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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旧上海金融界的信用调查
[史海钩沉] 新民晚报 2007-12-02 邢建榕
近代上海银行、钱庄放贷，对方可以用实物担保，也可以用“信用”派用处。问题是，银行钱庄方面，因缺乏切实的调查研究，难以及时察觉相关变化，等到出了纰漏，已经悔之晚矣。俗话说十赔九不足，而且对方弄虚作假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或起初确实可靠，后来因经营不善，开始耍花腔，钻空子，银行防不胜防。
因此，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上海金融界认识到，对企业及经营者的经济实力、经营能力，特别是信用记录进行调查，尤为重要。
1932年中国征信所在上海成立，才有了一家专门从事工商企业信用调查的机构，这也是中国第一家金融界联合举办的信用调查机构。
壹 银行界的酝酿
1918年的一天，张嘉璈、李铭、陈光甫等人在上海汇中饭店相聚。这几人都是鼎鼎大名的新式银行家，看不惯金融界一些不成文的“老法”。
谈到银行、钱庄的放贷，因为一些工商企业不守信用，银行又不注意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致使银行呆账比比皆是，张嘉璈大发感慨：“银行不调查下家信用，只讲关系、凭面子、吃回扣，随意放款，造成无数弊端。”
李铭、陈光甫也吃过这方面的苦头，表示赞同，认为可以设立一个联合信用调查机构，专门为银行进行信用调查。
其时，信用调查机构有五家，全是外国人办的，其中日本人三家，即上海兴信所、帝国兴信所、东京兴信所；美国人二家，即商务征信所、中国商务信托总局。
华商信用调查机构，却一家也没有。
章乃器，后来鼎鼎大名的七君子之一，当时在浙江实业银行担任襄理，已经在金融界崭露头角。他对成立信用调查机构极为热心，也比较有研究。受张嘉璈、李铭、陈光甫等人指派，他与资耀华、张禹九、祝仰晨等一批银行界“少壮派”一起，商量筹划成立“合作信用调查机关”。
信用调查机构，即征信所的职能，究竟是什么，章乃器有过一番通俗的解释：“征信所是一个信用调查机关。比方，甲商人要向乙银行通融一点款项，乙银行在允许通融之前，必然要知道甲商人是怎样的一个人：他的财产有若干？他的事业发达吗？他的费用太大吗？他的过去的历史怎样？他的品性怎样？他一向对于欠款的偿还，准确而不失约吗？他的家庭状况怎样？他所交的是哪一类的人……乙银行要等到这种种的问题得到了满意的解答之后，再斟酌情形给甲商人一个相当限度的通融。经过这种手续的放贷，自然就很稳妥。征信所的职务，就是代乙银行解答这种种的问题。”
从日本留学回来的资耀华也说：“银行界历来互相保密并非好事，应当有一个从事经济金融信息咨询机构，互通声气，互相补益。”
可是，当时许多人不知信用调查为何物，不要说一般大众，就是在金融界，也感到多此一举，态度消极，故而信用调查机构迟迟未能成立。
张嘉璈、李铭、陈光甫等人不得已，只好先在各自银行内部成立信用调查机构。资耀华被陈光甫聘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调查部主任，专门负责客户的信用调查。
贰 天津金融风潮
1931年，天津发生了一场金融风潮。这一事件，倒催生了中国征信所的成立。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天津有一家协和贸易公司，从事进出口贸易，从美国进口汽车零部件，从澳洲进口面粉，而从国内出口花生、皮毛等农副产品。公司负责人叫奚东曙，是北洋政府执政总理段祺瑞的女婿，因而在天津商界路路通，很兜得转，各大银行、公司均趋之若鹜，争相与其开户往来。
但这奚大公子，乃是一名纨绔子弟，喜欢摆排场，装门面，出手阔绰，哪里真有本事？时间一长，公司因经营不善开始走下坡路，最后竟宣布破产。但在此过程中，各家银行、钱庄并不了解公司内情，也不作信用调查，仅根据其表象，还有他们精心伪饰的栈单，就大量放款，结果是有去无回，如中南银行天津分行一家，在该公司倒闭前一天，还放款40万元，加上以前放出的180万元，共计损失220余万元。
协和公司倒闭后，与之有关的银行、钱庄均受惨重损失，天津金融市场岌岌可危。
消息传到上海，各大银行受到极大震动。在陈光甫等人的鼓动下，大家一致认为，必须马上成立一家独立的中国征信所，可以帮助金融业同行了解金融市场的变化及债务人的信用。各家银行的信用调查，因为单打独斗的缘故，很难形成规模效应，而且各家银行自行调查，必然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也容易被放款对象钻空子。
章乃器、资耀华、祝仰晨、孙瑞璜等人经过几度磋商，征得张嘉璈、李铭、陈光甫等几位银行巨头的同意后，首先发起成立了一个研究信用问题的学术团体——中国兴信所。
中国兴信所的目的，在于研究信用调查的方法，促进信用调查的技术，交换信用调查的资料，在时机成熟后，着手组织中国征信所作为执行机关。
1932年6月6日，中国第一家独立的信用调查机构——中国征信所正式成立。
中国征信所的主要业务是信用调查，包括工商企业、个人的身家、事业、财产和信誉情况等，并将所得资料加以整理，制成报告或出版物，提供各工商企业或委托人参考。
其次是市场状况调查，对包括金融市场、商品行情、交易状况等进行分类调查统计，出版《每日商情报告》，并在调查的基础上编制出版各类工商、金融行名录、人名录等资料。
中国征信所成立后不久，就向各客户提供了邵万生商号的经营情况报告书。该店是知名老字号，向来声誉卓著，但一段时间因经营不善，出现亏空隐患，却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等数家行庄仍有透支，征信所在调查中了解到此一情况后，及时通报会员银行，由于各行庄采取了适当的防范措施，减少了损失，并因此而转变了部分行庄对征信所的消极态度。
叁 征信业务的开展
中国征信所采取会员制，原先发起创办兴信所的中国银行、中央银行和交通银行等大银行，这时转为中国征信所的基本会员。其他陆续加入的银行、钱庄，则成为普通会员，按期缴纳会费。
会员的回报，是可以阅读征信所的参考资料，如果有需要，则可委托征信所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查，当然另需交纳费用。非会员也可委托调查，但费用高出会员许多，会员的调查费用，一般每次仅1元，非会员则在10元左右，英文报告再加4元。
中国征信所成立后，由祝仰晨担任经理，下设调查部、文牍部、事务部、行名录部，每部设主任一人。征信所后来的业务，大部分就是客户的信用情况调查，当时懂业务、会调查的人员不多，因此先从外商征信所聘用部分有经验的中国职员来所工作，为委托人提供信用调查报告。
征信所调查人员的素质很高，堪称百里挑一。应聘者必须具备“商业经验、流利口才、诚挚态度、机变能力、耐苦精神、商是常识”等六项条件，缺一不可，凡染有赌博、懒惰等不良习气的人，一概不用。招聘调查人员，也按此六项条件衡量，考试合格者，往往在百分之一左右，可见对调查员的考核相当严格。
征信所人员最多时达七八十人，但专职调查员仅10余人，每人负责数个行业甚至数十个行业的调查方向。但面对如此大的调查范围和业务量，人员根本不敷使用，因此征信所还聘请了大量的特约调查员。许多专跑经济的记者，也成了征信所的兼职调查员。一些行业内的资深人士，也受聘担任咨询工作，他们往往是业界内的代表人物，对整个行业情况了如指掌，如棉布业的叶笑山、花纱业的穆藕初、绸缎业的蔡声白、化学业的方液仙等。
征信所每天收到的委托调查有二三十件，一年内交出的调查报告，约有八九百份，从创办到1936年7月，共发出调查报告3万份。
按规范，调查工作须按照调查、复查、审查三步程序进行。对调查对象，不管是否熟悉，也不论好恶，一切从头做起，对事不对人。为保证质量，调查的人，不知复查的人是谁；复查的人，也不知调查的人是谁，只凭征信要求，客观公正，尽力而为。一般信用调查，7天交稿，特急的3天交稿，放款额小的，也是3天交稿，效率极高。
初稿交出后，先复查，再由核查人员严加审查，经过这三重手续，一份信用调查报告才算完成。
中国征信所的个人信用调查报告，内容包括个人简况、家庭状况及社会关系、收入及开支状况、个人信誉等，以王际昌的信用调查为例，可见一斑：
“品性：富有才干，行迹不俭；生活状况：衣履奢华，食性优裕，出入以自备之包车代步，交际广泛，微闻有不良习惯；每年开支：浪费无度，虽进益不菲，仍有入不敷出之虞；现有财产：不治生产，金钱到手辄尽，目下已进入破产状态。据接近王君者云，王君进益虽丰，而开支亦巨，目前恐无甚资产。”
尽管王君是美国留学生，还是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但银行方面接到这样一份信用评估书，恐怕不会向此人放款吧。
也有相反的事例，口碑不佳者，经过征信所一番明查暗访，证实情况并不尽然，等于为其“平反”，银行放款有了依据，双方皆大欢喜。
肆 从鼎盛到衰落
由于征信业务的开展，对各行庄切实有益，开办半年后，征信所已有基本会员29家，普通会员67家。后来随着业务范围的扩大，沪上中外银行、钱庄陆续加入，截至1935年底，中国征信所已有会员154家，其中包括30余家外国银行及洋行，如汇丰银行、花旗银行、卜内门洋行等，均属会员。在中国征信所的挤压下，几家外商征信所门庭冷落，相继倒闭。
从相关材料看，外商银行或洋行对信用调查的热情，要超出华商银行、钱庄，中国征信所的信用调查委托人，一大半都是外商银行和洋行。
1935年5月，中国征信所改组为股份制公司，经选举产生的董事11人，监事3人，章乃器被推选为董事长。不久，章因参与抗日救亡活动被迫离开金融界，后成为著名的七君子之一，他早年的金融活动却湮没无闻，鲜为人知。
章乃器离开后，征信所改由孙瑞璜担任董事长，他也是当年的创办人之一。
抗战爆发后，许多工商企业或迁往内地，或毁于日寇的炮火。维持下去的工商企业，投机性质日趋浓厚，在这种情况下，信用调查失去了依托，中国征信所的业务可有可无。战后，又受官办的联合征信所竞争，相关业务流失大半，勉强维持至上海解放，中国征信所才宣告结束。其历年积存的上千卷行业、公司或个人调查报告书，现在全部保存在上海市档案馆，成为近代上海极富历史价值的一座资料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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