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了数月的圆明园湖底防渗事件在程序层面上终于完结了。但相信此次事件所唤起的公众参与热情还远没有消褪，环保总局自始至终对政务公开的坚持也一时半会儿不会退出人们的视野，圆明园管理处的从程序违法到回归到法律程序上解决问题给项目建设方的思考也会继续下去。在这些意义上，圆明园事件还没有划上句号，或者说，她将在今后中国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方面，具有不可低估的范本意义。

     这是政府和人民群众的一次胜利。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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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众参与作为现代社会发现问题，解决冲突的一种有效方式，多年来虽然被大大小小的文件、部门和官员所提及，但真正意义的落实却少之又少。迄今所发生的公众参与事件，也多是政府部门被动的应对，而非主动地引导。圆明园事件中，我们看到了政府部门由被动向主动引导这一可喜的变化。

    如果当初公众的大声疾呼仅止于媒体和互联网，有关部门在面对这样的呼声时，采取了习惯性的捂盖子的做法，那么我们肯定会面对这样一种基本的局面：像其他大大小的公众自发维护公共利益的事件一样，公众的呼声因为被压抑而走向愤怒。这种愤怒的积累对于和谐社会的建设无论如何都不是好事。

    而国家环保总局采取的主动态度，使得公众有机会与政府部门站在一起，由原本的对立走向合作，这无论如何都是化解社会矛盾的有效办法——在可能的对立出现之前，率先走到公众当中去，倾听他们的意见。当然，也许会有企业或项目建设方会以为这是利用公众来施压。但如果这种施压存在，那也是因为项目方伤害公共利益的不妥行为，和这种不妥被发现后致公共利益于不顾所造成的对立带来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圆明园事件至少是有两个胜利者：政府和公众。因为就本质而言，政府作为社会建设的领导者和协调者，本身就是公共利益的代表和天然维护者。在公共利益方面，政府和公众没有分歧。分歧的产生，是来自于政府某些职能部门，或者项目建设方，在自身利益面前，对于公共利益有意或无意的忽视甚至是侵害。当这种忽视或者侵害没有得到有效校正时，公众便会对政府产生一种不信任，而且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公众因为无法确知问题的缘由，这种不信任就往往扩大为针对整个政府。日积月累，在公众与政府之间，就会不自觉地形成一种隔膜，政府的所有行为，都会被放置在有色眼镜下进行审视。互联网上四处可见这种有色眼镜作用下的言辞。但形成这种尴尬的局面的责任的确不在公众，而在于政府某些部门、强势集团长期以来的不透明。

    圆明园事件中的公众参与至今仍然不能说全面理性的。指望公众参与事件在完全理性状态下进行也是不切实际的。但圆明园事件公众由一开始的情绪化表达，到后期公众建设性意见的上升，说明了公众参与只有在形成一种常态后，理性层面才会上升为主流。

    这其中，起到关键性作用的，是那些具有公共精神的专家和民间环保组织，正是他们的建设性表达在整体上将公众意见引导向理性。而起决定性作用的，仍然在公众那里，随着情绪的舒缓，究竟如何解决问题成为所有人关注的焦点，这也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如果说事件的起初，环保部门还有点缩手缩脚的话，那么到了结尾处，环保部门已经从实践中体会到公众参与给环保工作带来的巨大好处：没有与公众站在一起更好的办法了，这是力量和信心的最切实的保证，更是法律和行政措施得以维护、落实的保证。

    迄今所有发生在公共利益层面上的冲突，其背后都有捂盖子的因素。圆明园事件说明，在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政府只有充分发动群众，充分发挥公众参与的作用，才能实现双赢甚至多赢的局面。因为和谐社会的建设所面对的主要问题，即不来自公众，也不来自政府，而恰恰来自这两者之间的诸多利益单元。政府只有与公众站在一起，才能更好地规范、协调这些利益单元的行为，来共同实现和谐。 (博讯 box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