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六四
(博讯2004年6月02日)
中国现代史的一个基本线索
（一） (博讯 boxun.com)
当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时候，它不再作为几十年一贯制的"五四青年节"受到政治仪式上的纪念。全国知识界终于打破了年龄层的隔阂，以一种文化认同的态度或至少是异乎寻常的关注来重新审视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是因为，确实发生了一种遥相呼应的历史关系。
现在人们谈五四，不单指NM年5月4目的学生起义而言，而是用"五四"这个符号指代那个历史周期:伴随着袁世凯的死所开辟的中国社会分裂(MM年)到北伐胜利即在蒋介百强权下的中国初步统一(M棚年)。并以"五四"来指代这整整M年间的新文化运动。那时，社会失范状态带来了文化观念上的空前绝后的活跃。这样，"五四"就获得了和新文化运动同质的象征性。
NN年5月4日研发生的学生运动，被认为是最能代表这一文化运动的精神的。但实际上，在新文化运动的宗旨(科学与民主)和5月4日运动的口号(救亡与自强)之间，却存在着现代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深刻分歧。不错，民族主义运动完全可以把科学与民主作为推进自己事业的工具来使用，这在逻辑上是没有疑问的，而且被日本和欧洲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证明了。但任何武器和工具都是中性的，这意味着它既能用来惟迸一个事业，也可以用来削弱甚至破坏一个事业。在中国现代史的实际运作中，仅仅把科学和民主当作促进"富国强兵"这一民族主义目标的工具来使用，结果，就导致在民族危机持续深化的苦难历程中(八国联军、二十一条、九一八事变、中日战争……)，．断然地放弃了这些被认为是低效的、不能应急的武器，而去寻求更直接、更有短期效应的武器。实际上，主张暴力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科学与民主的局限性时，正是这么做的。结果开辟了一个"山沟里出马列主义"的新时代。
"科学与民主"是目标吗?
"民族主义"是目标吗?
"科学与民主"和"民族主义"究竟谁主谁从?或者，二者都应该服从于其他的目标:如民族主义的目标?这些，曾多么深地困惑着迄今为止的中国思想家们I
凡此，尚然具可以无休上地讨论下去。尽管历史常常诵近讨论来显现自己，但历史并不是讨论。因此，当"民族主义""科学芍民乍"之间计始在吁川以店出现分妓时，人们就必须做出历史选择广。这种选择导致连锁性的社会事变。
林则徐是第二个现代思想的先驱者。他的朋友与学生魏源以及冯桂芬开始提 倡研究西学，制造西器，但没有什么结果。一直到太平天国运动，中国才去研究 欧洲文明。曾国藩倡导之动，其幕客如郭篙煮、薛福成等(还有在野的王稻)， 对于西方文明已颇有了解，虽然曾国藩自己自始至终并没有深刻认识，江南制造 局之制造编译工作以及李鸿章、张之洞等的事业，使中国接近了现代文明一步。 现在有许多人批评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见解，其实这一旧时代的开 明官僚还知道机器重耍，直到今日许多新人物还轻忽机械哩!(《中国现代思想 史资料简缩》第四卷，P149，浙江人民出版社N阴年版。)这里提出了一个任何严肃的学者都不能予以回避的极重要区别"旧时代的开明官僚"都还知道先进机器的首要性，这表明他们远远没有陷入"以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途径"。相形之下，倒是文化革命热潮中出现的"新人物"却变得轻视起机器的重要性来了。很明显，这一观念反差之所以会发生，是由于洋务运动在实践上的破产?尤其是，紧接下来的康梁改制的努力也破产了，更由于主张实行彻底政治变革的辛亥革命竟也趋于失败!又加上反袁世凯的"第二次革命"的不了了之……这一系列性的挫折，使得新思想家们对以西方的技术、西方的政治、甚至西方的社会模型来拯救中国的努力，感到彻底的灰心绝望了。从此，他们才走上了以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极端主义"的立场。这一极端立场，如前所述，并非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之道、务实精神所圃有的。相反，中国传统文化早在董仲舒时代起，就一贯是坚持"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立场的。以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途径，实际上是新文化运动的独创，是"向西方寻求真理"的结果。正如陈独秀在《偶像破坏论》中开宗明义地点破的，"'一声不做，二日无光，三餐不吃，四肢无力，五官不全，六亲无靠，七窃不通，八面威风，九(音同久)坐不动，十(音同实)是无用，'这几旬形容偶像的话，何等有趣!……偶像何以应该破坏，这几旬话可算说得淋漓尽致了。但是世界上受人尊重，其实是个无用的废物，又何只偶像一端?凡是无用而受人尊重的，都是废物，都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陈独秀《偶像破坏论》。见《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简编》PHOO，三联书店U而年版。)"打倒偶像"，正是西方现代精神的主张。尼采不是人力宣传偶像破坏论吗?马克思不是力主"与一切传统观念实行最
都应该破坏! (陈独秀《偶像破坏论》。见《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简缩》PHOO，三联书店U而年版。)"打倒偶像"，正是西方现代精神的主张。尼采不是大力宦传偶像破坏论吗?巧克思不是力主"与一切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吗:这与中田的保守成竹的火化传统何l':偶像之所以是偶像·偶像之所以应该破坏，其卿山郴在卜它"姑个尤朋的胶物""这个命题，干是产尘于西方近代"亻.扌学杀死了上帝"的历史人变革中"尼采作为-个经历过科学主义思想又不满科学主义之枯燥("不乍育的")的思想家，早就揭破过此中内缘厂。这-历梢还表明，反传统枉义详之所以呀兼偶像破坏论舌，只姑因为传统已经偶像化并无用化了。止闲为反传统k义姑·种激进的、吊命竹强的偶像破坏沦，所以它的矛头卞仅针对典体问题和具体的人(如洋务运动把改良的矛头指向将历的经济方式与科学技术和陈旧的披订规艳;推斯达动把故坤的矛人捕向倔硬的政治体制和教育制度;辛亥革命把矛头指向满浦政权和帝制等等)，们屉谴质厂传统矿化的所订接受冉:吉苟偷庸懦之国民，最苹命奶蛇蝎，故政治界虽经"次革命，而黑暗术尝消减。 其原因之小部分厂则为三次革命，皆虎头蛇尾，未能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汗;其人部 分厂则为盘踞音人精神界根深带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 深积，并此虎头蛇尾之革命而未有焉。此单独政治革命所以于吾之社会，不生若何 变化，不收若何效果也。惟其总因，乃在吾入疾视革命，不知其为开发文明之利 故。(独奏上K ' 命论》 见《中国现代思想
史参考资料简缩》第四卷。) "国民"成了反传统主义者攻击的主要对象。五四时期的新青年之谴责"吾人"，与八十年代的新观念倡导"全民族共杆梅" 实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具体的文学革命之所以有其必要性，恰恰就在于政治革命的失败一下子暴露了"疾视革命"这深厚的国民性。从此，"吾人"的劣根住己被证明为中国积弱的主因。所以，新文化运动首先把表达民族精神的文学，列为革命的对象;继而在总结民族理想的孔教的批判上达到了高潮，结果是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发出了"仁义道德吃人"的反传统呐喊。仁义道德，正是中国文化的魂，是中国民族千百年来为之献身的理想。仁义道德为什么吃人?显然，这是一个反传统主义者的命题。在一个传统主义者即国粹派看来，这命题是大逆不道的。而在一个中性的文化史家看来，这命题也是偏颇的、阀漏百出的。因为仁义道德的文化系统作为中国人生的基本价值，曾在历史上发挥过极重耍的功能。否则，它就不可能统治一个伟大民族的精神世界达几十个世纪之久。而在我们看来，仁义道德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确实拥有全然不同的功能，它不仅吃人，也常常爱人、护人、尤其是养人。因此，这概念本身的内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完全殊异。"吃人的仁义道德"这一概念，恰恰是在民国初年的社会文化的营遗失范状态中产生的，是由参与新文化运动的新型知识分子们梧出来的。我本人一点也不怀疑他们的真诚，甚至也承认这命题当时当地的真实性:他们彼时彼地所看到的传统(即仁义道德的当时状况) 就是这样的。关键不在于"仁义道德"这几个汉字会吃人，也不在于这几个汉字所代表的概念和文化传统会吃人，而在于当时当地结合了这些概念的社会权力集团已经失去了对社会生活的指导力量。结果仁义道德原有的积极社会功能(爱人、护人、养人)消失殆尽，而更多暴露其消极的社会后果("吃人")了。鲁迅在《随感录·三十五》中的自白是有十足典型性的，他援引并赞扬了一位朋友的妙语，"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需国粹能保存我们。"此语道破了天机。事实上，人和人的文化(即国粹)之间的这种互保共存关系是公认的、无可非议的。而新文化运动之前的近六十年间(1MO----1916年)，中国社会所经历的改革和革命的历史己经表明，中国的国粹己无法保护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了，甚至很难保障中同人的七存。这口益暴露出来的变化不洒应付，激发了门益增多的否定传统的冲动"这足，个渐进过程，洋务派否定经济勺技术层面的因粹，维新派再它政治用论和社分制度以面的间粹，节命派件它中网文化的最核心部分·…¨皇权。这-步@本的否定， ·步¨步的"反传统扩人化"，才导向厂新文化运动以思想文化为解决问题的途径。其结果是把"我们"和"国粹"完全对吭起来，"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要问它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它是否国粹"。(鲁迅:《随感录·三十五》)而在传统文化没有面临西方矿明强有力桃娥之栅，"我们"柯"闲粹"钾柞相安无事巳吓相提携的无意识和谐中卫保娃存厂几卜个世纪……可见，以思想文化为解决问题的途径，只娃中华民族住其现代化的道路上，经受了--系列明显的挫败之后，兴起的思潮。其特点是以文化革命为宗旨的总体革命的总动员。其精神动力，确娃来自当时从西方觅得的新经。退一步看，在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前，反传统主义即使在爱国志士中也从未占有过主导地位。反清志士、排满民族主义者(如邹容)和持有激进共和主义观点的革命宣传家陈天华，也只是抨击中国两千年大一统专制的政治独裁，而从未对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进行过如此全方位的攻击。
可见，危机确在深化，革命确在深入。
（三）
新文化运动终于为中国人(尤其是知识阶层)塑造了一种全新的社会性格。这种性格要求，为中国的复兴，须在传统文化的根子上大动手术，甚至在我们的国民性上动手术:用现行的时鬃话说，也就是要在文化和民族的"基因"上作文章一一这才开创了"以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途径"。这种牲秸在文革时喊出了"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而在文革后又主张"全民族共仟侮"·…¨形态虽异，情致则一。新文化运动开创的这一新的国民性，也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紧紧依据着当时的社会形势:从UM年袁世凯之死所形成的政治混乱开始，到N羽年北伐战争的大致结束从而创立了一种新权威而舌终。这M年的新文化运动期明显地揭示，文化运动的活力，恰恰是从社会政治的动荡、混乱中获得的!思想的解放，是和社会的解体相辅相成的。所以新文化运动前后夹击着袁世凯强权与蒋介石强权。这两个强权时代，当然较少政治上的扰乱，但传统主义则有所抬头，自由思想却大大减少了。政治与文化的这一反效应，表现为袁世凯时代比之辛亥革命及其准备时期，都更多保守主义的倾向;蒋介百时代比大革命及其准备时期(即新文化运动期)也更多思想回潮的意味。袁世凯和蒋介百的保守主义虽不尽同，但他们都表现出对中国大一统专制时代主流文化的认同。这认同并非巧合，而是革命力量即反传统力量的退潮必所导致的。与这退潮同时来到的，则是要求"重建道统"的呼声。但正象中国的现代史吉诉我们的那样，中国问题的症结并不是道统问题(这只是社会危机的一个表面结果罢了)。所以，临时性的重建道统，虽有助于暂时稳定社会秩序，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善中国社会面对现代世界新秩序时，所遭遇的全面不胜任的状况。这样，保守主义的抬头也就不可能产生决定性的结果。革命的和反传统的力量，不过是暂时退避了，退火某种地下状态;如二次革命失败后的国民党力量，和大革命失败后的共产党力量。但这只是在等待一个更有利的、必定要重来的"革命高潮"。这高潮即是社会危机的再度激化。因为社贪危机越娃得不到解决，以思想文化为解决问题的途径就越是受到青年造反者的拥戴。他们力图在社会文化的根子上挥刀斩乱麻，以"毕其功于·役"。在北伐战争结束后的门年内战期间，革命的反传统主义主要汇集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形式。以此向现存的社会秩序和文化结构进行抗而。匀此相应，官方的"文化闹剿"运动也就十分自然地采取了--种"准国粹主义"的立场。国民党政权开始崇信宋明理学的遗绪，并以此作为其政权正统性的凭据。在"捍卫优良传统"的旗帜下，"新生活运动"的赞助者们，向他们所认定的"伞盘西化"、"不合中国国情"等倾向进行不断的反击。为此，他们甚至对各种谋求迸一步变革的反传统主义者一律扣上了一顶"领取卢布津贴"的政治帽子，而不管这些人是不是在组织上加入厂政治反对派。中国新文化运动，自始就不是一顶单纯的书斋中的革新，而是终究要与社会变革的脉络相通的社会行为。以思想文化为解决问题的途径，实际上恰是社会革命的意识形态准备。这在古今中外的大变局中，可谓通例。进入汕年代后年期，随着民族矛盾的日益突出，抗日战争爆发了，在国共两党"一致对外"的合作过程中，文化和政治之争为要适应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做出了若干相应的调整;在民族矛盾中，反传统主义的声势自然有所缓和。"长城"等民族与传统的象征物，在亡国灭种的危险中受到再度的颂扬。随着边区政权的确立，一种新的、特别适应中国国情的理论 毛泽东思想被创造出来。由此形成了一种新的，此后支配了中国几十年历史的传统一一延安精神。"东方红广太阳升"成为延安精神的写照。"毛泽东思想"的概念，是由刘少奇率先提出的，这极其耐人寻味。正如在几十年之后，在遭批判的《论共产党修养》中表明的那样，刘少奇的思想深处有很深的儒学功底。也就是说，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共同创建的七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中国化，或马列主义的儒化。是在边区特定的内地农业环境("山沟")中，产生并得到系统发扬的。后来的历史证明，反传统主义的这一历史性妥协，不是出于的需日对中 国情的@个无
法规避的回应过程。"山沟里能出马列主义"，取代了从莫斯科工业环境来的指导员们。这诚然反映了中国人顽强的民族性和自尊心，但同时从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反传统本位看，也不能不说是对中国社会所进行的一个"让步政策"的结果。这种让步政策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从而在形成民族绣一战线的同时，也悄悄铸造了强大的意识形态的正统性一一由此不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也很快结束了蒋介百时代。当梁漱滨到延安与毛释东论证时说，为什么十年内战期间获得知识分子的支持较少，而一旦运用了统一战线的法宝之后就赢得了大量知识分子的归顺……显然是赞扬了这一历史的妥协。这位新国粹主义的鼓吹者，显然期待中国文化尽快从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恢复其独立性。果然，此后凹多年的历史，又演变成一场新国粹主义的复活。只是随着"天朝意识"被"世界革命中心"的理论所取代，使反传统主义和新国粹主义获得了一种历史促成的联姻。这表现为汕年代对中国传统有条件的认可甚至赞同:其途径是把中国传统一分为二，分为"封建性的"与"人民性的"。然后再从中抽绎出某些新国粹主义的原则信条。全部的历史图解就依照着这种严格的教义区分给予重写，从文学史到经济史、到社会发展史、到当代社会的分析……然而，这次新国粹主义的建立，虽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中国传统和现代社会变革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而以一种非常巧妙的艺术即"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的辩证关系，将中国的神圣道统又重新涝接起来一一但这仍然不足以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基本问题，即如何迅速适应这个急剧发展着的工业化进程和列强们奠定的世界格局。结果导致中国再度陷入世界性的孤立、隔绝与落后，这一国际压力所激化的危机，再度以社会动乱和文化革命的方式而爆发，史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一种空前的社会和文化失范，是反传统主义的最无顾忌的伸张。即便在"五四"时期的反传统主义也从未通过如此规模的官方认可和权力准动，末达到此等爆炸性的全民运动(或运动全民)。此中因缘当然是受"五四"精神感染的那一代人起了决策性的作用。五四精神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被文化大革命继承了。这两个周期同为十二年之久的"新文化运动"的共同特征，便是反传统主义和以"思想文化为解决问题的途径"。而林镜生，也恰恰是透过文革的实践去分析"五四"的精神的。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精神足反对"封、资、修""什么是封、资、修?"封"，是指封建主义，这是中国的全部传统社会的，个简称。文革爆发时的中国，已经逐渐放弃了前此二十年间不断确立起来的新国粹时期所孝行的新道统原则，即封建性与人民性的两分法，而重新又采取」"反对中国全部传统的激进立场。毫尤顾忌的"破四月"，作为精神暴力和暴力社会的综合性联手，证明了反传统主义的再次倔起。"资"，是指资本主义，亦即"西方工业文明"的简称。马克思主义所承认的资本主义的历史合理性，这时也被完全否定了。西方工业文明的伞部传统价值和实践理性，被当作万恶之源予以铲除。这是反传统主义在新方向上膨胀 从五四时期反对中国的传统扩大到了文革时期也反对西方的传统。"修"，是指修正主义，是苏联模式的代称。尽管文革在理论上承认斯大林主义的合法性，但在实践上却否弃了它的制度与运作方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对人类迄今为止保留下来的一切文化遗产，进行了一场全盘否定("无产式"一词的象征性对此已有指明了)。这场"浩劫"影响之深远，也许没有五十年时间仍是看不清楚的。因此，在仅仅时过十年之后的今日，单单从口号上否定这否定，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我们现在根本还不清楚"文革"的复杂破坏性究竟有多深……耍在否定文革的行动中，为中国社会文化开出一条活路来，是对的。问题在于如何开路。事实上，我们至今仍在沿着文革反传统的思想道路继续前进着。尽管提法与"观念"确实更新了。
（四）
五四新文化运动迄今为止的70年，是反传统主义跌宕起伏的7u年。反传统造成了结构意义上的沙漠。结果，无结构的文化、反文化的文化、丧失了主体性和主体感的文化与居了社会生活的主流。文化的沙漠中虽有最广义的"文化因素"，但这些因素彼此之间攘扰不已，无法形成一个能够自行生长的有机系统，这一总体的混乱必定表现为反传统、反文化的综合症。
反传统构成了一种现代中国文化特有的"小传统"。它鼓吹斗争，反对和谐;它力行破，而蔑视立;它主张无限制地动，反对静。这种社会文化的多动症，不仅与中国的传统背道而驰，而且是幼稚的病态的焦躁不安一一其极端便是史称"文化大革命"的那场全面痉挛。
从新文化运动到文化大革命，不断的运动构成了一个反传统的中国现代史之圆。这其中自然也有曲折，有变形，有回流，有穿插一一但反传统的要义却"象红线一样"贯穿此间。你既可以赞赏它执着不衰的持久热情;也可以谴责它一意孤行的偏执。这二者常常就是一回事。你还可以指出其间在形式上有极端自相反对的事例……这些都可以成立，但这些对立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在否定之否定中展示了反传统革命的不断激化。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反传统的对象还局限在中国的传统，"仁义道德吃人"、"打倒孔家店"就是它的全部宗旨;而文化大革命则着手去反对一切传统:不仅要打倒封建主义(这是对中国传统的批判性指代)、资本主义(这是对西方传统的指代)、修正主义(这是对其它社会主义的指代)。这种变化确实显示了历史的发展，显示了反传统的呼声越来越激昂，反传统的目标越来越庞大，结果，反传统力量所树之故也越来越多。其症结在于把"反传统"这一振兴中国的手段错误地变成了目的本身。本来，新文化运动的目标是利用西方的新潮文化来攻击中国的落伍传统，企图以此便中国走上文化更生、社会复兴、国富民强的道路。为此，它利用了科学与民主的手段，把西方文明在几百年里发展起来的这两个果实，当作改造中国社会的急功近利的杠杆来使用。这种大胆的"引进措施"，意不在使西方之果在中国生根、开花(当然，创造一种类似于西方文化氛围的努力就更谈不上了。但是实际上正是这种氛围创造了西方文化之果)，所以，这必使此等果实在引进后的中国环境中变质、变味，被严重地异化了。这是问题的第一方面。问题的第二方面是，用西方的工具来攻击中国的传统，出人意料地并未达到西方文明之境，又阻止了中国的传统转化为生机勃勃的自行生长系统，结果现代人在经历了70年的反传统运动后，只是拾得了一大堆七零八落的文化碎屑。
引进(西方事物)的失败和政迸(中国传统)的失败相加，使现代中国丧失了文化的结构性。正是在这一时刻也仅仅是在这种意义上，孙中山发现中国人已经成了"一盘散沙"。 其实，这一盘散沙原来不散，他们曾在王权和官僚系统的粘附下各安其序、各守其仿了两千年之久。尽管缺乏主动精神和刨新意识，但毕竟还是那社会文化结构的有机文化成份。只是在皇权演灭、官僚系统失去了效忠对象，从而致使监守自盗之风日炽之后，原先依附于皇权之轴和官僚系统的中国民众，才变得散漫游离起来。这是文化结构的崩溃所导致的社会失范，是社会失范招致的元组织、非道德状态。这从此构成了现代中国社会革新过程的一个基本前提。而为了克服这菲组织状态，就得诉诸人为的、强制性的组织压力。铁腕人物应运而生。以西方传统(如科学、民主及其他各种意识形态一一科学和民主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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