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核危机由于普遍被认为与中国的外交政策关切度太高﹐北京研究国际问题的学者极其谨慎发表言论。但时殷弘认为中国在此问题上有着重大的利益﹑忧患及机遇﹐更需要全面﹑透彻和深远地重新思考整个朝鲜问题的所有基本方面﹐连同其所有可能的基本事态发展趋势及所有可能的基本结果。同时还需要避免在所有复杂问题中间左右为难和无所适从的尴尬。

   他认为﹐实际上朝鲜对中国的外交劝导一直持抵制态度﹐从北京方面讲﹐朝鲜核问题已经到了某种紧迫的程度。 (博讯boxun.com)

   时殷弘一方面强调美国自「九·一一」以来有关的战略信条﹑态势和对朝政策行为构成了朝鲜核危机的部分基本成因﹐但他更认为﹐朝鲜是核危机及东亚安全潜在破坏性影响的制造者和责任者。朝鲜政府以相当极端的言辞和行动﹐将核危机步步升级﹐在这样的情况下﹐危机的解决﹐乃至朝鲜半岛可持续的非核化和安全稳定将难上加难。

   对于朝鲜拥有核武器对中国的危害﹐时殷弘指出﹐中国应当提出地缘政治框架中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问题。他认为中国周边最值得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警觉或忧虑的﹐不仅有美国目前强大得不可比拟的核力量﹐而且有「核小国」和潜在核国家实在和潜在的核武器库﹐后者在某种意义上对中国的威胁更大。

   中国将可能遭到核讹诈

   谈到朝核危机的具体危害﹐时殷弘说﹐从最坏处着想﹐中国将可能在某些问题上遭到核讹诈﹔再者﹐如果朝鲜拥有核武器﹐则必定使日本右翼势力得到说服其政府发展核武的论据﹐这样日本就有可能走上核武器化道路﹔最后﹐只要朝鲜有核攻击能力﹐美朝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那样中国即使不被卷入其中﹐也必定遭遇某种战略决策困境﹔此外﹐中国还很可能由于朝鲜拥有核武器而面临一些意想不到的外交困难。

   时殷弘认为﹐不管朝鲜核危机乃至总的朝鲜问题有多复杂﹐也不管处理这些问题需要多么慎重和缜密的思考与政策﹐中国在朝鲜核危机方面的至高战略利益或首要战略目标﹐在于坚决促使朝鲜同核武器绝缘。

   至于具体工具的选择﹐时殷弘始终认为﹐对话与外交途径是第一选择﹐也是最好的选择。但他承认对话和外交解决有相当大的困难﹐一方面朝鲜目前的行为方式是以极端的言辞和行动使危机升级﹔另一方面﹐美国不肯做根本性的让步﹔第三是美国与韩国的严重分歧使反对朝鲜核武化的外交协作变得异常困难。因此﹐时殷弘建议政府突破道德自我束缚﹐采用经济手段来补充外交斡旋﹐处理朝核危机﹐因为中国主要的安全和发展利益此时应无可辩驳地被置于首位。

   （专访全文明天刊出﹐敬希读者垂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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