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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崛起的背后增长方式弊病日益凸显
(博讯2006年7月12日)
    　　中国经济结构偏离世界常态源于增长方式。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渐形成了一种既不同于过去，又不同于国外，但都有所继承和学习的新的增长方式。由于采取“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总政策，政府和市场共同导向，农村和城市一起推动，数量和质量目标并列，工业化、信息化都加快了步伐。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市场发挥了重要作用，全面鼓励外贸外资和引进技术、管理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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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从这里也能够看到过去我们倡导的一些发展方针的影子，例如，放权让利，调动地方积极性，大中小并举，土洋结合，农村办工业，等等。这种增长方式的优点和成就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它也带来了一部分消极后果。
    　　　　
    　　这种增长方式的弊病在1990年代中期积累到比较严重的程度，到21世纪初期，矛盾开始尖锐化。

    　　主要的问题是，国企和民企都开始陷入困境；生态和居住环境的急剧恶化；外商投资企业持续增加，不仅主导了对外贸易，而且开始引领国内产业和市场；银行不良资产负担日益不堪承受，靠巨额贷款增加支持高速经济增长扩张难以为继；农业长期停留在小农式的家庭经营为主的方式上，与现代化的工业和市场难以契合，城乡差距越来越大。

    　　中国经济增长偏离均衡状态，有着体制上的原因，如果不解决内部问题，中国经济将很难再保证呈现高速增长的态势。

    　　首先是政府主导经济的格局没有改变。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开启，以党和政府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为标志。没有各级政府的积极努力，过去25年不可能出现高速增长。但是，政府直接干预经济活动，带来的消极影响是严重的。政府主导经济模式，还是在高度分权的背景下形成的，所以有五级或六级的政府经济主体在同时活动。政府与政府之间的竞争明显超过了合理的限度。

    　　其次是，在政府部门和国有经济部门，向上级负责的“官本位”导向不仅停留在观念上，而且体现在体制上。这造成了政府角色缺位，之前是大办工业，现在是大力鼓励房地产行业以及基础设施建设。这直接导致了固定资产投资过热，政府宏观调控成效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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