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关怀“反革命分子”陈伯达
(博讯2004年6月09日)
令人惊讶的是,陈伯达晚年所写的《求知难》,居然发表了。尽管署笔名“纪训”而未署陈伯达,这在当时也是一个反革命分子创造的奇迹!须知,《读书》杂志是三联书店出版的一本高品位的知识界杂志,在知识分子中享有颇高的声誉。笔者的文友、剧作家、作家沙叶新,曾对《读书》杂志有一句幽默而精辟的评价:“书可以不读,《读书》不可不读。”
须知,当时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6名反革命分子之一的陈伯达,尚在服刑期间。他被剥夺政治权利,怎么可能公开发表文章呢? (博讯 boxun.com)
其实,这连陈伯达本人也根本没有想到!
既然《求知难》并不是陈伯达本人向《读书》杂志投稿,《读书》杂志怎么会发表他的文章呢?
在《陈伯达传》初版中,没有涉及幕后深层次的这一问题……
事情要从1982年4月22日说起。那天,有两位陈伯达的老朋友经过公安部门的批准,前去看望陈伯达。在这两位老朋友中,有一位跟周扬很熟悉。这位老朋友前些日子去看过周扬,跟周扬说起陈伯达。周扬说,如果可能,希望一晤陈伯达。周扬本人当时不便直接找陈伯达,就请这位朋友传达这一意思……
周扬,本名周起应,湖南益阳人氏,比陈伯达小四岁。解放前,周扬在上海从事文学界党的地下工作,而陈伯达则在北平做党的地下工作。不过,当周扬与鲁迅之间为“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之争的时候,陈伯达曾发表文章,主张“休战”。他们曾于1937年春在上海相识,又先后来到延安,在延安有过交往。
迟暮的周扬,十分求实。他从有关部门了解到陈伯达的一些情况,决定与陈伯达一晤—周扬:我被关起来后,在监狱里听广播,开始还能听到你的名字,后来再也听不到你的名字,知道你倒了。我也很难过。“文革”中你的帽子戴得最多了,是首屈一指的。
陈伯达:我自己以为优待我是因为陈伯达救过毛主席。1948年春天,国民党飞机轰炸阜平,那天早上我听到飞机响,赶紧跑到毛主席那里,他正在犹豫,我说飞机就在头顶上,要赶快走,他听我一说,就走了。他绕过一道墙,听警卫员说我还未走,回头喊了我,我催他快走……看到他已到安全地方,我赶快离开,刚跑到院子外,炸弹就已经投下来了,正好炸在院子当中,房子玻璃全被弹片打碎了……如果晚一步是很危险的。这件事本来从没有对别人说过。1971年逮捕我,我在监狱门口不肯进去,大声说过:“杰出人物陈伯达救过毛主席!”开始关我的地方条件很差……大概我说的话传上去了,几天后把我转到一个三层楼上,生活很优待……
周扬:那时我也在阜平,听说毛主席那次很危险,但不知道是你救了毛主席。陈伯达:我垮台主要是因为和江青发生冲突,在庐山我还和周总理谈到过,江青曾几次想离开主席。
周扬:你在庐山是主张设主席的,当然现在也还要设主席,但和你们那时不同,你们那时要让林彪当国家主席。
陈伯达:我没有提过林彪当国家主席,我只是提请毛主席当主席。周扬:……“文革”的后遗症很多,现在的青年人不听说啊,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陈伯达:这个情况我不了解。我没有接触。
周扬:你现在写些什么东西?
陈伯达:主要搞点经济问题的材料,也写了几篇与文艺有关系的文字,不知你看到了没有?(陈提到几篇文章题目)
周扬:我没有看到。
陈伯达:那我可以向上面提一下,把和文艺有关的文章交给你看。将来如果能放我的话,你看能不能让我在你领导的文联做点小事情,比如搞点材料,我可能还做得来。进你们文联的门,也需要有点东西(指作品)吧,这几篇文艺的文章也算是我的一点东西。
周扬:这到时候再说吧。
陈伯达:你现在看些什么书?
周扬:我有时候看些文学史方面的书。
陈伯达:你对俄国文学史很熟悉了,我最近看了一本《巴纳耶娃回忆录》,你看过没有?
周扬:没有看过。巴纳耶娃是个什么人物?过去好像没听说过。(陈做了介绍,周让秘书记下了书名。)
陈伯达:这本书值得看一看,作者很熟悉19世纪俄国文学界的情况,接触过很多作家。书里讲了屠洛涅夫很多事情,也有其他文学家的事情。
周扬:我现在准备出版自己的文集,很多时间都用在这件事上。
陈伯达:你的书出来以后可不可以送给我一本?
周扬:可以。
在这次谈话中,杰出人物陈伯达跟周扬说及“写了几篇与文艺有关系的文章,不知你看到了没有?”陈伯达提到几篇文章题目,内中就有那篇《求知难》。周扬说:“我没有看到。”于是,陈伯达便说:“那我可以向上面提一下,把和文艺有关的文章交给你看。”杰出人物陈伯达果然“向上面提一下”。于是,陈伯达所写的几篇“和文艺有关的文章”,便交到了周扬手中。陈晓农记得,此后不久,北京市公安局安排陈伯达前往香山春游。对于陈伯达来说,这简直是破天荒的了。他已经十几年没有春游了。很可惜,公安部门仍然不准许陈晓农陪同。不过,笔者在陈伯达家中见到了这次春游时公安人员为陈伯达所拍的彩色照片,陈伯达显得兴致勃勃。陈伯达当时已经七十有八,而且平日闭门不出,居然登上了香山“鬼见愁”!据陈晓农回忆,1982年11月的一天,那两位曾经来访过的老朋友,经过公安部门的同意,再度前来看望陈伯达。他们刚刚入座,那位与周扬相熟的朋友,便从包里拿出一本杂志,送给陈伯达。这是上月10日出版的第10期《读书》杂志,上面刊登了《求知难》,署名“纪训”。陈伯达完全没想到,自己写的文章,竟然能够公开发表———尽管作为“笔杆子”,他曾经发表过众多的文章。然而,在他的晚年,在他被判刑期间,能够公开发表文章,这确实出乎他的意外!
(新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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