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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族正义喊魂--建川博物馆侧记
(博讯2006年1月30日)



作 人

 
  2006年1月1日,元旦,成都市图书馆例行的周末文化论坛座无虚席。新年第一天的主题活动是介绍《青年作家》杂志改版并签名售书,所以邀请了本期专访的建川博物馆樊建川馆长做主题演讲。可能很少有人注意到,这期《青年作家》对建川先生的访问和刊载内容全部是尚未建立的文革博物馆,而建川先生演讲的主要内容却是遭禁后刚解禁开馆的抗战博物馆,以及他个人的三十多年的收藏经历。

抗日国军雕塑群像

(图一:抗日国军雕塑群像)

  无人理会或介意这个“文不对题”的错位,也许人们真正想听的,正是已经被人遗忘了60年的民族抗战。建川先生演讲时,谨慎地避开了敏感的国军馆和壮士广场,并不停地赞美收藏家的盛世——全国变成大工地的日子。建川先生的收藏故事丰富多彩,震撼人心,可以构成当代中国的一部另类历史。来宾中有许多白发苍苍的老者,许多人在听建川先生演讲时痛哭失声。可以想象,有些感情,他们已经压抑了60年。

2005年,是中国民族抗战胜利60周年的纪念年,然而令国人失望的是,人们期待已久的历史真像,并没有如期出现。在中宣部把持下的中国,依然在新闻出版检查下被严防死守,继续着“国民党假抗战真反共”,“八路军是抗战主力军”一类的真实的谎言。在这一年,经过三十年准备和三年建设的建川博物馆,被党内左派势力无端干预,又禁又封,又整又改,百般刁难,几乎濒临绝境。虽然在这一年的最后两天建川博物馆被允许低调开放,使这一充满政治意味的文化事件悄然终止。然而左派势力任意胡为的猖獗却令人气愤,共产党防左抗干扰的能力受到中国人民的怀疑。而且,制造禁馆事件的某些官员,照例不会受到追究,无须承担任何责任,无须摊销政治成本。党内少数左派的宁左勿右行为能够畅通无阻且无风险无成本,是中国政治的真正可悲之处。

应该说,建川博物馆的筹建之际,得到了中共成都市委和市政府的全力支持。2003年8月15日的奠基仪式上,市委市政府官员悉数到场助威,市委书记带头表态:要政策给政策,支持民营企业家投资开发文化产业。然而这个政策并不好给。在大多数政府职能部门、《人民日报》甚至中宣部某些官员都对建川博物馆持肯定态度的时候,仍然有人从左侧发难,而且几乎得逞。以至于建川博物馆建馆工作在省委宣传部个别官员的不停干扰下,被迫作出一次又一次的妥协,在较大程度上偏离了当初的设计思想。

其实,建川博物馆抗战纪念馆的设计思想既不复杂又不危险。建川先生是想用一万多件抗战文物,讲述一个全民族而不只是一个党派的抗战故事。他认为:所有参加这场抗战的中华儿女都应得到尊重;所有为抗战捐躯的死难烈士都应该得到纪念;所有援助中国抗日的国际友人都应得到感谢;所有残暴杀戮的战争罪行都应该揭露出来;所有助纣为虐的汉奸罪行都应该记录在案。所以,如果有人要从正面去反对或者封杀建川博物馆,显然是不正义的。为了营私,只有把这个民间行为提升到 “讲政治”的高度,才能横加干预。因为“讲政治”是某些部门某些人的专利,是造神主义新的咒语和威权主义新的口令,而“政治正确”是政治人自我设计自我定义的杀人武器。不管是不是“正当的文明之治”,讲政治者如墨索里尼总是有理,而依法行政施“治”者常常无“法”可施。在此环境下,“正义”或被遗忘,或被屏蔽,或者偏离,总是缺席。

建川博物馆被认为争议最大的有两个部分,一是为纪念民族英烈而建的壮士广场,另一个是为记录中国军队抗战功绩而设的国军抗战纪念馆。首先遭到非议的就是由200个雕像组成的壮士广场。

并非人所尽知,在当时国民政府领导下的中国军队(也包括八路军、新四军),曾经奋起抗日,与侵华日军进行了200多次战役,其中22次重大战役,6次特大战役。八年抗战中,中国军人奋勇杀敌,壮烈捐躯,共有360多万国军将士战死沙场,其中将级军官262名(包括八路军将军左权和新四军将领彭雪枫)。仅以川军而论,当时100多万川军将士,出川抗日达60多万,而回到四川的仅30万人,30万巴蜀儿女做了异乡英魂。文革后期,成都曾经满大街抓捕“国民党残渣余孽”(这些人后来多是拉板车卖苦力的城市贫民),被揪上台来的抗日英雄流着泪说:当年参军是为了保家卫国,是为了抗日……有谁知道,原立于成都市东门大桥现迁往万年场被喊了几十年的“无名英雄纪念碑”,竟是国内唯一的川军阵亡将士纪念碑。

身为八路军后代的建川先生,通过三十多年的文物收藏,了解了真实的历史。所以他不遗忘,有抱负,敢担当,准备通过建造壮士广场,来纪念所有献身中华民族的全民族抗战的烈士英魂。建川先生为了和平,收藏战争;为了民族,抢救历史;为了未来,寻找正义。然而,一只大手开始横加干预。数十次会议之后,800壮士被变成500壮士,300壮士,最后变成200壮士。容纳了国共两党人士的壮士雕塑广场完成后,却不准对外开放,壮士身前不准刻名字,不准媒体报道或宣传,不准游人靠近。专为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而赶制出来的壮士群雕广场,在8·15抗战胜利日这天却关门闭户,只有几个雕塑作者在此默默洒祭。悲愤难抑的艺术家们提议:如果不准开放壮士广场,不如运来黄沙,重新掩埋这些战死沙场的壮士,让英魂再次变成冤魂!

一个多么伟大的创意!然而建川先生不敢造次,他只能哀声求告朋友们:不能啊!我是企业,我有成本,而下命令的那些人没有成本,我无法抗争……

如此悲壮的“一个人的抗战”,让雕塑也在哭泣!

樊建川,一个具有这一代人的典型经历,却同时更具有这代人已经欠缺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传奇人物。他的名字如所有南下干部的子女一样类型化且毫无创意,然而他的作为创造了一个天大的创意,他的壮举支撑了一代人的光荣。

建川先生下过乡,当过兵,上过学,教过书,做过官,官至四川省宜宾市副市长时,他辞官下海,净身出“府”,做了一个房地产开发商。“当官五年,我自认为是一个清官,我从没有收过人家一分钱”。新年文化论坛上,建川先生如是说。

建川博物馆是一个宏大的博物馆聚落的建设构想。这个宏大构想座落于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一个充满浓郁的田园风情的川西古镇。建川先生要在这里建设大大小小的十几个主题博物馆、民间艺术博物馆和民俗文化博物馆。拥有30多万件馆藏文物的文革博物馆无疑是其中最大最有特色的世界级的主题博物馆,仅管它的建设过程甚至项目落地决不会一帆风顺(甚至立项都难)。而拥有1万多件文物的抗战纪念馆却成为最敏感最艰难的一个政治事件,仅管它合情合理合法合乎规定合乎人心,但它不符合少数人的胃口和个别人的利益,所以要无端地遭受磨难。抗战纪念馆由共军馆、国军馆、日军馆、众志成城馆、外国军队馆、汉奸馆、俘虏馆等八个分馆,以及呈V字型下沉式的壮士广场组成。其中国军队抗战纪念馆由国民党前主席连战先生题写馆名。抗战纪念纪馆采用现代及后现代的开放式布展方式,以多种艺术手法的组合运用,装置成为以馆藏品和艺术装置组装的场景式的艺术表现空间,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观念震荡和情感颠覆效果。

9月3日,日本投降60周年纪念日,笔者偕《文化人》编委会主任谢庄、无慧、剑秋及著名学者肖雪慧女士专程前往国军馆。偌大的馆内观者云集却静默无声,一些人静静观展,悄悄流泪;一些人伫足沉思,手指摸着某个地名或人名;还有一些手捧鲜花的老人,在2970个国军徽章组成的童子军画像前献花、鞠躬,默哀。


抗日国军雕塑群像

(图二,抗日国军雕塑群像)


  ……在这静穆的场景之中,风雨声、枪炮声、厮杀声、呐喊声汇集成无声,撞击直捣心灵。没有语言,没有声音,只有一种情感在滋生,在传递,在增长,在行进,直到充满胸臆。我认识这种情感,它叫正义,它化作烈士墙无以数计的英烈名字,组成民族之魂的灰色底纹。

经过近100年的历史风云,中华民族已经初步“脱贫”,正在奔“小康”,上“大道”,从强调服从到提倡创新,前程也许“似锦”。但是我们不能遗忘。今天的中国,正是几代人奋斗的结果,是中华民族全体成员的成就,而不是少数政治人物的功劳。同时,我们也不能排除政治抢劫,左祸祸国,历史倒退的可能。在民族危难之际,在民族复兴之时,能够抗击外忧内患,能够保障民族昌盛的,只有一种精神,那就是一个民族的正义的精神,以及民族正义精神的代代传承。在建川博物馆,我们感受到了正义的存在和正义精神正在传承。

本人不是民族主义者,本人是民族正义的推崇者和实践者。二者的区别是,民族主义追求全民族现实利益、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是政治经济诉求;而民族正义追求全民族社会生活的公正有序,是文化价值追求。因此,正义是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是民族主义的重要基础,不可偏废。

说实话,作为一个职业策划人,本人当初对建川博物馆并不看好。如果仅从市场策划的角度看,安仁镇一不靠山,二不近水,三不傍路,没有太多的地理区位优势和环境资源可资利用。加之当时市委书记指定的策划人之一是我另一策划项目的合作者,导致我们一个标的7位数的策划项目流产。不平之际,我只能悻悻预言这个项目“死得难看”。不幸一语成谶:建川博物馆在政治争斗中受尽折磨,几被谋杀。这使我第一次为自己的“乌鸦嘴”感到内疚,也为建川先生遭受的政治非难感到愤慨。建川博物馆没有在经济上死得难看,却在政治上活得艰难。为弥补自己的“过失”,在成都市草堂读书会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座谈会上,继流沙河先生声情并茂的发言之后,我在会上介绍了建川博物馆,号召文友们去参观,去关注,去声援,在精神的层面上,把“一个人的抗战”变成全民族的抗战,并在这里学习和传承民族正义的精神血缘。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最基本的正义感,就会一黑到底,真不如假,善不敌恶,正不压邪,最后变成魔鬼的天堂,人间的地狱。

扬善惩罪的建川博物馆不幸陷入了中国式的政治陷井,成为政治利益集团斗争的牺牲品。据说,正是因为市委书记的支持,激起了另一位高官的反对,因为这位高官曾被书记抢去了他想得到的官位。所以,君子报仇五年不晚,中国政治全左律的全或无定律,成为打人的工具。中国式的“经济民主“和政治专制,给公权私用提供了大量的机会。在政治决策上,如果有99个人向右转,1个人反对,并搬出主义,复印教训,这1个人准赢。“姓左的墨索里尼”总是有理,于是有人经常利用这条政治定律来达到个人目的。建川博物馆的本意是表彰和纪念全民族的抗战和爱国精神,却被人恶意污为事关“小学课本和中共党史都要重写”的政治事非,上升到亡党亡国的极限高度,谁还敢承担政治责任?

有位指导建馆的艺术大师曾说: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完美的专制主义,台湾拥有世界上最糟糕的民主制度,中国的社会进化环节出了问题。印证这个论断的是,一些国民党人揪着建川先生的衣服追问:你都知道国军是抗战主力,为什么把共军馆修成4000M2,国军馆才2000M2?建川哭笑不得,委屈感油然而生,干脆说:你搞清楚,我这是共产党修给国民党,你爱要不要!即使曾经坚决支持建川博物馆的市委书记,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也只好对建川先生说:我只能暗中支持你了。中宣部官员说,要我们认可你,要政治局常委开会……中国大陆上唯一一个表现全民族共同抗战拯救国家的民间博物馆(另一个“官方”的是湖南衡山的忠义祠),在国共两党之间,党政利益之间,省市矛盾之间,京地派系之间,公私恩怨之间,古今是非之间,正邪搏斗之间,善恶取舍之间,遭受重重夹击,左右不逢源,里外不是人。连建川先生这样的铁汉也只能喟然长叹:时代虽好,做一点事太难,太难!

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如果我们在物质文明已经初级之后,却在民族历史中充满假说,在“意识形态”上充满邪恶,在政治生活中充满暴力,在社会现实中充满专制,我们就没有政治文明可言。如果我们不能客观地面对历史教训,不能正确地明辨是非,不能积极的扶正祛邪,不能有效地恢复诚信,我们就不会有真正的精神文明。没有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社会不是和谐社会,只能是马加爵和康生们的天堂。

2005年10月19日,笔者第三次来到建川博物馆,拍摄不准刻名字的壮士广场雕塑。那天,正逢省委宣传部的视察大员来馆,再次提出他们的意见:一、全盘改造,不分国共,全部改成1号馆,2号馆,3号馆;二、政府收购,或者招拍挂。你不改,让别人来改。这样的粗暴干预,是否能代表公共权力话语,能否代表公众意志?公众能知道吗?能干预吗?能决定吗?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对“宣传部们”的制约机制。

送走宣传部大员,建川先生送我一本书——《狄岛静夫日记》。这是建川博物馆自费出版的一件收藏品,书中记载了侵华日军的火葬兵狄岛静夫与中国军队交战的心路历程。通宵读完后我掩卷思索:抗日战争起源于东方文明先后发育形成的差异,是“同父异母”的两种文明的冲突,战胜国和战败国都应该学到新的东西。然而,战败国日本对内学得很好,对外学得很不好。战胜国中国对外学乖了,对内却学坏了。中国如果不能正确对待这段民族抗战历史,要求日本正视历史时就会底气不足,并在国际多边政治中投下历史的阴影。中国人民如果不能从抗日战争中学到更深刻更本质的先进文明,就对不起三千五百万中国死难同胞的鲜血!对不起360万中国军人的英魂!对不起200多位中国将军所代表的正义之魂!也对不起第201个壮士——建川先生孤军奋战的身影!民族正义,魂兮归来!


原载《民主中国》  

 

(博讯记者:蔡楚) (Modified on 2006/1/30)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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