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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推薦閲讀 ◆ 王作榮: 外省族羣·台灣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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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省族羣·台灣前途
王作榮
外省族羣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结束以後，差不多所有的殖民地都被解放，所有以少數統治多數的政權都被移轉，這已是全人類共同的趨勢，無人可以逆势而行。一代梟雄英國首相邱吉爾曾發出哀鳴：「我不是大英帝國的終结者。」但大英帝國正是在他與其繼承者手中迅速終结。
南非共和國應該是一個最好的例證來說明這種情形。白人統治南非時間之長，統治根基之深厚，統治手法之完備，而其所面對之黑人，則除人口占優勢外，無論就任何方面而言，都不如白人，然而一夕之間，政權即移轉至黑人手中。昨日還是階下囚的曼德拉，今日一變而爲總統，統治全南非，南非白人只有接受統治。
在台灣的外省人在考慮到自身在台灣的處境與前途時，應有這種認識。當然，台灣並非中華民國的殖民地，而是一省；外省人與本省人也非兩個民族，而是一個民族。但是外省人必須要瞭解，假如現在的中華民國仍在統治全中國，則臺灣當然是中華民國的一省，也不會有少數統治多數的問題。現在問題出在中華民國政府的統轄權只能及於台、澎、金、馬，其統治權所及的人口，百分之八十五屬於本省人，那麼統治權如仍在外省人手中，便是少數統治多數了，儘管本省、外省都是同一種族，但即使親如兄弟，在重要關頭，也是要分家的，何況是政權的爭奪。外省人應該有這種了解與心理準備。
兩代蔣總統的眼光與做法究竟高人一著。我曾提過，老總統遠在一九五○年代後期就知道返回大陸無望，就在著手培養本省人才，預備政權本土化。至經國先生掌權，則本土化政策的推動更是明顯。經國先生非常深沈，推動本士化由地方推展至中央，由副貳推展到主位，由次要職位推展至重要職位，使人在不知不覺間完成其本土化的政策。我們現在回溯經國先生在這一方面所採取的措施，便可知道我說法之不誣。經國先生採取這種漸進方式，當然在減少阻力，和平移轉政權，穩住大局不亂。須知移轉政權是件大事，稍有不慎，便是大動亂。我們如果對照李總統因加速移轉政權而引起的反抗，對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所造成的損害，便可知道經國先生之睿智。而這種損害並未了结，還在繼續中，將來產生何種结果，尚難逆料。而李總統執政以來，可說以很大一部分時間在處理内鬥，因而不能傾全力於内政建設，則尤其是全台灣難以彌補的損失。即以一九九七年的修憲大風波而言，其根源仍在於當初移轉政權太快。
兩代蔣總統，特別是經國先生致力於政權本土化，理由我在前面提到過，政權只有在多數族羣的手中，才是一個比較穩定的政權，這已是不可逆轉的人類潮流。而比較穩定的政權有利於兩件事：一是讓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在台灣生根，不致滅亡，看以後有無機會返回大陸；一是外省人的安居樂業。
在台灣的外省人應該一方面察知全人類的潮流所在，不管以什麼理由或口號，都不可能以少數族羣來統治多數族羣；另一方面則應體會兩代蔣總統的苦心孤詣，爲中華民國、爲國民黨，更爲自己的利益，來完成他們的心願。從而打從心底起，放棄過去外省人在政權上的優势地位，調適心情，面對現實，承認現實。
那麼，外省人如何自處呢？這我在《李登輝總統的施政理念及其成就》一文中，已經說得很清楚了，兹將有關的全文摘錄如下：
一、不要再争論台獨問题，将台獨問題赋予中共，有中共在，無論有無外國人介入，台獨都不敢越雷池一步，而自取滅亡。任何黨派，任何個人執政，也都不敢容許台獨越雷池一步。像現在這樣，喊喊口號，主張主張，無關宏旨，所以我從不懼怕台獨問題。
二、不要再爭論統一問题，將統一問题留給時間，等待國際及台海兩岸局勢的演變，時機成熟，水到渠成，自然就會統一。反之，如果時機不成熟，則水不到、渠不成，誰也不能強迫兩岸統一，也不應該強迫兩岸統一。所以我從不關心統一問题。
三、不要再去爭論誰獨裁、誰的政治資源分配的多少問题，將這些問题交給民主政治制度及選民。在一個民主政治制度下，選民會用投票去解決這些問題。
四、所有的外省人，包括我在內，應該明白我們已無家可歸，或是有家不願歸，台灣就是我們的安身立命之地。這塊土地的和平與和諧，才有我們的公平機會。不要在這裡搞權力鬥爭，須知得到權力的是極少數外省人，而因和平與和諧的破壞，受害最大的是一般外省人。不要逞個人一時之快，毫無顧忌地發洩個人私怨，而破壞和平與和諧，及阻撓李總統施政理念的推行，其最後惡果也會落在一般外省人頭上。
當然，這些意見不會爲習慣居優勢地位的大多數外省人所接受，更不爲那些標榜忠黨愛國的外省籍政治領袖人物所接受，這些都是在意料之中的事，一般的外省人不會有這種了解，他們的知識水準不夠。那些政治領袖人物除了知識水準不夠外，更有權力欲望蒙蔽，使他們不知今夕是何夕。爲了政治權力，這些人一方面與李總統鬥，另一方面則自己内部鬥，爭總統、爭副總統、爭行政院長，鬥個沒完，給李總統一個各個擊破的機會，全軍覆沒，實在沒出息。
然而他們又不安於接受失敗，年老的繼續纏鬥，中生代則组織新黨來鬥，而且都主動地或被動地離開了政府職位與國民黨。這又犯了一個更嚴重的錯誤。少數人對抗多數人，除非搞革命（而在台灣目前情況之下，毫無外省人搞革命的機會），否則便應該留在體制之内對抗與制衡，還能發生相當的作用，一離開體制，便無著力點，只剩下發動一些羣眾，遊遊大街，舉舉拳頭，喊喊口號，製造謠言，污衊對方，發表一些動人的言詞，哄哄自己，騙騙外省籍大眾而已，絲毫不起作用。
但是他們對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卻造成了難以估量的傷害。以一九九六年所謂的二月政改爲例。堅決反台獨的新黨主動與堅持台獨立場的民進黨進行大和解，聯手奪取國民黨在立法院的主導權，推翻國民黨的執政，而不在乎新黨與國民黨源出一系，只要能給李總統下不了台，羞辱他就夠了。不料激起了李總統的靈感，反手一將軍，關起門來幾句閩南語一說，便輕而易舉地兩黨合作，開個國發會，進行憲法大翻修，新黨與外省人都只有靠邊站，捶胸頓足，醜言惡駡，做個阿Q而已。而從此一來，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又去掉了一層皮。更有甚者，是使民進黨執政更近了一步，而民進黨執政，也就是使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的滅亡更近了一步。也許到時中共會統一台灣，則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不是名存實亡，就是名實兩亡。而這些外省人天天喊的口號都是中華民國萬歲，中國國民黨萬歲，人人都以兩代蔣總統的繼承人自居，真是諷刺。我曾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就叫<兩代蔣總統在哭泣>，正是指出這些外省人的醜陋。兩代蔣總統如有靈，不哭泣也難。
現在，我們可以假設另一種情況，结果就完全不同了。假如在經國先生逝世時，這些外省籍的政治人物，能有足夠的智慧，體察到國内外的動向，同時又能放棄私利，不爭名位，團结一致，發表一個聲明，告訴全體國人，特別是外省人，將協助政權順利移轉給李總統，並遵照兩代蔣總統的遺志，盡力促使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本土化，在台灣生根，將來有機會重返大陸。則到今天爲止，國民黨無論在國民大會與立法院，仍居絕對多數，國與黨都不會風雨飄搖。
再或者退一步說，這些外省人不喜歡李總統的作風，不願與他合作，因而退出自组新黨，來堅持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的存在與主導政權，這也並無不可。但是在一九九六年二月，眼見國民黨在立法院的多數席位不鞏固，有政治危機，便應當機立斷，主動與國民黨合作，協助國民黨度過難關，以後無論人事及立法都採取同一態度，則除了提升自己少數黨的分量，造成舉足輕重之勢外，最重要的是無論如何，新黨與國民黨本是源出一系，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再說即使政治無情，撇開這種情緒性的關係不提，單就利害關係來說，國民黨繼續執政，較之民進黨執政，無論怎麼說，都有利於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的繼續存在，都不會走上台獨之路，從而引起中共的武力統一台灣。
我也知道有些外省人嚥不下本省人掌握政權這口氣，寧可中共統一台灣，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被滅亡，違背兩代蔣總统的遺志，也不願見到本省人掌握政權。這又是觀念上的一個大錯誤，這些外省人天天手捧國父遺教，視爲聖經，卻不知道孫中山先生早在八十年前就已看清了世界潮流，而主張民族自決、地方自治。台灣人就大民族來說，是中華民族，沒錯；但是他自有其特殊語言與風俗習慣，自成一族，正如廣東人、廣西人、山東人一樣。而在地方自治之下，即使中共統一台灣，就地方政權來說，也一定是台人治台，正如將來一定是閩人治閩，粤人治粤，桂人治桂，魯人治魯一樣。那麼像過去幾十年的台灣，以少數族羣統治多數族羣，將永不再來。
總之，這些外省籍的政治人物，無論留在體制内對李總統發生制衡的作用，或退出體制，在體制外從事抗爭，都必須要認清大势，堅守一個原則，那就是要維護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的長久生存，勿負兩代蔣總統的遺志，就必須要與李總統所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與中國國民黨合作，無論你們是如何地不喜歡李總統，不合作，就是加速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的滅亡，而現在正在走這一條路。作爲有智慧、有遠見、能忍辱負重的真正政治家，一定能夠看出這種大勢。
於此，我不能不歎息經國先生生前未能培養幾個有遠見、有現代知識，能公忠體國，不爲己謀，能忍辱負重，沈著堅毅，有真智慧、真勇氣，盡瘁國事的外省籍政治人才，可以在政局丕變之際，足堪肩負興亡重任，一方面爲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能長久在台灣生存作打算，另一方面帶領及教導外省人如何適應新局面，長久地安居樂業。反之，經國先生生前所培養信任的外省籍政治人才，頗多有勇無謀，而勇也只是揎袖攘臂，喊殺喊打的匹夫之勇的人物，因而在政權移轉的整個過程中，雖然如前所云，口喊中華民國萬歲與中國國民黨萬歲，但如何萬歲法，不知道；如何維護外省人的長期利益，不知道，也不關心。而爲一己爭權力，爭名位，則依然勇往直前，好戲連台。這種鬥爭現象直到現在爲止，雖然因徹底潰敗而逐漸消失，但仍在政治舞台上活躍的一些中生代，則仍在反李情结之下，做著爲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送終的把戲而不自知。事實上，民進黨幾度在台北市、台北縣取得選舉勝利，都得到新黨的幫大忙。
在新黨剛成立不久，我的一位旅美友人應邀返國作學術演講，我們兩人談起新黨组黨問題，都覺得前途不樂觀。他未曾說明理由，我的理由很簡單：一、缺乏政治領袖，足以領導；二、缺乏政綱，足資號召，實際上不過是烏合之眾的造反部隊而已。這只要一看當年國民黨是怎麼成功的，共產黨又是怎麼成功的，歷代造反的人怎麼成功的，便可以知道了。
當一個政黨連幾個足堪大任的領袖都產生不出來，就不會有足以令人信服的遠大政治理想目標及眼前的政治革新抱負，也就是提不出號召選民的黨綱政綱，這如何能長期得到選民的支援與走上執政之路呢？再加上思想守舊，抱著幾句教條口號；眼光淺短，念念不忘那美好的古老日子，所謂新黨除了那個「新」字以外，其他都是舊的，這樣的政黨前途實在有限。
由於缺乏領袖，便缺乏強力的凝聚力量，於是便内鬥不已。誰也不服誰，誰都想爭一點權力，其實還沒有沾到政權的邊哩！我當然知道新黨也吸引了不少有理想、有抱負的青年，但是沒有領袖組織領導，便不能成爲一個有力的政治團體，更遑論革命團體了。我也知道這些青年熱愛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希望中國統一，但是拿不出政綱與可行的政策，也提不出有效的方法，那麼這些抱負又如何實現呢？最後只剩下一個四分五裂的團體，與支離破碎的一些古老口號而已，徒然貽笑本省人。而其實際行動則是對政敵或不喜歡的人，予以惡駡與栽誣，便更是等而下之了。
這才是外省人的悲哀，中華民國的悲哀，中國國民黨的悲哀，不幸，我具有這三重身分。
台灣前途
我在前面曾經指出，全人類遠看一百、二百年，或更長一點時間，除非自我毁滅掉了，否則都會進步到經濟富裕、政治民主自由之路，這是必然發展趨勢，不會逆轉。所謂民主自由，就是某一個社會的一羣人，基於血統、文字語言、地理環境、文化發展、宗教信仰、歷史淵源等等因素自願相结合，成爲一個獨立自主的政治實體，自己组織起來管理自己。這個實體可以稱爲國、州、省、邦、城市或任何其他名稱。届時，套句現代的用語，這個社會的構成份子既都可當家作主，則現在世界各處所謂的獨立運動便會自動消失。這在某種意義上也即是孫中山先生的民族自決，而不論這個民族是一個民族中的分支，或是另一個民族。所以在我的思想中，我從無什麼大中國主義、祖國統一、民族大義、同胞愛之類的概念，我認爲這些都是政客的口號，在我這一生中，我看得太多了。軍閥混戰，國共内戰，爲了奪取政權，什麼屠殺老百姓的手段都使出了，數以千萬計的老百姓都遭慘死，更多的老百姓流離饑餓，而這些劊子手卻天天喊救國救民，哪有什麼祖國、民族？但是我們必須面對現實。
在這裡，我要引述美國開國元勳第三任總統傑佛遜於一七九○年說的一句話：「每一個人，每一羣人，都有自治的權利。」（Every man and every body of men on earth, possess the right of self-government）來印證我上述的看法。事實上，這與孫中山先生民族自決、地方自治思想完全一致，也是二次大戰後各殖民地獨立，而殖民母國不得不接受的理論依據來源之一。
依照我的這種想法，海峽兩岸關係如果雙方都不強求，聽其自然發展，則時機成熟時，是統是獨，都可在兩岸人民自由意志之下，自動解決。是則現在的統獨之爭，毋寧是多餘的。但是居住在台灣的二千一百萬人民及其政治社會領袖在就目前的兩岸關係作決策時，便必須要面對現實，而不是看百年以後。所謂現實，那就是大陸人民與中共政權的態度，以及中共的實力是否能貫徹其態度。我在這裡特別提出大陸人民，是因爲中共政權必須要統一台灣，不僅是中共領導人的意思，而是大陸全體人民的自由意志，我來自大陸，我當然了解大陸人民對這一問題的想法。假如認爲我的話過於誇張，則現在台灣去大陸旅遊的人很多，不妨讓他們隨便找一些大陸人民問一聲，便可知道了。這就是要統一台灣的一個可怕的力量，因爲是大陸全民的意志，不是單獨一個政權或少數中共領導人的意志。那麼，中共有無能力貫徹這個意志呢？當然有，理由留待以後再說。
面對這種形勢，台灣領導階層所能做的事有兩件：一是儘量延緩中共統一台灣的實際行動，不要時時去刺激他、提醒他；一是埋頭建設内部，使台灣全面徹底現代化，讓中共及國際社會都不能小看台灣，尤其要使中共覺得以武力統一台灣無從下手，無正當理由下手。
所謂不要時時去刺激他、提醒他，就是不要搞台獨，甚至不要使中共覺得台灣在暗中搞台獨。我在前述一九九○年元月爲李總統所草擬的<建設現代台灣>，預備作爲他將來的施政大綱中，曾有如下兩段話，前面曾經引述過，兹再重複引述如下：（參閱附錄十）
「台灣四十年來實質上已是獨立，現在政權正在大幅本土化，故以台人治台之台灣獨立實際已經存在，現在再主張台獨，除了少數人爲要奪取政權外，已毫無意義。
「公開堅持一個中國政策，嚴厲反對台獨，對台獨活動予以絕對壓制，此舉目的在應付中共。」
我要特別申明，我所謂的絕對壓制，當然不是什麼白色恐怖，而是李總統或政府有關機關對於台獨活動，予以強烈明白的譴責，昭告全體人民不要盲目附和，尤其要避免給人以與台獨唱和、連線或暗獨的印象。
此外，我在李總統就任第八屆總統就職演講稿的標題<爲中華民族開創一個新時代>，特別標出中華民族，也是告訴中共，李登輝不搞台獨，也不同情台獨，讓中共放心。這當然不是怕中共，向中共示弱，而是小國與大國打交道應有的做法，只要能夠維持台灣的實質自主與生存，我們低調處理中共關係是值得的。
然而我並不主張僅是消極地應付中共，而是要積極地建設台灣内政，使台灣迅速徹底地現代化。因此，我在一九九○年爲李總統策畫未來六年的施政大綱時，便將重點放在内政改革上，包括經濟發展在内。如果内政改革能夠成功，台灣真能走上現代化之路，則不僅大幅提升經濟與中國人在國際上的地位，而尤在於提供了阻止中共武力統一台灣的一種堅強無比的無形力量。一個富強的、現代化的台灣，中共無論如何是不敢輕言動武的。
依照我上面的構想，一方面認識我們是一個小國，低調處理與中共的關係，絕不讓中共懷疑我們有台獨的傾向；另一方面集中力量於内政建設，使台灣迅速地現代化。則台灣以獨立自主的方式生存下去，應該可以維持若干年，以等待時機的演變。我曾經多次爲文及一九九六年在國民大會行使監察院長同意權時提出過。如果照我的做法，則未來台灣與大陸的關係，有兩種選擇的可能性：
一、中國遲早會走上美國式的聯邦制，因爲中國太大了，過去那種中央集權的國家組織不可能持續下去。如走上聯邦制，則台灣省可爲聯邦之一，地方事務，台人治台；中央事務，台人參與。台灣還可享有一個大國及廣大經濟市場的利益。
二、或者中國走上歐盟的方式。即在政治上分裂成許多小國，在經濟上形成一個大經濟體，各構成份子則放棄一部分政治與經濟主權，形成一個上層的聯盟（Union）或邦聯（Confederation）的組織。台灣如加入，同樣是得利者，由於血統、語言、文化、歷史等關係，中國未來走向美國式的聯邦制可能性最大，而台灣成爲聯邦的一份子，也對台灣最有利。現在應該想盡辦法靜待這種演變的和平到來。
但是自一九八八年以來，李總統所採取的政策完全與我的構想相反。内政改革與國家現代化是國力的基礎，也是治理國家最難推動成功的一個工作，中國自一八四○年鴉片戰爭後開始維新起，到現在將近一百六十年還是距離遙遠，可見其難度之高。台灣全力以赴猶恐不及，而我們卻將其忽視了，以致演變至現在有難以收拾之势，實在遣憾。而另一方面，大陸政策卻以極高姿態與中共對抗，不僅台獨口號高唱入雲，甚至實際行動亦頻頻出現，無人敢於出面說一句阻止的話。幾乎天天都在刺激中共，提醒中共，台灣要獨立了，台灣是另一種文化，是另一個民族。
在這種強烈的對抗姿態之下，產生了兩種结果：
一、在中共的施政優先次序表中，以前因爲台灣太小了，本來是一個小問題，優先次序應該很後，中共並不急於要解決台灣統一問題。現在是我方將這一問題炒熱了，迫使中共不得不提升其優先次序至最前面幾名。
二、堅定了中共以武力統一台灣的決心。無論當年的葉劍英、鄧小平及以後的江澤民，雖未明白申明放棄以武力統一台灣，但都強調和平解決。尤其江澤民的八點以及他對台灣的實際行動，在在都表示了相當大的彈性與較和平理性的態度，締造了可以坐下來談的氣氛。無論北伐以前的南北和談與國共内戰期間的幾次和談，雖然都以戰爭結束，但都有坐下來談的氣氛營造，是個可以遵循的模式。由此可見中共並無動武的決心。
但在我方的不斷刺激與提醒之下，終於在一九九五至一九九六年以軍事演習及飛彈發射，向台灣展現軍力。而一九九六年三月的發射飛彈，等於對台灣的海上封鎖。我方亦以軍事演習回應，但仍安撫不住人心的恐懼，匯價、股市、房地產價格均下挫，資金、人民紛紛外流。最後得到美方的支援，除軍事演習外，還指派獨立號與尼米兹號兩艘航空母艦駛近台灣海域附近監控鎮壓，中共軍事威脅乃告停止。我們雖得到一時的安全保障，但卻種下了兩個我最不願見到的後果：
㈠刺激中共加速更新軍備。在我們慶幸美方的支援，使我們得以度過危機時；中共當時對内雖封鎖了美軍干涉的消息，一般人民反應無從得知，但以我對中華民族性與中共政權性質的了解，中共當局，特別是軍方，必將視此爲國恥，必圖洗湔。現在幾乎全世界都知道，中共正在全力更新軍備，而其對手目標則至少是美國西太平洋軍力，甚或包括日本軍力。一旦他認爲有一戰的能力時，便極可能對台動武，除非我們與中共關係在此期間有重大改善。這點李總統也感受到了，曾公開呼籲美國，其意是要美國將「美日安保條約」網延伸至台灣海峽，公開表明態度，以免對方誤解重蹈韓戰覆轍，美國政府也公開表態了。這又是不了解中華民族性及中共政權性質。中共將來是否動武，不取決於美國的態度，而取決於中共的軍力與國力，這種宣布會更刺激中共加速整軍。
㈡另一個我更不願見到的结果，是台灣勢必成爲美日兩國藉「美日安保條約」聯手圍堵中共的一個據點，一顆棋子，一個工具。萬一有朝一日中共與美國或包括日本發生軍事衝突，則無論中共勝負如何，台灣必付出慘重的代價。這不僅是實質的戰爭破壞，而更是要面對十幾億海内外中國人的憤怒，特別是中國的世仇日本人介入的時候。將台灣變成這樣一個地位與處境，真是「悠悠蒼天，此何人哉」，焉能不我心憂之。
在一九九六年三月，中共以軍事演習威脅台灣的事件中，表現最失常的是美國。它應該遵循外交途徑暗中與中共協商，確定以後美、中、台的交往關係，並爲李總統訪美一事表示歉意。卻採用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初期的砲艦政策，用武力來鎮壓中共，其對中共刺激之大，及將來反應之強烈，可以想見。這使中共完全了解台灣問題之解決，或一個國家想要有尊嚴地立國於國際間，仍然是比拳頭大小。中國的拳頭仍然不夠大，仍未脫離十九、二十世紀初期的弱國地位，仍然受到強國的欺凌，從而奮起加速整軍經武，以期最後能與對手一拚。從這一點也可看出，美國並不了解中國。事實上，從一九三七年中日二次戰爭開始，至現在爲止，美國政府及所有中國專家，包括重慶時代的駐重慶外交宫及費正清在内，從未真正了解中國，導致原可不必發生而終於發生的韓戰與越戰，使美國喪失了無數寶貴的生命，還賠上了美國的威望。不過，就我個人而言，我是留美學生，對美國懷有深厚感情。尤其二次大戰期間，美國給與中國之援助，使中國免於亡國之禍，以及戰後的經濟援助，使我終生感激不忘。當然絕不願意見到中國人與美國人兵戎相見，如抗美援朝那樣的事再現。
讀者也許認爲我上一段話言過其實，過於主觀。寫到這裡，我正陸續讀到幾篇與我上述意見有關的報導，不妨引述如下，作爲我見解的佐證。
一、一九九八年四月三十日《中國時報》載，美國資深外交家，也是中國問題專家的費浩偉（Harvey Fedman）論《美台應加強軍事交流》一文，内文有兩段引述於下：
自從一九九一年高科技在波斯灣戰爭展示其改變戰爭特質的能力以來，中共就著手進行一連串軍事現代化計畫，希望在情報系統、偵測衛星、彈導飛彈、反艦飛彈、戰鬥機及潛艇等方面的技術獲得重大的改善。
儘管這些武器顯然會用來對付台灣，但中共真正的目標還定美國和日本。一九九六年三月的台湾危機中，美國派出航空母艦戰鬥羣的舉動，更促使中共強化其加速軍事現代化的決心。中共軍方相信，唯有如此才可以避免再度遭到美國的羞辱。
二、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二日，美國柯林頓總統訪問中國大陸前二日，《華盛頓郵報》大幅刊載了一篇回顧一九九六年台海危機的專文，其中有兩段是這樣寫的（根據《聯合報》六月二十三日譯文）：
一九九六年三月台海危機過後，美國情報機構極爲注意中共的武器取得情形：基洛級潛艇、蘇愷二十七型攻擊戰鬥機、特別是配備S S－N－二十二型「日炙」飛彈的現代級驅逐艦，這是蘇聯設計來對付美國航空母艦戰鬥羣的。
熟諳中共事務的一名美國軍事專家說：「情報界有一個相當大的共識，就是認爲中國當局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要求軍方演練入侵台灣。對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戰略專家和戰鬥人員而言，這意謂他們必須策畫對付美國的問題。
三、前美國白宮國安會中國問題專家包道格（Douglas Poal）在評論一九九六年台海危機時說：「就美國而言……，所失則在於讓中共軍方的聲調爲之提高，亦即找到整軍經武，加強軍備的藉口。」（见《中國時報》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五日，冉亮<台海危機、美中台各有得失）一文）
四、一九九八年七月六日《中國時報》載，美國國防部主管亞太事務的副助理部長坎培爾日前表一不，自從一九九六年台海危機之後，中國方面已展開一個五至十年的加強軍備計畫，以有效地威脅台灣。果如是，則美台之間安全關係的本質將爲之改變。
五、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國時報》載，參謀總長唐飛在談到美航艦巡防台海，我也付出代價時說：「美國海軍進入台灣海峽，讓中共軍方顏面掛不住，因此中共内部對黨有要求，江澤民不得不遷就解放軍的意願；這也形成美國事後檢討美國與中共關係退步，再修補。」
我之所以不憚其煩地作這麼多引證，目的只在說明我在此以前所作的論斷，雖是我個人的判斷，但絕非毫無根據，而此一判斷如果將來事實證明正確，則對我方將產生難以負荷的後果。
我們現在要進一步探究，我們將要付出如此的重大代價，那麼「美日安保條約」真能保得住台灣的安全嗎？我的答案是未必。我們細查美國立國以來兩百多年的歷史，美國應是世界強國中出兵攻打別人國家次數最多的一個國家，也是半途而廢最多的一個國家，打古巴，打北韓，打北越，都是如此。打古巴，一戰即敗；打北韓，如果不是以原子彈轟炸中國東北及協助我國登陸東南沿海，來威脅中共，促成了板門店的和談，否則美軍很可能被逼到釜山，重演當年英軍登克爾克的大撤退；打北越，更是抛棄盟友，倉皇撤退，徹底失敗，士氣一蹶不振，直到伊拉克之戰方始回復信心。至於美國人對承諾的信守，我們更是有切膚之痛。一九四九年大陸撤守，美國政府發表白皮書落井下石，公開表示放棄台灣一事，姑且不談。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美國總統卡特一紙聲明，我們倚爲萬里長城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便告撕毁，接著而來的便是與我斷交及與中共建交。那麼區區將「美日安保條約」擴展至台灣海峽一句空口話，又算得了什麼。
我們以一個不成比例的小國，面對近在咫尺的一個大國，不講求和平共存之道，卻托庇於萬里外的另一強國，成爲這一強國圍堵近鄰強國的工具，而這一強國的過去纪錄又並不可靠，難道造就是我們的務實外交與大陸政策嗎？
我當然知道，我的上述見解不會爲本土意識濃厚的激烈人士所接受。他們會振振有詞地說出許多台灣應該獨立的道理，國際社會如何支持，中共如何不敢採取行動。進而提出許多獨立的口號，與關在台灣之内的行動，或在國際社會呼喊一陣，取得同情。居住在台灣的部分人士有台獨思想，台獨主張，無關宏旨的台獨行爲，這是他們應有的權利與自由，無人能夠批評他們的不是，更無人能夠對他們的這種行爲與思想加以抑制。好在他們並未掌握實權，不會發生實際作用。如果發生實際作用而使中共覺察到事態嚴重，中共就必會採取行動，那就是台灣人民立即的災難。
但是作爲台灣實際政治的負責人士，作爲在良知上要對台灣人民負責任的社會領袖人士與學術界人士，即使有濃厚的省籍情結，即使有台獨的思想，也得自我節制，面對現實，落實現實，制定一套以小事大，兩岸和平共存的政策，與可以運作的溝通模式，求取二千一百萬台灣人民的長治久安與繁榮。有良知的、對人民負責任的政治、社會與學術領導人物，沒有任意行事的自由；沒有自己要說什麼，就說什麼；要做什麼，就做什麼的權利。一言一行，必須受現實環境的節制，必須思慮周全，博採周諮，廣納多方意見，然後將人民利益放在最優先地位，作出萬無一失的決定。這是做領導人的悲哀，也是做領導人的偉大，因爲這正是犧牲小我，成全大我的智慧表現。
自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起算，除非我方在兩岸關係的政策與做法上有重大的轉變與突破，我預計在十年左右，中共對台灣必將有使台灣難以承受的壓力與具體行動，迫使台灣在兩岸統一上有明確具體的回應，以解決對台灣的統一問題。我之所以以十年左右爲期作此預測，基於四個理由：
一、拖延時間，國際環境對中共統一台灣不利。維持現狀時間愈久，國際社會接受中共統一台灣便愈難，阻力便愈大。這一點我相信中共已經深切感覺到。
二、過去中共未採取行動，當然是國力不足。近年來，中共國力蒸蒸日上，再過十年左右，除非中共内部發生變亂，否則在經濟與軍事方面都應至少是區域性的強國，足以與外國势力一拚。而就中共的觀點，一個區域性的強國，因受阻於另一強國而不能使其領土統一，還算什麼強國，真是耻莫大焉。
三、一個國家如果在其保衛國家安全的常備軍之外，再大事振軍擴軍，則必有其特殊軍事目標須要達成。現代的軍備耗費至巨，折舊率又非常之大。如果擴軍到某一程度而不使用，不去實現目標，則必招致軍備陳舊，師老必疲的後果，雖然不一定使擴軍前功盡棄，但必然損失不貲，非一國國力民心所能支持。是以擴軍機器一旦發動，除非其所懸想之軍事目標已經消失，否則必然使用。二次世界大戰前，德、義、日、俄等國競相擴軍结果，終於爆發大戰，可以爲證。中共現正在積極擴軍，十年左右，必有所成，亦必將一用。
四、海峽兩岸目前不確定的關係，對中共與美國都是一種煎熬，時間拖長，必然會失去耐心而攤牌，兩國決策者必會在攤牌之前謀求解決之道，以避免走上攤牌之路，美國目前對台灣施加壓力從事兩岸談判，就是已經感到不耐，而希望避免走上攤牌之路的明顯作爲。我相信這種壓力會不斷加強，終必會使美國與中共達成避免攤牌的目的。我要特別指出：「不確定的關係，就是最危險的關係。」中共與美國都不會願意冒這種險。
中共整軍的假想敵既爲美軍，至少是美軍西太平洋軍力，則中共與美國爲台灣問題終必有對上之一日。對中共而言，必然有一戰以解決問題的決心，因爲在中共與十二億人民的心目中，這是維護領土主權完整的民族戰爭，一如當年對日作戰一樣。對美國而言，則有幾種選擇：
一、爲台灣問題與中共一戰。但美國必須要考慮到這一戰所要付出的代價：㈠美軍要不要將戰爭帶到中國大陸，如帶到中國大陸，中共亦必將以飛彈將戰爭帶到美國本上，而成爲自珍珠港事件以來，敵軍第一次攻擊美國領土，美國民意是否承受得了。㈡美國政府及民意是否願意爲了台灣問題，而與十二億人口的中國爲敵結仇，以致妨害以後無數的共同利益。㈢美軍有無速戰速勝的把握，萬一如韓戰、越戰，拖延時日，美國民意能否承受下來，而不起來反對政府的政策。
二、與中共妥協，引用香港模式，由美國與中共談判中共接收台灣的條件。條件的内容當然要比香港寬鬆得多，但形式上必須統一，而這些條件則由美國舆中共獲得協議保障其執行。
當然，台灣不是香港，我們是一個有主權的獨立國家，也有雄厚的國防力量，也可以一戰。問題在於中外歷史都顯示，兩強對峙時，犧牲者必然是夾在中間的小國。例如二次大戰爆發前夕，波蘭的一位政客可修上校縱横捭闔於德、俄兩強國之間，頗爲得意於一時，因此在國際間聲名大噪，但不旋踵間，德、俄取得協議，波蘭立即被瓜分。再如前面曾提到的，我國與美國爲二次大戰並肩作戰的盟國，在冷戰時期又爲美國圍堵政策的重要一環，且訂有協防條約，然而美國一聲令下毁約斷交，與中共締交结盟去了。當本身力量不足以對抗強敵時，依恃外來力量圖存，有時有用，多半時失望。
我們在對中共的決策上，有兩點似乎未曾充分地評估：
一、中共的力量。我們時常輕敵，認爲中共欺軟怕硬，並不可怕。兩敵對陣，輕敵常是一方的致命傷，中共是有一定的實力的。我記得當美國故總統尼克森想與中共建交時，我方的反應之一是中共是一隻紙老虎，不足懼，不了解美國何以要與一隻紙老虎打交道。尼克森很簡單地回了一句話：「中共是一隻裝有核子牙的紙老虎。」美國國内當然也有部分人士看不起中共，認爲不必低姿態與中共打交道。尼克森又回了一句：「中國是一個能自力發展原子彈的民族。」其實，中共還自力發展出人造衛星與長程飛彈。這些都是不容輕侮的。再說在台灣的中國人與在大陸的中國人源出一系，應該沒有太大的優劣之分，僅具有一些地方性的特質而已。我們沒有任何理由輕視中共。
二、中國的文化。中國有些傳統文化，無論我們認爲是如何的落後、不合時宜，或者「控固力」，但至少目前這些文化仍在支配絕大部分大陸中國人的思想言行，包括中共領導階層在内，國就迫使我們不得不面對現實來解決問題，而不是指責他們落伍，不進步，或要求他們爲適應台灣需要而放棄這些文化，及其所演繹出來的思想言行。在這裡，我要引述新加坡資政李光耀在一九九七年九月十二日，應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之邀在新加坡主辦的「興起中亞太地區的安全挑戰」國際研究會上，所發表的演講中有幾段話印證上述我的看法（原文載於一九九七年九月十四日《中國時報》十版）：
中國一直都默默地接受美國在本區域布防軍力，直到去年三月中海峽兩岸出現緊張的局面爲止。兩艘美國的航空母艦，儘管他們沒有進入台灣海峽，已使得中國改變態度。中國政府公開表示他們對美國在本區域駐防的關注。美國和日本加強兩國的安全協議，也使中國受到困擾。當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棍山静六說，美日防務網将能在地域上涵蓋台灣，比如日本對美國的役勤支援可以延伸到台湾海峽，中國被迫對此採取強硬的立場，因爲它不能夠接受日本在台湾問题上扮演任何的角色。
如果美國在中國處理台灣或西藏或香港的問题插上一腳，它將無法在東亞找到許多支持者。當幾乎所有的亞洲國家支持美軍在本區域駐防的同時，也沒有任何一個亞洲國家要在涉及中國國內事務或領土主權的課题上向它挑戰。日本政府可能是例外，但民眾對這看法分歧。
台灣是關键課題。没有一名中國領袖能擔當得起失去台灣的罪名。香港回歸彼（澳門也將回歸），台灣是中國歷史中，痛苦和恥辱的最後一章。毛澤東和鄧小平有足夠的魄力把解決台灣問题的责任留給未知的將來。那時是冷戰時期，台灣、美國和日本領袖同意台灣與中國統一爲最終目標。冷戰之後，當台灣開始耍弄獨立課题，中國強力反擎。我完全相信中國會不惜任何代價把台灣爭回來。
李光耀資政的這幾段話與我的想法完全一致。亦可見他對中國文化與思想觀念及國際大局均有深切了解。
不僅李光耀有如此認知，美國政府及民間關心這一問題的重要人士，持相同看法的已愈來愈多，不勝枚舉，美國太平洋海軍總司令普魯赫於一九九八年五月六日在國會作證的一句話，足以充分反映美國的看法：「華府認知北京把台灣問題視爲核心主權問題。」主句話也表達了中共對台灣問題的基本立場，無可改變。
在這裡我要特別指出的，是李總統因爲很少接觸中國文化與歷史，在決定大陸政策時，始終未能真正了解中華民族的民族性，與中共政權的性質，因而經常輕視與低估中國與中共。例如李總統說中共領導人都是憨憨的、「控固力」，說些刺激中共的話，不将中共放在眼裡，這是十分危險的。我只要引述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的一段話，便足以證明李總統對大陸情形的不了解。
季辛吉說：「中國總是以超越尋常的堅韌來處理外來的危機，它以忍耐當作它的武器，以時間當作它的支持者，而度過了五千年動盪不安的歲月。」《Newsweek》，November 10，1997）
請問這該是何等的智慧。這種智慧在對日的八年血戰，在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六日至十一月三日江澤民訪美的表現，及其與柯林頓總統的會談中，都充分地顯露出來。對日抗戰的表現由於時間已久，姑且不談。就拿這次江澤民訪美來說吧！一九九六年美國砲艦政策的羞辱，中共吞下了。美國與亞太地區各國所訂定的各種结盟關係，其現在的目的都在防堵中國，包括「美日安保條約」、「美韓共同防禦條約」、「一九七九年台灣關係法」、「美菲共同防禦條約」、「美澳紐公約」、對泰國的一九五一年「美國共同安全法」、對新加坡的一九九○年「美新後勤設施使用諒解備忘錄」、對汶萊的一九九四年「美汶防禦合作諒解備忘錄」等。（引自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出版之《國際環境的變動與亞太地區》，林正義，<亞太安全保障的新體系>，第九三頁）其中尤以「美日安保條約」最爲重要，美日雙方均申明其適用範圍擴及周邊地區，包括台灣海峽，亦即明顯地要干預中共用武力统一台灣。
假如我們不曾忘記一次與二次大戰之間，英日軍事同盟爲中國及英國本身帶來的重大傷害，便會知道此一條約及其擴大適用範圍及於台灣之嚴重性，將來對中國威脅之大。然而中共除溫和地關切外，也認了。江澤民仍然以極其親善的態度訪美，除發表聯合聲明外，還共同舉行記者會，雙方均求突破僵局，以免將來發生難以承受的不幸事件。
假如我們認爲中共領導人太過軟弱，憨憨的，真的認了，從此放棄或緩和統二口灣了，那將是大錯特錯。迄至本文撰寫時止（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中共正在大放和平空氣，爲兩岸談判開路，這就是中共的一貫策略。談到能和平統一，最好；談而仍不能和平統一，等到時機成熟，力量足夠時，便以武力統一之。無論如何，中共將視其國力增強的程度，於最短時間内，在某種中共可以接受的方式下統一台灣，已是一條不歸路。對中共而言，這是中共國力的總表現，總攤牌，也是中共認定的歷史使命，因爲這涉及「核心的主權問題」。從這裡又可充分證明季辛吉的話：「中國總是以超越尋常的堅韌來處理外來的危機。」這就是中國文化。
相反地，李總統對江澤民訪美及柯江會談的反應，是於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中旬接受美國《華盛頓郵報》與倫敦《泰晤士報》的專訪時，都宣稱台灣是一個有主權的獨立國家，並說中共占領西藏。一時間政府各有關機關如外交部、總統府及行政院新聞局首長或有關人士，均出面解釋，說是訪問記者誤解，總統意指中華民國，並非台灣。但我可確定地說這不是誤說，而是有意說的，作爲對江澤民訪美的種種動作及结果情緒上的反應。這種反應無補大局，套用季辛吉的話：「憤怒不是一個政策（Outrage is not a policy）。」而中共則沈默以對，高下之分立判。
附帶要說的是，美日乃至西方國家都不願見到中國強盛，尤其美日如此，中國尚在發展中，圍堵之勢已成。他們表面理由是怕中國翻身，侵略其他國家，實際理由也許是怕中國與他們在世界、在亞洲爭霸。這是不了解中國文化。孫中山先生常說的一句話是：「中華民族是一個愛好和平的民族。」歷史上確是如此。兩千多年前處理國際關係的基本原則有兩個：一、興滅國，繼絕祀。那就是說不但沒有併吞別國領上的野心，反而要將已滅亡的國家復興起來，已斷絕後代祭祀的王室要將其繼續起來，這是何等胸懷。二、閉關自守，四方來朝。對於國際事務，一向都採取守勢，從不積極侵略他國。在陸上，便修建一個萬里長城；在海上，便實施海禁，以隔斷與他國的交往，最多只是要他國來朝而已，從無領土野心。如有領土野心，則歷史記載，今日之朝鮮與越南，早已是中國領土之一部分了，琉球也將是台灣第二了。然而中國領土日益擴大，這有兩個原因：一、以攻爲守，因抵禦外侮需要而設置的防衛地帶，因此而擴大的領土不大：二、外族入侵或入主中國所帶來的領土，尤以元、清兩代帶來的最多，我們戲稱之爲嫁奩。現在列強所不服的，就是希望中國將這帶來的土地吐出來，退回到長城以内的疆界。
中共政權成立後，曾經與外國打過好幾次仗，給國際以好戰與侵略的印象，其實中共都是被迫而戰。如：
一、抗美援朝之戰。中共真正目的當然不是同情北韓同爲共產國家，而是不願美國這個強國勢力伸展到鴨綠江邊，威逼中國東北疆土。
二、與印度之戰。英國占領印度期間，曾經越界占領中國西疆領土，印度獨立後，仍然要侵占這些上地，中共爲保衛領土而不得不戰。
三、與越南之戰。法國占領越南期間，曾經占領中國南疆領土，越南獨立後，仍然想繼續占領，中共爲保衛疆土而不得不與越南一戰。
四、與俄國之戰。自「璦琿條約」後，俄國明搶與暗自移動界石，侵占原屬中國領土一百餘萬平方公里，進而控制黑龍江一半航行權，珍寶島之戰，也是爲維護領土完整而起。
綜结以上四次戰爭，除抗美援朝外，無一不是一百多年來，列強侵占中國領土的餘殃，中共爲維護領土完整而戰。現在南海羣島之爭，亦是因領土問題而起，然而無論南海羣島與釣魚台之爭，中共都頗能自制。
我以上的分析，並無任何科學資料或特殊情報，當然更沒有什麼水晶球或鐵算盤，只是根據我對中華民族及中共政權的了解與我的中國歷史知識。毋待贅言，我希望政府的現行政策是正確的，而我的推論只是書生之見，或只是「恐共症」的心理反應。那麼，我們就等待以後的事實發展吧！
在结束本章前，我還要敘說一段美國的故事。在十九世紀中葉，爲了奴隸制度與其他經濟問題，美國南北兩方的區域衝突十分激烈，南方十一州終於在一八六一年宣布獨立，著名的南北戰爭於是爆發，直到一八六五年结束，打了四年，人員財產損失慘重。美國仍然維持了統一。戰爭结束後，聯邦政府有一部分人士堅主嚴懲南方領袖，罪名就是「分裂國家」，後來因大多數人都不主張追究，才作罷。我時常設想，假如這一南北衝突發生在現在，即距當時一百三十年以後，其结果一定不是戰爭，而是：一、公民投票決定是否分裂；或二、南方根本不會提出獨立問題，而以身爲聯邦一份子爲榮。至於爭論的問題，在談判與妥協中和平解決。我又設想假如在一百三十年以前的南北雙方領袖都能預知一百三十年以後的情況，或是忍耐一百三十年，則南北戰爭就不會發生，更不會白白犧牲了那麼多的人命與財產，尤其那些寶貴的人命，真是死得不值得。
那麼，我們爲什麼不等呢？以我的觀察，我確信中共原本並沒有以武力統一台灣的意圖或準備，周恩來不是曾經說過，他們可以等上一百年嗎？台灣問題對中共而言，並不是列爲最優先地位，我們爲什麼不能也等上五十或一百年，而要刺激中共逼迫它非現時採取統一行動不可呢？假如我們低調行事，與中共達成某種妥協，使台灣維持現狀或實質上的獨立自主，然後等待五十年或一百年，届時我確信中國會走上民主與聯邦的路，因爲如前所云，這是人類與一個大國的共同趨势，中國只有延遲，但不可能例外。那時台灣如果要獨立成爲一個國家，自可由公民投票決定，一如加拿大之魁北克省法裔加入要求獨立的過程，和平解決。有很大的可能是到時台灣不會要求獨立了。五千年光榮歷史，千萬里錦繡河山，對得起任何一個中國人，任何一個中國人都應以生爲中國人爲榮。
最後，我要再重複一句：忍耐一點吧！忍耐到五十年以後再說。尤其作爲一個國家的領袖，更應有超越常人的忍耐力，所謂忍辱負重，所謂堅百忍以圖成，都是指一個領袖人物所應該有的修養，而不是賭狠，賭愛拚才會赢；要賭智慧、睹修養。而在有智慧、有修養之下所作的決策，就一定會顧及到整體的利益、長期的利益，而不是片段的、某一方面、眼前一時的利益。
決定台灣前途的因素，我在前面指出過，一定我們自己的實力；二是中共的立場與實力；三是國際形势。就我們自己的實力來講，可值得審慎檢討的地方很多。但至少就表面來講，我從未聽到有深入檢討，對總國力作客觀體檢的行動。對中共的立場與實力的評估，則必須要對中國歷史文化與中共政權性質有深入了解，但走遍台灣，找不出有幾個人有這種修養，而且都不願有此修養。所謂大陸問題專家及一般政治人物對大陸的了解與判斷，都只限於所謂的祕密的情報資料及剪報，這是十分危險的事。再就國際形势來講，我們也只是膚淺地跟著以美國爲主的政府、政客及媒體的表態走，從而確定國際形勢對我有利，而忽視了中共本身就是製造國際形勢的主要力量之一，國際形勢就有中共的影響力在内。一九九八年二月的波斯灣危機，俄國、中共、歐洲國家的態度對美國的最後決定，很明顯地都有影響，都可作爲我們評估國際形勢的參考。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柯江會談结束後，美國隨即宣布「三不政策」：不支持台灣獨立、不支持台灣進入聯合國、不支持一中一台或兩個中國。這已將台灣的國際地位，至少是在美國的地位釘死了。同時也宣布遵守三個公報（上海公報、建交公報、八一七公報）。這也將美國對中共及台灣的政策釘死了。在這樣的定位與政策之下，美國於是一方面致力於建立「中」美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另一方面鼓勵台灣與中共對話。至此，美國對海峽兩岸的政策與態度已是十分清楚了——台灣不可能獨立，而且一定要和談以求解決問題，美國承認中共爲一強權國家，必須要與之合作以處理國際問題，特別是東亞與東南亞的問題。台灣在美國全球性的戰略地位並不重要，而且也曾經宣布放棄過台灣，現在只是基於短暫的現實利益及道義責任保障台灣的安全，而這種保障是有條件的——兩岸談判達成某種程度的和解。
我相信在這表面的宣布之外，中共一定向美國表達了對台灣的基本態度，解決問題的底線，甚至時間表，而且態度堅決，不會讓步。當然，相對地，也會對台灣人民的民主、自由與經濟等各方面，也就是台灣的自治或自主權作了某種程度的承諾。
接著而來的，便是一批批美國原先在朝，現在在野的權威人士，表面上是自己來台，實際上是代表美國政府來台施壓，告以我方必須與中共進行談判，而中共亦以高姿態表一不願意談判。這顯然是「以談逼和，以和逼統」。如果在某一段時間内不能達到目的，中共必然會「以戰逼和，以和逼統」，而無論中共與美國都可能有決心解決台灣問題，以求取此一地區的長期安定，及有功於國際局势的安定。
前民進黨主席許信良在台灣地方選舉大勝之後訪美，一定得到這些信息，因而返國後力主大膽西進。而民進黨於一九九八年二月舉行的中國問題大辯論中，所得到的结論亦是強本西進，從這些都可看出在美國壓力下，民進黨政策不得不作某種程度的轉向。但在執政黨及政府方面，姿態仍然很強硬，所設的談判門檻仍很高。如果僅作爲一種談判前的姿態，當然並無不可。但如果作爲談判的實質内容或底線，那就很難會有結果。而和平談判沒有结果，必然繼之以威脅，中共是不會容許長期拖延的。而假如和解條件合理，美國亦會對我們施壓。總之，海峽兩岸問題很有可能在十年左右解決。
我們現在所當做的事，不是強硬、講理論，責駡對方頑固，而是冷靜地從本身、中共、國際三方面作客觀的評估，從而確定我們談判的籌碼有多少。再進一步確定我們的底線在哪裡，這個底線要能維護台灣二千一百萬人的基本利益，也要中共能接受。如果基本利益不能維護，便只有一戰，那時美國也許會支持我們。在談判的過程中，美國仍具決定性的影響力。
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四日至七月三日，美國柯林頓總統以龐大的陣容專程訪問中國大陸，共訪問了西安、北京、上海、桂林、香港，無論路程、在各地發表的談話内容與方式、與接觸的人士，都經過有目的的安排，可算是一個十分完滿的國家訪問，雙方都達到了各自的目的。柯林頓總統在上海曾以不經意的方式申述了三不政策，引起了我方極大的關注。我方無論朝野對此所作的反應，既是失常，也顯失態，總體給人的觀感，是大家都將國運寄託在萬里外的一個強國身上，更是寄託在一個強國總統的幾句話身上，不知道自身立國的根本與力量何在，悲哀還有更大於此的嗎？
其實柯林頓總統是否申述三不政策，及在何地以何種方式申述此項政策，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訪問本身、訪問的方式及陣容，明白表達了美國對中國大陸政策的徹底改變——由圍堵改爲合作——戰略性的夥伴，或至少是和平共存。這就是一九九六年三月台海危機的後遺症。美國經由此一危機，完全領悟到對中共而言，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統一台灣關係到「核心主權問題」，沒有任何妥協退讓餘地，到力量足夠時，不惜與任何阻撓統一者一戰，當然包括美國在内。對美國而言，只有在兩種選擇中作選擇：一、爲了民主自由的理念與不讓中共統一台灣，不惜與十二億人口的一個大國打一仗，並長期結下深仇；或二、不再圍堵中共，與中共结成戰略夥伴關係，共同維持此一地區之長期和平，並力促兩岸談判和平統一。柯林頓總統訪問中國大陸，很明顯地選擇了後者。美國此一選擇除了不利於台灣獨立外，符合美國的最大利益，也符合此一地區甚至全世界的利益。
在美國此種政策的大架構下，所謂「三不政策」，無論實質内容及表達方式如何，已不重要。而我國朝野上下卻抱著這個主題大做文章，所見何其短而小也。
面對此種形勢，我國朝野上下，特別是主持國家大計者，宜冷靜檢討過去對美及大陸政策，作重大的調整。這我在前面也曾經提到。此我要特別指出的是，美國此項政策具有長期性，除非中國大陸或世界局勢有令人難以逆料的事故發生，否則此一政策在可預見的將來不會改變，而且我們發言的力量不是很大。
◆ ◆ ◆ 内容完 ◆ ◆ ◆
以上《外省族羣·台灣前途》，標題爲【析世鑑】製作組所擬，是以1999年第1版《壯志未酬——王作榮自傳》（台北： 天下遠見）上刊同名兩章內容全文爲底本完成數位化處理。網際網路首發◆彰往考來◆：http://www.peacehall.com/cgi-bin/forum/bbs.pl?id=zwkl
王作榮（1919年— ），湖北汉川人，南京中央大學經濟學系畢業，美國范登堡大學經濟學碩士。國民黨黨員、經濟學家；早年服務於行政院美援會，曾任台灣大學經濟學系教授、《中國時報》總主筆，後任中華民國考選部長、監察院長。
◆ 彰往可以考來·顧後亦能瞻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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