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强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二年级学生。这个留着齐耳长发、穿着毫不落伍的年轻人，从小生长在山西的大都市太原，没有人想到他会在读完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一书之后，在二零零五年大年三十之前十一天，只身来到山西东南部太行山区的沁源县和沁县的农村，进行农村调查。

     这之后，李强以札记方式完成了四万字的调查《乡村八记》，将其作为作业交给其指导教师李彬教授。李彬随即给予高度评价，并转给清华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原来的《人民日报》总编辑、现任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的范敬宜。范敬宜在看到此文之后，认为此文「所提出的问题和建议，不仅对农业部门，而且对教育、文化、卫生等部门乃至各级党政领导部门，都有相当的参考价值」。随即范敬宜将这篇报告寄送给总理温家宝、中宣部部长和农业部、教育部的负责人。 (博讯 boxun.com)

    温家宝在接到来信之后一周作了回覆，回覆用毛笔写在两页宣纸上。温在回覆中说：「敬宜同志：三月卅日的信及所附李强《乡村八记》早已收到，迟覆为歉。《乡村八记》是一篇有内容有建议的农村调查，记事真切、细致、生动，读后让人了解到农村的一些真实情况，给人以启示。一位二年级的大学生如此关心农村，实属难得。从事新闻事业，我以为最重要的是要有责任心，而责任心之来源在于对国家和人民深切的了解和深深的热爱。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用心观察、用心思考、用心讲话、用心作文章。你的几封信都给予我很多的关心和鼓励，深为感谢。专此奉覆。敬颂教安。温家宝」

    这之后，清华大学成为了中国「面向主流」新闻教育思想的一个典型，中宣部和教育部相继来此调研。虽然来自主流的评价，并不能完全代表李强报告的内涵，但实际上李强的报告在清华的教师和学生中间，产生了一定的反响。

    在采访中，许多人愿意把这种研究，称作费孝通之后对中国乡土的一次尝试。中国农村的问题，不但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重视，更在年轻学子中产生震动。这显示今天中国农村的问题，已经超越了一个地区性的问题，成为中国发展中最致命的要害。

    李强在尚未全文发表的《乡村八记》中，详细描述了一户农家一年的收支明细帐，最终算出来，此户农民「辛劳一年竟然入不敷出」。其中教育支出之大，已经远远超过了农村人口承受的分量。李强的调查显示，这家人一年总收入一万四千八百八十六点五元（折合约一千八百美元）中，有八千二百元用于三个孩子的读书费用，而且他们还只是在农村的中小学上学。

    李强描述，在目前中国农村，「以家庭为单位的承包制是土地无法集中的重要原因，而土地无法集中，形不成规模化，农业效益自然不会太高，农民收入上不去」。但是，他通过调查发现，土地集中就意味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在工商业及其不发达内陆农村，何以安置如此众多的剩余劳力？因此就目前而言，家庭承包制仍是最为有效地维持农村稳定的手段，土地承包三十年不变，实为明智而又无奈之举，因为我们目前找不出更加行之有效的办法。

    一位清华大学的学者在读完《乡村八记》后表示，这篇文章所展示的问题，实际上是整个中国农村最普遍的问题。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农村作为一个现代化的滞后者，已经在展示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突出矛盾了。这个矛盾不仅与体制有关，也与目前中国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落后有关。他表示，实际上李强的八记，更应该引起的是重视，而不应该全是赞扬。如果中国的学子都能像李强这样心系农民，关注农村疾苦，何忧农村没有希望？

    李强在接受采访时坦言，即便在自己的访谈中，「我遇到的最多的困难多是很多受访农民的一种不积极的心态，就是觉得给你说了也没有用，解决不了具体的问题」。因此即便是自己调查的目的，也是学习和观察，而不是想去改变什么，按照他自己的话，就是不抱「救世主」心态。但是从他的话中，仍然能够感觉到，中国农村的信心缺失，将是今后农村改革更为困难的障碍。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需要更多的李强和范敬宜。 (博讯 box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