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章海陵

     題要：趙紫陽的葬禮被拖延，因為「新凡是派」認為凡是鄧小平和李鵬決定的都不能推翻。其實七六年「四五」天安門事件和鄧小平日後復出的秘史，給今日趙紫陽的平反帶來啟示。當年平反鄧小平不能搞「凡是」，今日評價趙紫陽也不能搞新的「凡是」。 (博讯 boxun.com)

    本文：

    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辭世已進入第二週，萬眾矚目的葬禮仍遲遲未定。因為今日中國政壇的「新凡是派」當道，認為「凡是」昔日鄧小平和李鵬的決定都不能推翻，但歷史的諷刺是，昔日鄧小平平反及復出是衝破「凡是派」的魔咒，今日趙紫陽與六四平反，為何衝不出「新凡是派」的魔咒呢﹖

    鄧小平在七六年也因「四五」天安門事件被中共罷免一切職務。人們對兩起天安門事件記憶猶新，「四五」天安門事件與鄧小平最終都獲得平反，趙紫陽和「六四」天安門事件為何不能平反﹖

    兩次天安門事件的起因、過程和結局驚人相似，都因為群眾再也不能忍受政治不平等、經濟上不自由、媒體被封閉而走上街頭和廣場，抗議體制強加給他們的貧困和欺騙，發出「要民主」的呼聲。在兩次事件中，鄧小平、趙紫陽都是與自己的恩師、戰友、莫逆之交——毛澤東、鄧小平分道揚鑣，而且鄧小平承受了比趙紫陽更可怕的「中國納吉」、「反革命暴亂總指揮、總後台」的罪名。但鄧、趙都作出了不認錯、對審判者不屑一顧的高傲選擇，但也付出了慘重的個人代價。

    違背民意引發政治海嘯

    兩次天安門事件起因都是人民要按自己的方式悼念黨和國家領導人，而跟當局發生對抗。事件顯示社會深層蘊含著巨大的能量，一旦民眾跟當權者的意圖不符，跟執政黨的政治理念對峙，就可能造成執政黨內異動，權力布局的瓶頸會被衝破，從而引發搖撼執政黨地位的強烈「海嘯」。

    兩次天安門事件也暴露了體制與人性的醜陋黑暗。沒有任何法律依據，趙紫陽被幽禁十五年。高牆外，改革高歌猛進，強大的經濟力給國家和人民生活帶來深刻變化。但當局把「穩定壓倒一切」視為頭等大事高懸心口，在一切場合，甚至在媒體和出版物中，中國改革之父趙紫陽的肖像、名字、記載一律迴避。

    趙紫陽被幽禁十五年，中共高層也無人關懷，無人過問，無人抗議。好在趙紫陽離世後，有人總算想到應還他清白與公道。但襲上心頭的羞愧與歉意，又豈是一場遺體告別會或追悼會可以消弭的﹖鄧小平落難時，也沒受到命運的眷顧。他是開國元勛，他的剛毅自信、精明強悍一向是中共引以為傲的，他更是文革中反抗毛澤東、四人幫功勛卓著、眾望所歸的領袖人物，可是七六年五月他政治上失勢後，門庭冷落到「鬼都不上門」的地步︰理髮師拒絕為蓬頭垢面的鄧服務，連炊事員也劃清界線離他而去。最讓人齒冷的是，四人幫垮台後，鄧仍遭到冷遇和壓制。

    為什麼當時不能還鄧小平一個公道、為他平反、推倒強加於他的一切誣蔑和不實之辭﹖新領導人華國鋒對解放鄧小平的強大呼籲充耳不聞，因為鄧小平即使反對四人幫有功，但他作為天安門暴亂的「總後台」，仍罪不可赦。這種無理甚至無恥的嚴苛，跟趙紫陽今天死後受到相互矛盾的評價有什麼兩樣﹖

    　　中共一向自稱是革命事業的核心力量，人民接受共產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教育，已把黨的領袖視為自己的領袖。毛澤東要求人民關心國家大事，還要求對黨內鬥爭表態，於是出現文革中全民鬥垮鬥臭劉少奇、反擊右傾翻案風時全民批判鄧小平，接下來又是全民揭批林彪、四人幫的現象。時至今日，一有風吹草動，平時不問天下事的民眾，頓時成為關注和評說政爭的熱血人士，這已成為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現象和文化現象，令中共當權派頭痛不已。

    　　中國民眾向有「借別人的杯酒，澆自己心中的塊壘」的本能﹕通過對一個領導人的重新評價，也重新評價一個事件、一個時代，同時提出自己的政治訴求。當人們為哪個過世領袖的冤屈哭泣的時候，其實也在為自己的不平哭泣，毛澤東一語道破天機，這叫「用死人壓活人」。

     周恩來去世，送殯民眾冒著嚴寒十里長街哭總理，一下子哭掉了毛澤東頭上的光環，繼而在三個月後的清明節爆發了「四五」天安門事件。清晰的民意終於出現，令中共執政者無法忽視，也無法控制。民意不可侮，對當權派敲響了警鐘。民意可能改變歷史進程，成為中共高層的共識，但對自身執政能力、在人民中間的認受性，並無多少反思和總結。

    　　七六年的「四五」天安門事件，若以今天的眼光看，完全可以避免，但四人幫邁出了反對和污誣周恩來的一步，結果招致了斷送自己的「塌天大禍」。在中國，別說是對一個公認的偉人，就是對一個剛剛去世的「污點人士」，通常也會表示一定的善意。可是，四人幫卻在周恩來去世的日子裡，一再稱他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當權派」，肆無忌憚地潑污水。周恩來數十年如一日，生活清廉，富有人情味，在官場和民間留下美譽和光輝形象。中國民眾早已把對歷年的政治運動、尤其是對文革的深惡痛絕，化為對周恩來的崇敬與仰慕。

     相對毛澤東而言，這是另一種「個人崇拜」，它強大而深入人心，因為是自發的。四人幫不許民眾悼念周恩來，不僅收走並燒毀悼念的花圈，更拘捕抗議群眾。倒行逆施激起反彈，天安門廣場人山人海，發出「還我花圈」、「還我戰友」的怒吼。四人幫喪失起碼的現實感，輕率作出「反革命暴亂」的定論。

     其實，這也是天下極權政治的通病。波蘭前領導人雅魯澤爾斯基將軍在垮台後坦承，在他的潛意識裡，與執政者政見不同的人，必定是分裂國家、擾亂社會的顛覆者，必定是效力於外國勢力的賣國賊——儘管服務於誰並不清楚。斯大林就是這樣製造冤獄，把無辜的醫療小組成員打成外國間諜。中共開國元帥彭德懷因反對毛澤東的左傾錯誤，被扣上「裡通外國」罪名。

     一九七六年「四五」天安門事件中，四人幫這樣恫嚇別人，同時也恫嚇自己。他們生活在政變、被打倒、「黨被審判」的恐怖幻覺之中。姚文元一再說「無產階級專政總得要有『專』的樣子」、「畢竟不是繡花」，王洪文打電話把已入睡的姚文元喊醒，「反革命已把天安門佔領了，不用多久就要攻打中南海和釣魚台了」，則是十足的虛張聲勢。鄧小平被指控為「暴亂的幕後策劃者」，承受政治生涯中最兇險的挫折。

     在老幹部心目中是下三濫、文痞和小混混的張春橋，在人民大會堂會議廳，面對廣場上的抗議群眾，指著在場的鄧小平，聲色俱厲地說﹕「反革命如此猖狂，就是有你的支持﹗這場暴亂完全是你一手製造的。你就是後台，你就是中國的納吉。」納吉是匈牙利五十年代的英明領導人，他的改革理想被蘇聯紅軍坦克輾碎，本人在蘇聯駐匈大使安德羅波夫的監督下走上絞刑台，遭受「家法處置」式的殺害。

     自一九五六年來，中共的政治辭典裡，納吉就是叛徒、特務、賣國賊的代名詞。「四五」天安門事件後，四人幫在聲嘶力竭的批判中，肆意侮辱鄧小平是「中國納吉」。當局更組織強大的專案組調查鄧小平與天安門廣場事件的關係，尤其追查他是否親臨「暴亂」現場。

     但「中國納吉」的污名絲毫無損於鄧小平。他於此前的七五年，不怕得罪四人幫，敢作敢為搞「整頓」，雷厲風行批「極左」，給神州吹來一股又一股清新的風。鄧小平更頂住壓力，捍衛人們悼念周恩來的權利，在葬禮上致悼辭，是他離開政壇前的最後一次「公開露面」。電視機前的全國人民為之流淚，悲忠心耿耿的周恩來，哭堂堂正正的鄧小平，悲傷之情感天動地。

     四人幫當時曾以《共產黨宣言》的開篇「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遊蕩。為了對這個幽靈進行神聖的圍剿，舊歐洲的一切舊勢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國的激進派和德國的員警，都聯合起來了」來描繪自己受到的「光榮孤立」，而這恰恰也是鄧小平在「四五」天安門事件中受歡迎的情形﹕工人、農民、保守派群眾、造反派群眾（除王洪文及小兄弟之外）、聯動紅衛兵、草根紅衛兵、知識分子、走資派、資本家都希望鄧小平站出來，地（主）、富（農）、反（革命）、壞（份子）及五七年「右派」，也願跟他和解。

     因為毛澤東的寵臣四人幫氣焰太囂張、性格太殘暴、行為太無恥，已招致所有階層憎恨，人心喪盡。當年響徹廣場的「欲悲鬧鬼叫，我哭豺狼笑」、「秦皇的封建時代已一去不返」、「讓那些假馬列主義的秀才見鬼去吧，我們要的是真正馬列」的口號，是民族心靈一次罕見的大彰顯、大迸發。共同的大敵令階級隔閡與猜疑消失，四分五裂的群眾被正義的情操融為一個輝煌的整體。

     毛澤東決定再次打倒鄧小平，在黨內、在民間激起簡直願與之同生共死的強烈同情。有人給連篇累牘刊登「批鄧」文章的《人民日報》寫信，聲稱「黨報墮落了」，而黨報總編則是「謊言重複千遍成真理」的戈培爾（德國納粹宣傳部長）。正是在追查「四五」事件「暴徒」和「傳謠者」的風聲鶴唳的日子裡，鄧小平成了人民心中最無爭議的英雄，他的失敗贏來全社會的尊敬。

    　　「批鄧」是中共建政以來首次遇到具致命性質的尷尬困境﹕民意高於長官意志，正義比黨性更強，但又很快出現互有勝負的局面。這樣的對峙、僵持一直持續到四人幫垮台之後。各種各樣的小道消息在傳播，全國千呼萬喚鄧小平復出，華國鋒卻對中宣部負責人說﹕當前，一，要集中批判四人幫，連帶「批鄧」﹔二，四人幫的路線是極右，而不是極左﹔三，凡是毛主席講過的、點過頭的，都不要批判﹔四，天安門事件要避開不說。長官意志再次蔑視民意，黨性也再次壓制正義，但天安門事件已須要避開不說。

     避開不說，就是謊言退卻的開始，就是早春天氣的驚蟄，儘管天安門事件的平反之路仍充滿變數，令人心顫不已。不久，華國鋒宣布，經查明，鄧小平沒有去過廣場，他是「清白」的，但天安門暴亂的反革命性質仍維持不變。「一打人，二燒車，性質全變了」，這是毛澤東對天安門事件的判斷。

     但鄧小平堅持，天安門事件必須徹底平反。他俠義而高尚地拒絕獨善其身，聲稱他若得到平反，廣場群眾也應得平反﹔他若是清白的，廣場民眾也是清白的。但是，鄧小平想不到的是，十三年後重上天安門廣場「反腐敗、爭民主」的群眾也是正義的，他們得不到平反，同樣天理不容。

     其後，復出的鄧小平在胡耀邦、趙紫陽和萬里等改革派的輔佐下，從氣勢上壓倒並戰勝華國鋒和「凡是派」班底，為中國掀開改革開放的新頁。那是中國都市民眾剛剛得到溫飽的年代，改革派領導人首先從政治入手，破除了中國民眾的「個人迷信」情結，告訴人們「毛澤東也是人，而不是神」，同樣會犯下了文革這樣嚴重的錯誤﹔號召人們勇敢而合法地為自己爭取財富。

     胡耀邦曾向人們描繪改革成功的標誌﹕可「隨意從冰箱取出四冷牛肉招待客人」。但不過十年光景，中國都市的居民已為營養過盛而發愁﹔富裕的「小資」和中產階級也悄然崛起。中國快速成長的強大經濟實力令世界羡慕不已。重新回顧這段歷史，難以想像，如果沒有「鄧胡趙」這樣的人物，中國會有怎樣的前程﹖卓越的政治領袖又對中國的起步起著多麼可貴的作用﹖

    　　但是，鄧小平的思想局限開始干擾改革。在整個八十年代，鄧小平一會兒大力反左，說「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一類醒世警言，一會兒又出爾反爾，大反自由化，「親者痛、仇者快」。胡耀邦、趙紫陽這兩位中共歷史上最有魄力、最具理想主義情懷的改革派領軍人物，都被鄧小平莫名其妙地趕下台，斷送政治生命。而新面孔的「凡是派」則挾持著鄧小平的靈魂班師回朝。由「胡趙」啟動、一度有聲有色的政治改革，因為「失血」而變成蒼白虛假的口號，最終無疾而終。政治改革滯後的惡果是，缺乏制衡的政治權力引發惡性貪腐﹔民眾知情權被大打折扣﹔農民工和下崗工人成為弱勢群體備受悲慘欺凌，若抗爭則成為「穩定壓倒一切」政策的嚴打對象。

     現在神州大地已難得一見像「胡趙」那樣義無反顧、旗幟鮮明的改革派，而反對平反六四、面對腐敗濫權唯唯諾諾、明哲保身的「新凡是派」則大行其道。他們認為凡是鄧小平、李鵬對六四的說法都不能被推翻，凡是過去十五年官方的說法都不能被推翻。

    　　趙紫陽的葬禮至今不能順利舉行，還他公道更遙遙無期，撤銷強加給趙紫陽「支持動亂」和「分裂黨」罪名如此之難，對「撥亂反正」的思想解放運動而言，難道不是一種倒退、一種侮辱﹖每個關心中國改革的思考者都會問﹕為什麼當初鄧小平可以平反、復出，趙紫陽就不可以﹖十年文革的冤案都平反了，不到十週的八九天安門事件為何不能平反﹖向學生開槍的嚴重錯誤豈能不否定﹖中共豈可像鴕鳥那樣不正視政治改革嚴重滯後的現實﹖「新凡是派」豈能不記取昔日「凡是派」遭人民拋棄、受歷史懲罰的教訓﹖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