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行天 于 北京时间 8/12/2005 (攻击期间计数暂停)
主题：也谈黄翔其人其诗——再访诗人黄相荣/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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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和黄翔是同时代有影响的诗人，作为同行，你对黄翔其人其诗如何评价？
答：这个话题比较复杂，特别是对黄翔本人的评价。可以说初识黄翔时，你会觉得此人卓尔不群，有思想和较大的才华，但深入了解后，你会完全推翻初识时的印象，觉得此人不过尔尔，只不过善于伪装罢了。
我和黄翔，在上世纪80年代初相识。那时，我在筹办一份民间诗刊，去找李家华（路茫）约稿，他正在做肉沫生意，忙得不可开交，无暇参与，就推荐了黄翔。
在我们相识的过程中，我发觉黄翔心地不善，做事完全从自己出发，从不考虑他人感受。黄翔的投机心理非常强烈，想改变命运的愿望也非常迫切。他写诗，他搞启蒙社，目的很清楚，就是为了出名，想由此改变命运，甚至飞黄腾达。早期（我说的是80年代），他给许多官办刊物投稿，大多杳无音信（并不像现在他在国外标榜的“从不向官方刊物投稿”，把自己打扮成自始至终的民间诗人，他是当不上官方诗人才被迫当民间诗人的）；他申请加入作家协会，也无回音（也不像现在他在国外吹嘘的17岁加入中国作协贵州分会后被除名，不知这样吹嘘的动机何在？这与他不屑于官方的姿态何其远矣）。他生活在社会底层，干着与他的愿望极不相称的工作（在贵阳针织厂干杂务），苦闷是正常的。他读过很多书，他很认真读过书，对他影响比较大的作家有：艾青、泰戈尔、聂鲁达、纪伯伦等，特别是艾青与泰戈尔。他早期的作品几乎都是在艾青、泰戈尔的影子下临摹出来的。他早期的得意之作《火神交响诗》是艾青《火把》的另一版本；他的得意之作《我的奏鸣曲》、《青春，听我唱一支绝望的歌》等篇章随处可见泰戈尔长须飘飘的影子；他的《狂饮不醉的兽形》不过是一篇大杂烩。在诗艺上，黄翔是谈不上具有创新能力的。他的后期诗作，是一些急功近利的大拼盘、心浮气躁的青涩之果。他之所以在当代诗坛成为一个“先行者”，和他虚构创作时间、貌似有气质的表演是分不开的。黄翔此人，是一个诗坛的政治活动家，善于察言观色，善于把握时机，但很多时候都把握错了。当时机来临时，他也敢于下注。他的名言是：只要不把我赔进去，我怕什么？就是输到最后我也是个无产者，更何况只要敢赌，起码还有赢的机会。尽管每次事后悔得连肠子都青了。
黄翔的诗，从始至终，我们看不到一根独立成长的线索，每一个时期都有他人的影子，他一会儿受这个大师的影响，一会儿又被另一个大师左右，整个创作生涯摇晃不定。特别是80年代中期，徐敬亚搞了一次诗歌大展后，他看到风起云涌的青年诗人，其中不乏才华者，他慌了，怕被青年诗人淹没，整日更加惶惶。他的作品，在未拿出来发表之前，你是看不到的。他常说：“拿未发表的作品给别人看，就像处女的乳房给别人看一样，是不行的。”但每个到他家的青年诗人，他都要求别人拿最新创作的诗作给他看，他从来就喜欢偷看“处女的乳房”，偷吸别人的“乳汁”，通过此种途径吸收和融合众多青年诗人的诗作，形成自己的作品。对比他的所为，可见他有关闺中作品秘不示人的“处女乳房论”还是蛮精屁的。他的很多作品，都是读了或听了别人的作品受启发后写下的，黄翔可以说是没有创作力的人。有个时期，他想调到一家官办刊物当编辑。他拉上我，带着礼品，去敲主编的门，礼送了，但未办成，他非常懊恼。因为我和廖公弦（贵州诗人，贵阳市文联主席）很熟，他又请我帮他说情，想到文联主办的《花溪》杂志社去上班，并拉着我到廖公弦家，又未办成。他想来想去，一天，又约我到当时的贵州省委书记朱厚泽家，借口“反映情况”，请求帮他安排一个搞文化的工作，又未达到目的。
黄翔内心非常渴望官方接受，但每一次行动过后，带给他的不是荣耀，而是灾难。他一方面对社会对官方极度仇视，一方面为了需要又不得不装出一副楚楚可怜循规蹈矩的嘴脸，歌颂官方政策，在他1988年劳改期间，一方面悲叹命运，自怜自艾，一方面又自觉打起精神，创作了许多歌颂劳改政策好的赞美诗，如：《王武组曲》、《前程似锦》等（目前，这些诗已在贵阳流传）。黄翔是中国那个特殊体制下的畸形儿，是当代诗坛的一个怪胎。最能说明他内心真实写照的是：有一次，我和黄翔在一起喝酒，他喝得微醉时对我说：“相荣，你不要看写诗给我带来这么多灾难，但我不写诗又干什么呢？起码因为诗，我才接触了不少少女。没有诗，我不过是个烧锅炉的工人，拆旧袜子的边角废料，谁来理我？所以我还是要感谢诗。”黄翔真的应该感谢诗，他和张玲（秋潇雨兰）结合，靠的是诗；今天他移居美国（他说是逃亡），靠的也是诗。黄翔应该心满意足了，他梦想的一切终于实现了，尽管他在美国吃着面包说，我忘不了自己是中国人，我的祖国在中国。
问：那么你认为黄翔对贵州诗坛中国诗坛有什么影响呢？
答：黄翔在贵州时，面世的作品比较少，官方刊物和非官方刊物了解的人不多。从我看过的作品来说，都已显得过时，且受他人影响较重，所以他在诗歌方面，对贵州诗坛，对中国诗坛，当时基本没有什么影响。很多人知道他，是他搞过启蒙社，在北京西单民主墙贴过大字报，认为他是搞政治的。而黄翔有一段时间，也是以这样的面目示人。
黄翔在贵阳期间，特别是80年代，因为写诗的很多，诗人很多，他那里环境宽松，加上搞过启蒙社的原因，经常有人到他那里坐坐、聚聚，久而久之，形成一个不定时的活动场景，而他也乐意和别人交往，他的影响是他的言谈举止，是他搞过启蒙社的经历，而不是作为一个诗人。
今天，黄翔已移居美国，在中国大陆官方和民间报刊已发表了大量作品，并被称为早觉早慧的诗歌先行者，很多不了解他的学者说他的创作时间早于食指所以先于北岛所代表的朦胧诗派。但据我所知，且不说黄翔许多早期作品的创作时间可疑外（他有任意前移创作时间的习惯），就整个诗的创作看，黄翔也是不能和北岛以及和他同时代的其他优秀诗人相比的，他至今没有也不可能超越北岛代表的朦胧诗派，而所谓“第三代”、“第四代”的诗人们拿他更不当一回事，早就把他看成一个古董了。所以客观地说，黄翔早期在诗界的影响是很小的。他在诗坛影响最大的一次，就是他跟随中国诗歌天体星团在北京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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