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冰：左右夹击下胡温改革陷胶着状态
(博讯2006年3月09日)
----叶公好龙式改革的必然结果
(前哨杂志三月号罗冰文)党报惊呼改革陷入“胶着状态” (博讯 boxun.com)
风风雨雨的二００五年已经过去，中共没有达成“改革攻坚年”的目标，整整一年成了“质疑改革年”。
何以会变成这样的结果呢？北京分析人士指出，关键是中共高层对改革叶公好龙，忸怩作态，“改革攻坚”成了银样蜡枪头，所以“以民为本”成了以官为本，“和谐社会”成了火山爆发。胡温想有所作为仍被困在中南海。
二００六年伊始，改革与保位拉鐻战加剧，各种利益势力纠缠不清，就连党报也惊呼《中国体制改革进入胶着状态》。
二００六年初最让人关注的胶着事件，莫过于《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的查禁与反查禁，如今已演变为一场全国性对垒事件。党内不少人士及部门，支持编辑李大同等人向中纪委控告中宣部高层的蛮横无理、破坏党纪国法的查禁行为。二月二日，十三名已退休中共重量级老干部江平、朱厚泽、李鋭、李普、何家栋、何方、邵燕祥、张思之、吴象、钟沛璋、胡绩伟、彭迪和戴煌，更是联名上书中央，谴责中宣部，支持李大同，令中共党内分歧公开化。
在海内外的强大压力下，中共野蛮保守当局不得不向现代文明屈服，宣布《冰点》周刊于三月一日复刊（虽然背后仍搞了些惩戒小动作），第一个胶着事件由此破局。但是，二００五年留下的其他僵局呢？相信好戏还在后头。
这是二００五年从“改革攻坚年”变成“质疑年”的必然结果。好戏还在后头。那么，如今中国是怎么一个现实呢？
无法遏止的大面积腐败
腐败如影随形地附在中共身上。
山西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最近作为成绩公布共受理群众信访举报二万三千五百八十三件，立案六千七百二十一件，结案六千六百七十四件，处分党员干部七千一百六十九人，其中地厅级干部十人，县处级干部二百一十九人，挽回经济损失九千二百九十点三万元。集中开展了清理纠正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有企业负责人投资入股煤矿的专项监察，并有九百五十二人对官员入股办矿问题进行了申报，涉及股金一点五六亿元。平均每人近二十万元。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二００五年共有一千二百零五个违规机构被处罚，六千八百二十六名相关责任人受处分，三百二十五名高管人员被取消任职资格。
二００五年江苏共立案查处土地违法案二千八百五十五件，收回土地九千九百五十五亩，对二百三十名责任人给予党纪政纪处罚。
中共的腐败，已经演变成结构性腐败，要根除谈何容易。
社会矛盾仍在激化
腐败的结果是：中共的贪官及其与他们勾结的奸商不劳而获，过着奢侈的生活；广大人民辛辛苦苦，却要节衣缩食，才能分期付款买一个“窝”、或供子女上大学，而相当一部份人则过着贫困的生活。
腐败使贫富差距愈来愈大，激化了社会矛盾，使报复性恶性案件层出不穷。
丁吉福因和煤矿矿主有私怨，于二００五年十一月八日引爆了新疆奇台县塔山煤矿生活区存放的五百一十公斤炸药，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魏海波出于报复社会，二００五年七月五日携带多枚自制爆炸装置乘坐火车来到北京。七月六日至八日，先后在北京市宣武区饶丰宾馆八０五号房间床下、北京天坛公园东天门中门、崇文区新世界商场地下超市男卫生间、北京火车站前广场西侧南花坛分别放置四枚自制爆炸装置。七月八日下午两点多，北京火车站站前广场所放置的爆炸装置被引爆。
二００六年一月六日上午，甘肃省张掖市民乐县法院在四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县委副书记带队的县委考核组正在对法院工作进行年终考核。九时十分左右，民乐县洪水镇新丰村六十二岁的村民钱文昭身绑炸药进入会场。在与法院院长对话时，他按动手中的按钮引爆炸药，致使县委副书记、县人民法院院长、县直机关工委副书记、县法院办公室副主任与钱一起被炸死，十七人受伤。
钱文昭的儿子在一宗案件中“自杀”，但疑点很多。另外，法院的善后处理也令钱文昭不满，因而走向以“人肉炸弹”“恐布袭击”官员的道路。
近年来，因各种原因而导致的法院爆炸案为数不少。例如二００五年五月十二日，张家口市赤城县一男子因离婚纠纷到法院办理离婚时引爆身上的炸药，造成两人死亡、三人受伤；二００五年二月二十五日，一名矿工因工伤纠纷到湖南永兴县法院实施爆炸，造成法院执行局副局长、执行二庭庭长被炸死；二００四年七月十二日，南昌市进贤县一村民因赡养纠纷在文港法庭实施自杀性爆炸，本人当场死亡。
贪官和奸商掠夺国资和人民财产，人民不甘心财产被掠夺，掀起了维权运动。
陕西油区的私营油田被没收。二００五年四月十二日，冯秉先、冯孝元、王世军为要回油田或追加补偿金，组织靖边、定边县一百多名原石油投资人，将榆林市政府大门围住，使人员和车辆无法通行。后又冲进政府院内，致使政府多项重要政务活动被迫取消，政务大厅十三个部门停止办公。二００五年五月十一日，在三人组织下，靖边、定边、子长三县二百余人静坐围堵陕西省委大门，并向行人散发材料，使省委车辆无法通行，交通严重堵塞。
二００六年一月八日上午九时许，陕西省靖边县法院对冯秉先等进行宣判。冯秉先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冯孝元、王世军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
政府没收人家的油田当然要赔人家，但政府不但不赔，反而抓人去坐牢，这样只能继续激化矛盾。
胡企图两面讨好灭火创和谐
由于江泽民不甘寂寞，继续通过代理人操控政权，胡锦涛不敢得罪靠掠夺暴富的官商勾结利益集团。但受压迫受剥削的底层百姓又像一座座火山埋在地下，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发，因而胡锦涛不得不祭出抚慰政策。
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决议：农业税自二００六年一月一日起废止。
去年中央财政安排用于“三农”的支出已达二千八百九十三亿元。
目前财政部已为二００六年安排了三千二百二十六亿元用于支持“三农”。如果加上用于农村合作医疗、职业教育等方面的配套支出，二００六年中央财政支农有可能突破四千亿元。
民政部部长李学举最近在全国民政工作会议上说，二００六年将适时提高受灾群众的口粮和倒房补助标准，提高城乡特殊困难群众的低保标准和补差金额。提高农村五保对象和孤儿的供养标准，其他救助对象生活补助也要适整提高。
胡锦涛想用抚慰手段，建设所谓的“和谐社会”，但对比几年来利益集团的掠夺，三千亿四千亿只不过是九牛一毛，而且中国农村百孔千疮，要办的事很多，中国农民人口众多，分到每个农民身上也才几百元。三千亿四千亿在运作过程中也不知道要被各级贪官抽多少油水。
除了讨好贫民，胡锦涛也花巨资搞什么“马克思主义工程”，安抚党内极左派，以图面面俱到。但是，胡锦涛要两面讨好实际上很难行得通。
被官僚垄断的改革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堕落成为被官僚垄断的改革。最近，大陆学者袁剑网上发表《被官僚垄断的中国改革》一文，对此作出透彻分析。他说：
中国的市场化进程虽然比诸八十年代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改革的真实内容却偷偷地被垄断、被劫持，成为仅仅服务于强势利益集团的独家秘笈。我们无法详尽解释这种改革蜕变的历史秘密。简短的解释是，这是由于中国改革的官僚依赖路径所造成的。这种改革路径引发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改革背弃了初始的全民契约，变成了一种不受监督、不受制约、不需要全民共识的官僚垄断工程。既如此，犠牲核心圈之外人们的利益也就成为一个逻辑的必然。
事实上，早在九十年代初期，就不断开始有社会群体被抛离这列改革快车之外。当时间或流传出的各种“下岗工人自杀”的类似寓言版本，传达出中国社会对改革的普遍不适应症状──改革综合症。这种在后改革时期四处蔓延的改革综合症，不仅严重削弱了中国，从服务于全民的改革变成了服务于短期经济增长和特殊利益集团的改革。以九十年代中期之后开始的教育、医疗、住房等改革为例，这些“改革”虽然有利于推动广泛的货币化进程和经济增长，但其结果却是将更多的人抛到了改革之外。
当人民被当作包袱而不是财富抛弃的时候，社会稳定的基础自然会愈益狭窄。
中共利益集团阻挠中国走向民主
中共利益集团一直阻挠中国走向民主化，从左的方面干扰胡温新政。他们的御用文人经常发表谬讑，反对民主化，因为中国一旦实现民主化，中共利益集团的胡作非为一定会被揭发出来。
国内发行的《凤凰周刊》一篇署名祝东方的《民主化絶不是中国的选择》的文章对这点说得很坦白：
如果中国实行民主化，必然要面对一个政治清算问题。也就是说，一九九０年代以来承担了改革成本的广大工农、市民和退休人员，就应该凭藉其人口数量的优势，按照程序民主，对国有资产流失过程中崛起的暴富阶层或财富寡头进行清算。由此可以引申出这样一个推论：如果未来存在这种清算的可能性，那么当今获得了改革红利的资产阶级就不会赞成民主化。
有压迫就有反抗，有剥削就有斗争。不实行民主，难道就能保证广大百姓服服帖帖地受压迫受剥削？当然不会，现在有的弱势群体已用暴力进行反抗，长此以往，中国总有一天要爆炸。
江泽民的智囊、中央党校副校长、伪理论家李君如最近写了一篇《中国能够实行什么样的民主》的文章，提倡什么“协商民主”。要那些靠掠夺起家、养得肥头肥脑的贪官、奸商和脸黄肌瘦的下岗工人、失地农民、失屋业主“协商民主”，行不行？比如说，城镇业主和贪官、奸商“协商”：请不要拆我的祖屋！贪官、奸商会答应吗？他们不把你抓走坐牢已算好人了！他们不拆你的祖屋靠什么致富？
李君如还笨拙地举出中共“解放”后建立各级政协委员会进行政治协商的例子，中共所谓的政治协商如果是真的和有用的，那还会发生被中共称为“浩劫”的文化大革命？
自由知识分子呼唤民主
自由知识分子与御用文人针锋相对，大造舆论宣传民主。从右的方面影响胡温新政。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孙展打山了“邓小平牌”。他最近发表题为《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决定所有改革的成败》的文章说：
在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八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会议的主题是听取端正党风、纠正不正之风的工作汇报。一向思维开阔的邓小平在听取完报告后，突然话锋一转，将话题引向了政治体制改革。
．．．．．．据二００四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邓小平年谱》中记载，当时，邓小平说：“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会遇到人的障碍。”
三农专家于建嵘也在《凤凰周刊》上旗帜鲜明地发表题为《民主宪政是化解中国社会风险的出路》文章说：
要真正化解目前中国存在的社会风险并且实现长治久安，就一定要建立民主的宪政体制，就一定要开放社会利益表达机制，实行公平和理性的利益博弈。
首先，应当逐步建立体现民主和宪政精神的政治体制，这样才能真正树立国家政权的权威。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中国政治的统一性正在发生改变。在以往及现存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中，中央政府的权威正在逐渐被地方党政权力的自利主张所消解。只有建立以民主为基础的宪政体制，在民主的基础上强化以法律形式体现的国家权威，才能真正做到以法治国。
其次，要建立或开放对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允许农民、工人和社会其他利益群体形成自己的利益表达组织，如农会、工会、商会等等。因为目前的工农维权抗争活动是作为一种政治压力而存在的，而社会对这种压力的承受能力是有限度的，如果社会的承受限度被突破，就会使现存的统治秩序失去平衡。因此，随着工农维权活动不断强化，更需要寻找有效的途径将其纳入正常和健康的社会发展轨道，需要在法制的基础上制约可能发生的各种形式的社会冲突事件。
另外，大陆《现代快报》有一篇短文说：
上海市民人均月收入几乎是成都的两倍，幸福度却低于成都市民；而人均月收入名列十大城市第三名的广州市民幸福度却是倒数第一。
这说明，经济发展不能代替一切。中共的经济改革即使成功，也达不到建设和谐社会的目的。这隐含了对胡温新政的批评，说明必须摒除单一经济改革，实行政治改革，使各方面所获得的利益平衡，才能达到建设和谐社会的目的。
这篇文章在多家大陆报刊转载。
两种思潮干扰改革
二００五年被称为“质疑改革年”，改革无法进行，也就是进入胶着状态了。
二００四年以来，有左右两种思潮干扰改革。
一种是否定改革的“左倾化”倾向。
江泽民掠夺式的“改革”搞得下岗失业、失田失地、强毁民居大泛滥，人民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因而在社会上引起了否定改革的思潮。有城镇居民说，毛泽东、江青再坏、再无法无天，还不敢来拆我们的祖屋，江泽民、李鹏、朱镕基竟敢藉“改革”之名来拆我们的祖屋，这种“改革”不要也罢！
另一种是败坏改革的“伪市场化”倾向。
江泽民利益集团曲解市场化改革，假藉“市场化改革”的名义塞进个人及某些利益集团的私货。
掠夺京城人民大量房屋、土地的大地产商任志强嚣张地说：“没有巨大的利润支持，无法建设品牌，因此房地产牌就应该是具有暴利的。”即是说，为了“改革”地产商的品牌和暴利，百姓的祖屋就活该让他们拆！
所谓医疗改革，就是“医疗市场化”，医院是“有病无钱别进来”。药材商则肆意抬高药价，赚取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暴利，那些药材商都是依附权力经营的，他们要和贪官分赃的。
教育改革也是挂羊头卖狗肉。
《了望》常修泽的文章说：
这是一种“李鬼式”的“假冒伪劣”改革，它使改革出现变形和异化，不仅给贬斥改革的论者提供了指责改革的口实，更重要的是，它背离了改革的初衷，违反了“三个有利于”这一衡量改革得失成败的根本标准。对这种败坏改革的“伪市场化”倾向尤其要排除之。
在这两种思潮的干扰下，改革当然难以进行下去。
知识份子应发挥更大作用
知识份子是社会精英，对社会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胡温面对困境时，大陆的知识份子不断发出声音，力图影响胡温转向政治和经济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早日走向自由、民主、宪政之路。
最近，中共发表了中国民主白皮书。中国体改研究会特约研究员杨鹏就毫不留情给予批评。他说：
白皮书发表后，我仔细读了，感到有些遗憾。我从中看到两个信息：一是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成绩卓著；二是民主只能是官定官办的民主。
杨鹏还批驳了几年来甚嚣尘上的“外国控制”论和“中国国情论”。他说：
白皮书说：“各国的民主是由内部生成的，而不是由外力强加的。”这个表述不严谨。我们都知道，日本、德国、意大利二战后的民主政治转型，不是内生的，而是外力强加的。我理解，作者是想强调：“我们现在谈民主，不是受美国的压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是想表现独立自主的气质。但是换一个角度，我同意民主政治是内生的。从长期看，民主政治的维系和稳固，完全要依赖内生的力量。德日意法西斯垮台后，盟军在这三个国家建立起民主政治制度，但这样的制度之所以稳定地延续至今，说明它符合这些国家广大人民群体的内生的需要。有人认为，中国的国情和民情不适应民主，因此不能要民主。他们这样说，是因为对中国民众内部生成的民主意愿缺乏理解。
举个例子，作为一名学者，我做研究，写书。但我出书为什么要去买书号，等待相关部门的审查呢？难道书报检查部门的官员就一定比我对国家利益更负责任，就有足够的资质来决定我的研究成果的好坏吗？出一本书，也要找官员领“出生许可证”，在我看来，这是人格和精神上的不平等。民主政治，一定伴随着言论出版自由，所以我要求民主政治。这是我的内生的需求。再比如，农民要保护自己安身立命的土地不被低价征用，他们团结组织起来，集体向媒体、社会和官方表达诉求，这不就是内生的民主要求吗？结社自由，是与民主政治相伴的。新闻记者发现了一些官员贪赃枉法的真相，想要报道出来，这也是内生的民主的要求。但是，我们的报刊电视，能完全自由地报道民众希望看到的真实情况吗？新闻自由，也是与民主政治一体的。
“六四”以后，海外许多人骂中国的知识份子已被中共收买，其实，这不符合事实。要知道，中共是人类历史上最专制的政权，知识份子在中共的淫威下有时沉默一下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一有机会，他们就会发出声音，为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呐喊！杨鹏就是一个榜样！
_(博讯记者：刘逸明)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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