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农科院两月内3名中青年科研人员接连自杀
(博讯2004年8月03日)
瞭望东方周刊: 拥有“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湖南省农科院一直被一层美丽的光环包裹着,但出人意料的是,今年不到2个月时间里,竟然有3名中青年高级科研人员接连自杀。
4月2日,湘园瓜果种苗分公司39岁的副研究员甘博(应家属要求,使用化名)跳楼自杀; (博讯 boxun.com)
3月6日,茶叶研究所副研究员、41岁的刘华(应家属要求,使用化名)在实验室服毒身亡;
2月6日,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特种经济动物部经理、39岁的李建良在办公室悬梁自尽。
“精神都有问题”
虽然自杀的3个人的人事档案都在湖南省农科院,但院方向《瞭望东方周刊》说甘博已不是自己的职工,只能提供刘华和李建良的“死亡报告”。
谈到自杀,湖南农科院有关负责人解释:“有关部门已作出结论。这纯属个人原因,两人精神都有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看到了茶叶研究所刘华的遗书复印件,她说自己“患上了严重的精神性疾病──抑郁症……疯掉还不如死掉……过去,我无意说错了话,得不到宽恕,我愿以死来赎罪!但我的家人是无罪的,请大家善待他们!拜托单位领导和同事!”
刘华的丈夫原是茶叶所的科长,现在借调到省科委去了。他说妻子无论是工作还是为人都无可挑剔,在家里和单位并没有闹矛盾,自己也解释不清原因。但总的感觉是,“现在湖南农科院的科研人员普遍感到压力太大”。
院方说,刘华经湘雅医院确诊为抑郁症。
随后,记者找到了李建良生前的同事段传胜,他和李建良原来都是特种养殖研究所的。段传胜介绍说,这个所从1996年成立到现在,没有一年不亏损。段传胜原来在特种养殖研究所种苗部,连续2年都没完成任务,没拿到一分钱奖金。
去年,特种所宣布解散,李建良他们19人连同240万元债务交给了农产品加工研究所。所里将原来特种所的人分成了两个部门重新组合,公开竞聘部门经理。李建良竞上了游钓一部经理。
根据合同,李作为部门经理,每月可以发800元工资,其余4人一律600元,年底核算完成了任务才补发工资和奖金。
所里和李建良签订了饲养甲鱼、草鱼、鲢鱼和回头鱼的责任状。综合算下来,李建良领导的5个人连工资在内的周转金全年只有约3万元。
“李没有关系,搞不到科研经费。另一个部的经理关系多,可以向上面要到项目经费。今年就从省里要到了2万元,算当年的收入。”段传胜说。
“大家一致反对合同方案,认为2004年已经没有完成任务的可能。2月6日,我们讨论了一上午,基本达成一致,决定向所里提出一些新的要求。”
随后,段传胜和李建良一起到书记兼副所长何建新的办公室汇报,何说“有事由李经理汇报,你下去”。段下楼后,李建良往返3次找何“汇报”。
“到中午下班,大家也搞不清所里是怎么答复李建良的。”李妻张玲说,12点半,李建良回家后打电话给副院长兼所长单扬,再次提出大家的要求,单扬当时在开会,说:“不会让老实人吃亏。”李建良苦笑了一下:“那就打扰单院长了。”
下午,李建良就出去了。晚上,张玲发现丈夫用渔绳把自己吊死在了办公室里。
在张玲和李建良的家,透过屋顶穿插的纸板上的瓦,能看到天空;墙上到处有水流造成的条状斑痕,很多地方石灰已经剥落,露出的是没有经过烧制的南方农村常见的大泥砖。
在院人事处,记者见到了一份报告“调查分析”了李建良的死因:“经济负担重”,“精神压力大”,“有过精神病史”,“其父亲也死于现场附近”。
院办退休的王艳美说,李建良工作特别认真。妻子张玲也理解和支持丈夫,从没和他吵过架。李在甲鱼养殖方面很有成就,一直是特种所甲鱼项目的负责人。2003年,李建良当选所里的先进工作者。
“他还是我们副所长的重点培养对象呢!没想到今年的责任制合同没来得及签他就自杀了。”
做不了生意的科研人员
甘博的妻子现任“隆平高科”某分公司的秘书,她拒绝接受采访。“人都死了,你们也帮不了我,我还要生存。”
在农科院及周围新安村与合平村,凡是认识甘博的人,没有不交口称赞的。
甘博原来是农科院作“特殊人才”从大西北引进的甜瓜专家。“隆平高科”成立后,他被分到了下属“湘园瓜果种苗分公司”,从事甜瓜研究和育种。
2002年前,“隆平高科”效益不错,甘博先后开发出了10多个甜瓜新品种。但到2003年,公司效益下滑。原定任期3年的公司总经理被中途免职,新上任的总经理承诺减亏20%,给全体员工下达了创收指标,要求“至少自己养活自己”。
作为部门负责人,甘博2003年没有完成创收任务,在他的2004年部门工作计划中这样写到:“要完成今年营业额指标548784元,需要比去年增加1647.2%。要完成今年净利润54878元,需要比去年增加173%。”
3月26日,分公司召开会议,总经理在总结各部门工作时说道,甘博啊,你还是引进的特殊人才,现在连自己都养不活,应该感到羞愧。
接连几天,甘博在家都不正常。他的妻子先后3次打电话给总经理,说甘博不是做生意的料,应该发挥他的特长,请求不要逼他。
3月31日晚上,甘博带了礼品到总经理家拜访。4月1日下午,甘博感冒请假。4月2日上午,甘博打开家里液化气自杀,肚子上割了一刀、颈上割了一刀,最后爬到5楼跳下。
甘博的同事说,甘博是典型的学者,除了搞科研,其他的干不了。他夫妻二人工资加起来超过了一般家庭,夫妻和睦。如果不是工作压力太大,绝不会自杀。
水稻研究所退休研究员段传嘉认为,科研面向市场是对的。但让科研人员去做生意,钱赚不到,可能科研也做不好。记者曹怀宇/湖南长沙报道 科研单位的“形象工程”
在接受采访的数十名干部职工中,大部分人把农科院的滑坡归咎于前任领导的好大喜功和盲目投资项目,折腾尽了农科院本来就不殷实的家底。
如土肥所首先办了个复合肥厂,盈利可观。但上世纪90年代初办了农科院没有知识产权的外行项目如挂毯厂和水稻秧盘厂,第二年就赔得精光,第三年就导致全所发不出工资。
原子能农业应用研究所从绥宁县引进“人才”搞开发,制造“薯粉机械”,结果贷款几百万元,亏损约200万。负责的副所长袁某也因腐败而被判刑。
农产品加工所书记兼副所长何建新说,特种所成立于上世纪90年代,曾任汉寿县委书记的原院长左连生从汉寿引进了一名“甲鱼养殖专家”陈某担任所长,但后来一直亏损。到“隆平高科”成立时,已亏损近千万元。
一方面严重亏损,另一方面农科院却大兴土木。从1995年到2002年,房屋基建投资达1.69亿元。农科院的面貌焕然一新,6位院领导在办公楼前每人栽了一棵桂花树,树名中都有领导的名字。如“连桂”(左连生)、“榕桂”(田际榕)。
但是,直到2004年,装饰着半圆高档幕墙玻璃、屋顶为钢网架和彩色BPH钢板的科技交流中心尚未决算。记者在现场看到,这座占地20000平方米、已经花费近2000万元的庞然大物被杂草包围。空荡荡的大厅里只有几张乒乓球桌、棋牌桌和球架。侧门几十米宽的玻璃内能看到晾晒的衣裤。
袁隆平院士专心于杂交水稻研究,只是湖南农科院的“名誉院长”,不干涉院里具体的行政事务。但因袁老名气大,院里什么都借他的招牌。“隆平科技学院”就是1999年上演的一幕“闹剧”。
这所学院是农科院与深圳大学吴某合办的一所民办大学,承诺发文凭、推荐工作。但实际上是个自学考试助学班,每次招生只有100来人。加上所开专业与农业无关,老师只能从外面聘请。
3年下来,亏损严重。到2003年,院里研究决定停止招生,合作方把带来的旧电脑和课桌之类折算现金,拿走了200多万元现金,剩下的“固定资产”目前租给了“开智培训学校”假期培训少儿。
受争议的“隆平高科”
农科院的不少职工认为,“隆平高科” 给湖南农科院带来的多是虚名,而不是实惠。
1999年,“隆平高科”成立,农科院创收效益好的所或所里的能创收的部室和开发人员,都去了“隆平高科”,剩下的科研机构在市场中几乎没有创收能力。
2000年,“隆平高科”上市后,融资近6.94亿元,但已违背成立的初衷,资金大部分用到搞房地产开发和收购全国种子公司,很多不是为了推动农业科研。
因为是公司化运作,从农科院出去的干部都拿着高薪,每个部门经理可以享受公司10万元的贴息购车贷款和几万元一年的车补,但公司的普通员工的待遇仍然参照农科院的档案工资。“隆平高科”的一位员工说,自己当时到上市公司来还走了后门,没想到效益越来越差,自己想回农科院。
管理上,隆平高科名义上是上市公司,但沿袭的仍是计划经济的体制。首先,人事档案仍在农科院,其次,从管理层到普通员工,仍是沿袭在农科院的工作对号入座,如董事长是农科院原领导,分公司经理都是农科院的原处长、所长。
根据泰阳证券的年报,2001年和2002年,农科院分红约700多万元。2003年的分红数字院方拒绝提供。但坊间一致认为除了袁隆平院士领导的杂交水稻和另外一个蔬菜种子项目,其余原农科院的部门大部分是亏损的。
由于急于扭转经营局面,“隆平高科”大量投资其他行业,包括炒股。在泰阳证券公布的2002年报中提到:“2001年公司证券投资收益2020.98万元,2002年证券投资收益120.48万元,减少收益1900.50万元。控股子公司世兴科技创业投资公司亏损1231.20万元。”
关于湖南农科院存在的问题,72岁的付寿庭说,他在1995年就以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身份直接找当时的院长反映过,没想到愈演愈烈。后来他和一批老同志一直在署名举报,但并没引起上面的注意。《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曹怀宇/湖南长沙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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