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调查，职业女性最容易成为性骚扰对象，年龄在１５岁－３０岁的女性是面临性骚扰的集中人群。女性遭受性骚扰的高发区是公交车。公交车上的性骚扰对象主要集中在１８岁到２５岁之间。据了解，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也比较普遍。

    　　另一个高发区则是办公室。调查表明，在办公室里女性受到性骚扰的威胁要远远高于其他场合。常见的办公室性骚扰主要是借言语之机摸摸头发、拍拍肩膀以接触女性的身体。由于办公室里大多都是同事、甚至是上下级关系，受到骚扰之后受害者往往拉不开脸面，考虑到今后工作关系等问题而不敢反抗。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工作环境中的性骚扰正在成为日益凸显的社会问题，并呈现出增长趋势。

    　　法制晚报报道说，从各派出所接报性骚扰案件的情况来看，六月、七月、八月是性骚扰的高发月份。而据长期办理此类案件的民警统计，约八成的女性在受到性骚扰后，不会报案。从接案情况分析，性骚扰一般发生在拥挤的公交车和地铁里，而公交车一般多于地铁。公交车中，则以不带空调的普通公交车更易发生，因为这种车较拥挤。发生的时间段多集中在上下班高峰期，即早上6点至8点，晚上6点至8点。

    　　从公安部门接报性骚扰案件的情况来看，受到性骚扰的女性文化程度越高，报案率越低。据统计，在报案的受到性骚扰的女性中，有55%为家庭妇女，35%为蓝领女性，只有10%是白领女性。

    　　民警解释说，因为工作关系，这些白领不愿声张，觉得这是一件挺丢面子的事。另外，她们也怕当场指证时，会遭到对方的辱骂或报复。

    　　性骚扰报案少，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举证难。立案要有证据，而公交车和地铁里的性骚扰，形式隐蔽，受害者很难举证。由于中国还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一些当事人在遭遇性骚扰时，担心诉讼不成，反而会使其名誉受到损害。

    　　新华网称，性骚扰案件取证难已经成为困扰中国女性维权的重要方面。由于法律在“性骚扰”和“性犯罪”上界定不是很明确，很多女性面对性骚扰时模糊了“违法”和“道德”的界限。

    　　据了解，"性骚扰"已首次写入《妇女权益保护法》修改建议稿中，并将在６月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建议稿提出对于对妇女进行性骚扰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受害妇女要求处理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罚；造成妇女身体、精神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除司法惩罚外，专家还建议因地制宜采取措施保护妇女权益，比如在公交车等公共场所的性骚扰，可以由公共力量来约束，而工作场所的性骚扰，则应由用人单位来采取措施防止。

    　　“氓儿”和贼区别

    　　据法制晚报介绍，实施性骚扰的男性，行话一般称他们为“氓儿”。在公交车或地铁里，区分身边的可疑人是氓儿还是贼，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贼的眼神是光顾所有人的衣兜、裤兜；氓儿的眼神则总是停留在女性的胸部等敏感部位。

    　　★贼总是和下手对象之间形成“搭架子”的状态，即贼只用手接触对方，身体不接触；而氓儿进行性骚扰的常用手法则是“贴”，就是把身体贴上去。

    　　★贼一般为团伙作案；氓儿则通常是单干。

    　　★贼的穿着与一般人没什么不同；氓儿则喜欢穿不扎皮带的松紧带裤子。

    　　四招防止性骚扰

    　　法制晚报说，在公共场所遇到人有挑逗性的语言、神态和动作时，可视而不见，让其自讨没趣。对那些死乞白赖的纠缠者要严厉警告，实在不行就叫保安人员等来处理。

    　　对那些动手动脚的坏人，应当从自身安全考虑，警告他们，并向周围群众揭露其丑恶行径，从而得到大家的帮助。

    　　如果坏人继续为所欲为，要马上报警，如无法报警，应高声呼救。

    　　家长、老师要教育年轻女孩学会保护自己，警惕那些行为不端的成年男性的骚扰，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应及时报告有关部门。

    　　中国首例性骚扰案

    　　中新网消息，2001年7月，陕西省西安市某国有公司一位30岁女职工童某将其所在公司的总经理告上法庭，童某因此成为中国首例性骚扰诉讼案原告人。童某在诉状中称，早在1994年该公司总经理就以将她调到好的部门工作为诱饵，在办公室里对她动手动脚。在她拒绝后该总经理开始在工作中处处对她进行刁难，甚至停止她的工作，并无故扣发她的奖金和福利。2001年10月24日，西安市莲湖区法院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最终以缺乏证据驳回了童某起诉。

    　　2002年7月，湖北省武汉市女教师何某向江汉区人民法院提起性骚扰诉讼。何某和盛中(化名)都是武汉一所商业中专的英语教师。原告称，2000年下半年盛中多次对她性骚扰，侵犯了她的人格权。经江汉区法院和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两级法院审理，终审认定：被告侵犯原告的事实成立，判盛中向何某赔礼道歉。此案何某胜诉，遂成为中国首例性骚扰胜诉案。 (博讯 box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