都接见了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和澳门特区行政长官何厚铧以及港澳特区政府考察团。          习近平对港澳特区政府和港澳各界对四川地震灾区的支援表示感谢。          曾荫权表示，他这次前来四川探访是代表香港市民慰问灾区同胞，并表达香港市民对参与灾区重建的意愿。          曾荫权说，他将于下周向立法会申请救灾拨款。他还同四川省政府初步商定派遣一个20人的香港立法会议员代表团前往灾区考察。          何厚铧也向记者表示，澳门特区政府已经制定了几个初步方案，其中包括将在未来5年的财政预算中列支专项资金，用于四川灾区的重建工作。          曾荫权与何厚铧还巡视了四川地震的3个重灾区，并与当地政府领导人讨论了港澳参与灾区重建计划等问题。          ……………………          穗发现小行星 命名汶川星          【本报北京二十三日电】广州中山大学学生、「苏梅克近地天体奖」获得者叶泉志表示，国际天文联合会在20日宣布批准将其发现的161715号小行星命名为「汶川星」。          文汇报报导，叶泉志希望以此悼念在汶川大地震中的罹难者。据了解，这颗小行星是叶泉志在2006年6月23日发现的，其暂定编号为2006 MZ12，其中「MZ12」恰与大地震发生日期的英文缩写(5月12日，May 12)近似。          小行星的直径约3700米，公转周期为4.08年，属于主带II型小行星族。目前它的亮度为21.8等，距离地球5.85亿公里，位于双子座，下一次冲日的时间是2009年2月20日。          据报导，迄今为止，叶泉志共命名了五颗小行星，其中包括与台湾鹿林天文台合作发现的「广州七中星」和「苏东坡星」，以及另外三颗以自己祖先命名的小行星。          2008-06-23          ……………………          北川新址有谱          【本报北京二十三日电】在汶川大地震中被摧毁的北川县城，在不久的将来，一个新北川县城将在安县安昌镇东南方向两公里处重新崛起。          四川新闻网报导，《北川县城「5·12」特大地震灾后重建选址与规划研究》对安昌东南、擂鼓镇、永安镇、安昌镇、桑枣镇五个选址方案进行论证后，推荐安昌东南选址作为北川新县城的选址，而这一方案目前已初步获得绵阳市政府方面的认可。          2008-06-23          ……………………          美女老总 帐篷小学当义教          有美女教师之称的李卓在临时帐棚所搭建的教室里为小朋友上课。【取材自华西都市报】          【本报北京二十四日电】一名刚满21岁的成都女孩李卓，身家非凡，为了救灾，以志愿者身分到汶川帐篷小学做老师。从6月3日至今，学生从一个到六十多个，学生除了形容她是「云朵里来的美女老师」，也有人喊她「妈妈」。          华西都市报报导，这名「美女老师」是四川多家房地产公司的总经理，地震发生后，她从13日到28日，兼程往返于都江堰、绵阳、广元和映秀等地震重灾区，自己买水和食物并订制帐篷，租来大货车亲自运送。          6月1日，李卓以义工身分到震央汶川，被指挥部分配到县城三公里外大山深处的克枯乡，海拔近三千公尺。隔天，她把附近孩子陆续集中起来，希望能带给他们一些不完全是课本上的知识，她寓教于乐，想让孩子们在快乐中暂时忘记灾难。          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得知「云朵里来的美女老师」要帮孩子上课，整个杂榖脑河附近的小朋友都来了，有六十多个，从4岁到10多岁不等。救灾的解放军部队也捐赠50多套桌椅、两个小黑板，还帮忙搭了帐篷。          报导说，6月6日上午9时，两棵有16年树龄的樱桃树之间拉起了「帐篷小学」横幅，举行了简单的开学仪式，家长和孩子的掌声代替鞭炮。          2008-06-24          ……………………          1900重刑犯 千里大转监          警力7718人次 接力行军10昼夜 规模空前          【本报北京二十四日电】中国有史以来一次使用汽车最远距离转移服刑人员行动，于6月14日在阿坝监狱拉开帷幕，经过10天10夜，分八批次接力行军，出动警力7718人次，车辆1580辆次，途径23个市（县）接力行军，累计行程1万3500公里。          中国青年报报导，建于1962年的阿坝监狱，地震后监舍毁坏，300余名干警与2000余名重刑犯在帐篷内同吃同住，干警一旦不能控制局势，后果不堪设想。          更要命的是，由于阿坝监狱四面环山，受地震影响形成400万方泥石流，若遇暴雨可能会把整座监狱一口「吞」下。于是，狱方与相关单位终于敲定「千里大转移」行动计画。          据报导，这是中国监狱有史来，最大规模使用汽车的一次服刑人员转移行动，由于多个部门协调和支持，这次转移行动未出现一起意外事故，更未出现越狱或逃脱的罪犯。截至今天，1900余名重刑犯被成功转移至其它监狱。          2008-06-24          ……………………          唐家山堰塞湖 拟规划景区          川震重创旅游业 成都官员赴各省市揽客          【本报综合报导】四川大地震后，当地经济严重受创，其中旅游业首当其冲。为此，成都市派出由市委高官组成的「公关团」，前往各省市宣传，吸引各地商旅前往成都。而大地震形成的唐家山堰塞湖，则将规划建设成旅游风景区。          新华社报导，四川绵阳市委秘书长陈兴春24日在四川省政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在新北川建设规划中，堰塞湖的科学开发成为重要内容，绵阳市将组织专家组调查研究。          他表示，专家正对堰塞湖综合开发进行规划设计，这是整个北川重建的重要部分，把唐家山堰塞湖建成旅游景区将成为科学利用堰塞湖的一个探索。不过，陈兴春说，受到条件限制，唐家山堰塞湖尚未进入实质开发阶段。据初步统计，目前北川县内有14个堰塞湖。          另据香港媒体报导，四川地震后，省会成都旅游停顿，甚至出现了投资减少及撤资情况。许多酒店客人很少，亏损严重，业者想关门停业，但当局并不准许，为减低成本，成都的旅行社和酒店纷纷裁员。          面对这种情况，成都市委日前决定派出「公关团」前往各省区揽客，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带领由20名媒体负责人组成的「公关团」，前往广州、深圳、南京、上海、北京、杭州、长沙等地，希望能吸引人往成都旅游、投资。          2008-06-25          ……………………          救灾乱象多 固精丸在列          八成捐款还「卡」在路上          【本报综合报导】汶川地震后，救灾、捐赠款物的分配、使用和监管备受关注。财经网报导，审计署实行全方位的跟踪审计，截至目前「尚未发现重大违法违规问题」，但发现救灾款物管理漏洞不少，一些基层政府私设门槛贻误中央救济粮款发放，还存在虚报受灾人口多领财政补助问题，而更离谱的是，捐赠物品惊现「锁阳固精丸」。          审计署称，审计人员进村入户审计后发现，灾区部分乡镇尚未完全落实中央确定的「每人日均一斤粮十元钱」的救助政策。四川省汶川县、黑水县、茂县和理县，共有65个乡镇应领取临时生活救助款，但只有28个乡镇的灾民按时领到了救助款。最离谱的是理县全部乡镇的灾民均未领到救助款。据报导，一些政府部门和单位私设救助门槛，是导致救灾款物发放迟滞最大的原因。          审计还发现基层存在夸大灾情多领财政补助问题。以四川省汉源县为例，「该县一些乡镇交通通讯中断，灾情核实困难，统计出现差错，导致重复统计、多报多领补助金1333万元和补助粮133万斤。」汉源县民政局副局长罗全德证实，汉源最初上报受灾人口为69323人，后经审核，6月19日受灾人数减为58360人。          审计署称，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在捐赠款物的筹集、管理、分配上，出现了违纪违规问题。截至6月12日，尚有243.71亿元结存在非灾区的捐款接受地，占全国接受捐款总量的81%，未能及时上缴有关中央部门，或由单位统筹安排拨付有关灾区。          此外，少数捐赠物资还存在质量问题。据新快报报导，一些捐赠物资与灾区实际需求脱节，甘肃省接受的「锁阳固精丸」等非抗震抢险救治急需的保健品，至今闲置未用。          2008-06-25          ……………………          川妹子保母 抵北京谋生          【本报北京二十六日电】京华时报报导，昨天下午2点40分，来自成都的T8次列车停靠北京西站，35名身著制服的家政员走下车厢，她们是震后首批从灾区抵京的「川妹子保母」。          川妹子公司负责人宋瑞介绍，这批家政员来自四川都江堰、绵竹等重灾区，年龄最小的18岁，最大的51岁，大多数在30-40岁之间。报导指出，她们在地震中有的失去了亲人，有的失去了房子。因为家庭困难，她们来京打工。「这批川妹子在成都已进行了培训，还要在京接受岗前培训，学做北方菜。」宋瑞说，目前已有三成多的「川妹子保母」被预订。          据报导，因这批「川妹子保母」属于就业援助性质，月薪稍高，约在2000元。          昨天下午3点，这些川妹子走进出站大厅后，自发排成四排领队何春蓉的号召大家齐唱「从头再来」，当整齐的歌声在出站大厅响起时，川妹子们潸然泪下。围观的旅客和她们一起高喊：「加油四川、加油中国。」          2008-06-26          ……………………          保护学生入师德          网民质疑教部不查校舍质量问题 意在转移公众视线          【本报广州二十七日电】教育部一提出将保护学生安全纳入师德规范，网民们立马炸开了锅。赞同者不少，认为保护学生安全是教师的天职；同时，反对的声音也很多。新快报报导，部分网民质疑教育部的这一做法本末倒置，「此时不查校舍质量问题，而出台保护学生条例，教育部是不是在转移大众的视线。」          据报导，教育部近日在其官方网站公布新修订的《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征求意见稿）》，「保护学生安全」首次加入其中。该内容的加入，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最近在坊间讨论得沸沸扬扬的「范跑跑事件」。          规范出台后，许多教师纷纷表示支持。网民「无心」是名教师，他说：「在危难时候人有逃生的本能，但作为一名教师在孩子们面前，也有保护其生命安全的本能！」          网民「水晶心」剖析教师职业特性与保护学生的关系：「教师这个职业是神圣的，作为一名教师，他不仅仅是教学生认识ABCD，更是在潜移默化中教导学生如何做人。『跑跑』不是坏人，但他不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任何一位教师，都应该是孩子们学习的榜样，我们总不能高喊向『范跑跑』学习来弘扬这种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吧？」          报导指出，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心平气和地接受这一条例的修改。有网民提出疑问：「难道教师的命就不是命？在危难的时候老师也想活命啊。」网友「云淡」提出疑问。「以后师范教育应该增加空手道之类的训练，不及格就不能毕业！对于学生的保护，是作为长辈的本能，而不是规定出来的。」          一些网民甚至质疑教育部的做法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也有的网民不忘调侃一番：「看来老师也是高危行业啊，每个月两千多块钱还要随时准备玩命。」          网民们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如何保护学生安全。「教师保护学生，应该。但前提是校舍必须安全。而校舍的安全是教育部等部门的责任，他们的责任呢？」          也有网民认为教育部此举只是为「形势所逼」，并没有深思熟虑。网民「今天没空」的批评更是直截了当：「为什么这个时候不查校舍质量问题，而出台保护学生条例，教育部是不是在转移大众的视线呢？」          2008-06-27          ……………………          防疫 北川再封城          【本报北京二十八日电】据新华网报导，四川北川县公安局发出公告，从26日起，对北川县城实行再度封闭管理。来自绵阳及外地的600余名公安民警，将透过昼夜守护等方式，除持有特别通行证的防疫、公安等人员及车辆外，严禁其它人员进出北川。县城          最近，北川县城的一些居民陆续返回家园，在地震废墟中寻找著幸存下来的最后一点家当。26日再次封城后，他们也被禁止进入县城。          北川县公安局局长谭嘉敏强调，对县城灾区实行封闭管理，主要是为了有效防止疫情蔓延、保障群众人身安全，确保灾后防疫顺利进行等。由于天气炎热，此次封城将持续较长一段时间。          谭嘉敏说，早在5月20日，北川县城为防止疫情蔓延实行特殊管制。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大量被转移的北川县居民陆陆续续返回北川，寻找自己亲人和剩余的家当。由于随时可能发生的余震和疫情扩散的危险，公安部门决定再次封城。          2008-06-28          ……………………          赖斯抵川震灾区慰问          美国国务卿赖斯29日抵达成都，开始四川访问行程。【新华社】          【本报北京二十九日电】应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邀请，美国国务卿赖斯率60余人代表团今日上午10时25分乘专机抵达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展开对中国为期两天的访问。四川省副省长黄小祥、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刘结一、成都市市长助理毛志雄前往机场迎接。赖斯是迄今为止访问中国地震灾区的美国最高官员。          综合新华社、中新社报导，赖斯一行上午赴都江堰腾达俱乐部废墟、「勤俭人家」灾民安置点、玉塘镇永固村参观慰问，考察美国捐赠的水净化项目，并出席中外媒体见面会。          另外，赖斯今天下午飞赴北京，与中国领导人会见；并与杨洁篪会谈，双方将就两国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外交部统计显示，地震以来，美国政府向中国提供总计一百万美元的资金援助和价值160万美元的物资援助。          2008-06-29          ……………………          洋鬼子在中国的媒体对于地震引起的连锁反应有着说辞。          “范跑跑”挑战中国人传统道德观          英 | 大 | 中 | 小2008年06月23日11:59          在5?12四川大地震中一位据称不顾自己的学生而独自逃生的教师在网上为自己的行为进行了辩解，随后他被取消了教师资格。          都江堰市的语文教师范美忠在中国一个知名互联网论坛发言称，他不为抛下学生自己逃生而感到愧疚。被网民称为“范跑跑”的范美忠在文章里说：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          范美忠的言行直刺中国人的痛处          范美忠的学生都安全脱险，校舍也没有倒塌。但地震10天后他在网上的发言让他成为网民眼中的恶人，一些人将他视为公敌。在地震后受到攻击的其他人还包括姚明等，一些人抱怨他向灾区的捐款太少；辽宁省的一位女网民对国家设立三天哀悼日发泄不满的视频也引来了成千上万条愤怒的评论。          这是中国国内今年不断积累的原始情感的又一次爆发，今年3月份西藏反政府骚乱和其它国家在奥运火炬接力期间发生的示威就曾引发民众的不满情绪。地震中倒塌的数百间教室引发的争论已成为这场自然灾害带来的最痛苦、最敏感的问题之一。这次地震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69,181人。          尽管海外的许多人都认为中国政府限制言论自由，不过在范美忠的案例中，来自他同事的压力也非常大。在被问到为何要在网上发表这篇引来如此多批评的文章时，范美忠称，他认为他有自由讲话的权利。他说，这只是我的真实经历和看法。          在地震发生以来的六周里，出现了很多英雄事迹，如10来岁的孩子冲进即将倒塌的大楼救走被吓坏了的同学、为压在废墟中的同学托着吊瓶的的男孩。互联网让这些故事通过有影响的论坛和博客迅即传播开来，并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一些人还受到了政府的表彰。中国的互联网用户数位居世界第一。          范美忠的照片和讽刺他的漫画在网上到处流传，其中包括网名慕容萱的歌手创作的音乐视频，这首模仿瑞奇?马汀(Ricky Martin)《生命之杯》(Cup of Life)的歌曲嘲笑了范美忠的胆怯。一直到本周末，这段视频仍可在Youtube.com上观看。中国国有媒体新华社曾报导说，这首歌曲将可下载为手机铃声。上周，新华社公布了范美忠被开除的消息。          不过，范美忠也有一些支持者。搜狐(Sohu.com)上的一篇文章写道，范美忠这样的人有很多。但只有他站出来勇敢地说，“我没有救人。”他是牺牲了自己让人们重新认识了一些体制，我们需要这种观点上的差异。          在5月24日发表在一个教育网站聊天室的文章中，范美忠称，地震后善恶的两极化是一种道德绑架。他写道，他知道也有一些人选择了逃跑，而非帮助周围的人，他希望这些人知道并不仅仅只有他们这样做了，而且他们没有做错什么。他还质疑过多关注他的逃跑、而不是预防灾害方式的做法是否合理。          范美忠写道，我知道在地震发生的那一刻抢救其他人要做出一些牺牲。但从媒体的报导和大众的意见看，我感到了一种道德上的宣传。他们封锁了所有的其他行为。他们宣传牺牲和极高的道德标准，道德绑架那些有不同行为的人。我认为有必要抵制这种成为殉道者的压力。          新华社的报导称，范美忠被解聘不是因为首先冲出教室，而是因为地震后的言论。在地震前，范美忠以努力工作而闻名，也深受学生们的爱戴。          新华社的报导援引范美忠所在学校校长卿光亚的话称，我认为在地震中求生是一个人的本能，但他不应该说那些话。那些话是不妥当的。          范美忠认为，学校受到了当地教育部门和来自教育部的压力。新华社援引教育部一位发言人的话称，解聘范美忠的决定是学校自行做出的。          范美忠说，没有经受过强烈地震危险的人难以理解对此做出的第一反应。因为这个指责我是不合适的，也是不公平的。对于我的直觉反应，至少应该有一些理解和理性而友好的评论。          Loretta Chao          ……………………          一直发来电子邮件提供各种内容者对地震也涉及颇多。          中国农民学习动态          2008年6月13日 9:40          抗震救灾，莫依赖政府，莫等温总理          抗震救灾，莫依赖政府，莫等温总理          李因才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29282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中国政府反应异常迅速，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震后两小时即赶赴四川灾区，与邻国缅甸军政府形成了鲜明对照。这种高度负责的表现令外界大加赞赏，西方媒体的态度更是出现了180度的大逆转，不仅此前的批评声浪一下子归于沉寂，而且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正面声音。          也有人提出疑问，泱泱大国总理为何要奋不顾身，第一时间亲赴灾区？那里信息不畅，坐镇中央指挥调配不是更能发挥优势？一个国家对灾害的反应速度难道要以政府首脑的反应速度来衡量？为什么美国在遭受飓风"卡特里娜"袭击之后布什总统可以从容不迫，七天后才赴现场？有评论认为，中央政府之所以反应如此迅速，原因在于中国政出多门，各种利益难以协调，由温总理亲临灾区指挥，才易于排除各种杂音。          这种观点可以说触到了中国政治体制的痛处，不过，除此之外，笔者以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中国，民众对政府存在一种高度的惯性依赖心理，当灾难突降，这种依赖心理更是无以复加。不仅如此，在中国还形成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到场或主抓的官员级别越高，民众越觉心安，因为这样越能凸现政府对突发事件的重视程度。          说民众过于依赖政府，在灾难或各种突发事件面前惰性地等待政府，其实从根源上讲，并非民众自己的责任。因为这种心理很大程度上源自政府的作为，源自政府一步步让民众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性。          为什么这么说，原因有两个：其一，除了政府，民众别无求助对象，尽管对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还有些不信任；其二，民众的自组织能力严重不足，他们在平日也没有机会训练这种能力，因为政府对这种社会的自组织限制颇严。所以当灾难来临时，民众只有把眼睛盯着政府。          中国向以中央集权治下的社会安逸著称于世，正如托克维尔所说，这种大一统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赋予国家的日常事务以秩序井然的特征，不过，社会表面呈现出良好秩序和社会安宁，实则内部昏昏欲睡。这种社会的民众只需安分守己，因为政府已提供了他们所需要的一切。这种社会缺乏自我管理能力，缺乏公共精神，缺乏社会进步必不可少的创新与活泼，因而，"当它（政府）无精打采时周围的一切也无精打采，当它睡觉时周围的一切也会睡觉。"          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更垄断了社会的一切领域，在农村通过人民公社制，在城市通过单位制，并利用意识形态教化，将个人编织在国家的权力网络里，个人成了国家机器上一颗心甘情愿的"螺丝钉"，国家和个人直接面对面。改革开放之后，经济自由化、市场化的结果导致国家的权力萎缩，个人从国家的权力网络和意识形态的牢笼中挣脱，成了相对自由的存在，社会开始呈现出勃勃生气，不断地推动进步。          不过，在国家权力退缩之后，社会相应的力量却没有适时地填补上去。原因在于，政府对社会自组织始终抱持一种不信任态度乃至怀有一种恐惧心理。担心社会自组织大量涌现，会导致社会失序，会对既有的权力结构构成巨大挑战，教唆甚至主动对抗政府权力，与党和国家形成严重对立。于是政府出台了大量法规，对社会自组织严加约束。          这种忧虑并非捕风捉影，公民社会的成长、社会自组织能力的增强肯定会削弱现有政府的权力和权威。但过度的拘束往往也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为政府的权力已经不能再像以往那样随意伸展。由于社会力量不能正常发育，没有适时填补上去，导致原来由国家管控的领域出现了大面积的权力空白、断裂地带。一旦社会出现危机的时候，社会不能依靠自己的能力自我调适，往往要寻求国家权力的介入。          此次大地震，让这种弊端暴露无遗：在外部救援人员难以到达的区域，区域内自救能力严重缺乏；有些地方行政中枢陷于瘫痪，当地秩序随之一片混乱。          另一方面，很多人观察到，在此次救灾当中涌现的自愿者组织表现非常亮眼。地震之后，他们及时自发组织赶赴灾区，捐款、捐物、救援、救助、心理疏导，做了大量工作，对积极的政府行为形成了有益补充。          正反两个方面的例证表明，政府应在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间寻求平衡，应改变对社会自组织的过度警惕心理。特别对救灾当中出现的一些公益性组织，政府更应适当放松政策并加以扶植，让他们充分发挥机动灵活、反应快速、贴近人心的优势，成为政府今后应对自然灾害、社会问题的重要力量！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08-6-12 本站发布时间：2008-6-12          ……………………          中国农民学习动态          2008年6月16日 16:43          用制度积累进步的成果          用制度积累进步的成果          孙立平          http://www.chinaelections.com/NewsInfo.asp?NewsID=129515          不到半年的时间，两场巨大的灾难，夺去了数以万计同胞的生命。但不管怎样，灾难来临了，就只能承受，只能自救。从更积极的意义上说，如果能将与自然灾害抗争的努力化为社会的进步，并且保留和积累起来，也可以算作是不幸之幸。          对于这次中国的抗震救灾，国际社会几乎给予了一致的肯定。德国《世界报》评论道，每个小时就公布一次死亡人数，这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在这次自然灾害面前，中国政府表现出完全的透明，网络、报纸、广播和电视台可以自由地进行报道，观察者看到的是与以往不一样的媒体和记者，他们可以亲往现场进行报道，对震区情况进行现场播报，并提出尖锐的问题。在中央电视台的报道中，满目皆是哀悼者、送葬者、牺牲者以及沮丧的士兵，他们因为山体滑坡而无法挺进灾难的核心，因此眼中充满了绝望，但全中国人民都时刻准备着为灾区的人民贡献自己的力量。          韩联社的报道也指出，中国领导层应对大型灾难的态度在发生变化。唐山大地震3年后才公开了死伤者人数。而在这次四川大地震中，中国领导层采取了坦诚、沉着的应对方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对这次距北京奥运会开幕不足3个月发生的大地震，中国政府没有隐瞒死难者人数，坦诚公开了所有相关信息。此次地震后中国政府的做法让人感到 "耳目一新"。中国最高领导层意识到，在发生大型灾难时不应一味遮掩，只有如实公开事实才是解决问题的捷径。          对于中国这次抗震救灾的肯定，来自多方面的比较。与缅甸的飓风灾害相比，中国的抗震救灾倾注了举国之力；与年初的雪灾相比，这次的抗震救灾反应迅速而有效；与30年前的唐山地震相比，人们看到的是一种更加现代和开明的对待灾难的反应。因此，人们在灾难中看到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进步能否用制度化的方式积累起来。在我们的社会中，其实并不缺乏进步，特别是在某些灾难和悲情的氛围中，这种进步往往更是明显。但关键的问题是，这样的进步常常不能积累，过了这样的特殊时期，一切就又回归到过去的老路上去了。          记得在2003年非典的时候，我曾经写过这样一篇文章： 《让我们带着 "病毒"生存》。文中写道， "这两天，北京的疫情似乎已经渐趋平稳，更乐观一点说，也许是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发病人数已经降到了每天20例以下。恐慌的情绪在渐渐消散，大街上复又是车水马龙的景观，人们的生活在逐步恢复常态。……不管疫情是否会有反复，人们都不可能永远生活在 '非典'的非典型生活状态中。面对着大街上复如昔日的热闹与繁忙，面对复如昔日的常态社会生活，谁能够保证说，上述人们所分析的社会生活的种种变化，一定会在我们的生活中持续下去？谁能够说，一颗在非典型时期播下的种子一定会在典型时期生根发芽？灾难可以给人们以教训，并且会由于灾难的创伤而使得这种教训更为深刻，但教训是否会长存在社会的记忆里，不是必然的。"现在回过头去看，许多方面不幸言中。          尽管悲伤还没有远去，但隐隐的不安却已在萌生。正如最近网上一帖子说，CCTV在地震以来一直都算不错。这也是周围很多人的一致评价，僵硬的面孔上开始泛出人性的光辉，有时并非字正腔圆的声音里传达着更加饱满的信息。但当我们对它的看法刚刚有所改变的时候，它又回到了过去，依旧是那浑厚的男中音旁白，依旧是那套重复了无数次的套话。因此，要将灾难中所取得的进步保存和积累起来，仅仅靠社会记忆是不行的。社会进步的积累关键是要诉诸于制度。          我们需要用制度将这次对灾难积极而有效的反应积累起来。在这次抗震救灾中，对灾难快速的反应，集中力量救灾的能力，信息的公开，还有对外界相对的开放性，都为人们包括挑剔的国外舆论所肯定。但更重要的也许是在这一切背后的东西，即对于人的生命的重视，公民意识的觉醒，尤其是政府与民意之间的良性互动。仅仅在短短一个星期的时间里，人们就可以看到，舆论强烈呼吁开放外国援助人员，两天后果然外国救援人员被允许进入；舆论指责银行收取捐款手续费，两天后银监会即要求各银行免收捐款手续费；灾情发生几天之后，国务院顺应民意正式确定了国家哀悼日，举国哀悼地震遇难同胞，国旗第一次为普通国民而降。所有这一切，无疑都体现着我们这个社会一种极为重要的进步。但问题是，这种进步仅仅是一种措施，还是一种制度？许多社会进步最初体现的形式当然都是措施或举措，但举措或措施只有固化为制度才能恒久。          我们需要用制度将产生的进步积累起来。在这次抗震救灾中，无论是体现出来的力量还是所表现出来的弊端与缺陷，都与我们这个社会的特性有关。在极短的时间内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投入抗震救灾，并且形成一个有效的指挥系统，是与我们的制度甚至权力模式有关的。就此而言，有官员说中国救灾机制是国际一流，应当说，也是事实。我们这个体制有一种很独特的能力，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也是其他国家往往自叹不如的地方。但必须看到，这个能力的形成是与我们的体制特点有关的，即权力的高度集中统一。这种权力模式在形成瞬间迅速有效反应的同时，也会造成一系列的问题。在面对灾难的时候，至少有两点可以看得很明显：第一，在这种权力高度集中的模式中，我们社会的自治性太差，社会的自组织能力太弱。本应在救灾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民间组织在我们的社会中几乎付诸阙如；第二，集中而垂直的权力系统过于呆板和僵硬。为了这个集中的权力能够有效运转，手段只有强调上下之间的 "命令-执行"系统。而这样的系统在突然的灾难面前，僵硬性就充分暴露出来了：一级一级地听指示，贯彻领会精神，除最高层之外的每一级似乎都缺少些行动的自主性。          但在这次抗震救灾中，我们也开始看到民间力量更加有明确自主意识的行动。如有的企业已经不是满足于尽可能多地捐款，而是在考虑如何更有效地在救灾甚至重建过程中发挥企业作用，为此，有的企业派专业技术人员直接赴灾区进行调查和商谈，以了解灾区的需求，制订更有效的长期计划；有的NGO组织也在讨论如何使得救灾活动更具有可持续性，并为此而探寻新的模式。          与此同时，我们需要积累的，还有一种社会心态和国民精神，尽管这种积累需要的不是制度形式。在这次抗震救灾的评论中，有两个人说了两句经典性的话：一句是评论员笑蜀说的，让我们以整个人类名义来面对灾难；另一句是一位叫做五岳散人的网友说的，天灾面前不需要制造人间的敌人。笑蜀说，面对大自然的宣战，无分国界，无分民族，无分宗教，所有的人都是朋友；一切的恩怨、一切的纷争都应中止，为绝境中的生命让路；巨大的灾难把全世界跟中国紧紧团结起来；我们更需要团结，跟整个人类团结。五岳散人则抨击了那种习惯于制造敌人的人，这样的人，即使在天灾面前也在不断刻意地制造敌人，他们制造对立面，甚至不惜造谣生事。其实，不需要敌人，更不刻意地制造敌人，也许不仅仅在灾难的非常时期是如此，在平时就更是需要。灾难使人们体会到同类的善意，体会到人心的相通。而这种体会更需要保持到正常的社会生活中。          在灾难的背景中，人们用悲伤肯定着社会的进步，但对于这种进步我们也许需要保持必要的审慎：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有，还是没有进步，而在于进步的成果能否用制度的形式保存和积累起来。          来源：经济观察报 来源日期：2008-6-1 本站发布时间：2008-6-16          ……………………          中国农民学习动态          2008年6月22日 19:09          国管局副局长的话“刚性”不足          国管局副局长的话"刚性"不足          高人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29874          6月19日，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寻寰中在接受中国政府网的访谈时表示：对解决公务接待中的浪费问题，一定要在"刚性"的制度上取得新的进展。          但他的谈话，却"刚性"不足。          一、他透露，温家宝总理批示财政部、发改委、国管局、监察部等多个部门合作研究相应措施，治理公务接待当中的浪费问题，是"去年"的事情。          去年何时？年初，年中，还是年末？语焉不详。尤为关键的是，今年已经过半，但"刚性"制度的内容阙如。          去年的批示，今年仍不见落实，还停留在"下一步""一定要"的务虚阶段，只是放出了"刚性"的大话。　　          二、他否认中国各级党政部门每年公款吃喝消耗3000亿的说法，并称经过研究他们认为该数据有夸大性，但他亦坦言政府接待的开支确实不小。          敢向媒体断言3000亿是"夸大"其词，一定是经过翔实统计已经得出了准确的数字，却又不予公布，这就难免使人心生比3000亿还要大的疑窦。          还有，"坦言政府接待的开支确实不小"，这"确实不小"究竟是多少？却又是讳莫如深，何"坦言"之有？          寻寰中执行国家有关政务信息公开的规定就既不坚决也不坚定，毫无"刚性"可言。          三、他表示中央国家机关将今年的节约重点确定为汽车节油，并分析主要原因为国际油价攀升、治理通货膨胀、油价提价放缓和抗震救灾的实际需求（似应是"需要"——但原文如此）。          此话存在两个问题。          一是除中央国家机关应当节油外，各级国有企业也应该包括其中，它们的浪费实在惊人。          二是不谈反腐，也不谈能源战略和减排治污的可持续科学发展，只强调市场和经济，尤其是抗震救灾的原因，人们从中只能得出节油不过"权宜之计"而已，并无"刚性"可言。          支持"权宜之计"之说的根据，正是他透露的节油20％目标的措施——自6月23日至7月19日，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各单位公务用车封存停驶50%（该帐如何算出，笔者无解，姑妄听之）。          既然一半公车停驶27天就能实现节油20%，那么，人们不禁要问：节约潜力如此之大，节约目标何以如此保守？          四、他还宣布，7月20日至9月30日，统一执行北京市的限行规定，公务用车一律实行"单双号"，《公共机构节能条例》也有望年内出台。          既然一半公车两个月停驶并不影响政务，同节约20%的燃油不如砍掉20%的公车一样，何不砍掉50%的公车？从根本上治理才是"刚性"。          访谈的主题本是落实总理批示，解决"公务接待中的浪费问题"，却只谈3000亿的"公款吃喝消耗"言过其实，而不谈解决问题的任何具体办法，还将访谈的重点暗渡陈仓到公车消费的另一个3000亿，大概是因为有"干货"拿得出手，谁料竟是毫无"刚性"的软货！          中国政府的官员，接受中国政府网站的采访，或曰中国政府的网站，安排采访中国政府官员，都是自家内部的事情。所谓的"刚性"，不过是先声夺人，除了敷衍外界的舆论，缓和一下民怨外，岂有他哉！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08-6-22 本站发布时间：2008-6-22          ……………………          中国农民学习动态          2008年6月26日 18:21          也许根本就没有罪人          也许根本就没有罪人          ○黄章晋 2008.6.8          魔鬼教官,较资深新闻民工，资深网民，长期不明真相围观群众          汶川地震垮了那么多学校，死了那么多孩子，不可能不令人愤怒。问责之切是人之常情，问题是，现在的问责全部指向具体的个人，如果没有能担负直接责任罪人呢？          说实话，下跪四次的那位绵竹市委书记蒋国华我很同情，做到这个份上，他的水平基本上达到了东亚社会官场的最高水平了，在我国，至少媒体上从来没有看到过有这样的表现，如果他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把"我下跪不是因为内心有愧"反过来说——"我下跪是因为内心有愧"，他能达到西方历史上表现最好的政客的水平了。我的恩师、大右派莫之许也这么认为，虽然孩子们大量死亡是不可接受的，但蒋国华本人与此并无直接责任，能下跪四次，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官员了。          而蒋国华之无人公开同情，乃是因为孩子死的太多，人们不可能还有同情给这位倒霉的市委书记。刻下民意显然是不杀几个官员、几个校长、几个包工头，是没法交代的。          假如真查出几个官员、校长有贪污贿赂问题，但因此被重判，实在是同罪不同罚，因为一个教学楼无论如何能榨出的油水，都是非常有限的，而现在被查出的贪腐大案，上千万者未必就死。我相信肯定能查出来，但许多日子后，我想会有人认为，相比之下这些人死的有点冤。          如果是这样一种极端情形，可能被判重罪就更冤：某个对学校建筑质量负有巨大责任的建筑承包商，很可能他当时长期被拖欠建设款。以我个人的经验，在中国内地基层地方，公用建筑被拖欠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越是穷的地方越是如此。          在汶川地震死于学校垮塌的孩子们，本质上是死于教育贫穷。我想，汶川地震受灾地区，一定有不少地方的教育部门是始终未发不出工资而困扰的吧。在中国基层，正常财政收入是始终无法正常应付公共事业单位人头负担的。          我不是在为中国基层官场上的畜生们辩护，但在中国内地，县一级行政，普遍存在财政不够应付人头支出，到了乡镇一级，则情形更加恶劣，即使没有贪官，仅仅为了养活人头，政府机关就会直接派人整天上街抢钱，穷疯了所以才会极恶，你要这样的政府去办学，他们首先就没有钱。          中国的地方与中央财政税收分成系统的现实是，中央把财权不断上收，却把事权或者说公共责任不断下移。更糟的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是，政府应当承担的公共责任：教育、医疗卫生、社会福利保障，责任和事务越到基层越重，以极为有限的财力去承担巨大的责任，教育不可能不是穷的，孩子不可能不是苦的，医院不可能不想方设法多开药，社会福利保障不可能不是寅吃卯粮的……所以，学校楼房不可能不是偷工减料的。          由是之故，在平常时候，在中国社会民愤最大的是医疗系统和教育系统，因为老百姓普遍并不清楚，政府应当权责对应，财权与事权应当对应，所以，医生和老师们就一直在背黑锅当替罪羊。现在，地震这个极端情形，又使这种指责指向了地方官和建筑承包商。          中国老百姓无法监督财政预算，也没有权责对应的观念，当然，如果他们知道中直机构或省直机关的幼儿园或小学，一年所得拨款可以是超过一个偏远地区一个县的教育预算，他们肯定就能明白这个道理，那些悲伤欲绝的父母，以及被愤怒烧红了眼的我们，就不会一心只希望抓住几个从学校建设中搞了钱的官员，非要了他们的命不可。          而那些为中国每一项耗资巨大的荣耀骄傲的年轻人，可能也不会随意为了抽象的国家荣耀而无条件欢呼。本质上，一个没有真正考虑国民生计的国家，是压根就不值得去爱的。中国是个世界上税收负担最重的国家，但中国的中央财政预算中，教育、医疗、社会保证等项支出所占比例，几乎就是全世界最低的。考虑到这个基本事实，有些经济学业余爱好者提出《免费义务教育可以终结了》，实在是比较扯淡的观点，中国并没有免费的义务教育，而且对一个高税收低福利的国家，你要么强调减税，要么强调福利，没有强调减福利的理由。          关于政府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最基本公共事务的权责问题，有心者可以点击我的老贴《莫老师的经济史讲堂录》。          再说一次，我绝无为汶川地震学校垮塌中应负其应负责任的官员辩护，但我相信，以地方财力，即使一个县的官员各个是焦裕禄，也一样会出现学校大面积倒塌的情形。当地垮塌的学校大都是九十年代初"普九"教育突击建设的产物，以地方当时的财力，很多是先盖后集资的，就是说，很多建筑商是垫资长期被拖欠的，它们多数不可能不是被偷工减料的。          中国国情是政府财政应承担的最基本社会责任，大都在基层，而基层又普遍贫困，以中国税收在中央的集中程度如此之高，毫无疑问，在很长时间，基层都应该大量接受中央财政的返还，即使在发达国家，边远地区的财力也是不足以支撑本地居民拥有基本平等的社会服务的，但事实却相反。所以，在我看，导致那么多孩子死去，也许根本就没有就没有直接的罪人。          所以，如果为了那些死去的孩子，问责只问到基层的那些倒霉蛋，这个问责，除了制造几个冤死鬼之外，于那些还活着的孩子，活着的老人，以及迟早也会老的我们，实在没有什么积极意义。          ……………………          （老潘注，这种结论很匪夷所思，竟然会把责任虚置，化解在虚无缥缈之中。）          中国农民学习动态          2008年6月26日 19:55          “不当言论”也要宽容          "不当言论"也要宽容          邵建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30163          这是一个令我惊讶的题目《我们对不当言论太宽容了》，它来自6月25日的《广州日报》。宽容是一百多年来华夏民族最稀缺的价值资源，突然我被这个题目告知，我们不仅"宽容"，而且"太"，这也太让我惊讶。          作者举了汶川地震后包括范美忠在内的两个极端表达的例子，然后发表议论："我的看法是，根本原因在于，在某些方面有些人说话太'自由'了。"作为一个写作者，且不说在事实判断上，我的看法和这位作者正相反；在价值判断上，他所反对的这种"太自由"，正是我所捍卫的人的基本的言论权利。就此项权利言，言论自由就是言论自由，不存在什么太自由。如果因为"太"而要削减，则必然导致言论自由的取消。          言论自由的精义在于什么样的言论都可以表达，无论当与不当，社会都不应动用它的力量和权威加以制止。如果做到这一点，这个社会就是宽容的；反之，这个社会非但不宽容，而且极易导致专制。须知，宽容和自由是一对姻亲，正如不宽容与专制互为表里。          尽管该文作者不宽容的是"不当言论"，但，在人类的意见领域，"当"本身就殊难统一。很多问题，哪怕就是对正义的表述，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很正常，所谓多元是也。不正常的是一元独断，比如仁者见仁，却不能智者见智，或者相反。这样的社会是一个舆论一律的社会，它允许了仁者的"当"，便没有智者的"当"，反之亦然。然而，人类固有的一个毛病：谁不认为自己正当。同样，认为自己正当，非但不宽容与己不同的言论，甚至还会以"正当"的名义，做出种种令人难以想象的不正当的行为——殷鉴不远，我们正有过这样的历史。因此，当"当"与"不当"的标准难于统一时，言论自由就要求我们必得宽容那些在我们看来是"不当"的言论。在此，让我们记住胡适的看法："异乎我者未必即是，而同乎我者未必即非。"          进一步，即使一种言论确实不当，比如该文所举的范美忠"不管母亲论"，它依然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社会依然应该宽容这种言论发表（当然社会也可以对其批评）。19世纪密尔《论自由》时说："作为一个伦理信念问题来讲，关于任何教养，无论认为它怎样不道德，都应当有最充分的宣奉它和讨论它的自由。"在密尔看来："迫使一个意见不能发表的特殊罪恶乃在它是对整个人类的掠夺"。这种掠夺，"对不同意于那个意见的人比对抱持那个意见的人甚至更甚。"因为"假如那意见是对的，那么他们是被剥夺了以错误换真理的机会；假如那意见是错的，那么他们是失掉了一个差不多同样大的利益，那就是从真理与错误冲突中产生出来的对于真理的更加清楚的认识和更加生动的印象。"这样的表述实在精彩！它是从社会功利主义谈言论自由包括言论错误的重要。由此可见，言论自由如果排除言论不当，便无从兑现言论自由的意义。          "不当言论"也要宽容，其实是在宽容自己，因为我们也难免在别人看来言论不当。当然，一个社会宽容所有的意见表达，并不表示它没有自己的是非标准。任何意见，你可以认同，也可以批判，这乃是属于你的言论自由。          ……………………          （老潘注，该作者是个坚定不移的的自由派。其言论很有代表性。）          来自电子邮件的内容。          寒山：做鬼幸福，做猪坚强          中国是一块感情充沛的热土，常常让冷血而犬儒的世界不解和不安。每天随便找一张稍有行政级别的中国报刊，差不多你都可以读到相当数量的"感动了动情了流泪了愤怒了怒不可遏了千夫所指了热血沸腾了奔走相告了举国欢腾了"等等等等。          有一个词汇叫"中国情"，听上去很抽象，但具体来说也就是爱憎分明，并不是滥情，例如一些在海外谋生求学或者甚至已经入籍的华裔喜欢说他们"深深地爱着那片曾经生养他们的土地"和"愤怒声讨分裂祖国的行径"。          再一个事例就是奥运火炬，本来也就是一个火把，已经传了不知几多城市了，但一和中国沾边就成了"火炬"，不但所到之处人山人海，一片沸腾，而且还引得不知几多人要"用生命去捍卫"。          多情的人往往是多血质，易怒，听到邻人在自家饭桌上对自己的非议也要拍案而起，因而一些老谋深算的海外敌对势力就利用这一点，使用骚扰战术，隔三差五地发表一点借题发挥的反华言论，有时借一张唠唠叨叨的电视臭嘴，有时指使一个过气的电影女星，有时散布某在华外企赞助某分裂势力的消息，有时见一见一个云游的西藏喇嘛，有时拜一下供奉战犯牌位的寺庙，回回都引得炎黄子孙肝火大旺，不但口诛笔伐，而且游行静坐抵制甚至要13亿人一起来打官司，还让国内的警察加班加点。          这样的以小动口舌来换取从肢体到内脏的剧烈动作，其实是一个新的反华阴谋和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作家韩寒虽然年轻，但却看了出来，劝告同胞说"不要动不动就举国暴怒"，实在像是一句由非常爱国的老中医说的话。          中国是如此热血如此悲情，并不是因为中国人的情商高于世界人均水平，而是他们从小就被教育说中国和别人不一样，特别值得爱，值得用情，值得惊叹。这次的四川大地震，无论发生在哪个国家都是一场人类悲剧，但它发生在中国，于是变成了一个新的巨大的感动源，在有些文人笔下中国成了做鬼也幸福的国家。这种感天动地很快就盖过了悲伤，甚至惠及牲畜。          有一头猪在地震后的废墟下竟然生存了36天，被救出后很多人"为这头坚强的猪而感动"，呼吁刀下留情，说"这样坚强富有生命力的猪，让它自然终老吧。""猪界的英雄！这头猪应该留着，好好养起来。"现在这头不平凡的猪已经落户一家博物馆，馆长认为，这是一头感动了人类的猪，它"用生命记录了抗震救灾"。在众人的关爱下，在这头本来默默无闻的猪有了一个名字，叫做朱坚强。          毫无疑问，朱坚强向世界展示了一个令人惊叹的中国。它用顽强的生命意志实践了"猪权就是生存权"的真理。它所居住的猪圈不是豆腐渣，没有像校舍那样一垮到底。          它被困在废墟下时无疑听到了"主席唤总理呼"，闻到了"左军叔右警姑"，从而坚定了只要"有党、有政府、有解放军"就有希望的信念。更有可能的是，它并不知道如果自己死掉，主人会不会在猪圈前放上一台电视机，和已经成了鬼的自己共享奥运盛世。因此，为了奥运它也要活下来。          如果我们相信在中国做鬼也幸福的话，那么做猪又有什么理由不坚强呢?          （RFA)          ……………………          尽早统筹安排救灾财政          秋风          四川汶川大地震，必将造成极其严重的损失，救灾及救济将需要投入大量资源，灾后重建更是需要花费巨额资金。对此，财政部门，尤其是负责预算审议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当立即采取措施，预估相关财政需求，并从预算方面给予妥善安排。          地震发生之后，民政部门已经拨付了几笔救灾资金，民众的捐款热情也非常高涨。但是，民众的捐款更多是表达对同胞的关爱，而政府对于救灾和灾后重建，承担着法定的财政责任。更具体地说，大地震的救灾、救济、灾后重建开支，应当全部、至少绝大部分由中央财政来承担。          这是各国通例，即便在政体上实行联邦制的美国，也不例外。在2005年卡特利娜飓风之后，美国联邦政府承担了救灾及灾后重建的绝大部分财政责任。至于中国，尽管有学者探讨所谓的财政联邦制，但中国的政体安排基本接近于单一制。在这种体制下，中央政府财政的一个重要功能、或者说根本功能，是进行跨地区的转移支付，以使全国各地区的发展保持均衡，让生活在不同地区的民众享有大体均等的福利。          在发生自然灾害的时候，这种转移支付对于恢复地区间财政平衡尤为重要。自然灾害肯定是地域性的，即如这次大地震，给四川若干个市县造成毁灭性损害，重庆、甘肃、陕西等地一些市县也遭受严重损害。自然灾害本身给这些地区带来巨大损害，其财政能力将大幅度下降。将这种财政责任转移到省一级，对四川省来说也是不公平的，四川省本来也因为灾害而大量损失了财政能力。          因此，由中央政府承担全部救灾、救济、灾后重建的财政责任，是合情合理的。而且，目前的财政制度安排本来就有利于中央财政，中央财政每年还有大量超收收入。因而，目前中央政府的财力非常雄厚，也完全有能力承担这一责任。          可以设想，救灾、救济、灾后重建将需要巨额财政投入，行政部门可以动用预算已经安排各项救灾款项以及总理特别基金，用于救灾及短期的救济。但是，灾区民众显然需要更长时间的救济，灾后重建更是耗资巨大。这方面的投入要持续两三年甚至更长时间。这就需要中央政府对财政投入事先制定一个可持续的规划。          而制定如此长时期的财政规划，显然超出行政部门的视野和能力。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当立刻行动起来，指导财政部门及其他与救灾、救济、灾后重建相关的行政部门，评估财政需求，制定出一份具有法定效力的《灾区重建特别预算》。          这样一份重建特别预算可以作为未来行政部门安排救济和灾后重建的法律依据，可以让灾区各级政府对于未来的重建及发展胸有成竹。灾后重建需要钱，而且比较紧急。为此，可以给予行政部门以一定自由裁量权。但是，归根结底，财政必须接受法律的约束，即便是救灾的钱，也不可例外。满足目前紧急需求的唯一办法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制定预算的部门更快地行动。          全国人大常委会这样一份预算更具有重大的政治象征意义，它能够显示，宪法上所说的国家权力机构，也在这大灾难中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当然，这样一份特别预算也可以让灾区人民看到政府帮助他们的决心。          这样一份特别预算还可以用于指导灾区救济与灾后重建工作。比如，这份预算可以明确规定重建的基本原则：在恢复基础设施的同时，优先解决普通民众的住房，优先建设公立医院、学校。同时，为了与本来就多元化的社会、市场格局相适应，这份预算也可以规定，对那些遭受损毁的私立医院、学校，政府也应当提供补贴，基本弥补其损失。这些机构尽管是私立的，但其功能却是公共的。          这份预算甚至可以规定得更具体。比如，可以明确一个原则：医院、学校等机构应当按照最高安全标准建筑。这些天来，民众一直有一个疑惑：为什么在地震中倒塌较多的是中小学校，而不是政府的办公大楼？那么，在中央财政所支持的灾后重建中，能不能建筑一些可以使用百年的学校、医院？          为了确保财政分配的合理性，这份特别预算还可以在财政控制与监督程序上作出一些突破。比如，让重建所涉及地区的人大主导地方财政预算的编制，让民众更广泛地参与监督。          （转载自《财经》）          ……………………          四川，你会造这样一座碑吗？          丁学良          中国四川5.12 大地震之中，可歌可泣的人和事不计其数。震后重建家园时，一定要广征海内外最好的艺术家，设计出最佳的碑亭塑像，让那些地裂山崩关头无与伦比的人物和事件“凝固”起来，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宝贵体现，留给后代，永垂不朽。          这个建议，相信人人皆会赞同。          此时，我要建议震后的四川，还须建造另一座特殊的纪念碑——用那些倒塌的学校建筑物的残骸，建一座碑，可以考虑命其名为“永不”碑。          截止5月17日早晨8时媒体的报道，震区已经有统计的倒塌教室高达6900间，这还不包括震中最惨重地方的学校，因为目前尚无法计算。在这近七千间教室的废墟之下，埋压着几千个中小学生的肉体，以及随着这些柔嫩的肉体一起被毁灭了的孩子们对明天的梦想，以及随着这些孩子一起被毁灭了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对他们未来的期待。          我们能够忘记这一切吗？天理、人伦、法律的哪一条允许我们忘记这一切？          大批教室的倒塌，原因是多重的：农村和偏远城镇的贫困，使能够用于学校建筑的拨款太有限；小地方的技术水平较低，建造抗震房屋的力量可能不足；国家明文颁布的建筑条例，到了基层往往就成了一纸空文，工程验收徒有虚名；那一点有限的学校基建资金，经过一些腐败的负责人和偷工减料的承包商的克扣，又大大缩了水，等等。所有这些原因造就的大批“豆腐渣”工程，一到关键时刻，就变成了杀人恶魔。          以上这些原因，可以用三个范畴概括：贫困、失职、腐败。第一项需要通过公共政策的调整来补救，后两项必须经过法律来追究惩处。几千个孩子的生命，如果不能换来监督制度和公共政策方面显著的、实质性的进步，那我们还要付出什么样的更高“学费”？          中国两家大媒体的记者在报道四川地震的时候，用了一句话，令人永生难忘：在许多村镇里，学校房子倒塌压死了那么多孩子，意味着这里丧失了差不多整整的一代人！          任我们流多少泪，也冲洗不走丧失了孩子——许多是独生子女——的父母们的伤痛。          5月16日，在回答《中国日报》等记者提出的中小学房屋倒塌比其他建筑更严重的问题时，中国住房和城建部部长姜伟新表示：“豆腐渣”工程在任何时候都是不被允许的，如果最后调查出来有偷工减料等问题，一定要严肃查处。          公众期待着你们严肃查处的透明过程和正义结果。          我建议四川在灾后建造一座名为“永不”的纪念碑，其含义有二：永不忘记已经发生的这些悲剧；永不让这样的悲剧以后再发生。          四川会不会用那些倒塌的学校建筑的残骸建这样一座警诫碑呢？让我们来看一个有意义的先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人在西柏林建了一座特别的纪念碑。在战争的最后阶段，盟军把柏林城轰炸得体无完肤，一座著名的古教堂被炸燃烧得只剩下半壁残墙，摇摇欲坠。战后重建时，一部分人的意见是清除它，因为它立在市中心，既难看又危险。另一部分人的意见是设法保留它，以警示以后的德国人不要再发动战争，以免自己的家园焚于战火。          后者的意见被明智的政府采纳。于是建筑设计师紧挨着古教堂的半壁残墙，建起半壁玻璃钢的现代主义建筑。这样一来，旧半壁就有了依托保护，不会倒塌。新旧一体，仍用作教堂。明丽的新一半直耸云天，展示着欣欣向上的生气。在它的衬托下，那被炸烧焦的旧一半显得格外凄凉死寂。两相对比，把战争的可憎与和平的可爱这一主题，发挥得淋漓尽致！如此匠心独具，使该幢建筑在遍布欧洲的千百座二次大战纪念物中，鹤立鸡群，名震遐迩。1990年春，我们开车横贯中欧八国考察，驶入西柏林时，正值晨曦冲破蓝天。我立在这座反战纪念物前，对它透露出来的民族反思的道德勇气和化残壁为奇景的神工鬼斧，真是叹为观止！          世人都赞赏德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深刻反省和战后复兴的宏业，若无直面正视自己过去所作所为的坦诚心胸，哪来的深刻反省？历史之所以对未来有意义，就在于它保留了前人和我辈的善行和劣迹。若删去劣迹，只留下业绩，历史就成了粉饰。它对后代，只有误导作用，没有教育价值。          个人的进步、群体的繁荣、民族的复兴，全都要从正视自己的真实过去开始。惟有智慧的强者，才敢看着自己的丑陋处不蒙眼、不托辞。          我引这个例子，并非是说发动侵略战争与建造“豆腐渣工程”是百分之百一样的行为；当然不是。我强调的是：震后重建家园时，四川要给震灾中涌现的感人不朽的“善”行立碑，也要给震灾中暴露的不可饶恕的“丑”行立碑。          为夺去了几千个孩子生命的“丑”立碑，在我看来，是爱国主义价值观的体现：你若真爱这个国家，你不能不爱它的国民，不能不爱这个民族的未来——孩子们。          四川同胞们，如果我不建议你们建这座碑，我对不起你们。如果你们不建这座碑，你们对不起自己。          （本文原载金融时报中文版）          ……………………          逼捐的君子          薛成          鲁国法律规定，如果国人在外沦为奴隶，有人出钱将他们赎回，可以到国库报销。有次子贡赎了个鲁国人，回来拒领国家的补偿。孔子说：“你这样做不对。有此先例，今后鲁国人就不愿替同胞赎身。接受国家抵偿你的赎金，不会损害你行为的价值；不接受，就破坏了鲁国法律。”子路救起个落水者，那人表示感谢，送了一头牛，子路收下了。孔子说：“鲁国人必将勇于救落水者。”这就是著名的“子路受而劝德，子贡让而止善”的故事。          让而止善有了最新的版本，汶川大地震后的逼捐。一些明星人物和企业捐款没有达到一定额度或比例，就受到非议。同理，有此先例，很多国人将再不愿替同胞捐献。上面的故事充分显示了孔子的智慧。但在我看来，逼捐行为也能追溯到他的思想中。          很多道德体系自下而上构建，比如佛教有五戒，基督教有十诫，规定底线，其上都是善。儒教却相反，以上善为底线，提倡君子，其下都是小人。又怎么做才是君子？先贤几千年长篇大论，但对比那些自下而上的道德，就能知道，底线以上，人们的动机平等，行为和结果只有程度的差别，不可能划出明确的界线。孔子自己也在《论语?里仁》中承认：“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与之比。”大意是没有什么可以或不可以做，根据义行事。义又该怎么做？说不清。经典就是翻来覆去地循环论证。          惟一有执行性的，就是君子比小人好，小人比君子孬。道德并非绝对尺度，而是相对高度，比出来的。人生漫长复杂，要有可比性，又只能截取特定情境中最容易看到和量化的事物。在汶川赈灾中就是捐款额度，所有明星企业构成一个情境，明星人物构成另一个。          孔子自己非常世故，把上善定得很低，但他设计这样的机制，不能保证别人把底线无限抬高。逼捐者们没有说明他们心中的底线。但我们参考多家明星企业捐出1000万，这就是君子。万科只捐200万，就成了小人。          逼捐者们显然并非明星企业家，而是普通人。所有的普通人构成一个情境，据传最高的捐款已达十万，比例则有一位乞丐身上全部的105元，再多些人捐出月薪。如果只有他们是君子，大多数包括逼捐者就都成了小人。但这个标准只用在别人身上。君子小人循环论证，逼捐者们先用君子企业把万科打成小人，自己再因为批判小人成为君子。只需在论坛上发发帖，多么廉价。          捐款本意是无偿和自愿，但如此逼捐，就变成交易和苛捐杂税。既然是交易，要考虑性价比，但名是如此昂贵。苛捐也没有强制力，捐200万和不捐都是小人，不如不捐。总之只能造成少数好名之人和企业攀比，却伤害更多的善心。我们也能看到某著名网络媒体将企业按捐款额分等排列。          让我们思考更难看到和量化的事物。地震无法预测，很多企业的捐款之多，肯定早已超出预算的慈善支出和不可预见费用。他们必须填上这个大窟窿，只能通过节流增效。如果转嫁到客户、员工、股东和社区等利益相关者头上，那不如让他们自己掏腰包捐，管理层在利用企业沽名钓誉。          捐款不能全数到位，也是公益事业公开的秘密。在大纸板上划零高高举起，很爽很轻松，但拿出真金白银就有些痛苦。如果那些君子企业迟迟不兑现承诺，怎么办？媒体揭露，把他们再打成小人？还是弄一个实到捐款君子榜？参考孔子对子贡的教诲，我们应私下鼓励他们尽力而为，协商各种变通的办法。          企业的优势不在钱，理论上钱都是股东的，而在效率。逝者安息，活人还有很长的日子，灾后重建才刚开始，特别是数百万人的房屋程度不同地损毁。国家将投入大量资金，社会各界捐款也近百亿，如何最有效地使用，改善灾民生活，虽然政府主导，最终企业承担。能履行合同，获取基本利润，不发国难财，已经值得庆幸。如果新房成本压缩1％，同时坚固和舒适度提升1％，要比捐出千百万强的多得多了。          （本文转载财经网）          ……………………          化悲痛为问责          温克坚          根据官方消息，截至5月27日12时，四川汶川8级地震已造成67183人遇难，361822人受伤，累计失踪20790人。          在这样巨量的人员伤亡面前，在那无数的灾难惨象之前，文字已经苍白无力，悲痛在内心郁积，如何派遣这种悲痛将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          不过官方主旋律的那套路数显然不是我们所能接受的，他们希望把这种悲痛化成感恩，感谢党，感谢政府。 问题是这种廉价的宣传引导已经俗不可耐，正如杨宽兴先生在一篇文章里提到的，这是一种非常愚蠢的作法。在大难之际，这其实是一种公共形象的自杀行为。          在这次救灾过程中，很多新闻报道也提到对灾民进行心理干预的问题，根据常识，这种心理干预是进行一些安慰，重新树立信心，对灾难场景进行脱敏甚至逐步忘却，防止极端行为…这些当然是有意义的心理引导。但是我觉得除了这些积极的心理引导之外，对于许多灾民来说，他们内心无数的问题要得到一个合理的答案，比如为什么地震事先没有一点预警？ 为什么那么多学校坍塌，孩子惨死？为什么救助姗姗来迟？不是所有的这些问题都是合理的，但是这种追问本身也是一个心理疗伤的过程。          换句话说，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是问责，通过一个个的问责进程，来化解我们的悲痛。如果没有有效的问责机制，如果不能确切的知道在这灾难过程中，哪些错误可以避免，哪些错误无法回避，那么就意味着正义和公道被遮蔽，没有公道和正义，灾民将永远生活在灾难的阴影当中。灾难之后，如果不进行彻底的问责，如果我们选择悲情和感恩之心来替代理性的问责，那么我们将重复过去的错误，一个民族如果付出了这么惨痛的代价，还不能从中找到错误，深刻反省，追查，那么下次灾难降临的时候，我们就再次遭到大自然的惩罚，那么多惨死的同胞将会死不瞑目。          因此，就这次灾难处置过程中对公共权力进行不断的问责，即是我们公民权利的体现，也是我们的心理救灾努力。          灾难还在延续，很多信息还不得而知，但是从5月12日以来的公开信息来看，我们起码可以对以下一些现象和领域进行追问：          一是地震局系统是否尽职。虽然，从科学的角度讲，准确预报大地震还是世界性的难题，也是个颇有争议的科学问题。但对于此次大地震，人们对于中国地震系统的质疑已经广泛流转，地震局起码应该对这些质疑作出合理的解释，而鸵鸟姿态只能是公共形象的自杀，非但无助于消除人们的质疑，反而会加剧人们的疑惑。如果地震局仍然继续鸵鸟，我建议通过全国人大启动特别调查程序，对地震系统在汶川地震前后的职业行为进行尽职调查，同时公布最终报告，接受社会和公众的检验。          二是抗震救灾指挥系统。虽然，中国已经在2007年指定了《突发事件应对法》，但迄今为止，还没有来负责应对突发事件的专职机构，而仍然延习传统的临时性的应急抗灾系统，这已经成为中国公共反应的标准模式。问题在于，这种系统的制度化程度很低，随意性大，与法治政府的现代行政行为要求还很遥远。同时内部责权利分工并没有必要的透明性，公众对于抗震指挥系统的决策机制，内部分工以及权限来源都缺乏必要的了解，因此，这种长期以来实行的指挥系统其实弊端很大。一旦决策失误发生，引发的恶劣后果甚至比灾难本身还要可怕。据说在这次汶川地震中，救灾资源投放和灾情严重程度地区之间就出现很多差错。考虑到中国地域辽阔，灾难发生频繁的事实，这种以灾难事件而设立指挥部的落伍做法必须摒弃了，取而代之的应该是通过法律程序来设立国家层次的应急中心，对应急中心的权限和应急体系作出恰当的法律规范。          三是对救灾部队在这次灾难中的功能和角色进行评估。这点和上面的第二点高度相关。在突发公共灾难发生时，如何把军队放置在国家层面的应急中心结构中，也是需要不断检讨的一个重点。毫无疑问，在这次救灾进程中，部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不过部队是否起到应有的作用，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通常来说，抗震指挥系统是一个临时性机构，而部队却相对是个建置成熟、相对程序化的一个机构。一个临时性的机构如何有效的指挥军队进行抗震救灾，这里面有法律层面和现实操作中的双重障碍，都是值得探讨和反思的。起码在很多人眼里，在地震灾难发生的48小时之内，部队的参与力度是不充分的，资源投放是不充分的，这也是总指挥温家宝现场发火的背景之一。          四是地方和中央救灾关系的责任和权力配置。毫无疑问，类似汶川大地震这样的灾难并不是一个地方性事件，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都有义务投入抗震救灾活动。不过毕竟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权限不同，功能不同，对情况了解程度不一，因此，面对这类灾难，还是有一个权力和责任的最佳搭配问题。传统的逐层汇报，中央决策，或者中央决策，然后逐层执行的模式往往过于僵化，肯定不是应对这种灾难的最佳模式。          五是公民社会参与的问题。汶川地震再次表明政府的能力—哪怕一个强大政府的能力——其实是很有限的，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肯定无法有效应对这类巨型灾难。因此，如何培育公民社会的自我救治能力，如何培育公民社会的公共参与能力，实在是刻不容缓的事情。在汶川地震中，我们已经看到许多激动人心的画面，哪怕面对那么多制度性的约束，公民社会已经开始成长，已经有能力展开自我救治。当然，我们也看到灾区一些行政部门对民间努力的警觉和排斥，象牛博网发起的民间救助努力就遭到了很多束缚….公民社会的继续成长需要执政集团进行某种思路更新---或者执政集团本身进行某种程度的更新，执政者必须摒弃那种把公民社会当成潜在对手的斗争哲学。          六是当地房屋建筑质量问题，尤其是众多学校的建筑质量问题。迄今为止，灾难中最让人揪心的无疑就是那一片片孩子们的尸体，据一份在网络流传的师生遇难统计表中，已有13680名师生在此次地震中遇难。一个网友在跟帖中说道“一万个家庭从此失去了欢乐，十万人从此失去了欢笑，十亿人的心在疼痛。应该有一千人被杀头。”虽然说1000人应该被杀头是激愤之语，但是这么多的学校倒塌，这么多的学生遇难，当局如果不给公众一个合理的交代，那必将销蚀执政当局的统治合法性，将给这个社会投下常常的阴影。          除了上述提到的领域，救灾资金的有效使用和接受监督等问题，也逐步变得迫切。随着最危急的救灾阶段过去，人们应该有更多的信息和能力来反思这次救灾中的种种问题，并展开恰当的问责。          那么，在中国现行的体制下，如何进行有效的问责呢？除了国家审计署和监察部的监督之外，民间监督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保持新闻开放和公共舆论的压力，展开独立的民间调查，通过法律诉讼，采取和平的抗议活动等都是公民社会的天然武器。在民间自治权利仍然极为脆弱的中国，民间自治权利主要不是靠政府赋予的，而是民间自我赋权的过程，必须依靠民间自发的持之以恒的争取。一个不断自我赋权的公民社会将在问责进程中走出灾难的阴影，逐步走向成熟。          ……………………          人大应启动特别问题调查程序          苏占军          汶川地震了，震碎了很多房子，注意是震碎，而不是震倒；但也有很多屹立不倒的。房子被破坏的罪魁祸首肯定是地震，但遭受地震，房子是否就变成豆腐渣，是否应该有那么多的人被填埋其中，官方和民间的说法不一；比如，教育部门对房子质量的解释，至少学生家长就不干。抗震救灾还在紧张进行，学生家长们便不顾一切集合起来，举着孩子的镜框上街、上访，弄得当地市委书记在大街上下跪阻拦、哀求，甚至一连跪了四回。以前碰到这种情况警察、武警就能解决问题，根本不用劳书记大驾，但这次失效了。          在地震研究、监测、预报方面，人们也颇有微词。临震预报谁也没有能力做出，但中期预报是可以做到的----地震局的专家如是说。既然如此，国内、外有无汶川地区要发生地震的研究成果及监测成果？如果有，地震局分析、上报了吗？报告了，是谁决定不发布地震中期预报的，动机又是什么？人们注意到，地震发生当天晚上，四川省政府网站上关于成功平息地震谣言的网页还挂着呢，但后来却没了。          地震发生的当天，国务院立即成立了“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温总担任总指挥长。而早在1993年，国务院就已经成立了“国务院看抗震救灾指挥部”，指挥部的办公室设在地震局。1996年，国务院为这个指挥部配齐了人马，总指挥长由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担任。地震发生后，原先的机构没派上用场，因为它起不了顶点儿作用，还得温总亲自挂帅出马，原来的总指挥长回良玉，这次成了副总指挥长。          地震是自然现象，无法避免。但地震来临之前，我们应该有充裕的时间可以做很多事情：可以把房子盖得结实一些，以便地震时不至于研成粉末，人可以多逃出一些来；可以发布中期预报，要大家提高警惕，注意防灾；地震发生后，相应机构和应急预案应当立即启动、发挥作用，而不应该临时再组建一套人马、现想办法。我觉得上面几点都是大问题，值得好好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其实核心问题就一个：对地震这一突发事件，政府部门有无失职，是否应该有人为此承担责任？这次不调查、不处理、不追究，下次再发生地震怎么办，还死这么多人？难道中国人的命永远如此低贱？          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里面就有人大特别问题调查制度。这是跟外国学的。现行宪法仍有这项制度。《宪法》第七十一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并且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作出相应的决议（第一款）。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的时候，一切有关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都有义务向它提供必要的材料（第二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也都有这个规定。可惜，建国以来，这项制度一直躺在宪法里睡觉，至少在全国人大这一层面还没用动用过。并不是说这项制度不好，缺乏操作性，也不是说没有值得全国人大及常委会去关注、去调查的事儿，而是因为我们的政府和人民历来就没有依法办事、遵守法律的习惯和传统，出了大事儿，往往习惯于和稀泥，反正时间一长人们也就忘记了。而不以法律作为解决手段，以后还会有许许多多个“汶川地震”的。          这次汶川地震给人民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太过惨重了，绝不能放过。放过这个，人大就是瞎子，就是摆设，就是渎职，就是犯罪。但我也注意到，此次地震之后呼吁设立哀悼日、降半旗的人多，而呼吁人大启动特别问题调查程序的人少，至今我没发现过。没有人起来呼吁，没有人来关注，人大自然就不会考虑这个问题。希望看到这篇文章的人如果同意我的观点的话，都行动起来，一起呼吁人大对此次地震启动特别问题调查程序。          现在已经开了个好头：哀悼日、降国旗的建议国家不是采纳了吗？如果专家、学者、大腕们以及数不清的网友们也如呼吁哀悼日、降国旗那样一起为启动汶川地震特别问题调查程序鼓与呼，国家是不会漠视的，毕竟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还是人民的权力机构，是人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力的地方。          让我们都站出来齐声呼吁、呐喊吧！我在这里先开个头，放把火。（如果基本同意本人观点，不用打招呼，本文可任意转载、修改，署自己的名都没关系）          附：特别问题调查相关规定          一、《宪法》中关于特别问题调查的规定          第七十一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并且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作出相应的决议。          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的时候，一切有关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都有义务向它提供必要的材料。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中关于特别问题调查的规定          第四十五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          第四十六条 主席团、三个以上的代表团或者十分之一以上的代表联名，可以提议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由主席团提请大会全体会议决定。          调查委员会由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若干人和委员若干人组成，由主席团在代表中提名，提请大会全体会议通过。调查委员会可以聘请专家参加调查工作。          第四十七条 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的时候，一切有关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都有义务如实向它提供必要的材料。提供材料的公民要求调查委员会对材料来源保密的，调查委员会应当予以保密。          调查委员会在调查过程中，可以不公布调查的情况和材料。          第四十八条 调查委员会应当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调查报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可以作出相应的决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可以授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听取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并可以作出相应的决议，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下次会议备案。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中关于特别问题调查的规定          第二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并且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作出相应的决议。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中关于特别问题调查的规定          第三十九条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属于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需要作出决议、决定，但有关重大事实不清的，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          第四十条　委员长会议或者主任会议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议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          五分之一以上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书面联名，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议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由委员长会议或者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报告，再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          第四十一条　调查委员会由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组成，由委员长会议或者主任会议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提名，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调查委员会可以聘请有关专家参加调查工作。          与调查的问题有利害关系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其他人员不得参加调查委员会。          第四十二条　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时，有关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公民都有义务向其提供必要的材料。          提供材料的公民要求对材料来源保密的，调查委员会应当予以保密。          调查委员会在调查过程中，可以不公布调查的情况和材料。          第四十三条　调查委员会应当向产生它的常务委员会提出调查报告。常务委员会根据报告，可以作出相应的决议、决定。          ……………………          让大灾大难过去 把大爱大善留下          李昌平          汶川大地震激发了国人的大爱大善，截至昨天，社会捐款已接近300亿人民币。大灾大难很快会过去，但大爱大善未必能留下。          我曾经亲历的两次救灾          1996年，某县的南部地区遭受大水灾，60万农民不仅痛失家园，庄稼也颗粒无收。省委书记、省长亲临现场，失声痛哭，号召举全省之力救60万灾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一时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政府也“开仓放粮”。可后来的结果是：灾民仅仅得到了一些衣被和少量药品、食品，政府“开仓放粮”变成了“开仓借粮”，在1997年秋后，那里的政府部门让灾民连本带利还新粮。至于救灾期间社会各界捐款捐物多少、省政府财政拨款多少，只有少数县领导知道。但灾害过后，不少单位换了新车，盖了新房。买车买房的钱是哪里来的？例如全省土地部门干部职工的捐款，通过县土地局转交给灾区人民，县土地局得到救灾资金之后，拿出一部分给了受灾乡镇土地管理所灾后重建，其余的钱就买车或建房或做其他了。其他部门得到的救灾款大致都是这样用了，举全省之力救灾民演变成了肥灾官。          1998年长江大洪水，本人自始至终参加了防汛和灾后重建工作，还是一个救灾工作队的队长。98年大水灾，也是举全国之力救灾，社会各界捐款无数，灾后重建确实做了一些得民心的事情，但改变最大的还是政府部门：县宾馆升级了，县政府和县委办公楼翻修扩建了，干部住房面积翻番了，各个科局都换新车了（连最穷的妇联、共青团都买了新车）。          发灾难财的背后          在中国，发灾难财从来就不乏其人，官员借灾难之机改善干部福利也不是个别现象，这不是某个人的恶：第一，中国的社会救灾捐款（如红会和慈善会等）一般都是通过政府发放给灾民的，但信息是不对称的。政府不对红会或慈善会报告救灾资金使用情况，红会和慈善会也不对捐款人报告资金使用情况；第二，很多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干部职工的捐款，带有行政指令性质，有的是直接从工资中扣的。这些“捐款”一般都由政府部门对口安排给灾区的政府部门，捐款人捐给灾民的救灾款实际上演变成了不同地区政府部门之间或上下级政府部门之间的对口援助款，改变了捐款人救灾民的初衷；第三，政府对财政拨付的救灾资金和社会救灾捐资并没有严格区别，都习惯由政府统筹。政府统筹的结果是一本混账。如果上级政府来检查，地方政府有足够的票据和项目应付检查；如果有社会监督，政府也可以指鹿为马；第四，对救灾资金使用和管理，灾民难参与，灾后重建甚至成为少数当权干部千载难逢的寻租机会。以98年大洪水后的长江干堤加固工程为例，中央预算价格是12元/立方米，通过层层转包后给农民施工队的价格为3.6元/立方米。我所知道的一个县，有数十名负责98年长江大洪水重建项目的干部，轮番被检察院和纪委二次“寻租”，原本住房和办公条件最差的检察院和纪委，在灾后成为全县之最好。          必须保证地震捐款得到善用          汶川大地震，凝聚了全球华人和全世界人民的大爱大善，大善大爱是汶川人民、四川人民、中国人民用大灾大难换来的福音。当灾难逐步远去的时候，私和恶会像荒草一样开始在人心里不知不觉开始生长，不限制私和恶的生长，私和恶最终会蚕食掉大爱和大善。管住私和恶，保证善款善心得以善用，乃当务之急。          第一，信息公开，阳光赈灾和重建。省、市（县）各级政府，都必须在政府网站上随时更新善款、善物、政府对口援助资金和财政专项资金的来龙去脉，便于全社会监督；电视台和报纸，都要开辟《阳光赈灾》栏目，定期公布善款、善物、政府对口援助资金和财政专项资金的收支报告和重大项目的进展报告。          第二，明确政府财政专项资金、各省市对口援建资金和民间捐款的事权。建议财政专项资金重点使用到灾民基本生活保障、病残人康复、卫生防疫，乡镇以上文教卫体设施、政府机关重建和跨县公路、桥梁、水利、水厂等市政设施的重建和恢复上；各省市对口援建资金重点使用到乡镇内文教卫体设施、政府机关、道路及桥梁、水利、水厂等公共设施的建设上；社会捐款和国际援助资金主要用村庄灾后重建，村庄灾后重建由政府和捐款团体或个人协作村民规划、预算和实施，捐款团体或个人所捐资金建设该村庄如有缺口，由政府财政补充。电力、通讯等重建，责成相关国有企业在规定时间修复或重建。          第三，以县为单位，将政府财政资金和社会捐助资金统筹计划，分开使用和管理。在对各县市灾害进行评估的基础上，初步确定各县市灾后重建所需资金的规模。政府财政专项资金、各省对口援助资金和社会捐助资金统筹计划安排，但分开使用和管理。政府财政专项资金，下拨到县市政府使用，由上级政府和本级人大监管决策和预算，专业监理员和人民代表监管工程招标和实施；各省对口援助资金，分配到各乡镇政府使用，由对口援助省市派出的代表和乡镇人大监管决策和预算，专业监理员和人民代表监管工程招标和实施；社会捐款资金，由村庄村民主导使用和监管，捐资方参与使用和监管，或委托第三方参与使用和监管。          第四，向全社会招标；无论是政府专项资金项目或是各省市对口援助项目或是社会捐助项目，都对社会公开招标。不仅对企业招标，社会组织（NGO）也可以参与招标，党支部、妇联会、共青团也可以参与招标。打破招标过程中的资本独大，官商勾结局面，消除招标过程中的腐败。鼓励各级党群组织和社会组织在“以工代赈”中展开竞争，提升组织能力，并动员更多灾民自力更生，以劳动换资金，以劳动换食品，以劳动换福利。          第五，接受国际国内媒体监督；灾区重建，除军事禁区外，对国内外媒体开放，接受监督。政府要主导公开信息，参与重建的社会组织或企业，也要公开信息。中央和省级大媒体，要在地震灾区设记者站，大媒体要开辟专门的版面或栏目，跟踪报道灾后重建。          第六，让群众广泛参与。灾后重建，是灾区人民的事，要让灾区群众成为重建灾区的主体。所有重建项目，灾区利益相关人群都可以派出代表参与建设和监管，任何施工单位都必须接受灾区利益相关人群派出的志愿者和监督员。各级政府和党委要高度重视灾区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做到有访必复；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工作要向灾区前移，做到有报必查。          上述办法，都是一些治标的措施，有总比没有好，至少可以留住一些爱和善。但中国更需要改革社会发展体制，激发中国人内心深处的真爱和真善。有真爱和真善，社会才有真正的和谐。          创新体制，让真爱和真善无时无处不在          学校组织小孩子捐款，下达指标，小孩子找妈妈要钱去捐款，尽管妈妈没有钱，借款也要捐，因为怕孩子在学校受歧视。孩子捐款，谁都不愿少捐，因为老师有要求，捐少了更怕同学低看。这捐款不是真爱和真善，这是逼爱、逼善。小学生不需要捐款，应该利用周末为NGO组织做义工募捐；领导号召干部职工捐款，正处500元，副处400元，正科300，以此类推，员工不能不捐，更不能超过领导。这不是真爱和真善，是被计划的爱、被计划的善，或者是秀爱、秀善。领导干部、职工、市民，应该找自己信得过的公益组织捐款，捐多少不必参照领导，应该随心愿。没钱捐，可以做义工；没时间，可以献血；中国大地，在大灾难到来的时候，到处是逼爱、逼善，或秀爱、秀善；或计划爱、计划善。当大灾害远去的时候，面对天天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苦难，全社会视若无物，甚至“牺牲别人幸福自己”。其实，这不是因为中国人天生就私和恶，中国需要创新社会发展体制，以激发中国人的内心实处的真爱和真善表达，让真爱真善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首先，中国要建立起众多社会主体为积累社会资本而竞争的社会发展体制。企业是经济建设的主体，企业为积累经济资本而竞争，这样经济才会繁荣；NGO是社会建设的主体，NGO为积累社会资本而竞争，这样社会才会和谐。中国只许红会、慈善总会、青基会等五家社会组织（NGO）具有筹款资格，当地震等灾害出现的时候，全中国只能将钱捐给这五家由政府任命领导人和由政府发工资的NGO——二政府。这种垄断性公益，既不利于红会、慈善总会等五家公益机构通过竞争、提高服务社会的能力和质量，从而积累公信力、并调动全社会力量持续参与和谐社会建设；也不利于政府从“社会全能体制”中解放出来。大地震是不常有的，但社会问题和社会需求是非常复杂多样和无所不在的，社会需要很多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承担起服务社会需求、消化社会问题的责任。社会组织的成长，不是靠政府培养的（更不可由组织部门任命负责人），需要政府创造竞争环境，一些社会组织在竞争中脱颖而出，成长为服务能力强和有公信力的社会建设主体，另一些社会组织可能在竞争中淘汰掉。有了众多有服务能力和公信力的社会组织，才能把社会的善心和善款用好。在这次汶川大地震中，香港慈善机构援建的6所小学都没有倒塌，这不是偶然的，是因为香港慈善机构不是“二政府”，是在竞争中炼就精益求精的社会服务能力，并依靠精益求精的服务能力积累社会公信力而获得善款。如果香港慈善（公益）机构援建的学校是豆腐渣工程，这些慈善（公益）机构就很难存在下去了。一个社会有了很多值得信赖的慈善（公益）组织，持续为社会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不仅仅在大灾大难时候），很多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和企业，爱心才可以托付，社会问题社会办才能落到实处——真爱、真善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这就是香港成为慈善之都、和谐之城、财富管理中心的道理。          从80年代开始，中国随着无数为积累经济资本而竞争的企业——市场经济建设主体的出现，创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也解放了“苏联模式”下的“经济全能政府”；同样的道理，只有无数为积累社会资本而竞争的社会组织——市民社会建设主体的出现，才能创造中国社会和谐的奇迹，“苏联模式”下的“社会全能政府”才能获得解放。只有经济资本积累竞争和社会资本积累竞争同时存在，中国才有可能建设成为一个既富裕又文明的大国。          其次，中国要建立起政府部门与NGO合作或竞争的社会服务体制。如果准许众多的NGO提供社会服务，就对某些提供社会服务的政府部门构成了比较，只有这样，政府部门才有改善服务的压力，这就是竞争；如果某些NGO提供的社会服务特别专业、特别好，政府可以购买这些NGO的社会服务，这是合作。政府部门与非政府组织的竞争或合作关系，是“小政府——大社会”的基础，政府和社会都会变得有效率。一个国家，当政府和市场都有效率，这个国家的GDP一定增长很快；当政府和社会都有效率，这个国家一定很和谐，真爱、真善无时无处不在，并留得住财富。只有财富不断创造、并留得住财富的国家，才有可能成为强大的国家。          再次，要建立让公民在政府部门和公益组织之间有选择权的公民管理体制。“社会全能政府”并不必然愿意和公益组织之间合作或竞争，这要依靠法律赋予公民在政府部门和公益组织之间的选择权。如果政府部门提供的服务比公益组织好，公民就会多缴税，少捐款；如果公益组织提供的服务比政府部门好，公民就多捐款，捐款应该抵扣一定比例的税款。当然，前提是有众多的在竞争中成长起来的公益组织可供公民选择，而不是只有政府指定的五家“二政府”公益组织。公民的选择权至关重要，对政府和公益组织都构成压力。多缴税，是对政府的表扬，对公益组织的警告；多捐款，是对公益组织的表扬，对政府的警告。多捐给红会和绿会，黑会、蓝会有危机；多捐给黑会和蓝会，红会和绿会有危机。公民缴税或是捐款的选择权，是公民社会的基础。公民缴税后，授权人民代表监管政府善用税收；市民捐款后，直接参与公益组织所得善款的使用和监管，使善款得到善用。只有公民权利或责任都不是一句空话的国家，这个国家才不会有那么多的学校在地震中倒塌，这个国家才能在废墟上建立起不再倒塌的大厦。          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全面开放了，“政府经济全能体制”已经革除了，GDP增长不断创造奇迹；但社会还没有全面开放，“政府社会全能体制”还没有触动。虽然经济发展很快，但社会问题越来越多。汶川大地震，应该把中国人震醒了！中国迫切需要像创新经济发展体制一样，大刀阔斧创新社会发展体制。          让大灾大难过去，让大爱大善、真爱真善与中国人随时随地同在。          （本文原载上海证券报）          ……………………          用自己的方式悼念逝去的亡灵          ——杭州网友为四川灾民默哀祈福侧记          唐尚武          5月12日，四川省汶川县发生8级大地震。此后，网络与民间关于国家应该举行公祭悼念的舆论不绝于耳，许多网民在第一时间要求全国降半旗悲悼死难同胞，停止不合时宜的奥运圣火传递仪式。          5月14日，《南方都市报》头版社论《今天，让我们在心中为他们“降半旗”》，并将日常彩色报头换成黑白，以悼念死者，铭记悲情，同时暂停一天的娱乐新闻和消息资讯类报道，将当日该报所有的零售款，作为捐款捐献给四川灾区……          5月15日晚，天涯知名网友孤云和笔者商量，准备搞一个祭奠汶川大地震死难者的活动，地点暂定在杭州西城广场，时间是星期日（5月18日）或星期一（5月19日）。          5月17日，孤云确认在5月19日晚6点半开始，在杭州吴山广场举行烛光悼念活动，让大家通知各自的朋友自愿参加。          笔者通知了自己所在的几个QQ群的群友，有多名媒体从业人员和几位同学表示愿意参加。与此同时，笔者又发动同学群内的10个同学报名给灾区受伤民众献血，用实际行动表达帮助灾民的意愿，后经多方联系，献血办告知：由于灾后主动献血的人数骤增，浙江血库已经全满，血液有保持期不便久存，让我先留下联系方式，待血库有容量时再献。          5月18日，各大媒体发布消息，国务院决定5月19日至21日为全国哀悼日，纪念在汶川大地震死难者。外电评论，这是中国现代史上首次为死难的平民举行全国性的哀悼仪式。          5月19日下午，突然接到杭州市公安局某警官的来电，询问笔者要在吴山广场搞什么活动，我作了必要的解释和说明，并强调“我们不拉横幅不搞游行”，只是自发的纪念死难的同胞，警官表示理解，提醒了一下“小心火烛”未作其他干预。          5月19日傍晚，我和几个朋友来到吴山广场，已有二三十个人聚在约定的“吴山天风”题字石前，手中都有蜡烛，大家相视，会心一笑。看到傅国涌先生和《南方周末》的记者吕明合也来了，问了一下其他人，除了媒体从业者，也有一些是从网上看到消息赶来的市民。          到了18点30分，天还很亮，大家决定再等一会儿，等天黑了，就把蜡烛摆起来。7点左右，天色暗了下来，我和孤云招呼大家摆放蜡烛，就在我们摆放时，忽然来了一个自称是吴山广场管委会的工作人员，他请大家把地点放里面挪一下，放在喷水池附近，就在我们和他交涉时，有三个警察也跟了过来，不过没有任何言语。          管委员工作人员问谁是这次的活动的组织者，傅国涌先生回应：我们都是普通的杭州市民，自发来的。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纠缠，我们来到广场喷水池边上，背靠假山开始摆放蜡烛，此时，孤云到附近的花鸟城买来两束鲜花。          起先，我们不知道会有多少人参与，同行的人中有些人没有带蜡烛，最初摆放的蜡烛占地面积只有两平方米左右，后来随着人越聚越多，蜡烛也越来越多，终于摆出占地约十平米的“5?12”造型，多余的蜡烛还可以在外围包成一个心形的图案。          随着数百支蜡烛的同时点燃，很快吸引了在周围散步的市民，人群也越来越密集，假山石上也站满了人，许多人掏出手机和相机拍个不停。有个坐轮椅的残疾人要挤进来，人群为他自动闪开了一条通道，一位母亲抱着一个四五岁的小孩也挤了进来，孩子问妈妈：“这些叔叔阿姨点这么多蜡烛干什么？”年轻的母亲对孩子说“他们在悼念四川地震死去的人，5?12就是地震的那一天”，孩子答应了一声“哦”，便不再言语，纯真的眼睛盯着烛光，表情凝重。          一些市民自己带来了蜡烛，也加入了悼念行动。据目测，当时的参与者和围观者至少有三四百人。          蜡烛全部点亮之后，孤云对大家说，现在开始默哀三分钟，大家在心中为四川灾区的同胞们祈祷。瞬间，原先七嘴八舌的人群一下子安静了，绝大多数人都低下了头，有的还双手合十祷告。          默哀之后，围观的人群中有人离去又有新的围观者加入进来，多数人站在原地注视着烛光，直到它们渐渐熄灭。其间，有几个消防队员挤进来，拍了一些烛光的照片，离去。          20点15分，大部分蜡烛都已经熄灭，人群也逐渐散去，此时，仍有三四十个参与者还在现场，我和孤云、吕明合等一起把地上残留的蜡烛收拾进塑料袋，融化在蜡烛底座的烛油还很烫手，每个打扫现场的人两手都沾满了白花花的蜡烛。          在广场的不远处，还有许多人围在大屏幕电视机前，关注的地震报道……          这次活动，由于有媒体从业人员参与，浙江在线、杭州电视台等部分媒体对此作了报道。另据了解，当晚，杭州武林广场、西城广场、庆春广场、杭州体育馆以及十几个大型居民社区，均有市民自发进行悼念活动，各地点的人数从数十人到3000余人不等。宁波市中心的天一广场，更是聚集了三四万人，以至于警方喊话要求参与悼念的民众不要再加入进来。此外，温州、绍兴、金华等地也有市民自发聚集，在当地的市民广场或公园举行了悼念活动。          ……………………          “红十字”的历史与现实          牡首湖畔          在本次汶川地震灾害中，“红十字”标志成为了很多灾民心目中希望的象征，实际上，这个标志在其诞生140多年的历史中，一直在扮演着这样的角色，并宣扬着全世界共同的普世准则：即人类不分政治、种族、宗教或意识形态，其生命都需要得到尊重与必要的救护。          一、成立          1859年，在欧洲南部爆发了一场并不令人印象深刻的战争，拿破仑三世的“法兰西第二帝国”联合撒丁王国对国势渐衰的奥地利发动了战争，并迫使后者于次年7月签订了停战协议，这场战争在法国、奥地利以及意大利的历史中并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它却是“红十字会”诞生的肇始。          苏法利诺位于意大利伦巴第省，是一个2500人口的小城，在法国、撒丁王国与奥地利的“苏法利诺之役”（Battle of Solferino）进行之时，来自瑞士的商人兼银行家让?亨利?杜南（Jean Henri Dunant）正在此为自己在阿尔及利亚成立的公司拓展业务，这一期间，他亲眼目睹了残酷的战争带来的深重灾难：战场尸体无人收殓，伤兵无人照顾，完全是一片地狱般的景象。          杜南曾经是一个宗教工作者（年轻时加入过基督教青年会），看到此情此景，他自费筹措了一支平民救援队，对伤员进行必要的救护。          让?亨利?杜南（Jean Henri Dunant），第一个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1901年），此人晚年贫困交加，但始终未动用过一分钱的红十字基金          经过了战争的震撼，杜南在回到瑞士后撰写了一部回忆录（《苏法利诺回忆录》），书中，他建议成立一个民间的中立救援组织。这本回忆录于1862年出版后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其中就包括日内瓦公共福利协会，该协会随即对亨利?杜南的设想进行了反复的讨论。          1864年，在瑞士政府的倡议和资助下，16个国家签署了一个名为《改善战地陆军伤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成立了“救援伤兵国际委员会”，这个《改善战地陆军伤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就是《日内瓦公约》的前身，而“救援伤兵国际委员会”后来发展成为“红十字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即通常所说的“红十字会”）。          二、“红十字”标志          “救援伤兵国际委员会”从建立之日起就得到了大部分国家的响应与支持，在1870年爆发的普法战争中，“救援伤兵国际委员会”的救助工作得到了战争双方（普鲁士与“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尊重，但是由于人类普遍存在的猜忌，“红十字会”还是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从“红十字”标志的变迁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救援伤兵国际委员会”从1875年改名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其标志为白底红色十字，这个标志由瑞士国旗反色衍生而来，为的是感谢瑞士政府对“红十字会”的成立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但瑞士国旗上的“十字”却成了日后的大麻烦：当这个标志扩展到伊斯兰世界的时候，“十字”标志不为伊斯兰教徒所接受（因为“十字”源于耶酥受难的十字架，是基督教的象征），在1876年俄-土战争中，奥斯曼帝国（土耳其）以“‘红十字’标志违反本国士兵宗教信仰”为由采用“红新月”标志代替“红十字”标志，而波斯帝国（伊朗）则采用了“红狮日”（即“红狮”和“太阳”图案）标志代替“红十字”标志，从此之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不得不同时使用三个标志。1949年，以色列国成立，以色列又建议增加“红大卫盾”标志作为“红十字会”标志（即红色六角芒星），考虑到如此一来，“红十字会”的各种标志可能泛滥开来，这一提议遭到了拒绝。          红十字、红新月与红狮日          以色列救护人员，后背上印有“红大卫盾”标志，而这个标志并不被承认          1980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霍梅尼政权宣布废止“红狮日”标志，开始使用“红新月”标志，由于此前“红狮日”标志为伊朗所特有，因此，“红狮日”标志也由此被“红十字会”废止，红十字标志由此又变回了两种，即“红十字”标志（144个成员使用）和“红新月”标志（24个成员使用），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红十字”标志影响巨大，并非所有伊斯兰国家都使用“红新月”标志（如黎巴嫩、印度尼西亚），而前苏联曾是世界唯一一个同时采用“红十字”和“红新月”标志的成员。          “红十字”标志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象征着中立的符号，但是其所涉及的宗教因素却使国际红十字运动受到了置疑和尴尬，为了避免这一现象，使“红十字”彻底消除歧义，促进和解，“国际红十字运动”于1986年改名为“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红十字会联合会”于1991年改名为“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联合会”，2007年1月14日，“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正式起用了第三个标志——“红水晶”——这个标志可以供那些不愿意使用“红十字”或“红新月”标志的成员使用，如信仰犹太教（而不是基督教或伊斯兰教）的以色列（虽然不被承认，但以色列在建国以来一直在使用“红大卫盾”标志）。          三、国际红十字运动的7个基本原则          在1965年召开的第20届红十字国际会议中，国际红十字运动的7个基本原则被确立起来，它们是：          人道 Humanity          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系由于意欲为战场伤患提供无差别待遇之协助而萌生，应依其国际及本国之功能，致力于预防及减轻出现在任何地方之人类苦痛。其目的在于保护生命与健康；确保对人类的尊重，并促进世人相互之了解、友谊、合作与持久的和平。          公正 Impartiality          它不因国籍、种族、宗教信仰、阶级或政治意见而有所歧视。它致力于解除个人之痛苦时，全系根据他们的需要行事，并优先考虑特别急迫的苦难个案。          中立 Neutrality          为求持续获得各方的信任，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于任何敌对情形中，不得采取支持其中一方之立场，亦不得在任何时候涉入具有政治、种族、宗教或意识型态本质之争端。          独立 Independence          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有其独立性。各国家红十字会虽为其政府人道服务方面之辅佐机构，且需遵守各该国之法律，惟仍应永远保有自主性，以便在任何时候均能遵循红十字运动之原则行事。          志愿服务 Voluntary Service          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乃志愿救援之运动，并不企求任何利益。          统一 Unity          每一国家只能有一个红十字会。它必须对全国公开，并在全部领土内推行人道工作。          普遍 Universality          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遍及全世界，各红十字会地位相等，也共负彼此互助之相同责任与义务。          与很多人所理解的不同，“红十字”并不是“医院”的标志（这一点在中国很多地方曾被严重混淆），因为“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是志愿服务组织，且不赢利。按照《日内瓦公约》规定，“红十字”（也包括“红新月”、“红水晶”）标志在战时和非战时都具有国际法上的效力，攻击标有“红十字”（也包括“红新月”、“红水晶”）的车辆、人员、设施者，将被视为“当然战犯”。          历经了140多年的风风雨雨，“红十字”几经变迁，但它意义则始终未有更改，无论是战俘还是自然灾害的受困者，当他们看到“红十字”、“红新月”或“红水晶”的时候，他们的生命就会重新燃起希望，因为它们都是爱的标志，当人类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爱的力量就会高高地飘扬起它的旗帜。          红十字、红水晶与红新月标志          ……………………          汶川震后话结构〖武际可〗          ●武际可          结构工程是人类文明的脊梁。这是十年前笔者在一次结构工程学术会议上讲的一句话。没有结构我们都会还处于穴居野处的蒙昧状态，当然谈不上其他文明了。          其实，作为现代社会的人，一举一动都会和结构打交道。出门，有车船和道桥结构，坐飞机有航空结构和机场结构。不出门，有房屋结构，工作有办公楼结构，厂房结构，采矿又有地下结构。饮水灌溉有水工结构，就是吃饭穿衣，也得有相应的和食品工业、纺织工业的机械和厂房结构。总之，与人生活密切相关的衣、食、住、行，都必须和结构打交道。          据统计，我国每年因为各种自然灾害和安全事故的损失多达4千亿人民币。仅2008年年初南方的雪灾损失就达千亿人民币，四川的地震又损失在千亿以上。这些灾害和事故有许多是和结构相关联的。防止和减少自然灾害的损失，需要发展抗震、抗雪灾、抗风灾、抗水灾、抗泥石流的结构。而为了应对各种安全事故，又需要针对火灾研究结构的防火与抗爆，针对交通事故改善车船与航空结构与道桥结构，针对矿难，又需要改进与矿井建设有关的地下结构。等等。          然而，我们对结构本身和结构的安全性很不重视的。高等学校为了迎接211工程检查团，把大量经费用在学校建筑的内外装修工程上，检查团也很少检查楼房的主体结构质量。为了迎接奥运，花大量的钱实行当街的许多建筑外装修一新的“面子工程”，很少检查这些建筑的结构。各个城市都有相当一部分危房，对这些危房的改造和修缮进展也是十分缓慢的。          对于结构本身的不重视，必然会导致对有关结构的基础性研究的不重视。举例说，为了抵御风灾，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需要有合乎国情的“风谱”，也就是当地风速的频率结构。而我们没有，电力部设计大型冷却塔和烟筒主要控制载荷是风载，但电力部不投资研究，气象局也不投资研究，建筑部门更不投资研究。于是只好用外国的风谱来设计。          十年前，有一个交通研究部门，因为有数以百计的关于某种设计的混凝土桥梁出现了规范不允许的裂缝，想委托我们研究并提出补强方案。我们问，能够给多少投资，回答是六万元。我们当然没有接受这项任务，回来时我们估计了一下，即使是投入六十万，对这样的问题也不一定能够解决。可见他们对一项结构研究的成本和作用的估计，距离实际要求多么远。由于对结构研究估计得过分容易，这就形成一个怪圈，我国几乎每天都有与结构直接间接有关的事故报导，而专长于结构力学的学者却无事可做。          合格的建筑结构是需要经费支持的，高效而又经济的各种结构是需要投入人力物力去研究开发的。例如，为了设计经济的抗震结构，单凭计算是不够的，有时还要做实体试验。为此，有的国家建造巨大的振动台，可以把一座两层楼结构放在上面，按照给定的地震谱和强度进行振动试验。          1976年唐山大地震，总结的结构上的教训是，预制板楼房，承受垂直力的支撑构件没有配筋。这样，地震时预制板很容易下落，而由于预制板是配了筋的，所以下落时一般不会粉碎，又由于预制板过重，这就给抢救带来麻烦。不过即使是这样，在预制板下落时，也不会是平行下落，而由于楼层之间的隔墙或屋内的能够承力的家具的衬垫，还会给人留出一定的生存空间的。在这种情形下，按照概率统计，对全垮的结构，在其中的人大致是有三分之一死亡，三分之一受伤，三分之一没有受伤。事实上，唐山大地震发生在半夜3时42分，这正是绝大多数人熟睡的时候。实际死亡和生存的人数也大体上符合这个规律的。          这时，如果抢救及时，能够把这三分之一没有受伤的人救出来，他们就可以组织起来救助其他受伤人员。          唐山大地震后，接受事故调查得出的教训，建议在受垂直荷载的支撑构件以及预制板搭接处适当配筋，或者使用框架现浇结构。这样即使结构垮了，预制板也不会下落到底，能够给人留下更多的生存空间。所以我国的抗震规范后来的几稿都是吸取了唐山大地震的教训进行适当修改的。如果能够严格按照规范执行设计和施工，损失会要小得多。          汶川大地震，有唐山大地震在结构设计上的经验教训，地震地区又不像唐山那样发生在人口密集的地区，地震时间也不像唐山大地震是在半夜而是在白天，除了有不少人在户外作业外，即使在户内工作和学习的人，也是处于清醒状态，在地震来临的几十秒时间内，有可能跑到户外。尽管如此，仍然有近十万人死亡和失踪。损失实在是太大了。          汶川地震后，据统计，倒塌和破坏的房屋有千万间。特别令人痛心的是有许多学校建筑在地震中坍塌，造成在学儿童的大量死亡。          从汶川大地震所给出一些学校教学楼的破坏情况的图片来看。不仅垂直承力构件没有配筋，而且有的承力墙，用的是单砖砌就的12墙。就连预制板中的配筋也是少得可怜。有的预制板在下落后，不仅垂直承力构件倒掉，连预制板也跌得粉碎。在倒塌的结构中没有给人留下任何生存空间。这样的结构必然造成惨重的死亡。          汶川地震已经过去近一个月了。有的人出主意，有的人做解释，有的责备地震预报部门，众说纷纭。有的说要提高学校建筑结构的标准，有的则要追求豆腐渣工程的责任人，更有的要揪出教育界的贪官。          首先，是否需要提高学校的结构标准，我们需要查阅有关的规范。我国的抗震规范明确规定（《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GB50223-2004）），建筑根据其使用功能的重要性分为甲类、乙类、丙类和丁类四个抗震设防类别。          甲类建筑应属于重大建筑工程和地震时可能发生严重次生灾害的建筑，如核电站、生化实验室、重要化工厂、通信中心等建筑。规范明确规定，人数较多的幼儿园、小学的低层教学楼，抗震设防类别应划为乙类。乙类建筑应属于地震时使用功能不能中断或者需要尽快恢复的建筑。而且规范还要求对所有的房屋“多遇地震不坏，设防地震烈度可修和罕遇地震不倒”。丙类建筑应属于除甲乙丁以外的建筑，丁类建筑属于次要建筑。          可见，我国的抗震规范，已经明确规定了对学校建筑结构的要求。我们且不奢谈要求把学校的抗震标准提高到甲类，如果真正能够做到不要说按照乙类了，即使做到对一般房屋结构要求的“多遇地震不坏，设防地震烈度可修和罕遇地震不倒”，损失也会比现在小得多。但是汶川地震实际表明学校的结构，不仅达不到乙类，而实际上已经降为丁类的次要建筑了。          国家的规范，实际上就是法律。在设计、施工与监理中，是哪个环节上出了问题，致使工程质量如此之差。          其次，有人说是建筑费被贪污了。我认为，不能这样看。我虽然无法保证，在受灾的这许多县市中，不会出现个别贪污分子贪污基建款。但是几乎每个县或乡镇的学校建筑，都普遍坍塌，这是无论如何解释不通的。须知，我们的教育界的人绝大多少是好的。为什么政府建筑坍塌的就比较少，难道是所有的政府官员都是廉洁的，反而教育系统的人员都是贪污分子？我相信教育界的贪污分子的比例决不会比政府官员中的贪污分子还要多。          根本问题出在哪里呢？出在长期国家对教育的欠账太多。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统计数字：中国教育经费占GNP的百分比，在1970年是1.3%,1975是1.7%,1980是2.5%,1985是2.5%,1990是2.3%。近几年据我国公布的数字，教育经费占GDP的百分数，1995年是2.41%，2001年提高到了3.19%。这个数字终于结束了教育经费在改革开放以后，仍然在百分之2到3之间徘徊了20年的历史，上升到了百分之3以上，不能不说是一个较大的增长。不过，我国到2000年GNP的增长已跃居世界第6名，那么，为什么在同一时期内，我国教育经费占GNP的百分比始终在3%以下，几乎没有增长，致使教育经费排名落在世界第一百几十名之后呢。          与此相对照的是，据报道，中国行政管理支出从1986年的220亿元增长到2005年的6512亿元，20年间增长了30倍，年均增长19．5%。这个速度远远高于同期财政收入增长和ＧＤＰ增长。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1978年仅为4．71%，到2003年上升至19．03%，近几年来仍居高不下。以2004年为例，中国公车消费财政资源4085亿元，干部公费出国消耗财政费用达3000亿元，全国一年的公款吃喝在2000亿元以上，三者相加总数高达9000亿元以上。          近年来，我们经常谈论反对腐败问题。实际上，行政经费与国民经济发展不相适应地增长，效率低、消费高，官僚化的政府，就是腐败的一种症候，它是从政府的功能上的腐败。对于老百姓来说，这种腐败是比个别官员贪污腐化更为可怕的腐败。          1986年4月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这是我国首次把免费的义务的教育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也就是说适龄的“儿童和少年”必须接受9年的义务教育。义务教育的制定标志着我国基础教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在法律上规定了实行义务教育，就意味着国家必须为受教育者提供一切条件。以往我们说“养不教，父之过”，在实行义务教育法之后，就应当是“养不教，政府错”。家长只要是忠实履行了纳税义务的，他就不再是对子女进行义务教育阶段的主要经济负责人。而政府对义务教育应全面负责，其中最重要的是建造结构合格的符合各种规范，包括抗震规范的校舍和聘任合格的教师。然而可怜的教育经费，比起实行义务教育所需要的经费来说，实在是杯水车薪。          据我所知，许多学校一直是在危房中上课。许多年前，我的故乡村里，学校上课的破庙坍塌，压死了九个小孩，后来故乡的县城又坍塌了一间教室，压死了20多个孩子。这两起事故都没有看到报导。有的农村小学的办公费之少，甚至买不起粉笔，上课时，教员端一碗水，用手指蘸着水在黑板上写字。所以更谈不上建造合格的校舍和教室了。          有了这个认识，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汶川地震后大量倒塌的是学校建筑。而政府的建筑坍塌很少了。我是很同情教育办事机构的，他们拿到政府很少的教育经费，又要照顾到那么多受义务教育的学龄儿童。于是就只好降低标准来盖房子了，这样才能够使更多的孩子上课。按理说这样做，违背设计规范，是违法的。话又说回来，政府的建设局和有关部门是负责审批建设项目的，对于违犯规范的建筑项目怎么就可以批准呢。所以，最大的违法，还是政府。进一步说，你制定了义务教育法，要求每个孩子都能够接受教育，又不提供足够的经费支持义务教育，到底是谁在违法。即使是少得可怜的教育经费，掌握大权的官员要克扣挪用他们也无权干涉。地震后，教育部门又得对坍塌了那许多校舍编造出很可笑的原因（诸如学生上课楼面负荷大、地震超过设计强度等），来为政府开脱。          几十年来，更为难以理解的是，义务教育既然完全是政府的责任，为什么却要在社会上搞一个“希望工程”由社会上捐助来建“希望小学”。义务教育与慈善事业不同，他应当是政府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推卸或减轻的责任。与许多坍塌的校舍相对照的是，据悉，香港苗圃行动在四川南部资助监督建造了61所学校，其中6所位于震中附近，它们既没有倒塌，也未出现伤亡。该机构义务总干事梁建华表示，6所学校中，3所在建、3所已经建好，有一所虽较靠近震中汶川，地震后却只出现一些裂缝。这就越发衬托出我们的政府在实施义务教育中的失责。          欠债是要还的。符合抗震规范的建筑结构是要经费保证的。汶川地震只不过给我们显示了一个窗口，它提示我们在全国像汶川那样结构不合格的教学校舍是大量存在的。在我们不太重视结构工程的大环境下，又不重视教育的政风下，学校的危房、不符合结构规范的校舍什么时候能够得到检查和彻底消灭，的确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特别是对照我们的行政经费如此地阔气，我们的教育经费如此地紧迫，难道不值得我们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官员们深思，彻底改变一下政风吗。          能不能来一个调换，让在危房中上课的孩子们到政府豪华的大楼里去上课，让政府的官员们到学生上课的危房中去上班，危房大概就会很快消灭了。如果有哪个地方政府能够带头这样做，我相信他们会受到全社会的尊敬的。          ……………………          从汶川地震看中国为什么离不开民主          陈志武          汶川地震，数万个生命陨灭，令人痛彻心肺。这些天，全国各地很多自愿自发的救助，捐钱的捐钱、捐物的捐物、献血的献血，显示了人性善良的光辉，也让国人为自己同胞的自发行为骄傲。救灾行动中，特别突出的莫过于解放军战士，十五万人之多，冒着震损建筑随时倒塌、余震随时复现的危险，争分夺秒抢救生命，加速修复交通，他们的救援场景无不感人。          悲痛之余，震灾以及救援行动也暴露出众多问题,值得反思。尤其是，为什么学校楼房容易倒塌，而就在邻近的政府大楼却能不倒、甚至丝毫不受损？为什么到今天中国的救灾、救援队还基本是军队，涉及民生、涉及人命的职业救援队伍和救援装备还被忽视，以至于一有灾难，不管是水灾、雪灾还是地震，就只能调动不一定有专业训练的士兵？解放军战士的勇敢，令人敬仰，但是，如果正是由于军人必须服从指挥、因为他们勇敢，而不管有没有救灾的专业训练、专用设备，只要哪里有灾就把他们往那里调配，那么，这不仅违背他们作为军人的专业职能——士兵的训练以作战为主、不是为地震救灾，而且，对战士们不公平 —— 为什么跟其他社会成员比他们就必须要为各类救灾做出牺牲？对受灾的老百姓也不利，因为他们应该得到专业的救援支持，因为如果有更多专业救援支持，更多压在废墟下、临危的生命能尽早被救活。          学校楼房最容易倒塌、还是只能动用解放军救灾、灾民得不到专业的救援服务，说到底，这些都涉及国家财政是否民主的问题，涉及到老百姓和企业交的税、国有财产收入怎么花的问题。这么多年，许多人说，民主只是少数知识分子的抽象诉求，与老百姓的生活无关。但，从这次地震中我们看到，民主不仅不抽象，而且还具体到老百姓的生活、老百姓的生命，涉及到政府的财政开支和建设投资怎么花、往什么地方花的问题，是在政府大楼和形象工程上多花、还是在学校楼房上多花的问题；到最后，具体到地震发生时在学校上学的老百姓孩子是最安全、还是会最不安全的问题。          人们会说，“中国还不富裕，没有钱去强化学校楼房的安全，没有钱去培养专业救援队伍”。          但，实际的情况并不是国家没有钱，而是对政府预算没有实质监督的问题。2007年，国家预算内的财政税收增加了31%，达到5.1万亿元，占GDP的21%，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2.3亿农民的纯收入。也就是说，即使不包括预算外的国有土地、国有资产、国有企业收入，政府一年可以花的钱等于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          从1995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增加1.6倍，农民人均纯收入才增1.2倍！ 改革开放的成果由政府享受的最多，城市居民次之，农民分享的最少。这么多年里，只有政府的收入以远高于GDP的速度在增长，城镇居民和农民的收入增长速度都远低于GDP的增速。国家有这么多收入并且收入增长这么快，为什么宁愿在政府办公楼和形象工程上花钱，而不是花在学校、职业救援队伍上呢？          除了收入外，在财富持有结构上，也是政府绝对垄断。根据国资委、土地资源部以及金融系统的数据，加上本人的估算，中国大约有115.6万亿元资产性财富（包括土地、资源、资产和金融财富），其中，只有27.6万亿是民间私人的（占24%），剩下的88万亿属国家的（76%）。如果2008年中国GDP和资产价值都上升10%，那么，老百姓从资产升值中共得到2.76万亿元，而政府能得到8.8万亿元。政府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产财富升值中得到的份额，是民间的三倍！          所以，不管从税收还是资产性收入，政府的钱比民间社会多。而国家有了这么多收入，是怎么花的呢？据财政部介绍，2007年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为全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          政府教育经费开支只占GDP的2.7%左右。而目前世界平均水平约为7%，其中发达国家在9%，经济欠发达国家也达到4.1%。          不管按绝对数字，还是按相对水平，中国回馈给老百姓的医疗与社会保障、教育投入、民生投入、灾难风险投入都应该更高。特别是按照当年国有化运动的初衷，国有制本应该带来更多的社会福利、更好的民生保障、更安全的学校楼房。可是，实际看到的是，资产和土地国有了，税收也年年在高速增长，但得到最大好处的不是民生和老百姓学校，而是政府办公大楼，就像著名的安徽阜阳市 “白宫”办公大楼、河南焦作市委政府大楼、广西钦州市政府大楼，等等。          宪政民主所要保障的老百姓权利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而是具体化到我们生活和生存空间的方方面面，是老百姓和年轻学生的利益问题，是发生灾难时民间是否有权利自发救援生命、争分夺秒抢救生命的问题。如果没有对政府权力的民主监督和问责机制，政府就只会征税、只顾得到国有资产的收益，也会用这些经济实力压缩民间的活动空间，而不会用这些钱去事前预防地震、雪灾、水灾，不一定去投入资源组建、培训职业救援队。希望汶川地震中上万个学生的生命能够给整个社会足够的警醒，人人应该反思，为了今天和未来学生的生命安全，民主宪政是不能再回避了。          （本文转载自天益网）          ……………………          （老潘注，如此内容当中，对于涉及民主讨论的业余程度，可以看出，经济学者谈政治的令人捧腹之处。）          灾后房屋重建主体在民          秋风          汶川大地震的灾后重建即将启动。考虑到社会自治与市场机制的发育程度，应当首先明确重建的一项基本原则：重建的权利主体是灾区民众自己。          毫无疑问，政府要发挥重大作用，但政府主要是灾后重建的义务主体，它有政治、法律上的义务对灾区重建提供财政及其他方面资源的支持。而从制定重建规划开始，到不同共同体内的规划，房屋重建模式的选择，产业重建规划，一直到具体家庭房屋的重建、经济恢复等等，民众都理应发挥主导作用。政府和外部世界提供重建的资源，但重建决策应当由民众自己作出，或者是由家庭作出，涉及到公共领域的问题，则应当通过民主、自治的方式集体作出。只有通过这种制度安排，重建才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灾区民众的需求，从而使重建获得最充分的正当性。          仅以房屋重建而言，其主体就应当是城镇居民自己。这方面，1996年初云南丽江地震后的重建提供了非常有益的经验。曾参与灾后重建的官员近日指出，农民自建的效果要好很多。          那次震后重建，民众房屋分原地修复与异地重建两种类型。原地修复当然是民众自己修建，政府给予补助。异地重建则分政府集中修建分给灾民与政府统一规划、提供补助、农民自建两种模式。事实证明，后一种模式要好得多。一个原因是经济，民众相互帮工，修好一家再到下一家，节约了现金开支；更重要的原因是质量有保证，因为，民众自己购买材料，施工质量也可以亲自控制。          这种农民自建模式，还有更多好处。比如，农民自建，相互帮工，可以使遭受严重心理创伤的民众重建乡村紧密的邻里关系。这有助于乡村伦理秩序之重建，进而有利于乡村自治秩序的发育。          同时，农民主导重建房屋，很有可能使传统乡村民居风格得到恢复。近些年来，乡村民居的建筑风格发生巨大变化，从电视画面上可以看到，乡村出现了大量混凝土建筑。但有很多资料表明，乡村传统砖、木结构房屋比起质量无法保证的混凝土房屋更为安全。地震灾区本身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恢复传统民居风格，也更有助于文化的多样性，并与当地的自然景观更为协调。考虑到灾区也处于著名风景区辐射范围内，旅游业是未来重点产业，具有鲜明地方风格的民居对旅游者将有很大吸引力。          当然，农民并不享有任何住房福利，传统上，乡村与小城镇居民的房屋都是民众自己建筑的。所以，乡村重建以农民为主体，似乎不成问题。除此之外，政府似乎还可以考虑，在城市居民房屋重建过程中，突破现有的土地与房地产供应模式，让城市民众自行建造房屋。          受灾严重的城市可以考虑，直接向城市居民开放土地供应。居民家庭可以直接购买土地，若干家庭可以组成住宅合作社向政府购买土地。开发商仍然可以开发商品房向居民出售，但城市居民将享有购买土地、自行建造房屋的权利。当然，政府可以由此更进一步，允许这些城市居民到乡村购买土地，从而推动乡村的郊区化。          可以设想，这样的制度框架，将为受灾城市的重建确定一个比较合理的制度框架，有助于城市走出畸形发展之路，形成良性的土地-房屋供应模式。这些尝试可以为全国的土地与住房制度改革提供一些有益的经验。          当然，除了财政义务之外，政府还可以在灾后重建中行使其公共权力。对于房屋重建，政府可以提出强制性防震标准，也可以制定规划。制定规划的过程必须有民众参与，村庄等小社区的细节性重建规划，则需由民众主导，充分尊重民众的习俗与审美偏好。让民众自己来决定，他们将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社区，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          非政府公益组织更可以大显身手，他们可以向民众提供设计、建筑、施工等方面的专业知识，支援民众自我组织起来，协助规划的制定、建筑施工及重建后的社区治理。这种知识与专业援助，当然也应当以承认民众的主体性为前提。毕竟，将要生活在重建之后的世界上的人是灾区民众，那就该让他们自己想象自己的未来，政府和公益组织的功能仅在于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想象。          ……………………          令我愤怒的非主震区见闻          村人          抗震归来，感受颇多。为了不影响主旋律，我一直忍到了今天。四川汶川震中等地的的确确遭灾，四川周边未发生破坏性地震的地方实实在在获利；十几甚至几十年前的危楼建筑，在大地的战栗后都归于地震，都以地震损失向人民伸手，当日多少贪官和奸商的罪恶勾当在这次的地震中被一笔勾销。          央视给我们展示了汶川救援的大爱与崇高，我却从自己的身边目睹了地方官员的无耻与自私。于是，久积的愤懑终于凝结为这样的声音：          地震，有多少罪责假汝之名！！！          聚源中学震垮了，学生被安置在了附近的聚源小学。当时看到电视实况转播，我即心生一惊：豆腐渣工程吧！然而，当时也就是一闪念，没敢说出口。毕竟，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陕西也遭灾，听说汉中、宝鸡震感强烈，而且损失严重，我急急赶回X老家抗震救灾。半月时间，在忐忑中等待着可能发生的余震，在一天天的耳闻目睹中，积聚起的不是对地震的恐惧，而是对地方政府及官员的担心。          一、时现时隐的救灾帐篷          5月15日踏进县城，只在西大街北侧的大街旁见到独独一顶标有正规的救灾帐篷，蓝色，上面印有“救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监制”字样。我当时很是奇怪，整个县城东西南北四条大街，怎么只有一顶帐篷？是政府作秀？但转念一想，毕竟县城没有楼房倒塌。次日，我把自己的不解告知遇到的高中同学，他告诉我，X县这样的救灾帐篷不止一顶。他说，等到晚上，新开发的西区就会支起一顶顶帐篷，那是县上的官员防震的地方。每天下午快下班时，秘书和司机就早早去西区给领导搭帐篷了。我对同学的话将信将疑，17日下午四点，我专程骑车到所谓的西区看个究竟。宽阔的出奇的新修路上未见到救灾帐篷，倒是有不少汽车停在路两边。返回时，却意外地发现西大街的那顶救灾帐篷不见了。更吃惊的是，在经过县委时，从大门的东侧能清楚地看见县委大院搭建了好几顶救灾帐篷!          电视和广播的新闻中不断地播送着汶川灾区急需帐篷的消息，并号召社会捐赠最急需的帐篷。于是我很是纳闷：为什么汶川等地需要的帐篷会调拨给可有可无的X？          回到家，说到没见到的和不见了的帐篷，邻居说我到西区去的不是时候，西街那顶帐篷是县上的某个官员是给自己的家人弄的，街上人为此都在骂，是不是受不了，拆掉了。小妹让我去看一看她们逸夫小学的操场，校长在操场正中支起了儿子从县民政局弄来的救灾帐篷，给她们这些教师摆阔，真让她们受不了！吃完晚饭我骑车到她们学校，果然是一顶正宗的蓝色救灾帐篷雄踞操场正中，在普通教师用课桌支起的露天床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大约是五天后的早晨，小妹从学校回来后既高兴又生气，高兴地是校长的救灾帐篷头一天拆了，听说是民政局收走了。生气的是校长可能因此不舒心，在会上又开始骂人。          二、稀里糊涂的捐款          从20日开始，县城各单位陆续开始捐款，救助灾区。的确，电视和广播的及时报道让人们了解到了灾情的真实情景和灾区人民的境况，奉献爱心，以体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人道主义和心系灾区的真情，人们纷纷解囊捐款。然捐款之后，多数人却愤愤然。“早知是给X受灾捐款，我宁愿通过其他途径捐献给真正受灾的四川人民。”          小妹她们单位要求每人至少捐献50元，对于捐款多少，老师并不在意，可当捐款完毕的第二天，校长告知她们捐款是用于X的灾后重建后，小妹说，她们都有上当受骗的感觉。X在地震中死了人没错，但似乎与地震的关系不大。本来就岌岌可危的烟囱、老墙即使没有地震也可能坍塌。好多人担心：以救灾名义筹集的捐款极有可能挪作他用。          人们的担心很快在小侄子接受捐赠的事情得到应证。5月23日，小侄所在的学校通知他第二天7：30在操场集合，去参加受灾儿童受捐赠仪式。小侄听了反问老师，我又不是灾区儿童，受什么捐赠？老师告诉他，整个宝鸡地区都是灾区，尽管和四川灾区相比，我们没有一个学生受灾。学校要派200名学生参加受赠大会，每个班只能通知离校近，且学习较好的学生。小侄死活不肯去，还是他妈妈最后劝他，你可以将自己领到的物品在捐给灾区的儿童。小侄最后还是不情愿地去了。接近中午12点时分，小侄带回了据说价值40元的物品回到家： 1支钢笔，5个小笔记本和一件印有“慈善关爱”的短体恤和1个小书包。小侄说，我们其实就是去让电视台摄像的。小妹说，看来我们的捐款在给你们捐赠的名义下，就要被贪了！          三、残垣危房都归在了受灾的名下          5、12地震，X县的确震感强烈，也造成了损失。比如，山区年久失修的茅草房和危窑倒塌了，单砖垒砌的隔墙震倒了，据说还死了人。一小型企业的职工在地震时急急跑出厂房，不曾想却被外边堆放的锅炉滚下砸了个正着。这些我都未曾证实。而自己搞清楚的则是，很多本已是出了问题的建筑（比如危房、危楼）都归在地震受损的名义，终于有了解决的结果。          我曾在县城教育系统工作十年，对于城区学校建筑情况还是比较熟悉。这次被勒令强行拆除的XC中学宿办楼其实从建校的那天起就注定是危楼了。大楼在施工选址时就被告知此处处于沉降带，不能建楼。但楼还是在这里建了，第二年楼即出现裂缝，接下来只有加固，再加固。即使是危楼，但教师依旧要居住。没有上级的拨款，没有哪一个领导能做出解决问题的决定。幸好遇到5、12地震，有了救灾捐款的保证，5月20日楼就开始动工拆除了。儒林小校是县城历史最悠久的学校之一，数十年前的砖瓦洒房在县城乃至全县都已经很少见了。地震赐予这些危房光荣的退休机会，也祛除了主管领导的心头病。逸夫小学的教学楼出现了裂缝，学校和县局三番五次坚持其确定为危楼，但最终省上的专家认为这些裂缝并非地震造成，原因不明。在需要加固的圆弧门厅的支撑柱被剥去粉刷的外衣后，清清楚楚露出了粉扑扑的水泥石。我怀疑当时使用的水泥是否合格达标。          四、迟迟不能复学          从5、12开始，X中小学就开始停课。学生早上到校后，学校通知放假，一直持续到5月30日。尽管有发生余震的种种传言，但听到四川受灾区孩子回到课堂上课的声音，家长着急，老师着急。          坊间猜想，教育主管部门肯定对于全市和全县教学楼和教室的情况了如指掌，做出放假的决定不是说上级对地震的发生有充分的预测，而是他们害怕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