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qass 于 北京时间 07/11/2007 () [累积395分 给qass发悄悄话]
主题：李政道和杨振宁决裂内幕
[史海钩沉] 李政道答《科学时报》 记者杨虚杰19问
（1）问： 江才健写的《杨振宁传》去年在台湾出版，引起了很
大反响。今年可能又将在大陆出版，您对此书的出版
有什么评论？
（1）答： 此书对我和杨振宁在物理研究上的合作，以及对
我本人人格的很多描述都与事实不相符合。杨振宁是
想通过此书重写历史，通过对我进行诬蔑和贬低来索
取根本不属于他的荣誉。在一本传记中对别人进行如
此集中的歪曲和诬蔑是非常罕见的。我读了之后感到
十分震惊和愤怒。
（2）问： 书中有关您和杨振宁的关系的记述，成了人们关注的
焦点，甚至超过了书的其他内容。您认为其中原因何
在？
（2）答： 此书用了耸人听闻的煽动性的手法，篡改历史。
杨振宁利用此书，制造不真实的故事，企图抹煞国际
科学界早已公认的我对物理学发展的贡献。特别是，
书中关于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的叙述，更是采取了
歪曲事实、制造谎言的手法来抬高杨振宁，贬低我本
人。这样的行为在世界科学史上很可能是空前的；这
样的传记写作手法在历史上也是极为少见的。因此,
该书当然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其实，这都是杨振宁和
传记作者共同谋划的。这一点传记作者在后记里也已
经讲了。他们这样做是各有各的目的。
（3）问： 李杨合分，症结所在，据一般人看来，是由于你们之
间的下述争论：获诺贝尔奖的论文的思想，即弱作用
中宇称不守恒这一思想的突破，是你们二人中谁第一
个提出来的。据杨振宁的说法，是他“在一个节骨眼
上，我（指杨自己——李注）想到了……”，还说你
先是反对这种观点，经过他的说服后才同意的[1]。 您
认为这种说法符合事实吗？您能不能说明一下您知
道的事实真相？
（3）答： 杨振宁的说法与事实不符。事实是，宇称不守
恒思想的突破是我在1956 年4 月上旬独立地做出
的，与杨振宁无关。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1954年、1955年，θ-τ之谜已成为物理学界关
注的焦点。这里我想先简单地解释一下当时的θ-τ
之谜。50 年代初从宇宙线里观察到两种新的粒子，
θ和τ。它们具有很不同的衰变模式。θ衰变为两个
π介子，τ衰变为三个π介子。因为奇数个π介子的
总宇称是负的，而偶数个π介子的总宇称是正的。所
以从θ和τ的衰变模式可以决定θ的宇称是正的（称
为标量），而τ的宇称是负的（称为赝标量）。奇怪的
是到1954年、1955年，经过很精密的实验测量，发
现在实验的精确度内θ和τ这两个不同宇称的粒子
居然有完全一样的寿命和质量。
那时候，从θ、τ的衰变模式，不仅可以决定它
们二者的宇称不同，也已知道这类的衰变是通过弱作
用力实现的，因而可用理论计算来估计它们的寿命。
假使τ和θ是不同的粒子，τ的寿命应该比θ的寿命
长很多，约一百倍。可是实验结果是τ和θ的寿命几
乎完全一样。而且，假使τ和θ是不同的粒子，为什
么它们的质量也会几乎完全一样呢？如果认为它们
是同一个粒子，它们怎么会具有完全不一样的宇称
呢？
为解决这一问题，物理学界曾提出过各种不同的
想法，但都没有成功。50 [2] 年代时，粒子物理学领
域，每年都举行一次国际性的综合学术会议，地点在
美国纽约州的罗彻斯特（Rochester）大学。因而，
这个很重要的会议就被称为罗彻斯特会议。凡是要参
加会议的，必须收到邀请才行。在1956年4月3－7
日的罗彻斯特会议上，也讨论了θ-τ之谜这个问题。
当时在会议上已经有人提出，包括我和杨振宁，是否
在θ和τ的衰变中，宇称可能不守恒？但是，会议上
的这些讨论都没有达到任何结论。要了解这是为什
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情况，我需要介绍一下当
时宇称守恒问题的背景。
宇称守恒是当时公认的一个重要物理定律。宇称
守恒的基础是“左右对称”，而“左右对称”一向被
认为是物理的公理。从经典物理学开始到近代物理学
（包括力学、电磁学、引力场、弱作用理论、原子、
分子和核子构造等），一切的物理理论，在1956 年
4月以前，都是左右对称的。因为每一门物理理论都
有一大批、一大批的实验作证明，所以物理学家们想
当然地认为“左右对称”在粒子物理学中也已经被充
分证明了，是非常正确的，是自然界的真理。宇称守
恒是天经地义的。
在1956 年4 月初的罗彻斯特会议上讨论时，所
有的物理学家都公认，一切已了解的物理都是左右对
称的，是宇称守恒的。这是毋需讨论的。在会议上讨
论的问题是：在θ、τ衰变过程中，宇称是否可能不
守恒；在当时一切已了解的物理之外，θ、τ是否可
作为一个特殊例外，是孤立的一点。
假使θ、τ是同一个粒子，在它衰变过程中，宇
称并不守恒，那会产生什么结果呢？那结果就是，这
同一个（即θ-τ）粒子既可以按宇称为正的θ模式
衰变，也可以按宇称为负的τ模式衰变。可是这个结
果与从一开始就已经知道的θ-τ之谜的现象完全相
同。因此，虽然提出了θ-τ衰变宇称可能不守恒的
假设，可是这种假设不产生任何新的物理结果。这种
假设与一切其他物理无关。在这种假设提出以前，
θ-τ之谜是孤立的一点；做了这种假设以后，θ-τ
仍然还是孤立的一点。因为这种假设并不能产生任何
新结论，所以这种假设就不能看做是宇称不守恒思想
的突破。这一点物理学界是公认的。
当时我也正在重点研究这个问题，曾做过一些尝
试，但未成功。我记得，在1956年4月3－7日罗彻
斯特会议结束后的一两天，即4月8日或9日，我哥
伦比亚大学的同事斯坦伯格（J. Steinberger），专程
到我的办公室访问，讨教问题。那时他正在进行不稳
定的重粒子的产生和衰变的实验。他的问题是如何测
定这类重粒子的自旋，与θ-τ之谜无关，和宇称不
守恒也无关。在谈话的过程中，我忽生灵感，突然很
清楚地明了，要解决θ-τ之谜，必须先离开θ-τ系
统，必须假定θ-τ以外的粒子也可能发生宇称不守
恒的新现象。我发现，用斯坦伯格实验中重粒子产生
和衰变的几个动量，便能很简单地去组织一个新的赝
标量。用了这θ-τ以外的赝标量，就可以试验θ-τ
以外的系统宇称是否不守恒。而这些赝标量，很显然
的，没有被以前任何实验测量过。用了这些新的赝标
量就可以系统地去研究宇称是否不守恒那个大问题。
θ-τ之谜不再是一个孤立的点，它可以和斯坦伯格
正在进行实验的重粒子连起来，它也可能和其他一切
物理整体地连起来。要解开θ-τ之谜，就要去测量
弱作用中θ-τ以外的赝标量。我猜想，宇称不守恒
很可能就是一个普遍性的基础科学原理。这就是宇称
不守恒思想的突破。
当时，我就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斯坦伯格，并请他
转告他的实验组的人，要他们赶快按照我的建议去重
新分析实验数据。斯坦伯格听了也很兴奋。他说，您
需要的这些原始实验数据，其实都已经有了，都记在
他实验组的Log book（实验工作记录本）里，可是
因为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分析，所以还没有将这些数据
放在一起分析。之后，他和他的实验组马上按照我建
议的方法去分析了他们的实验数据。虽然有迹象显示
出宇称不守恒，但因数据不够，不能得出定论。1956
年9月份的《物理评论》上发表了他们重粒子实验的
论文，也就是布德（ R. Budde ）、克瑞廷
（M. Chretien）、雷特奈尔（J. Leitner）、塞缪斯
（N. P. Samios）、史瓦兹（M. Schwartz）和斯坦伯
格（J. Steinberger）合作的文章 [3] 。文章中有一部
分就是讨论我的突破性的想法和他们的分析。他们并
在文章里对我“非常有帮助的讨论”，即我提出的关
于宇称不守恒的突破性的想法表示谢意。这就是宇称
不守恒思想突破的来源[4]。 对这件事，这项实验的
参加者之一，史瓦兹后来曾发表了回忆文章。
史瓦兹（1988 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对上述情形
有清楚的回忆。他对我当时提出的建议和宇称不守
恒思想的突破以及事情的经过，都有明确的回忆和
文字的记载。其经过和时间都和我1986年发表的回
忆完全一致。史瓦兹说：“无论如何，我记得十分清楚，
在罗彻斯特会议(4月3日－7日)之后，斯坦伯格立刻回
到奈维斯（Nevis）实验室，告诉我们，当他在会后与李
政道讨论二面角的分布时，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想法。
李建议斯坦伯格，让我们把数据从Φ＝0 到Φ= 2π进行
划分。……如果有非对称性，那么就会是……宇称破坏
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例证”[5]。
这一切完全证明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首先
由我在1956年4月上旬独立做出的，和杨振宁无关。
1956 年4 月中旬，斯坦伯格和他的实验组已有
了初步的分析结果。他告诉我，重粒子Λ0的衰变，
从Φ=0 到π有7 个事例，从Φ=π到2π却有15 个
事例，多了约一倍。重粒子Σ-的衰变，从Φ=0到π
有13 个事例，从Φ=π到2π只有3 个事例，小了
约四倍。当然这些数据不够，还不能做出宇称不守
恒的断定。斯坦伯格又说，他估计一年之内，他们
可以用布鲁克海文实验室的加速器再去产生十倍多
的事例。那就可以完成在 Λ0、Σ-这类重粒子的衰
变过程中，宇称是否守恒的决定性的实验（事实上，
一年之后，1957 年斯坦伯格和他的合作者的确就完
成了这个决定性的Λ0，Σ-宇称不守恒实验并发表在
《物理评论》上）。
当时，我觉得很兴奋。这个初步的宇称不守恒
的实验，已充分证明了我的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
是正确的，是可行的。宇称是否守恒的问题不再停
留在θ-τ之谜的孤立一点。θ-τ以外的不稳定重粒
子Λ0和Σ-也都已经被包括进来了！
1956年4月中旬至4月底，我努力于完成宇称
不守恒在θ-τ、Λ0、Σ-这类以及所有称为“奇异
粒子”（Strange Particles）的弱作用衰变领域的理论
分析和论文写作。我并和斯坦伯格约好，我的理论
分析文章和他实验组当时的实验分析文章，即后来
1956年9月15日发表的布德、史瓦兹、斯坦伯格等
人的文章，同时发表。当然，弱作用衰变，除了奇
异粒子外，还有更大的领域，那就是有五十多年研
究历史的β衰变。这包括中子、π介子、μ子等更
多的粒子。我准备在1956年5月初，写完奇异粒子
宇称不守恒的论文后，立刻开始对它们进行分析。
1956 年5月初，斯坦伯格又到哥伦比亚大学我
的办公室，说他刚在布鲁克海文实验室的学术报告
会上报告了他们的实验结果和分析，也报告了我关
于宇称不守恒的建议。杨振宁也在场听报告。可是
他却在听众中强烈反对我关于宇称不守恒的想法。
在那段时期，我和杨振宁没有合作的工作。1956 年
4月初罗彻斯特会议结束后，我回到纽约，就没有再
和杨振宁见过面。我听了斯坦伯格的话之后，就打
了一个电话到布鲁克海文实验室，告诉杨振宁说，
自从我和他在罗彻斯特会议分手后，我有一个理论
上的突破，请他在和我讨论之前，不要再把他的反
对意见公之于众。第二天上午，也就是杨振宁所说
的4 月底和5 月初的一天，杨振宁来我办公室。谈
了不久，杨振宁说他是开汽车来的，忘了纽约停车
的困难，必须下去到街上移动他的汽车。
在哥伦比亚大学周围的所有街道，因清洁街道
的原因，规定每天上午11 时至下午14 时，不准停
车。因为杨振宁对纽约这些规则不熟，我就陪他离
开校区，到北边125 街。那边清洁街道的规定是，
每天上午8时至11时不准停车。在125街和百老汇
大街交叉处有两家中国饭馆，是我常去的。因为那
时候是早晨11时，饭店尚未开门。我们就在天津饭
店隔壁的一家咖啡馆先喝杯咖啡。我把我最近的工
作以及关于宇称不守恒突破性的想法和斯坦伯格依
照我的建议所做的新实验结果，统统告诉了杨振宁。
杨振宁激烈反对。他说前两天刚听了斯坦伯格
的报告。斯坦伯格测量的是“二面角”，对这方面，
他（杨振宁）曾经研究过，绝对不会出任何宇称不
守恒的新结果。在我们辩论时，隔壁的天津饭店开
门了。
我是天津饭店的老顾客，就向服务员借了纸和
笔。我写下方程式，画了图，再次向杨振宁全部重
新解释。我向他指出，斯坦伯格新的分析中用的角
度Φ，不是杨振宁想象的二面角，而是我的思想突
破所指的新赝标量。二面角是标量，只能从0到π，
当然是宇称守恒的。这新的Φ角度是赝标量，可以
从0到π，然后也可以从π到2π。当Φ在0到π的
区域时，Φ和二面角一样，可是在π到2π的区域就
完全不一样。用了这样新的赝标量Φ，通过Λ0和Σ-
的衰变过程，如果这两个Φ区域的事例数不同，那
就是明确的宇称不守恒的证明，据此就可以去测量
θ-τ以外的粒子是否也是宇称不守恒。这是以前别
人没有想到的。这就是我的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
斯坦伯格实验组依照我的建议，对Λ0和Σ-衰变
中，Φ在0到π和π到2π两个范围的事例的数量进
行了分析。这个分析在四月份已经完成了。结果这
两个数量相当不同,已经可以看出宇称不守恒的迹
象。可惜，整个实验的事例数目不够，暂时还不能
下定论，不过已经可以证明我的思想突破是可行的
了。然后，我又重复在纸上写下，刚才在咖啡馆口
述的斯坦伯格实验组的初步分析细节。杨振宁慢慢
地不再反对了。
午饭后，我们回到哥伦比亚大学我的办公室时，
杨振宁已被完全说服了。他也很兴奋。在我的办公
桌上，他看见我正在写的关于在θ-τ、Λ0、Σ-和
其他奇异粒子的衰变中，宇称可能不守恒的文章。
我告诉他，这篇文章将与斯坦伯格的实验文章同时
发表。我也告诉他我正开始预备将这种分析应用推
广到β衰变的领域。
杨振宁说他很愿意和我合作。同时，他劝我不
要先发表我已差不多写完的奇异粒子宇称不守恒的
文章。他说，这是非常热门的突破，应该用最快的
速度，将整个弱作用领域一下子都占领下来，这样
可以更加完整。
杨振宁具有高度批评性的眼光，他是一位优秀
的物理学家，也是我的好朋友。宇称不守恒将涉及
物理学的各个领域。我认为杨的参加无疑会使最后
的成果更加丰硕。因此我接受了他的合作要求，并
表示了欢迎。
我的决定是对的，我们这个合作是非常成功的。
在1956年以前，从经典物理到近代物理，都是对称
的物理。1956 年以后，大部分的物理现象都发现有
不对称。不仅是宇称不守恒和左右不对称，电荷的
正负也不对称，时间反演也不对称，真空也不对称，
因而夸克可被禁闭，不同的中微子间可以互相转换
变化，连质子也可能不稳定……。当然，并不是1956
年忽然改变了外界的宇宙，而是1956年我和杨振宁
发表的宇称不守恒的文章，改变了整个物理学界以
前在“对称”观念上的一切传统的、根深的、错误
的、盲目的陈旧见解！
1956年我们关于宇称不守恒的文章带来了1957
年的诺贝尔奖。对我来讲，更大的意义，是我有这
机会在人类的思想发展史上，做出宇称不守恒这一
基础性的、革命性的贡献。这使我深深感觉到自己
的幸运和能够做出突破性贡献的人生的巨大意义。
证明弱作用宇称不守恒的决定性的实验是吴健
雄和她的合作者们在1957年1月完成的。关于我是
如何做出宇称不守恒思想这一突破的，以及她们那
项决定性实验是如何由我起的头，吴健雄也有她很
清楚的回忆文章[6]， 发表在1972年：
“……1956年早春的一天，李政道教授来到普平物
理实验室第十三层楼我的办公室。他先向我解释了
τ-θ之谜。他继续说，如果τ-θ之谜的答案是宇称不
守恒，那么这种破坏在极化核的β衰变的空间分布中也
应该观察到：我们必须去测量赝标量<σ·p >，这里p
是电子的动量, σ是核的自旋。
“……在李教授的访问之后，我把事情从头到尾想
了一遍。对于一个从事β衰变物理的学者来说，去做这
种至关重要的实验，真是一个宝贵的机会，我怎么能放
弃这个机会呢？……那年春天，我的丈夫袁家骝和我打
算去日内瓦参加一个会议，然后到远东去。我们两个都
是在1936 年离开中国的，正好是在二十年前。我们已
经预订了‘伊丽莎白王后’号的船票。但我突然意识到，
23
我必须立刻去做这个实验，在物理学界的其他人意识到
这个实验的重要性之前首先去做。于是我请求家骝让我
留下，由他一个人去。……5月底，春季学期结束之后，
我于是认真地开始准备这个实验。……
“……在1 月15 日的下午，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
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宣布物理学一个基本定律出人
意料地被推翻了。……这一新闻在公众中爆开，迅速传
遍全世界。正如剑桥大学O. R. 弗瑞奇教授（O. R. Frisch）
在那时的一次讲话中描述的那样：‘宇称是不守恒的’
这一难懂的语句，像一个新的福音传遍了全世界。”
下面是杨振宁1982 年写的关于1956 年宇称不
守恒的回忆[7] ：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Princeton)的春季学期于4 月初结束，我和家人
于1956年4月17日到布鲁克海文去度暑假。李政道和
我继续保持每周两次的互访。这段时间里，我们是在哥
伦比亚和布鲁克海文见面。同过去一样，我们对各种问
题都感兴趣，但当时我们最关注的自然是 θ-τ之谜。
我们对下述反应链中的角分布尤其有兴趣：
π-＋ p → Λ0＋θ0 （1）
Λ0 → π-＋ p （2）
R. P. Shutt（舒特）、斯坦伯格和W. D. Walker（瓦尔克）
等人研究过这些反应。他们曾在罗彻斯特会议上报告过
研究的结果，会上对这三组物理学家所使用的‘二面角’
变量的准确范围有争议。
“4月底或5月初的一天，我驱车前往哥伦比亚作
每周例行的拜访。我把李政道从他的办公室接出来，上
了车。我们很难找到泊车的空位。后来，我把车泊在百
老汇大街和125街的转角处。那是午饭时分，但附近的
饭馆尚未开门营业。于是我们就到附近的白玫瑰咖啡
馆，在那里继续讨论。稍后，我们在上海餐馆（据我回
忆，是这间餐馆，但李政道说他记得是天津餐馆）吃午
饭。我们的讨论集中在θ-τ之谜上面。在一个节骨眼
上，我想到了，应该把产生过程的对称性同衰变过程分
离开来。于是，如果人们假设宇称只在强作用中守恒，
在弱作用中则不然，那么，θ和τ是同一粒子且自旋、
宇称为0-（这一点是由强作用推断出的）的结论就不会
遇到困难。这种分离对反应链（1）、（2）有特别的意义。
李政道先是反对这种观点。我力图说服他，因为这种想
法可以通过（1）、（2）两个反应中可能存在的上－下不
对称性而加以检验，它就更有吸引力了。后来，他同意
了我的意见。
“……，那时，李政道还不大熟悉β衰变现象。他
有点按捺不住了，主张把关于反应（1）、（2）的研究写
成短文，先行发表。我不同意这样做，因为我要把β衰
变的计算做完。”
杨振宁回忆中的反应链（1）和（2）就是那时
候斯坦伯格实验组正在研究的。杨振宁对什么是宇
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和我的回忆是同一个思想，
也正是前面史瓦兹1986年发表的回忆文章里所叙述
的我的那个想法，也就是史瓦兹说的，在1956年4
月上旬“李建议斯坦伯格，让我们把数据从Ф=0 到
Ф=2π进行划分”的分析。所以，杨振宁1982 年发
表的回忆和我1986 年发表的回忆，在对当初1956
年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什么这一点上是一致
的。可是，杨振宁和我对宇称不守恒思想突破是如
何产生的回忆却完全不同。两个说法在时间上相差
了约三个星期，地点和情况也完全不一样。
宇称不守恒的思想突破是完全集中在Λ0和Σ-重
粒子的反应过程上。这个思想的可行性必须对Λ0和
Σ-的产生和衰变进行分析才可以决定。任何一位理
论物理学家，如果忽然有了这样一个重要的思想突
破，一定会立即去找做Λ0和Σ-实验的小组，去说服
他们，请他们赶快按照这个思想突破的建议去重新分
析他们的数据。可是杨振宁1982 年的回忆文章，和
他以后的传记，完全没有任何这样的回忆和叙述。可
见杨振宁的上述回忆是不合常理的。为什么？因为
1956 年5 月初，杨振宁来纽约看我的时候，他明明
知道斯坦伯格实验组已经按照我的宇称不守恒的思
想突破，做过了分析。所以杨振宁的回忆中是不能提
这个实验分析的。
斯坦伯格（1988 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和我及杨
振宁都是40年代在芝加哥大学的同学，都很熟。1956
年斯坦伯格和我都是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的正教授。
我们的办公室离得很近，仅差上下一层楼。当时，整
个物理学界绝大部分的Λ0和Σ-事例都在斯坦伯格实
验组手中，有约四十个，不是个小数目。这些情况在
1956年4月初罗彻斯特会议时，杨振宁都是知道的。
1956 年我，斯坦伯格和杨振宁都是被邀请参加罗彻
斯特会议的。假使真的如杨振宁所说，在1956 年5
月初，他午饭时忽然在一个节骨眼上想到了Λ0的产
生和衰变反应链，他有如此重要的宇称不守恒的思想
突破，不可能在午饭后我们回到哥伦比亚大学，他不
去找离我办公室很近的，也是他很熟的朋友斯坦伯
格。他不可能不想立刻就把他的这个重要的、Λ0和
Σ-衰变可能是宇称不守恒的想法告诉斯坦伯格。同
时，他也不可能不急着去请斯坦伯格尽快地做一个实
验，看看他的这个思想突破是否可行。
杨振宁不去找斯坦伯格，是为什么呢？因为杨
振宁完全清楚，在那个时候，斯坦伯格不仅早就知
道我的思想突破，也早已按照我的这个思想，去做
了分析。同时，杨振宁也知道前两天他刚刚听了斯
坦伯格的报告，而且他还反对。当杨振宁1956年5
月初在天津饭店吃午饭时，他完全清楚斯坦伯格实
验组的分析结果已有宇称不守恒的迹象，虽然不能
定论，但是完全可以证明我的思想突破是可行的。
在1956年4月罗彻斯特会议后的三个星期中，已经
发生的这些极重要的事实，在杨振宁的回忆里，其
叙述却完全是一片空白。为什么？因为杨振宁1982
年的回忆中，关于宇称不守恒思想突破的叙述是假
的。他知道，他是要将我的思想突破变成他的，将
他的反对变成我的反对。
在杨振宁1982 年的回忆里还有其它相当多的情
节也不符合事实。举两个例子吧。1956 年5 月初，
当他在我办公室里看见了我正在写的，关于θ-τ、
Λ0、Σ-等奇异粒子宇称不守恒的文章的时候，是他
要求参加进来和我一起做β衰变领域的分析。也是他
要求我先不发表奇异粒子的文章的。可是他在1982
年的回忆中竟然说：“他（指李）有点按捺不住，主张
把关于反应（1），（2）的研究写成短文，先行发表，我
不同意这样做”[8][9]。 杨振宁关于我“按捺不住”的
说法和事实不合，完全是喧宾夺主，是很不道德的。
在我们合作写出宇称不守恒的论文之前，在
1948 年－1956 的八年中，我和杨振宁仅合作了六篇
文章，是我在同一时期发表的论文中的一小部分。
1956 年我们发表了关于宇称不守恒的论文之后，我
和杨振宁才开始密切合作。从1956 年的下半年到
1962年的六年中，我们共合写了二十六篇文章。
1956 年4 月，我和杨振宁没有任何合作项目，
也没有杨振宁1982 年回忆中所谓的每周两次的见
面。当他1956年5月初来我办公室时，他已经有一
段时间没有来哥伦比亚大学。否则，他不会在上午
11 时左右开汽车来，因为他不可能忘了在午时左右
哥校附近停车的困难。1956 年4 月3 日－7 日罗彻
斯特会议后的整个4 月份我和杨振宁没有见过面。
事实上杨振宁1982年回忆中所谓的每周两次的见面
是在1956 年10 月我们发表了宇称不守恒的论文之
后才开始的。杨振宁1982 年回忆中所说的在1956
年4月和李政道每周两次互访也是与事实不合的。
由于我的思想突破促成了当时（1956年4月份）
布德、克瑞廷、雷特奈尔、塞缪斯、史瓦兹和斯坦伯
格在他们的实验文章中做了宇称不守恒的分析。因
此，他们在他们的论文中对我表示感谢 。他们没有
提杨振宁，因为这与杨振宁无关。
上面已经提到，这项实验的参加者之一史瓦兹，
在他1986年的回忆中关于1956年4月宇称不守恒的
思想突破，讲得很清楚，这个思想是我提出来的，根
本没有提到杨振宁[10]，因为这是与杨振宁无关的。
由此可见，这一切完全证明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
破是首先由我独立做出的，和杨振宁无关。
1956 年4 月初我做出了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
以后，到5 月份杨振宁才参加进来和我一起对宇称
不守恒做了系统性的理论分析工作，一起写出了获
诺贝尔奖的那篇论文。上面的叙述并没有减少杨振
宁在与我合作中的贡献，也没有否定他应获诺贝尔
奖的资格，当然也没有降低他因此而获得的荣誉。
虽然我们是一起获得了诺贝尔奖，但是关于宇称
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由我独立做出的这一点，是有文
献记载的，同行们也都是知道的，是客观的事实。可
是我从来没有去强调这一点。也从来没有因此去损伤
杨振宁，去贬低他在与我合作完成宇称不守恒论文上
的贡献。但问题的关键是，杨振宁从1982 年至今，
总是想抹煞是我首先独立地做出了宇称不守恒这一
突破的事实。他关于这一问题的叙述，没有任何事实
依据，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
（4）问： 您举出布德、克瑞廷、雷特奈尔、塞缪斯、史瓦兹和
斯坦伯格等人的实验论文，作为您首先提出宇称不守
恒思想的证据。但是，杨却反问您说，为什么1956
年你们得诺贝尔奖的论文里一字未提史瓦兹？为什
么您1970年《弱相互作用的历史》里也一字未提？
（4）答： 在江才健的《杨振宁传》里，杨振宁问吴大猷老
师：“政道今日说Budde et al. 1956 年（Schwartz是主要
合作者）的一文才是Parity idea的起始，是他（李）介
绍给Schwartz 的。（这是他六十生日会上他所打出的一
张王牌。）如果此说能成立，为什么1956 年我们的Parity
文一字未提Schwartz？为什么1957年我的与李的Nobel
Speeches 都一字未提Schwartz？为什么李的1970 年
History of Weak Interactions仍一字未提Schwartz？”
[11]
杨振宁用这些问题反问吴老师是极不妥当、极
不礼貌的。当然，吴老师不会回答，因为吴老师与
此事无关，而且现在吴老师已经过世，我们无法知
道他的反应；即使他在世，也不应该把裁判的责任
强加给他。我想，杨振宁的这些问题还是由我来答
复为好。
杨振宁所说布德等（Budde et al.）发表在《物
理评论》上的上述论文，就是上面说到的布德、克
瑞廷、雷特奈尔、塞缪斯、史瓦兹和斯坦伯格等合
作的论文。虽然他们的论文里也发表了那些数据，
但因为数据量不够，不能对宇称不守恒下最终结论。
在1956 年5 月至10 月间，还有不同的人分别做了
其它好几个实验，由于各种因素也不能给出定论。
所以我和杨振宁1956 年10 月1 日的文章，按科学
文献的写作惯例，都一概不提那些文章。同样，在
1957 年我和杨振宁获诺贝尔奖的演讲（Nobel
Lectures）中，也只提到了吴健雄等成功的实验。这
是很自然的事。这怎么能成为否定是我做出宇称不
守恒思想突破的证据呢？退一步说，不提布德等的
论文，难道就能说明完全没有我向斯坦伯格提出建
议的这回事吗？不提他们的论文就能否定他们论文
的存在吗？就能否定他们在论文中用我突破性的宇
称不守恒的思想进行的分析吗？不提他们的论文，
就能证明，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不是由我首先提
出来的吗？如果谈到感谢，那显然不是我要去感谢
史瓦兹，而是相反。事实上史瓦兹等早在他们（也
就是布德等）当时发表的论文里就已经表示过对我
的感谢了，这足以证明他们承认并接受了我提出的
宇称不守恒的思想。杨振宁提这样的问题，是本末
倒置，目的纯粹是要制造一个错觉。
至于杨振宁说，为什么我1971年《弱相互作用
的历史》[12] 一文没有提布德等的论文，这更是莫名
其妙。1971 年《弱相互作用的历史》仅是我在意大
利恩瑞奇暑期学校一小时演讲的讲稿，谈的是1930 年
－1970年四十年间弱作用研究的发展大纲。1956年
宇称不守恒工作仅是其中一部分。当时我只有时间
很简单地谈到我和杨振宁对宇称不守恒合作进行系
统理论分析的部分经过，没有必要专门去强调是我
做出了宇称不守恒这一思想突破。因此，更没有必
要专门去提史瓦兹等人的实验。按照杨振宁的逻辑，
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做报告或写文章就要讲是我
首先提出宇称不守恒思想的，否则就等于承认没有
这回事，这不是太可笑了吗？
1982年，杨振宁在他的论文选里居然以我1971
年的《弱相互作用的历史》讲稿为借口，无理地攻
击我，说我在该文中乱说，而2002年杨振宁忽然又
反过来问：为什么我和他在我们的获奖论文和我
1971 年的演讲中不提史瓦兹？似乎不提史瓦兹就是
承认这个突破不是我独立做出的。似乎不提史瓦兹
就等于没有布德等1956年9月已发表的物理论文，
就等于没有他们在我的突破思想指导下做的分析，
就等于没有他们为此而对我表示的感谢。这种逻辑
是不通的！事实上，在和我的关系上，这些都是杨
振宁不顾事实，故弄玄虚，扰乱人心的一贯做法。
任何写作过科学论文的人都会明了，凡已经经
过文献或实验证明的科学贡献，在一般场合下均无
需再在论文里专门去提。因为提和不提并不影响已
存在的、已证明的这一事实。从1982年以来，杨振
宁就不断地以自夸和造伪的方法企图抢夺我的贡
献。现在他居然用他自己已经习惯了的，认为多说
谎话就能否定已有事实的办法，去否定别人在报告
或论文里符合科学论文惯例的正常说法。这是非常
可笑的。
（5）问： 杨振宁在给吴大猷的信里说，关于宇称不守恒的论文
是他起的头，因为你们1956年的论文的观念的起源、
背景是他和蒂欧姆诺（Tiomno）的文章（1950）、他
的Ph. D.论文（1948）和他、Snow（斯诺）、Sternheimer
（斯顿海默）的文章（1954）。尤其是他和蒂欧姆诺
的文章（1950）引进了C和Cˊ
十个耦合常数。杨又
说：当1956 年大家(即所有的物理学家)都在讨论
θ-τ之谜时，只有他（即杨）集此诸背景于一身，
所以有了宇称不守恒的观念。[13]
你觉得杨的说法有根据吗？
（5）答： 毫无根据。杨振宁1948年的博士论文，1950年
杨振宁和蒂欧姆诺的文章，及1954 年杨振宁和斯诺
及斯顿海默的文章都是宇称守恒的，都还是在宇称守
恒的框架里做文章。
在1956 年我和杨振宁写那篇历史性的宇称不守
恒的文章以前，所有的文献上都是宇称守恒，包括杨
振宁的论文和他1950及1954年的文章也都是宇称守
恒。
1950年杨振宁和蒂欧姆诺的文章重点是C和C′
这两种耦合常数不能同时用，而我和杨振宁1956 年
宇称不守恒的文章就是C和C′同时用，既有C又有
C′，与杨振宁和蒂欧姆诺1950年的文章结论完全相
反。所以，很明显：这是因为1956 年我和杨振宁的
文章是宇称不守恒，而杨振宁和蒂欧姆诺1950 年的
文章是宇称守恒。
杨振宁之所以拿这篇文章来做说辞，是想用一种
似是而非，鱼目混珠的说法来欺骗一般人，也想欺骗
不在粒子物理领域工作的科学家。这是他一贯的做
法。我相信，吴老师是不会受他欺骗的。他所以要等
吴老师过世后才发表他的这封完全不科学的单方面
的私人信件，恐怕这就是原因所在。
1956 年前所有的物理实验和理论分析都是建立
在宇称守恒的基础上。宇称守恒是天经地义的。在
1956 年4 月3 日－7 日的罗彻斯特会议上，虽然是
第一次进行公开的讨论，探讨能否用宇称不守恒去
解决θ-τ之谜，但是仍然没有任何结论和进展。那
时候的物理学（电磁场、相对论、量子力学等等）
都被禁闭在“宇称守恒”这个似乎是天经地义的定
理的堡垒内；堡垒外没有任何物理。因此，虽然当
时也有人（包括我和杨振宁）提出了宇称可能不守
恒这个想法，但还是解不开θ-τ之谜，还是走不出
宇称守恒这个堡垒。
这就是宇称不守恒突破的困难之所在。要解
θ-τ之谜，第一步就是要丢掉所有过去宇称守恒的
包袱。杨振宁给吴老师信上所谓的“背景”文章，都
是累赘，都完全仍然是在“宇称守恒”这个堡垒里边。
杨振宁把所有这些包袱集于一身，这样做下去是一辈
子也走不出“宇称守恒”的堡垒的。这也就是为什么
1956 年5 月初斯坦伯格告诉我，他刚刚在布鲁克海
文第一次报告了他的实验，并讲了我在1956 年4 月
上旬做的关于宇称不守恒的思想突破，杨振宁在场听
了后，公开激烈反对的原因。
事实上，杨振宁在那时候是不认为宇称可能会
不守恒，他也不相信θ和τ会是同一个粒子，在江
才健著的《杨振宁传》里有这样一个记载：“在1956
年4月，杨振宁和派斯以及惠勒三人从罗彻斯特坐火车
回普林斯顿的路上，杨振宁和派斯还各和惠勒赌一块
钱，认为θ和τ不是同一个粒子。结果后来证实θ和τ
是同一个粒子，也让惠勒赢了两块钱。”[14]
事隔近半世纪，今日杨振宁还要拿出他1989年
给吴大猷老师单方面的私人信件，还要自夸，说在
全世界的物理学家中，“只有我（指杨—李注）集此诸
背景（宇称守恒的大累赘—李注）于一身，所以才有了
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观念。” [15] 这真是一个
天大的笑话。
（6）问： 关于你们获诺贝尔奖论文的写作，杨振宁在他的文集
里说：1956年“5月底，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得了严重
的腰痛病（几年以后，诊断为椎间盘脱出症）。……
在病榻上，我（指杨）口授，由妻子致礼写成了一篇
论文。因为她未受过文秘方面的训练，所以只好一字
一句地照记下来。论文的题目是：《在弱作用中，宇
称是否守恒？》我把稿子拿给李政道看，他作了几处
小改。”[16] 杨振宁又说，关于“这篇论文是怎样写
成的？李政道对此一概回避，顾左右而言他。我知道，
有朝一日我必须把真相公诸于世。”[17] 能否请您讲
一下，您对该论文写作的回忆是什么？
（6）答： 杨振宁的叙述，完全不符合事实。事实的经过是：
1956年4月上旬我把我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
告诉了斯坦伯格后，就致力于奇异粒子的弱作用领域
宇称可能不守恒的理论分析和论文写作，整个1956
年4月份的工作和杨振宁无关。
前面已经提到过，当1956年5月初杨振宁专程
从布鲁克海文实验室来纽约拜访我的时候，他在哥伦
比亚大学我办公室的桌子上已经看到了我一人正在
写的《奇异粒子弱作用中宇称守恒质疑》的文稿。我
后来正是把这篇文稿，作为我们的论文的后半部，于
1956年10月发表在《物理评论》上并获得了诺贝尔
奖的。
和杨振宁的说法相反，宇称守恒质疑的思想突破
是我独立做出的，弱作用中宇称守恒质疑的整体工作
是我创议和主持的，《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守恒质疑》
的文章也是由我主笔的。
1956年5月初，我接受了杨振宁的要求，同意
他和我合作进行β衰变宇称是否守恒的分析工作。之
后，杨振宁为了能和我讨论，他每周单独由布鲁克海
文实验室来纽约拜访我。1956年5月底，当我根据
4月份我一人的工作，以及5月份我与杨振宁二人合
作的结果，写完这整篇《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质疑》
论文后，接到杨振宁的电话，说他因为忽然腰痛，下
一次他不能如期来纽约拜访我。电话中我告诉他，我
已根据我们的讨论，不仅写完了全篇论文，而且哥伦
比亚大学物理系理论物理组的行政助理Irene
Tramm 女士连我手写的全部论文都已经打字出来
了。论文的题目是《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守恒质疑》，
论文的上半部主要是讨论β衰变领域的宇称守恒质
疑；下半部，则如上述，主要是关于奇异粒子领域的
宇称守恒质疑。既然他腰痛不能来纽约，我就将已打
好的文章全部寄给杨振宁。过了几天，杨振宁又来电
话，说他已收到我寄给他的文章，他已全部念了，觉
得写得很好。他唯一的提议是论文题目能否改为《在
弱作用中，宇称是否守恒？》，因为一般物理论文标
题上都不用问号。杨振宁说，假使我们用问号，可以
更引人注目。杨振宁又说，因为这个修改是很简单的，
他可以安排，而且《物理评论》的办公室就在布鲁克
海文实验室的物理部，和他是比邻，因此我就不必再
费心了，他改了论文的题目后，就会直接交给《物理
评论》。我在电话中同意了他的建议（后来《物理评
论》的编辑不同意在论文题目上用问号，所以又改回
我本来写的论文题目）。
这样一件简单的事情，一件根本不需要讨论的事
情，几十年后，杨振宁还是要制造假话。这无非是想
说事情都是他做的，思想是他的，论文也是他写的。
但是，事实却不能因假话而改变。请大家设想一下，
我们这篇论文于1956年10月发表，获得了诺贝尔奖。
这篇论文是划时代的，是纯粹科学性的文章，文中有
好多个像下面这样的数学方程式：[18]
其中,
一位没有科学训练，没有文秘经历的人，怎么能够靠
别人口述写出这样一长篇高度专业性的论文呢？可
是杨振宁硬说：“5 月底……在病榻上，我口授，由
妻子致礼写成了一篇论文。因为她未受过文秘方面的
训练，所以只好一字一句地照记下来。”[19] 这篇理
论物理论文，居然在他的“全部口授”下就能很快地
一字一句地写完了。这实在太神奇了。这能让人相信
吗？而杨振宁接着又说：“6 月5 日，我带着致礼和
我们的长子弗兰克林（光诺）驱车到麻省的剑
桥。……” 这就是说，几天后，他就开车出去旅行
了。[20]
杨振宁对1956 年在《物理评论》上发表的，以
《弱作用中的宇称守恒质疑》为题的论文是如何写成
的叙述，与事实不合。只要拿当年我们发表的论文的
实质和他后来编造的故事，一相对照，杨振宁的谎言
是透明的。
当时，我没有想到他会如此不负责任，没有将论
文交给《物理评论》，也没有通知我，就一人突然开
了汽车，带了他的家人离开了布鲁克海文实验室出去
旅行了。我打电话找他，也找不到。等到发现这些情
况之后，催促他赶快将Irene女士早就打好的论文送
入《物理评论》，那已经是三个星期后，1956年6月
22日的事了。
（7）问： 杨说，1948 年底罗森布鲁斯（Rosenbluth）和他合
作写关于Meson Interaction（介子相互作用）的文章，
那时候您还没有写过任何一篇文章，只不过因为您时
常来他的办公室，所以才把您的名字加了上去。杨说，
您认为这篇文章是你们三人平等合作写的。[121[22]
究竟是谁说得对？
（7）答： 杨振宁的说法，不符合事实，充满了谎话。这
又是他不道德的欺人之谈。
大家知道，在物理研究领域里，和其他研究领
域一样，每位合作者对合作发表的文章在学术上一
定都要有贡献，都负有同等的责任，都有同等的权
利。不是任何一位合作者能任意把没有参加工作的
人加进来的。也不是事后其中任何一位署名者，出
于己欲，可以吞没其他署名者的贡献的。
杨振宁毫无事实根据，半世纪后，忽然要硬性
地抢夺我在这项工作中的贡献，这是极为可笑的，
也是科学界决不会接受和相信的。
《介子相互作用》是我做芝加哥大学理论物理
研究生时，在我的老师费米教授指导下写的第一篇
论文。这篇论文的内容要点是“μ介子的分析”和
“费米弱作用的普适性”的讨论，1949 年初在《物
理评论》上发表。工作主要是在1948年做的，文章
是我、罗森布鲁斯和杨振宁三人一起署名的。
顺便讲一下这篇文章的背景。1947 年费米教授
发表了两篇极重要的，关于宇宙线介子（mesotron）
的理论分析文章:
《负介子在物质中的衰变》（1947）
[The Decay of Negative Mesotron in Matter (1947)]，
《负介子在物质中的俘获》（1947）
[The Capture of Negative Mesotron in Matter (1947)]，
证明了当时知道的宇宙线介子，即现在的μ子，当
时叫μ介子，没有强作用（希腊字母的μ是现在英
文的m，而m就指mesotron）。1947年－1948年费
米教授的另一研究生斯坦伯格的论文的内容是测量
μ介子衰变成电子的能量谱的实验，而我则和斯坦
伯格平行地做μ介子衰变和俘获的理论分析。
罗森布鲁斯不是费米教授的研究生，但和我合
用一间办公室，他随泰勒（E·Teller）教授作质子
的理论研究。每次当斯坦伯格到我的办公室和我讨
论他的μ介子实验时，罗森布鲁斯自然也在旁边。
日子一久他也对这项工作产生了兴趣，和我一起讨
论并愿意参加我正在做的μ介子理论分析。
杨振宁也不是费米教授的研究生。1947年-1948
年他大部分时间是在艾立逊的高能加速器实验室做
实验。艾立逊实验室是在另一个地方。不过因为我
和杨振宁在周末和平常有时候吃晚餐时，常在一起。
我也向他提起我的理论工作。那时候杨振宁用加速
器做的实验好像不很成功。他表示也愿意参加我和
罗森布鲁斯一起作的理论分析。当我们的工作在
1948 年冬完成后，我的同事奥尔（Ore）告诉我，
他听说蒂欧姆诺（Tiomno）和惠勒（Wheeler）也
做了和我们类同的分析。
在芝加哥大学，我随费米教授做研究生时，每
星期费米教授都花半天时间和我一个人单独讨论物
理。当然，他对我“μ介子分析”和“费米弱作用
普适性”的工作进展是极有兴趣的。1948 年圣诞节
那个星期，当我按例和他进行半天讨论的时候，费
米教授告诉我他刚收到蒂欧姆诺和惠勒文章的预印
本。他又说：你必须赶快把你们的分析写出来，他
（费米）会立即写封信给惠勒教授，附一份你们（即
李、罗森布鲁斯和杨）的文章复制本，并告诉惠勒
你们的工作在他们（指蒂欧姆诺和惠勒）预印本出
来以前已经做完了。所以我立刻起笔写文章。由于
1948 年圣诞节－新年假期，罗森布鲁斯和杨振宁去
美国东部旅游。我写完后，只能等他们二位假期后
回芝加哥，才能告诉他们费米教授的话，给他们看
我已写好的文稿并略加文字修改后，由我们三人署
名，立刻寄出。同时也报告了费米教授。1949 年
1月7日《物理评论》收到这篇文章，3月1日发表。
还有些小插曲。蒂欧姆诺和惠勒在1949年发表
的文章（Review of Modern Physics，21，144－153）
里有一注释说，“李政道、罗森布鲁斯和杨振宁很友好
地寄给我们（指蒂欧姆诺和惠勒）一份他们的文章，有
同样的分析”。可见科学界对每个工作的评审是很严
格的，对已经证明的贡献是极为尊重的。
费米教授在他的著作《基本粒子》[23]中有相当
部分就是讨论我和罗森布鲁斯、杨振宁合写的1949
年发表的分析。在那本书中，费米教授很推崇我们
这篇文章的贡献。
最近我看到江才健的《杨振宁传》中，关于“介
子相互作用”这篇文章的叙述后，大吃一惊。去问
马歇尔·罗森布鲁斯（Marshall Rosenbluth）他对
1948 年我们三人合作的那篇文章的回忆是什么？罗
森布鲁斯回了两封信给我，一封是航空信，一封是
e-mail。
罗森布鲁斯在他的航空信里说：
“亲爱的T. D. (政道)： 2003 年2 月14 日
关于……论文‘介子与核子和轻粒子的相互作用’
（Meson Interaction），我同意您说的，那是三位作者
合作的工作，我们三个都对这项工作作出了贡献。
您忠实的
马歇尔 罗森布鲁斯
（签名）”
他的e-mail说：
“……我记得1948年的合作是很愉快的！
我只朦胧地记得和台北的江先生的会面。也许语言的
沟通上有问题，但我觉得他对科学问题不太了解。我记得
我们所谈的主要是关于1948 年的合作。当然他所引用的
我说的话，是令人不能容忍的。我大概说的是，在1948
年，杨是比您和我较为成熟的物理学家。我还告诉他，由
于我们对科学的兴趣、所走的道路在几年之后已有所不
同，我实际上不能对您和杨整个的工作做出评价。我只能
说，你们两位都极为聪明、同样受人高度尊敬。
您亲爱的
马歇尔”
很明显，马歇尔 · 罗森布鲁斯的回忆和我的回
忆是一致的，这篇介子相互作用的文章是我们三人
合作的结果，各有贡献。杨振宁的叙述是不对的，
也是不道德的。
让我现在分析一下杨振宁最近发表的关于这篇
文章的说法：“那时候李还没有写过任何一篇文章，只
因为他（指李）时常来我的办公室，所以我把他（指李）
的名字加了上去。那是他生平第一篇文章，也是他一九
五三年以前唯一的一篇粒子物理的文章。”[24]
杨振宁的第一句话是“那时候李还没有写过任何
一篇文章”，虽然是事实，但已有含沙射影伤人之意。
可是下面紧接着的一句话“只因为…，所以我把他的
名字加了上去”则是彻头彻尾的谎话。杨振宁当然知
道这两句话是一真一假，而且没有任何逻辑关系。
可是杨振宁将真假两句强连成一个长句子，其目的
是造成错觉，企图用这样完全不科学，也是绝对不
正当的文字游戏来欺骗读者。然后，觉得这还不够，
在下面他再重复一下并加上了最后一句毫无关系，
但又是不怀好意的话。
杨振宁加的最后一句“也是他（指李）一九五三
年以前唯一的一篇粒子物理的文章”，不但和前文毫无
关系，也颇令人莫名其妙。杨振宁故意凭空提出1953
年有什么意义？既便是“唯一的”一篇粒子物理的
文章，难道就能说明1948年合作的文章没有我的贡
献吗？
举一个简单的比方吧。1859年达尔文发表了《物
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这以前达尔文没
有发表过任何生物方面的论文，而这以后，直到1871
年，达尔文也没有再发表过生物方面的论文。（达尔
文的《人类的起源》（The Descent of Man）是1871
年发表的。）但是，“这以前”和“这以后”，虽然达
尔文没有发表生物方面的论文，那当然不能因此就
否定1859年达尔文发表进化论的事实。这逻辑是一
位小学生都能理解的。现在杨振宁竟然用如此似是
而非的说法想来否定我对1948年三人合作的贡献，
这是极可笑的。其用意不良，是一目了然的。
我很难猜测杨振宁凭空提出1953年的用意。可
是在粒子物理的发展史上，1953年是很重要的。1953
年恰好是粒子物理研究开始使用GeV（十亿电子伏
特）级的高能加速器的一年。让我简单地介绍一下
这段历史。
1953年以前，除了上世纪早期就知道的质子、
电子和中子以外，所有其他的粒子，如π介子，
μ子，θ、τ等都是在宇宙线里发现的。因而，1953
年以前粒子物理和宇宙线物理是很难分开的。宇宙
线来自天体，因而粒子物理和天体物理也是密切相
连的。
宇宙线是如何产生的呢？宇宙线的来源是因为
星云之间的流体和星云之间的磁场组成了一台有如
整个星系或整个宇宙那样极庞大、极庞大的加速器。
这台大自然的加速器将星云之间的质子加速成高能
粒子，然后经过碰撞，产生了π，μ……等粒子。
所以，1953 年以前，真正研究粒子物理的理论物理
学家，也必须精于天体物理、流体物理和磁流体物
理。在1953年前，研究这样巨大领域的创业大师就
是我的导师费米教授。1953 年以前，费米教授和我
对这些领域均做出过贡献。
杨振宁在天体物理、流体物理和磁流体物理领
域里从来没有工作过。事实上，杨振宁喜欢的是数
学物理，不是粒子物理。当时他就很难了解费米教
授和我为什么对这些领域都会有很大的兴趣。其实，
在学问的最高层次，所有这些不同名称的物理，都
是同一个物理。而真正物理学家其研究的目的，就
是要把所有形形色色，似乎不相关的自然现象都归
纳成同一组基础原理，都能融会贯通。这就是物理
之精华。这也就是为什么在20世纪的中叶，粒子物
理被认为是物理学中精华的精华的原因。
1953年的1月，美国布鲁克海文实验室建成了
3.3 GeV的Cosmotron，是当时世界第一台GeV级
的高能加速器。从1953年开始，通过人造的高能加
速器产生了ρ、φ、Λ、Σ、Ξ、Ω……种种新粒
子。于是，粒子物理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独立的
阶段。那时我的注意力也集中地放在这新形成的，
46
和高能加速器有密切关系的粒子物理领域上面。
在1953年之前，不包括和罗森布鲁斯及杨振宁
合作的那篇文章，我已写了八篇文章，是在天体物
理、流体物理、磁流体物理、固体物理、统计物理
等领域，都是相当重要的。1953年Cosmotron建成
后，我又写了两篇粒子物理的文章，包括盛极一时
的李模型。
在1956年关于宇称不守恒的文章刊载以前，我
已经写了20多篇物理论文，其中一半是在粒子物理
（即介子、重子、场论等）领域。那时候，在粒子
物理、天体物理、流体物理、固体物理、统计物理
各领域里，我都已做出了基本性的贡献，其重要性
至今如昔，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考验。我在物理界
的声誉早年就已建立，我对全世界物理发展的影响
也一直是大家公认的。杨振宁的这些说法是故意制
造和加强读者的错觉，想用如此低劣的手段，伪造
历史，以假乱真，企图贬低和吞夺我的工作和贡献。
我相信，读者是不会被他欺骗的。
（8）问： 杨说，1948 年以来你们长期合作的许多文章，90％
是他起的头，他做的主要突破，他执笔写的文章，包
括Parity（宇称）文章在内。[25] 这种说法是事实吗？
您有什么看法？能否具体作一些分析？
（8）答： 杨振宁的说法完全不准确，完全不符合事实。这
都是杨振宁单方面的自夸自赞，想用这种极端夸大的
说法，恶意贬低我的人格和贡献。从上面讲过的1956
年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和1948 年我和罗森布鲁斯
和他合作的文章《介子相互作用》这两个例子来看，
他的谎言已经不攻自破了。
杨振宁喜欢到处夸张自己和随意轻视别人，可
能已形成一种很深的不良习惯。举一个和我无关的
例子吧。1946 年杨振宁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时，他非
常想做费米教授的博士研究生，可是费米教授没有
收他。在《杨振宁传》里有下面贬低费米的记载：
“费米在三十年代也做过场论的工作，不过后来就
转实验工作去了，所以四十年代杨振宁到芝加哥大学的
时候，在场论方面的知识比费米还要深入。”[25]
第一句话“也做过场论的工作”就不太恰当。费
米教授是场论主要创始人之一，30 年代时他将场论
应用在β衰变过程上。这是一件划时代的贡献，后
世称为“费米弱作用”。在同一时期，费米教授又建
立了新的量子电磁场和量子电动力学的处理法，其
重要性至今如昔。
当杨振宁在芝加哥大学的时候（1946 年－1949
年），费米一共有19篇物理文献发表，其中9篇是理
论工作，包括他著名的三大里程碑式的贡献：
《负介子在物质中的衰变》（1947）
[The Decay of Negative Mesotron in Matter (1947)]
《负介子在物质中的俘获》（1947）
[The Capture of Negative Mesotron in Matter (1947)]
《宇宙辐射的来源》（1949）
[On the Origin of the Cosmic Radiation (1949)]。
其中1947 年的两篇就是前面提过的，费米教授证明
了宇宙线的μ介子没有强作用的理论分析文章，而第
三篇也就是费米教授在他建立的，将粒子物理、宇宙
线物理、天体物理、流体物理和磁流体物理综合组成
的庞大交叉领域中的一篇奠基性的理论论文。
40 年代还在做学生的杨振宁怎么能够真正度量
费米教授理论物理知识的深度呢？杨振宁自夸自捧
的程度由此可见。
前面已经说过，在物理研究领域里，合作文章
的知识产权属于所有的合作者，不是事后其中任何
一位署名者，可以出于己欲，吞没其他署名者的贡
献的。而杨振宁在我和他合作已停止了四十多年的
今天，毫无任何客观事实根据，用完全单方面的自
夸自赞的方法，明目张胆地企图硬性夺取和吞没我
和他1948 年－1962 年十四年中物理研究合作中我
的贡献，这怎么可以呢？我们二人合作做出的贡献，
是全世界物理学家早已公认的，有其光辉的历史。
杨振宁怎么能够以一己之贪欲，要强行抢夺属于我
的那份知识产权呢？真是太岂有此理！杨振宁怎么
能够自己独断地宣布，1948 年以来我们长期合作的
许多文章，90%是他起的头，他做的主要突破，他
执笔写的文章，包括Parity（宇称）文章在内。这
是不对的，不通的，也是很不道德的。简直是一派
狂言。
我再重复一下宇称不守恒思想突破的例子。上面
已经清楚地说过，这是我1956 年4 月上旬独立地做
出的，明确地与杨振宁无关。有客观的文献记载，也
有当时参加实验的重要物理学家的回忆文章作证明。
在我做出那个思想突破后，1956 年5 月杨振宁才参
加进来，和我合作，在我的突破的基础上，对宇称不
守恒进行了系统性的分析。1956 年整个4 月我们没
有合作，这个突破的贡献明显地是和杨振宁毫无关系
的。
1948年—1949年，我们第一篇合作的文章是我、
罗森布鲁斯和杨振宁三人合作和署名的。罗森布鲁
斯有亲笔签名的信说，“我同意您说的，那是三位作者
合作的工作，我们三个都对这项工作有贡献。”杨振宁
自夸性的叙述与事实完全不合，而他侮辱性的说法
和黑心的手段也是物理学史上罕见和惊人的。
1951年我和杨振宁都在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
究院工作，合写了两篇统计力学的文章，对相变
现象做出了相当重要的贡献。带头的第一篇论文有
两个定理，主要是我证明的。我们完成这篇论文之
后，杨振宁要求如果我不在意的话能不能把他的名
字放在我的前面，因为他比我大四岁。我对他的要
求很觉吃惊,因为这并不是一般物理学界合作的习
惯。习惯的排名次序是按合作者姓氏英文第一个字
母的顺序来排列。但由于事出突然，当时虽感到很
窘，但勉强答应了。稍后，我看了文献，察觉这样
做是不对的。当我们写第二篇论文时，我把一些文
献给他看，以说明年岁大并不是排名的考虑因素。
而且，我又解释，第一篇文章里的两个定理，主要
是我证明的，可是我的名字却排在了后面。这样，
杨振宁被我说服，同意我的意见，于是第二篇论文
名字的排列次序便倒过来了，虽然在第二篇论文中
只有一个定理，而其最后主要的一步是杨振宁想出
来的。1952年，《物理评论》上刊登了这两篇论文，
其署名次序出现了与惯例不同的情况：
《状态方程和相变的统计理论》
（Statistical Theory of Equations of State and
Phase Transitions）
I．杨振宁和李政道，《物理评论》87，404（1952）
[C. N. Yang and T. D. Lee, Phys. Rev. 87, 404
(1952)]
II．李政道和杨振宁，《物理评论》87，410（1952）
[T. D. Lee and C. N. Yang, Phys. Rev. 87, 410
(1952)]
局外人对这一情况，一定会感到奇怪。可是有谁知道，
这正是由于杨振宁不合理的要求造成的呢。
有了那次令人困窘的经历，我决定不再与杨振宁
合作，除非他向我重新提出要求，而我要经过考虑后
才能决定。所以，在接下来的一年半里，虽然我和杨
振宁都还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我们并没
有合作做任何项目。1953年我赴哥伦比亚大学任教。
1953和1954年，也没有和杨振宁合作。那时候我自
己忙着做粒子物理和高能物理方面的工作，和杨振宁
无关。
1952年我们的合作停止，过了三年以后，才又
合作，而这再度的合作与1954 年杨振宁和密尔斯
（R. L. Mills）发表的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同位旋守
恒和同位旋规范不变性》有密切关系。可是，在那
时候，我对杨和密尔斯合写的这篇文章的出发点，
抱有严重的怀疑。
假如整体的同位旋是守恒的话，质子和中子的
质量必须相等。可是事实上中子比质子重，中子能
衰变成质子加电子和中微子（这就是我们很熟悉的
β衰变）。因此我们知道整体的同位旋是不守恒的。
因为整体是所有局部之和，所以局部的同位旋也一
定不守恒，因而同位旋的规范一定可变。规范场的
观念起源于电磁场。电子数（也就是电荷）的守恒
产生了电子数规范不变性，而电子数的规范场就是
大家熟悉的电磁场。那时候我的出发点是，既然同
位旋一定不守恒，除了电子数，有没有其它粒子的
粒子数是守恒的？由精确的实验证明，最稳定的粒
子是质子，比电子的稳定度还要高得多。所以我认
为应该研究“质子数守恒和质子数规范不变性”。
1955年初，有一天杨振宁到纽约来看我。我告
诉他我看到了他和密尔斯的文章。我认为他们这篇
文章《同位旋守恒和同位旋规范不变性》的出发点
完全错误。同位旋既然不守恒，所以同位旋规范也
是绝对能变的。我也告诉杨振宁，我正在做“质子
数守恒和质子数规范不变性”的分析。
我对我自己的想法充满了自信。不过，我以为
杨振宁绝对不会同意我的观点。开始杨振宁是反对。
可是经过激烈辩论后，很出我意外，杨振宁居然完
全同意我的观点。同时他也很想知道，我对质子数
规范场的理论分析的进展。我告诉他，我有一个结
果，质子数规范场，和它的推广—重子数规范场，
可能产生很像引力场这样一个新的作用，可是又有
区别。我正在计算和分析。杨振宁要求和我合作，
愿意帮助我一起研究。我接受了他的要求。1955年，
我们合写了一篇否定杨和密尔斯《同位旋守恒和同
位旋规范不变性》出发点的文章，在《物理评论》
上发表：
《重粒子守恒和普适规范转换》
（Conservation of Heavy Particles and Generalized
Gauge Transformations），
李政道和杨振宁, 《物理评论》, 98, 1501（1955）
[T. D. Lee and C. N. Yang, Phys. Rev. 98, 1501 (1955) ]
自1952 年我们合作初次分手后，至1955 年才
再次合作，而这再度的合作，其第一篇文章就是反
对杨振宁刚刚完成的“杨—密尔斯同位旋规范场”
文章的基本观点。显然，这篇1955年反“杨－密尔
斯同位旋规范场”的文章绝对不会是杨振宁带的头。
杨振宁自称“90%是他起的头，他做的主要突破，
他执笔写的文章”的大话，实在很难自圆其说。
既然，杨和密尔斯1954年《同位旋守恒和同位
旋规范不变性》的出发点是完全错误的，那为什么
“杨—密尔斯规范场”会成为对当代物理极重要的
贡献呢？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虽然杨和密尔斯1954
年的文章出发点是不对的，可是他们由此而写出了
“杨—密尔斯规范场”方程式。这方程式不能用在
同位旋上。但是20年后，略加推广，用在夸克间的
色动力学作用上是完全准确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
50和60年代，杨—密尔斯规范场的文章并不受物理
学界重视的原因。
无疑的，杨振宁是第一流的数学物理学家。可
是我和他合作的文章都是以物理为中心和重点的，
因为这和我的科学工作的特性和风格比较相合。
虽然1955 年我们再度合作，可是我还是保持
1952 年自己的决定，除非杨振宁提出要求，并经过
我考虑同意后，否则不与杨振宁合作。我们1956年
宇称不守恒论文的合作，也是经过杨振宁要求后，
我才接受的。因为我很不想重复1952年那次相当尴
尬的经历。同时，我也一直有一种潜在的意识，要
警惕杨振宁对我提出的要求，提醒自己应该小心地
对待他的要求。
1956年我和杨振宁合作的宇称不守恒论文写出
后，我们不仅开拓了物理学的一个新大陆，也震动
了整个物理学界，使他们去重新检查所有以前认为
已经了解的物理，尤其是它们的对称性的理论基础。
无数新的理论问题需要我们解决，更多的新的实验
观察也需要我们分析。这一切像潮水似的一个浪、
一个浪地冲击过来。紧张的研究工作和物理学的高
速发展，使我疏忽了1952年我自己建立的那项警惕。
我和杨振宁的合作自然而然地就密切起来了。但是
1952 年我瞥见的阴影，终于在十年后的1962 年显
现，造成我和杨振宁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分手。
当年的悲剧可能在50年代初的时候就已经播下了种
子。
1948年－1956年，在合作写了宇称不守恒的文
章以前的八年中，我们合作了六篇文章，是我在同
时期所有的论文之少数，仅占三分之一弱。
在1956 年写了宇称不守恒的文章以后，
1956年－1962年六年中我们合作了二十多篇论文，
占我在同时期所有论文的二分之一强。这二十多篇
文章可分作三个大领域：
第一个领域是关于对称和不对称的各种现象的
分析，是在因宇称不守恒的发现而新开拓的物理领
域中做的研究工作。
第二个领域是统计力学和多体问题，属于我和
杨振宁1952年统计力学合作领域的扩展。
第三个领域是高能中微子物理和从高能中微子
领域推进至中间玻色子的分析研究。
高能中微子领域始于1959 年。在高能物理、粒
子物理和加速器物理这几个领域中，高能中微子、高
能质子和高能电子，三者有平行的重要性。1962 年
莱德曼（L. Lederman）、史瓦兹（M. Schwartz）和
斯坦伯格（J. Steinberger）用高能中微子实验发现和
证明了第二代中微子，即μ中微子的存在，因而共获
1988 年诺贝尔奖。在这个专业领域里，众所皆知，
从1959年开始以来，我是高能中微子理论界的领袖。
高能中微子研究领域的创建人史瓦兹在1972 年发表
了下面的回忆叙述 [27] :
“哥伦比亚的中微子实验的开头,起源于在普平
（Pupin）实验室八楼的一个日常喝咖啡的休息时间。
每天，在那儿，老师和研究生们快乐地相聚半小时，放
松他们日常的工作。这正是新（和旧）观念讨论的地方，
经常是由李政道（T. D. Lee）活跃地带头在黑板前讨论。
“在1959 年11 月一个星期二的下午喝咖啡休息
时，我恰好到得稍晚，我发现已有活跃的一群人围绕着
T. D.（政道，这是我们通常对李政道的称呼）讨论什么
是最好的方法去研究高能量下的弱作用。在黑板上写着
很多不同种可能的反应，用了所有知道的粒子——电
子、质子、中子。可是没有一个是合适的。……
“那天晚上，忽然我想到，这是很简单的，只需要
用中微子。因为中微子的作用很弱，所以一切它们的作
用是弱作用。第二天早晨，我奔到李政道的办公
室……。”
很清楚，高能中微子领域的最早开端与我有密
切的关系，而与杨振宁无关。上面已经提到了1956
年-1962六年中我和杨振宁合作的二十多篇论文，可
分做三大领域。我现在再总结一下，第一个领域的
开始是宇称不守恒，而宇称不守恒的突破思想是我
1956年4月独立做出的，与杨振宁无关。第二个领
域是属于我和杨振宁1952年统计力学合作领域的扩
展，而1952年我们合作的带头第一篇文章有两个定
理，主要是我证明的。第三个领域的开始是高能中
微子领域，而这高能中微子领域的最早开端又是与
我有密切关系，与杨振宁无关。
既然是二人的合作，应该根本没有必要去强调
是谁先谁后，谁主谁辅。可是今天杨振宁怎么能自
称我们的合作工作，90%是他起的头，是他做的主
要突破，是他执笔写的文章呢？
一般物理论文谈不上什么突破。只有在一个新
的、重要的、大的领域的开始，才会有突破的工作。
可是假使这突破工作的论文有合作者，除非的确另
有确实的事实证明，这突破的贡献理应属于所有的
合作者。
从1982 年一直到今天，杨振宁置人证和已有的
文献记录这些铁一样的事实于不顾，将当初他反对宇
称不守恒的突破想法变成为我反对，硬要将我的贡献
化为他的贡献，用这样可笑的做法来贬低和抢夺我的
贡献，实在太无聊了。
（9）问： 杨说，你们成了名以后，您内心起了恐惧。是您自知
对宇称不守恒工作的贡献很小，极怕世人会说您其实
不应该得诺贝尔奖。这种恐惧与您的强烈的竞争心交
织在一起，腐蚀了您的人品。[28] 您认为杨的这种
说法真实吗？对杨举出的一个例子，说在您在给诺贝
尔奖委员会的自传里不提吴大猷和费米，是因为您受
杨的影响超出了他们。对此您有什么看法？杨根据这
一件事竟然能得出如此一个结论，您觉得奇怪吗？
（9）答： 杨振宁的说法实在太荒谬了。
在1956 年写宇称不守恒论文前，我已经在物理
学的好几个领域里做出了基础性的贡献。在天体物
理，我1950 年的论文将白矮星的钱德拉塞卡极限
（Chandrasekhar Limit）上限质量从5.6倍太阳质量
降到现在大家公认的1.4倍太阳质量。白矮星理论的
创建人钱德拉塞卡（S. Chandrasekhar）（1983年诺
贝尔奖获得者）很推崇我的贡献，并在1986 年和他
夫人一起专程来纽约给我祝寿、致贺词。1950 年、
1951 年我发表了两篇流体力学的文章，其中一篇是
证明二度空间不存在湍流（turbulence）。这个结论对
气象学和海洋学有重要的影响，当时就吸引了数学大
师和计算机创始者冯·诺埃曼（J. Von Neumann）的
注意和推崇。另一篇是三度空间的湍流能量分布理
论，为此贡献，量子力学的创建人海森伯（W.
Heisenberg）（1933 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写了两封信
给我，和我进行专题讨论。1952 年我和杨振宁合写
了两篇统计力学的论文，建立了相变现象和格气体的
基础，证明了三个定理。其中，在带头的第一篇文章
里有两个定理，主要都是我证明的；在第二篇文章里
有一个定理，主要是杨振宁证明的。爱因斯坦很推崇
这两篇文章，专门约我们去讨论，并向我们表示祝福。
同年，半导体和超导体理论的创建人巴丁
（W.Bardeen）（1956年和1972年两次诺贝尔物理奖
获得者）遇到一个固体物理的棘手问题，特邀我去伊
里诺大学设法解决。为此，1953、54 年我和派恩斯
（D. Pines）发表了两篇论文，建立了固体物理中的
“极化子”（Polaron）领域。1953年我解了场论中很
重要的Gell-Mann Low renormalization group方程
式。盖尔曼（M. Gell-Mann）是在1969年获诺贝尔奖的。
1953年、1954年我又创建了“李模型”。量子力学的
创建人泡利（W. Pauli）（1945年诺贝尔奖获得者）
和海森伯都给予高度赞扬，并且，他们二位均亲自在
“李模型”领域内工作了好几年。
1953 年我接受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的邀请到该
系任教，1956 年初就被聘为正教授，当时是在哥伦
比亚大学二百多年的历史中在全校各系里，被聘为正
教授时最年轻的人。
我的这些成就，在1956年做出宇称不守恒工作
以前，就都已完成了。上面提到的论文，只有统计
力学的两篇是和杨振宁合作的。
从40年代我做学生时起到现在，半个多世纪，
我的才能、我对物理学多方面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是公认的。我在国际物理学界的地位，也是众所周
知的。我对此感到自豪。
而且，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我做出的，这
是有实验文献和其他科学家的专门文章可以证明
的。我和杨振宁在我的宇称不守恒思想突破的基础
上对弱作用中宇称不守恒问题做出了具有划时代影
响的、系统性的分析。我们合作的论文从而获得了
诺贝尔奖。这怎么会引起我内心的恐惧呢？杨振宁
凭什么要来乱说和瞎编我的心理呢？
至于杨振宁说，在我给诺贝尔奖委员会的“自
传”里不提吴大猷和费米，是因为杨振宁他对我的
影响超过了吴大猷和费米，这更是荒唐。
我给诺贝尔奖委员会的并不是什么自传，而仅
是约二百字的履历和一张相片。按诺贝尔奖委员会
的规定，凡获奖者，必需在瑞典的一所大学或学院，
给一个约一小时的学术演讲，称诺贝尔演讲（Nobel
Lecture）。这履历，或简单地称为自我介绍就放在
诺贝尔演讲的讲稿前，作为向读者和听众的一个短
短的介绍，其中需有出生地、生日、得奖时的国籍、
父母亲姓名和自己的简单学历等。
这样一件极简单的事情，杨振宁也要大做文章，
向我攻击，并且还要自我吹嘘。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而且，明眼人很容易地可以看出，杨振宁将这
些写在他给吴大猷老师的那封信里，明显的是在挑
拨吴大猷老师和我之间的关系。而现在他在吴大猷
老师过世后，又将他这封已寄出的私人信件，硬性
地拿回来，发表在他的传记里，其用心不良，是明
显的。
说到这里，我想，杨振宁倒要扪心自问，是不
是倒是他自己感到了不安？是不是因为宇称不守恒
的思想突破是我做出的，而怕舆论对他不利，从而
想用不断攻击我、重写历史的办法，迷惑外界，消
除自己内心的恐惧？他自从开始与我合作，就斤斤
计较于名次的排列，这在他的传记里也有叙述。这
是出于一种什么心理呢？是不是也是与他的恐惧心
理有关？是不是也是出于“强烈的竞争心”呢？
（10）问： 李杨之争的另一个方面，是谁先将争论公布于世的。
据杨的说法，是您“四处乱讲”引起的。[29] 书里还
提到了1962 年5 月《纽约客》杂志上发表的伯恩斯
坦的文章《宇称问题侧记》，说许多人都认为，你们
两人也没有否认，正是这篇文章是“造成他们两人关
系正式破裂的一个重要因素”。[30] 您是这样认为的
吗？
（10）答： 1962 年我和杨的分裂，完全是杨的高度贪欲
造成的，与伯恩斯坦的文章无关。
虽然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我做出的，但很
重要的第二步，即宇称不守恒系统性的分析是我和
杨振宁合作的。为此我们获得了1957年诺贝尔奖。
和杨振宁不一样，我说话一向是很谨慎的，对自己
的为人，要求一向是很严格的。可是杨振宁1982年，
公开地以文献的方式重写历史，抢夺我在宇称不守
恒突破上，以及其它方面的贡献。这使我不得不写
下我1986年的回忆，以维护真理。
在这之后，我又一如既往地在自己的工作岗位
上，将全部精力放在物理研究上，放在培养人才和
帮助发展祖国的科技事业上。可是杨振宁还是继续
不断地重编历史。最近他又借江才健的《杨振宁传》
不顾一切地、全面地侮辱和贬低我的人格和贡献。
这使我不得不再次花时间进行申辩以伸张正义。
因此，用杨振宁所说的“四处乱讲”四字，来描
写他自己1982年至今日的行为倒是相当恰当的。
为了反驳他的许多指责，让大家判断是非，我会
在稍后把杨振宁提到的有关的英文文章都翻译成中
文，聚为一册出版，其中也包括伯恩斯坦的文章，供
大家阅读鉴别。
（11）问：杨认为，伯恩斯坦的文章中对您有不真实的揄扬。可
是我今天读了这篇文章却看不到他所谓的揄扬。您能
否猜想，他指的是那些段落？
（11）答： 我也看不出伯恩斯坦的文章对我有什么不真实的
揄扬。我认为，他写的事是真实的。伯恩斯坦根本没
有说在杨和我之中，是谁首先独立地做出了宇称不守
恒思想的突破，他没有偏袒哪一个人。所以，我无法
猜测杨振宁的想法，也不理解杨振宁举出伯恩斯坦的
文章究竟有什么用处，目的是什么。我建议大家可以
去读读这篇文章，一定会得出与我相同的结论。
（12）问： 杨还说，[31] 他之所以在他的出版于1982年的《论
文选及注释》里把问题公之于众，是由于看到了您
1971 年的文章《弱相互作用的历史》和1979 年富兰
克林的文章《宇称不守恒的发现与未发现》。[32] 这
些文章，一般人很难看到。您是如何评价这些文章在
李杨之争中的作用的。
（12）答： 前面已经说过了，我和杨振宁1962 年的分裂是
由于他过度的贪欲。我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他要假
借我1971年的《弱相互作用的历史》的演讲和1979
年富兰克林的文章作为根据，对我进行攻击。前面已
经说过了，我1971年《弱相互作用的历史》 一文仅
是我在意大利恩瑞奇暑期学校一小时的演讲，内容是
1930年-1970年弱作用发展四十年历史的大纲，根本
没有讨论宇称不守恒思想突破的情形，当然，也完全
没有强调是我独立地做出的突破。
同样地，富兰克林1979年的文章中，和伯恩斯
坦的文章一样，也没有涉及在杨和我之中是谁首先
独立地做出了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这个问题，也
没有偏袒哪一个人。杨振宁之所以要这样做，无非
是要寻找一些借口，为他在1982年的《杨振宁论文
选集》里重写历史所用。上面我已经提过，我已经
准备好将这些已发表过的英文文章翻译成中文，收
集成一本文集出版，供大家鉴别。
（13）问：后来（1986 年）您还写了《破缺的宇称》[33] ， 是
说明什么问题？
（13）答： 我1986 年写了《破缺的宇称》。1986 年是我第
一次，也是截止到现在唯一的一次，在杨振宁1982
年书面公开我们的分歧后，公开说明我1962 年与杨
振宁分裂的经过。我写该文的原因是叙述我们合作和
分裂的真正过程，以维护历史事实，指出1982 年杨
振宁写的东西是不符合事实的。
（14）问：那么，1986 年您写的《往事回忆》[34]又谈了些什么
事情？
（14）答： 1982 年杨振宁重写历史，也谈了很多1962 年
前，甚至40 年代我和他做学生时候的情形，他都是
自夸自赞，重写历史，与事实不合。所以1986 年我
写了两篇文章，就是《破缺的宇称》和《往事回忆》，
后者偏重于早期的事情。
我现在再补充一下40年代的事情。1946年通过
吴大猷老师的选拔，我得到了中国政府留美深造的
奖学金，进入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为理论物理研究生。
那时候，我对经典和近代物理的了解都有自己的心
得，很快地就得到了学校各位教授的注意。最杰出的
费米教授先邀请我参加他主持的（需费米教授亲自邀
请才可参加）每周两个晚上的物理讨论会，然后又答
应担任我的博士导师。我入芝加哥研究生院后不久，芝
加哥大学成立了一项新的奖学金，称为“全校奖学
金”。我被物理系推荐并被选中，得到了这份在全芝
加哥大学来说是极富荣誉的三年的奖学金，共四千五
百美元。再加上中国政府的五千多美元的奖学金，当
时我是很受其他同学羡慕的。
杨振宁也是1946 年到芝加哥的。比我早到几个
月。《杨振宁传》上写道：“1946 年……，杨振宁在芝
加哥大学物理系的课堂上终于看到了费米，那一年费米
教了一门核物理，杨振宁正式成为费米的学生。”[35] 这
个说法其实很不妥当。因为在一般研究生院里，习惯上
说谁是某某教授的“学生”，是指该教授的“博士研
究生”，并不是和其他一、二百学生一起听一堂课就
可以自封是某某教授的学生了。《杨振宁传》里又说，
他也去找费米教授，想做费米教授的研究生。因为费
米教授的实验工作是在阿冈国家实验室，那里因为
“进行国防研究，有安全保密的限制”，而他是拿中国
护照的外国人，所以“不能到阿冈国家实验室去工作”，
因而没有成功。[36] 其实，杨振宁在芝加哥大学的
那一段时期，费米教授在芝加哥大学理学院Ryerson
楼有一相当大的实验室，没有国防和安全保密的限
制。费米教授的主要几位实验物理博士研究生也都就
在他的Ryerson实验室工作，并不像杨振宁说的，必
须去离芝加哥有相当距离的阿冈国家实验室做研究。
那时候，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用的是两所相连也相通的
楼房：Ryerson 和Eckert（部分Ryerson 也用于化
学系）。费米教授的Ryerson 实验室进出自由，没有
任何国防和安全保密的限制。我1986 年写的《往事
回忆》中提到的六英尺七英寸长的专用大计算尺，就
是当年费米教授和我一起在他的Ryerson 实验室做
的。所以阿冈实验室并不是费米教授不收杨振宁的原
因。那时，我也是拿中国护照的外国人，可是费米却
愿意担任我的博士导师。可见护照也不是费米不收他
的原因。
杨振宁又去找泰勒教授，要作泰勒的理论物理研
究生。他随泰勒教授“换了两三个题目以后，杨振宁就
知道了，他是没有办法跟泰勒做下去的”。[37] 于是他
又去找费米教授，可是“费米就建议杨振宁到艾立逊
的实验室去做实验”，“杨振宁在艾立逊实验室二十个月
的实验工作不太成功”。[38] 之后，杨振宁又再次去
找泰勒，于是泰勒教授最后做了他的博士论文导师。
费米教授是世界数一数二的善于教导学生的老
师。杨振宁在他1982年和以后的回忆里总是吹嘘说，
虽然我是费米的学生，可是他事实上是我的老师。[39]
这完全是他牵强附会的自夸自赞。任何学物理的研
究生，有了费米教授这样杰出的大物理学家为导师，
怎么会去找另一位费米教授不接受的、不太顺利的
研究生做老师呢？前面已经讲过，1946年－1949年当
我在芝加哥大学时，费米教授开创了一个极庞大、
极重要的交叉领域，由粒子物理、宇宙线物理、天
体物理、流体物理、磁流体物理综合组成。我在费
米教授的引导和教育下在这几个不同而相关的领域
中都做出了基础性的工作。杨振宁既不是费米教授
的研究生，又从来没有在这些与粒子物理有交叉关
系的任何一个物理领域中工作过。杨振宁怎么能够
毫无根据，将费米教授几年教导我的事实，一手抹
煞，而强将费米教授培养我的成果变成为他的功劳
呢？一个人靠着年纪比别人大几岁，就一定要把自
己硬说成是别人的老师，既有失谦虚，又十分可笑。
不顾事实的好为人师，不是一种正常的心态，不是
一位有知识、有修养的学者应有的品格。
1946 年我到芝加哥后才与杨振宁初次认识。我
入芝校与杨振宁毫无关系，我的一切入校手续，都
是自己办理的。而杨振宁亦要编故事、拉关系给自
己带高帽子。《杨振宁传》上说杨“特别照顾他（指
我），在芝加哥大学的许多事，像是办理入学许可，也
都是杨振宁带着李政道去办妥的。”[40] 这完全不符合
事实，虽然没有什么重要性，但杨振宁还是要造假。
杨振宁还到处自称他是我长兄，又是我“不折不
扣的兄长”。[41] 其实，只要看他几十年，一直到现在，
不断地、恶毒地攻击我，他能算得上什么样的“长兄”
呢？简直是对中国“长兄”和“兄长”两个名词的极
大侮辱。
（15）问：杨振宁为什么在听到您要斯坦伯格把“李和杨”改为
“杨和李”后就大发雷霆，写了那封大骂您的信。[42]
“杨和李”的排列次序，是杨一直主张的，您要他们这
样做，他为什么又发怒呢？
（15）答： 物理文献的署名，按一般的习惯，其顺序是根据
作者英文姓氏的第一个字母的次序而定。这种次序并
没有特别的意义。就如中文排名以姓氏笔划数目而定
一样。
可是杨振宁在排名次序的事情上，五十年来一直
为一种患得患失的思绪所困扰，如入迷津，表现得十
分执着，并且很神经质。怪不得奥本海默早在60 年
代初就说“杨振宁应该去看看精神医生”。[43] 因为杨
振宁错误地相信排名在先表示贡献大、名誉大，便借
口他年龄比我大四岁，多次恳求我能否将他的名字放
在我的前面。1951 年发生过一次，1957 年在诺贝尔
奖授奖典礼举行前他又提出了这样的请求。虽然这两
次，我都勉强答应了，但我告诉他，以年龄大小来排
名不是科学合作的常规。可是，他1962 年4 月又提
出了几次，虽然我都没有答应，但杨振宁这些不合理
的要求，终于成为我们合作分裂的一个主因。同时，
他又非常害怕不按姓氏字母次序排名，他排在前面，
会被同行们觉得这是不合常规而耻笑他。于是这两种
矛盾的心理就造成了他多年来在这一问题上的患得
患失和精神上的严重不安。
莱德曼，史瓦兹和斯坦伯格三位在他们各自（或
合作）的文章中，在提到我和杨振宁合作的工作的时
候，一向都以英文字母次序排序，就是李和杨。他们
三人在1962 年发表的文章也是如此。我从来没有就
这一问题和他们讨论过，或向他们打过招呼，因为根
本不需要这么做。
在《杨振宁传》里，关于1962 年他大怒的记载
是很奇怪的：“杨振宁当时不知道李政道是如何跟他们
三人说的，可是他立刻听到谣言……。他大怒之下给李
政道写了一封信，”说，“李政道在没有知会他，也没有
和他商量的情况下，跑去找了斯坦伯格，并且坚持要斯
坦伯格把他们论文中杨、李两人名字的顺序不依过去习
惯转变过来。”[44] 我们由此或许可以看出那时候杨
振宁的心态和行为。事实上，根本没有这件事情。可
是杨振宁当时却凭信谣言给我写信，大加鞭笞，实际
上宣布了我们二人合作关系的终结。这实在不可理
解。而时隔几十年后他又在《杨振宁传》里把这封充
满神经质的怪信登载了出来，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更稀奇的是《杨振宁传》里的下述记载：1962
年我和他合用一间办公室，杨振宁将这封不可理喻、
充满恶毒攻击的信放在我桌上，刚好我不在。可是后
来我在的时候，他忽然又回来了。传记上是这样叙述
的：
“他心中十分懊悔，所以就把这封信撕掉，丢到字
纸篓里。”[45]
可是这封已被他撕掉、已被他丢掉的“黑信”
怎么又会在四十多年后复活，全部出现在最近出版
的《杨振宁传》里呢？真是不可思议。
在《杨振宁传》里还登载了另一封怪信，又是
一封莫名其妙的毒信。[46] 传里说，是1968年
2月18日杨振宁写给我，可是“没有寄给李”的。
当然我也没有收到过。
以前我只在侦探小说上看到过有关这种毒信的
描述。可是为什么会在《杨振宁传》里竟也出现了
这种毒信呢？这个问题只有传记主人和传记作者能
够回答了。
（16）问：杨在给吴大猷先生的信里总结说，他做过的大错事之
一，就是没有把得诺贝尔奖的论文的名次写成“杨和
李”，并认为如果当时写成“杨和李”，就不会发生后
来的悲剧。[47] 这个说法似乎太过简单，他怎么会
拿这样的理由去说服他的老师呢？
（16）答： 前面已说过，在我和杨振宁合作时，他不断地为
排名次序感到烦恼、忧虑。他相信，利用排名次序就
可以取得更多的、不属于他的学术上的荣誉。从这本
传记里登载的杨振宁给吴老师的信来看，他至今还是
后悔，为什么当时没有恳求将他的名字放在我的前
面。
其实杨振宁这种严重的贪欲心理，在很早的时候
就存在了。关于我和杨振宁1956年10月1日以李政
道、杨振宁次序署名，发表在《物理评论》上的《弱
相互作用中的宇称守恒质疑》一文的排名的事，在
1998年《杨振宁文集》中有下面的记载：
“简单地说，我曾想过要把我的名字排在前面，但
后来决定不这样做。这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则我不
喜欢在排名先后上计较，二则我要在事业上扶持李政
道。”[48]
显然，他的这种说法本身就是矛盾的。
前面也已经说过了，物理文献的署名习惯，其
顺序是根据作者英文姓氏的第一个字母的次序而
定。这种次序并没有特别的意义。就如中文排名以
姓氏笔划数目而定一样。可是杨振宁在排名次序的
事情上，五十年来一直为一种患得患失的思绪所困
扰，如入迷津，表现得十分执着，和他上述自欺欺
人的解释完全不一样。
也许可以将1951 年他向我首次提出排名要求的
事情，和他上述自欺欺人的想法放在一起作一整体的
分析。前面已经说过，在1951 年时，我和他合作统
计力学的研究，带头第一篇文章的两个定理主要都是
我证明的，写完后杨振宁要求，如果我不在意的话能
不能把他的名字放在我的前面，因为他比我大四岁。
我对他的要求很觉吃惊，因为这并不是一般物理学界
合作的习惯。但由于事出突然，当时虽感到很窘，但
勉强答应了。稍后，我看了文献，察觉这样做是不对
的。当我们写第二篇论文时，我把一些文献给他看，
以说明年岁大并不是排名的考虑因素。而且，我又解
释，第一篇文章里的两个定理，主要是我证明的，可
是我的名字却不按习惯地被排在了后面。这样，杨振
宁才被我说服，同意我的意见，于是我和杨振宁的第
二篇统计力学论文的名字排列次序便倒过来了，是依
照一般物理学界合作的习惯，以李政道、杨振宁的次
序署名。
有了那次令人困窘的经历，我决定不再与杨振
宁合作，除非是我自己已经在做的研究，他知道后，
想参加，并向我提出要求，然后，由我加以考虑后
才能决定。所以1952年我们初次合作分手后，隔了
三年，至1955年才又有合作，而在这再度合作的时
期中，从1955 年-1962 年初，杨振宁没有再向我提
出过他的反常要求。在我们的合作文章署名上，他
不再恳求，希望把他的名字放在我的名字前面。当
然他很清楚，这我也是不会答应的。可是就像您问
题中所问，从他在给吴大猷老师的信里所总结的[49]，
和他上述自欺欺人的解释 [50]，我们可以看出，杨振
宁的内心中还是极端矛盾的，对排名这个问题还是
无法放下的。虽然他知道自己这样的反常贪欲是不
对的，但是不能控制，内心中还是非常想要贪。虽
然他知道不应该，内心中还是想要千方百计地企图
吞夺不属于他的学术上的荣誉。
杨振宁在文章排名上的想法和做法都是错误
的。学术上的成就，不是文章排名次序可以决定的。
（不然，也许更会有人改名，想做鲁迅笔下的阿Q—即
AaQ 了。）由杨振宁制造并公开化了的李杨之争更不
是简单地把名次排列改变一下就能解决的。从他的这
种后悔，他的所谓大错事，我们可以看出，直到现在
他还保持着他那种不现实、不道德的贪欲，这已经与
事实无关了。而且他竟然还要把这种既可笑又可耻的
说法写信告诉吴大猷老师，是不是他自以为吴老师会
同意他这种幼稚的说法呢？杨振宁的痴迷竟到了这
种地步，真是令人难以相信。
（17）问：看来，关于李杨之争，要说的话你们二位都已说过，
或许说，都已把自己的观点说清楚了。那么，为什么
在过了近二十年之后，杨振宁却又同意在他的传记里
公开几乎全部的争论细节，公开发表从未寄出的信，
公开发表他给吴大猷先生的信和吴先生的回信？而
且，据知情人士透露，吴大猷先生生前曾明确表示无
论什么时候都不准许发表这些信，而杨则借口恐怕保
管人会透露而把信件索要回来并且发表了。是这样的
吗？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听说吴大猷先生在世的时
候，曾多次与人谈及您的为人和人格，给予了很高的
评价。是这样的吗？
（17）答： 杨振宁为了满足他一己的贪婪，毫无道义和情感
地将我已过世的老师吴大猷先生强行卷入他和我四
十多年前发生的合作分裂之争。杨振宁的行为使我感
到十分震惊。他完全不考虑吴老师生平富有正义感的
为人和一代大宗师的声誉。我为此感到非常悲痛。杨
振宁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是什么目的呢？
在吴老师逝世后，杨振宁借传记之便发表这样一
封他单方面给吴老师的私人信件，他当然知道这封信
不能对客观事实给以任何证明。可是他企图用这封私
人信件，将他的名字和吴老师的崇高声誉在表面上拉
得近一些，企望能够造成一种错觉，似乎吴老师是支
持他的，好像吴老师是反对我的。事实上，杨振宁的
信纯粹是他的一面之辞，谎话连篇，没有任何客观事
实支持他的假话，也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证明吴老师是
同情他的。
《杨振宁传》里刊载出来的吴老师1989 年7 月
14日给杨振宁的回信，在其开始部分里，吴老师说：
“整件事是一极不幸的事，我想真相是不能永远掩盖着
的，所以我希望大家都不要再在世人前争，而让真相慢
慢的展现出来。”[51]
杨振宁完全违背了吴老师回信上的希望！“让真
相慢慢的展现出来”是所有正直和有正义感者都有
的愿望。为了纪念吴老师，为了让真相展现出来，
我有责任把我所知道的事实提供出来，供大家分辨。
我想顺便说一下我所知道的这封1989年杨振宁
写给吴老师的信所以得以发表的故事。据保管人向
我的友人透露，吴老师在世时曾有明确交代，任何
时候都不能发表这封信。但，杨振宁为了发表他写
给吴老师的这封信，在吴老师逝世后曾多次向保管
人索要，甚至谎说，他是为了保管这封信以防止别
人将它透露出去，才要回这封信的。可是，结果却
是为了他拿来发表！对这种做法，我还能说什么
呢？！
吴大猷老师和吴夫人冠世女士在世的时候，都
和我亲如家人，这关系大家都是知道的。您说，吴
老师在世的时候，曾多次与人谈及对我的为人和人
格并给予赞扬，我也偶有所闻。不过我认为，这是
吴老师对我的一种间接鼓励，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应
该的。
（18）问：江才健的书里描述了大量人际之间的故事，借别人之
口，透露了不少暗喻、攻击、中伤。您对此有何评论？
（18）答： 四十年来杨振宁千方百计地想占据和夺取我在物
理学上的成就。可是物理学家的每个成就和名誉都是
经过很严格的学术考验才得以肯定的。杨振宁没有客
观事实和任何严格文献的证明，他无法在学术上成功
地攻击我。因而他转变方向，用耸人听闻的煽动性的
手法，来重写历史。他欺骗的对象从物理学界扩大到
一般善良的读者。他以为用暗示、中伤、造谣和各种
似是而非的手段来攻击我，这样就可以完全达到他否
定历史的目的。
最近出版的《杨振宁传》完全不用客观的事实和
学术界严格的标准分别真假。凡杨振宁单方面的宣
称，凡杨振宁单方面写给已过世的不同学者的私人信
件，连他已经撕掉和扔掉的信，甚至他没有寄出的私
人信件，只要能攻击我，都可以突然出现，都可以发
表，都可以充作所谓的“事实”，以假乱真。在一本
传记中对别人进行如此集中的歪曲和侮辱，是非常罕
见的。这种行为是很可耻的，也是极可笑的。
我相信，这条路也是走不通的。公正的读者们是
会看出真假来的。
（19）问：李杨之争是历史，是现实。虽然，历史上类似的争论
不乏其例，但终归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能不能借鉴
历史，趁两位当事人都还健在，使争论有一个合理的
结局？进一步想问一下，您曾为结束争论、恢复和解
作过什么努力？效果如何？您认为应该怎样结束这
一争论？
（19）答： 在科学史上，一个重要贡献的产生和确定往往要
经过至少两个阶段：先是“思想突破”，然后是系统
性的“理论分析”或“实验证明”。如果是通过合作
而取得成功，不同合作者事后的回忆，尤其对“突
破”的产生，可能会有差异。往往是二人曾在同一
工作场合讨论，A的回忆觉得A先有这突破的思想，
B 可能觉得B 先有。但，二人的回忆，其不同的时
间和空间之差往往是很微小的。同一客观事情，由
于A和B不同的主观立场，其回忆可以不一样。但
是，既然二人合作的成功已有公认，对科学史研究
者说来，这类争论是不值得研究和分析的。
可是李杨之争则很特别。杨振宁1982 年发表的
和我1986年发表的回忆，在对当初1956年宇称不守
恒思想的突破是什么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是，对宇
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如何产生的回忆上却完全不
同。两个说法在时间上相差了约三个星期，地点和情
况也完全不一样。当时，这个思想突破，立刻就受到
多位很重要的实验物理学家的注意，他们并立刻做了
实验和分析，而且把分析的结果写成论文发表了。之
后，当时做实验的人又发表了回忆文章。其中对事情
发生的时间和经过均有细致、客观的记录。因此，很
容易证明这两个说法中哪一个是假的。这种情形是比
较惊人的，在科学史上可能也是空前的。
从前面我的回答中提到的文献和客观事实，以及
当时参与宇称不守恒实验的物理学家已发表的回忆
和专文记载来看，显然杨振宁的说法与事实不合，是
假的。
在有了宇称不守恒的思想突破后，宇称不守恒
的系统性分析是我和杨振宁两人合作的，为此我们
获得了1957年诺贝尔奖，这荣誉是我们两人平分的。
难道这还不够吗？可是，几十年来杨振宁对此一直
不满足，最近又借出版这本新的传记的机会，再次
不顾事实，一意要更大量地改变历史，这是不能容
许的。挑起这新一轮争论的又是杨振宁。我有责任
将事实真相披露出来，使大家明了，供历史检验。
我认为，尊重事实，尊重历史，是解决争论唯一的
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合理的结局。
这里，我还要补充一点杨振宁在对待我个人方
面的一些非同寻常的表现。江才健在他的《杨振宁
传》里叙述了当年我和杨振宁相识时的情形。可
以看出，杨振宁在对我的看法上一开始就颇有矛盾。
例如，书中说“杨振宁看到李政道以后，对他的印象
很好”（见《杨振宁传》201页，下同），“李政道……
个性十分的随和”（200 页），但是，杨振宁又说了带
着侮辱性的话“李政道是上海人，有一些地方有一点
像上海的小开”（207页）。一方面杨振宁在书中自称
为我的“兄长”（201页）、“大哥”（118页）、“长兄”
（507 页），甚而至于自封为“长辈”（228 页）、“老
师”（201页）、“合作关系中……资深的一方”（236页），
而我则是“小弟”（207页）、学生、合作中的被扶持
对象（236 页）；他一人很奇怪地宣称他和我的“情
谊比兄弟还要深得多”（226页），我们“共有的经验和
感觉，是我们和我们的太太之间都没有的”（224页），
两人的关系“比我们和我们太太之间的关系还要密切”
（241页）等等，可是，另一方面，却又说“李政道
这个人不值得……信任”（207 页），进而骂我“不诚
实、很愚蠢而且又居心叵测”（222 页），“无知”（232
页），“不道德……及居心叵测”（233页）等等；他一
方面宣称“不喜欢在排名先后上计较”[52]，可是事实
上，却一而再，再而三地与我纠缠排名次序；他一
方面自称“君子交恶，不出恶声”（505 页），可是实
际上是，几十年来，恶声不断，而最近出版的《杨
振宁传》对我更是恶言满页。我完全不理解杨振宁
为什么会有这些很奇特，而也极矛盾的表现。《杨振
宁传》里说，杨振宁是“有分际的君子”、“心胸开阔”、
信奉“中庸之道”和“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为人处世
的原则（434 页），从上面他的这些表现，人们所看
到的是什么君子之风呢？
对我和杨振宁的合作分裂，杨振宁的父亲—杨
武之先生在他过世前，向我郑重表示了他的看法。
这是一件很不平凡的经过。
1946年我离开祖国后，第一次回国是在1972年。
当我和我夫人惠回到我们的出生地上海，一位旅行
社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先生
很想和我见面。
武之先生是众所仰望的数学大师。我在瑞士日内
瓦曾和他见过面。1972 年他已在医院里。我和惠
去拜访时，武之先生卧在病床上，病得相当重，说话
发音均颇有困难。幸好杨振宁的妹妹杨振玉女士在
旁。武之先生觉得事属重要，每一句话，他说后，均
由振玉女士重复。
武之先生请我去他病床旁，紧紧地将他的手握住
我的手，慢慢地一个字、一个字忍痛地向我说，振玉
女士再全句重复武之先生说的话。武之先生说：“很
清楚振宁和你（指我）62 年破裂的经过，振宁对不
起你，请你原谅。”
武之先生再次说：“你们（指杨振宁和我）是天
下的奇才，为了中国下一代的学子，虽然振宁对不起
你，请你原谅振宁。”然后他更紧地握着我的手，反
反复复地、一遍又一遍地说这几句话。
我极受感动，带泪向武之先生说：“请您放心，
我一定原谅杨振宁过去不应该做的事情，也一定尽力
去忘记这些事情。”武之先生听了，手握得更紧了一
些。
后来武之先生累了。当惠和我告辞时，我们能
够觉得出武之先生显现出的欣慰的笑容。回到旅馆
后，惠和我心情都很沉重，深觉武之先生的为人正
直和伟大。
不久，武之先生不幸逝世。三十年后，惠也已
不在。可是我相信，振玉女士和那位旅行社的陪同，
一定都记得这如此令人感动的经过。
之后，我一直努力遵守我对武之先生的诺言—完
全保持沉默。可是没有想到十年以后，1982 年杨振
宁竟发表了如此不真实的文章，做出了这样新的不应
该做的事情。这使我1986 年不得不写下《破缺的宇
称》[53] 和《往事回忆》[54] 。1986 年后，我又回到
以前的沉默。但是去年杨振宁通过江才健著的《杨振
宁传》，变本加厉地制造更多和更新的假话，使我不
得不忍痛再一次打破沉默。
我十分清楚，李杨的矛盾，对中国的学术界，
无论怎么说都不是一个好的榜样。1972 年武之先生
病危时提出的要求：“为了中国下一代的学子……”
一直沉埋在我的心头。所以，多少年来，凡和杨振宁
有关并有公益的事情，我都表示支持，决不抱个人成
见。如1999 年杨振宁在清华大学创办的高等研究中
心大楼落成，我亲自参加它的庆祝典礼，以表祝贺。
在1999 年国庆前举行的友谊奖颁发大会上，我也表
示了对他的谦让。2002 年北京清华大学为杨振宁举
行80 寿辰庆祝活动时，我也请人专程前往祝贺。可
是，完全出乎我的意外，同年杨振宁却授意出版了江
才健写的《杨振宁传》，制造如此大批的、更新的假
话公开地攻击我，这才使我被逼，只能又一次打破沉
默。
下面是1986年我写的《破缺的宇称》的序：
“一个阴暗有雾的日子,有两个小孩在沙滩上玩耍，
其中一个说:‘喂,你看到那闪烁的光了吗？’另一个回答
说:‘看到了，让我们走近一点看。’两个孩子十分好奇,
他们肩并肩向着光跑去。有的时候一个在前面，有的时
候另一个在前面。像竞赛一样，他们竭尽全力，跑得越
来越快。他们的努力和速度使他们两个非常激动，忘掉
了一切。
“第一个到达门口的孩子说:‘找到了！’他把门打
开。另一个冲了进去。他被里面异常的美丽弄得眼花缭
乱，大声地说:‘多么奇妙！多么灿烂！’
“结果，他们发现了黄色帝国的宝库。他们的这项
功绩使他们获得了重奖，深受人们的羡慕。他们名扬四
海。多少年过去，他们老了，变得爱好争吵。记忆模糊，
生活单调。其中一个决定要用金子镌刻自己的墓志铭:
‘这里长眠着的是那个首先发现宝藏的人。’另一个随
后说道:‘可是，是我打开的门。’”
同文的结尾是：
“我和杨的合作在二十多年前结束了。它的价值，
不需要更多的说明，就如我们已发表的科学论文所表现
出的那样，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可是，使我真正感到伤
心的，是因为新近出版的《杨振宁1948-1980年论文选
及注释》一书使我不得不写这篇文章。”
而现在，使我更为伤心的是，在我和杨振宁合
作结束后的四十年，杨振宁又和江才健合作出版了
《杨振宁传》，使我又不得不再次破例，打破沉默，
回答今天您问的这十几个问题。
事实上，对杨振宁如此这般的行为，我也完全不
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注：
[1] 杨振宁文集.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56
Chen Ning Yang，Selected Papers 1945-1980 With
Commentary, San Francisco, W. H. Freeman and Company,
1983. 26
[2] 20 世纪50年代, 下同.
[3] R. Budde, M. Chretien, J. Leitner, N.P. Samios, M. Schwartz,
J. Steinberger. Properties of Heavy Unstable Particles Produced
by 1.3 BeV π
- Mesons. Phys. Rev., 1956, 103(6): 1827-1836
[4] 本文注 [3] 引文中之注11。
[5] M. Schwartz. Early Experiments in Hyperon Decay and Other
Recollections of Columbia in the Fifties, R. Novick, ed. Thirty
Years Since Parity Nonconservation. Boston: Birkhauser Inc.,
1988. 11-14.
[6] Chien－Shiung Wu. Beta Decay and Parity Nonconservation.
B. Maglich ed. Adventures in Experimental Physics, Volume
γ . Princeton: World Science Communications, 1972，101
[7] 杨振宁文集.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55
Chen Ning Yang. Selected Papers 1945－1980 with
Commentary. San Francisco: W. H. Freeman and Company,
1983. 26
[8] 杨振宁文集.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57
[9] Chen Ning Yang. Selected Papers 1945-1980 with
Commentary. San Francisco: W. H. Freeman and Company,
1983. 28
[10] M. Schwartz. Early Experiments in Hyperon Decay and other
Recollections of Columbia in the Fifties. R. Novick ed. Thirty
Years Since Parity Nonconservation. Boston: Birkhauser Inc.,
1988. 11-14.
[11] 江才健. 杨振宁传.台北天下远见出版公司与远哲科学教育
基金会共同出版. 2002. 507
[12] T. D. Lee. History of Weak Interactions. Elementary Processes
at High Energy. New York : Academic Press Inc., 1971
T. D. Lee. History of Weak Interactions. T. D.Lee Selected
Papers, volume 3. Boston: Birknauser Ins., 1986. 475-509
[13] 江才健. 杨振宁传. 台北天下远见出版公司与远哲科学教育
基金会共同出版. 2002. 506－507
[14] 江才健. 杨振宁传. 台北天下远见出版公司与远哲科学教育
基金会共同出版. 2002. 256-257
[15] 江才健. 杨振宁传. 台北天下远见出版公司与远哲科学教育
基金会共同出版. 2002. 507
[16] 杨振宁文集.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59
Chen Ning Yang，Selected Papers 1945-1980 With
Commentary. San Francisco: W. H. Freeman and Company,
1983. 29
[17] 杨振宁文集.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62
Chen Ning Yang，Selected Papers, 1945-1980 With
Commentary. San Francisco: W. H. Freeman and Company,
1983. 30
[18] T. D. Lee, C. N. Yang, Question of Parity Conservation in
Weak Interactions. Phys. Rev., 1956, 104(1): 254-258
[19] 杨振宁文集.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59
Chen Ning Yang，Selected Papers, 1945-1980 With
Commentary. San Francisco: W. H. Freeman and Company,
1983. 29
[20] 杨振宁文集.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59
Chen Ning Yang，Selected Papers, 1945-1980 With
Commentary. San Francisco: W. H. Freeman and Company,
1983. 29
[21] 江才健. 杨振宁传. 台北天下远见出版公司与远哲科学教
育基金会共同出版. 2002. 201
[22] 江才健. 杨振宁传. 台北天下远见出版公司与远哲科学教
育基金会共同出版. 2002. 506
[23] E. Fermi. Elementary Particl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1
[24] 江才健. 杨振宁传. 台北天下远见出版公司与远哲科学教
育基金会共同出版. 2002. 506
[25] 江才健. 杨振宁传. 台北天下远见出版公司与远哲科学教
育基金会共同出版. 2002. 506
[26] 江才健. 杨振宁传. 台北天下远见出版公司与远哲科学教
育基金会共同出版. 2002. 104
[27] M. Schwartz. Birth of the High Energy Neutrino Experiments.
B. Maglic ed. Adventures in Experimental Physics, volume
α . Princeton: World Science Communications 1972. 82
[28] 江才健. 杨振宁传. 台北天下远见出版公司与远哲科学教
育基金会共同出版. 2002. 508
[29] 江才健. 杨振宁传. 台北天下远见出版公司与远哲科学教
育基金会共同出版. 2002. 505
[30] 江才健. 杨振宁传. 台北天下远见出版公司与远哲科学教
育基金会共同出版. 2002. 217
[31] 杨振宁文集.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62
Chen Ning Yang，Selected Papers, 1945-1980, With
Commentary. San Francisco: W. H. Freeman and Company,
1983. 30
[32] A. Franklin. The Discovery and Nondiscovery of Parity
Nonconservation. Stud. Hist. Phil. Sci., 1979, 10(3): 201-257
[33] T. D. Lee. Broken Parity. T. D. Lee Selected Papers, Volume 3.
Boston: Birkhauser Inc., 1986. 487-509.
[34] T.D. Lee. Reminiscences. R. Novick ed. Thirty Years Since
Parity Nonconservation. Boston: Birkhauser. Inc., 1988.
153-165
[35] 江才健. 杨振宁传. 台北天下远见出版公司与远哲科学教
育基金会共同出版. 2002. 95
[36] 江才健. 杨振宁传. 台北天下远见出版公司与远哲科学教
育基金会共同出版. 2002. 106
[37] 江才健. 杨振宁传. 台北天下远见出版公司与远哲科学教
育基金会共同出版. 2002. 110
[38] 江才健. 杨振宁传. 台北天下远见出版公司与远哲科学教
育基金会共同出版. 2002. 110-111
[39] 杨振宁文集.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8
Chen Ning Yang，Selected Papers, 1945-1980 With
Commentary. San Francisco: W. H. Freeman and Company,
1983. 7
江才健. 杨振宁传. 台北天下远见出版公司与远哲科学教
育基金会共同出版. 2002. 118
[40] 江才健. 杨振宁传. 台北天下远见出版公司与远哲科学教
育基金会共同出版. 2002. 118
[41] 江才健. 杨振宁传. 台北天下远见出版公司与远哲科学教
育基金会共同出版. 2002. 201
[42] 江才健. 杨振宁传. 台北天下远见出版公司与远哲科学教
育基金会共同出版. 2002. 222-224
[43] 江才健. 杨振宁传. 台北天下远见出版公司与远哲科学教
育基金会共同出版. 2002. 226
[44] 江才健. 杨振宁传. 台北天下远见出版公司与远哲科学教
育基金会共同出版. 2002. 222
[45] 江才健. 杨振宁传. 台北天下远见出版公司与远哲科学教
育基金会共同出版. 2002. 225
[46] 江才健. 杨振宁传. 台北天下远见出版公司与远哲科学教
育基金会共同出版. 2002. 232
[47] 江才健. 杨振宁传. 台北天下远见出版公司与远哲科学教
育基金会共同出版. 2002. 509
[48] 杨振宁文集.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59
Chen Ning Yang，Selected Papers, 1945-1980 With
Commentary. San Francisco: W. H. Freeman and Company,
1983. 29
[49] 江才健. 杨振宁传. 台北天下远见出版公司与远哲科学教
育基金会共同出版. 2002. 509
[50] 杨振宁文集.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59
Chen Ning Yang，Selected Papers, 1945-1980 With
Commentary. San Francisco: W. H. Freeman and Company,
1983. 29
[51] 江才健. 杨振宁传. 台北天下远见出版公司与远哲科学教
育基金会共同出版. 2002. 511
[52] 杨振宁文集.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59
Chen Ning Yang，Selected Papers, 1945-1980 With
Commentary. San Francisco: W. H. Freeman and Company,
1983. 29
[53] T. D. Lee. Broken Parity. T. D. Lee Selected Papers, Volume 3.
Boston: Birkhauser Inc., 1986. 487-509
[54] T.D. Lee. Reminiscences. R. Novick ed. Thirty Years Since
Parity Nonconservation. Boston: Birkhauser. Inc., 1988.
153-165
《科学时报》2003 年4 月3 日
=========================================================
李政道文集: 编 者 的 话
我们编辑出版的是一部特殊的历史性文集。
2002年在台湾出版了江才健著的《杨振宁传》(1)。在这本传
记里，作者用很大的篇幅叙述了李政道和杨振宁合作和分裂的故
事。
李政道和杨振宁这两位中华民族的精英、奇才，他们在科学
上所创造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革命性的成就，震撼了整个世界，
特别是中华民族的心灵。中华民族为有了他们而永远感到自豪和
骄傲。
不幸的是，在他们之间产生了裂痕。他们那种令世界科技界
赞羡不已的合作关系破裂了。李杨合分，或者说李杨之争，是一
场悲剧，为世人所关注，也必然地会为世人所批评和论证。无论
怎么说，它的确是一件令人很觉遗憾和十分可惜的事情。
但，李杨之争是历史事实，是现实，不能回避。李杨最后一
次的科学合作是在四十多年前的1962年。在他们的合作破裂后，
李政道对其中是非曲直，一直保持沉默。20 年后，1982 年杨振
宁首次公开发表他对李杨分歧的描写(2)；1986年李政道发表了他
第一次，也是截止到现在唯一的一次书面说明(1) (2)。李政道所回
忆的事实经过，与杨振宁的叙述大有差异。之后，李政道又回到
以前的沉默。但是17 年后的今天，江才健著的《杨振宁传》的
出版，再一次打破了李政道的沉默，使这一事件再度浮现在人们
的面前。
什么原因使李杨之间很成功的合作产生分歧？什么原因使
这应该很愉快的合作转变成现在的悲剧？谁应对这一悲剧负
责？事实的真相是什么？我们从这一悲剧中，可以总结出什么样
的教训？…… 许多问题摆在我们面前。要解答这些问题，需要
真实的材料，需要了解事情的真相。
杨振宁从1982 年起，先以英文论文选集加注释的形式，将
有关这一不幸事件的情形以他的个人看法正式发表出来。之后，
在1998 年，又在中国出版了他的文集并有更多的中文文章发表
(3)。他认为这一不幸事件的责任全在李政道身上。
李政道1986年用英文发表了有关这一问题的文章。他本来
打算就此为止，永不开口，让历史去做裁判。
可是，杨振宁以“有朝一日我必须把真相公诸于世”的决心
(4)促成了最近《杨振宁传》的出版，点燃了新一轮的争论。究竟
这“真相”是什么呢？李政道能够沉默吗？
李杨之争这一悲剧情况特殊，从根本上与科学史上其他的类
似争论大有区别，有其探讨的价值。杨振宁作为争论的一方已经
充分地表达了他自己的看法。因此将争论的另一方，即李政道就
此问题答记者问，以及他提供的有关资料汇集出版是有必要的。
我们尽力使这件事情的是非曲直，前因后果均收集在此文集中。
李杨合分的一个关键问题是，1956年提出，1957年获诺贝尔
奖的论文思想，即弱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这一思想的突破，是李、
杨二位中谁第一个提出来的。杨振宁1982 年发表的和李政道
1986年发表的回忆，在对当初1956年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
什么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是，在对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如何
产生的回忆上却完全不同。两个说法在时间、地点和情况上都大
不一样。当时，在1956 年，这个思想突破，立刻就受到多位很
重要的实验物理学家的注意，他们并立刻做了实验和分析，而且把分
析的结果写成论文发表了。之后，当时做实验的物理学家又发表
了回忆文章。其中对事情发生的时间和经过均有细致、客观的记
录。因此，很容易证明杨振宁和李政道两人说法中哪一个是假的。
这种情形是相当惊人的，在科学史上可能也是少见的。
为便于鉴别，我们将重要的英文资料均翻译成中文，使这些
客观事实的证明，都能汇集在这本中文的文集里，作为李、杨叙
述的背景文章，使读者们能够彻底了解四十七年前宇称不守恒思
想的突破的产生真相和它在物理科学史上的重大意义，亦可以以
此进一步了解李杨合分的真正经过，能够由事实的证明获得最后
的真理。
我们十分感谢《科学时报》记者杨虚杰女士提出的尖锐问题。
我们也非常感谢叶铭汉院士帮助审校本书汇集的英文历史资料
的译文。
另外，在本书出版时，根据读者提出的问题，李政道教授对
《答记者问》又做了一些补充。特此说明。
季 承 柳怀祖 滕 丽
2003年7月21日
注：
（1） 江才健。杨振宁传
台北天下远见出版公司与远哲科学教育基金会共同出版，
2002年。
（2） Chen Ning Yang. Selected Papers 1945-1980 with Commentary San
Francisco: W. H. Freeman and Company, 1983
（1） T. D. Lee, Broken Parity. T. D. Lee Selected Papers, Volume 3. Boston:
Birkhauser Inc., 1986. 487-509
（2） T. D. Lee. Reminiscences. R. Novick ed. Thirty Years Since Parity
Nonconservation. Ed. By R. Novick. Boston:
Birkhauser Inc., 1988.153-165
（3） 《杨振宁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叶中敏. 人情物理杨振宁. 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
（4） 杨振宁文集.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62
Chen Ning Yang. Selected Papers 1945-1980 with Commentary. San
Francisco: W. H. Freeman and Company, 1983. 30
======================================================
======================================================
编者的话…………………………………………………… 1－4
目 录……………………………………………………… 5－8
序……………………………………………………………9－10
李政道教授答《科学时报》记者杨虚杰问…………………11－88
参考文献：
1． 1.3BeVπ
-介子产生的不稳定重粒子的性质
R.布德， M. 克瑞廷， J. 雷特奈尔， N. P. 塞缪斯， M. 史瓦兹，和J. 斯坦伯格
（1956年6月15日收到）
《物理评论》，103卷，No. 6，1956年9月15日，第1827-1836页。
……………………………………………………… 89－108
2．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守恒质疑
李政道，杨振宁
（1956年6月22日收到）
《物理评论》，104卷, No. 1，1956年10月1日，第254－258页。
………………………………………………………109－122
3．宇称问题侧记
J. 伯恩斯坦（1962年）
《纽约客(New Yorker)》, 38卷，1962年5月12日，第49－104页。
…………………………………………………… 123－154
4．弱相互作用的历史
李政道（1971年）
《高能基本过程》，Academic Press，纽约，1971年出版。
…………………………………………………… 155－170
5．高能中微子实验的诞生
史瓦兹（1972年）
《实验物理探索》，α 卷，B. 马格丽赫编，World Science Communications，1972
年出版，第82页。
………………………………………………… 171－172
6．β衰变和宇称不守恒
吴健雄（1972年）
《实验物理探索》，γ卷B. 马格丽赫编，World Science Communications，1972年
出版，第101页。
………………………………………………… 173－174
7．宇称不守恒的发现与未发现
A. 富兰克林（1979年）
《科学的历史和哲学研究》，Ltd. , 1979年出版，第十卷, No.3, 第 201-257页。
…………………………………………………… 175－250
8．破缺的宇称
李政道（1986年）
《李政道论文选》，G. 费因博格编, Birkhauser, Boston Inc., 1986年出版，第三卷，
第487－509页。
…………………………………………………… 251－270
9．超子衰变的早期宇称实验和50年代哥伦比亚大学的其它
往事回忆
M. 史瓦兹（1986年）
《宇称不守恒发现三十年》，R. 诺维克编，Birkhauser, Boston Inc., 1988年出版，
第11-14页。
…………………………………………………… 271－276
10．往事回忆
李政道（1986年）
《宇称不守恒发现三十年》，R. 诺维克编，Birkhauser, Boston Inc., 1988年出版，
第153-165页。
…………………………………………………… 277－292
后记………………………………………………………… 293－294
==========================================================
==========================================================
李政道 序
2002年在杨振宁的直接推动下，在台湾出版了江才健写的
《杨振宁传》，书中用大量篇幅叙述了我和杨振宁合作和分裂的
事情，引起了学术界的很大震惊。
我和杨振宁的分裂，无疑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很大的悲剧，
但它是事实，无法回避。自从和杨振宁于1962 年合作破裂后，
我一直保持沉默。1982 年杨振宁在他的英文文集里公开发表了
他对这一问题的描述。他对此事的描述和我对事情实际经过的记
忆相差太大。于是我不得不在1986 年作了书面说明。在今年4
月3日前，这是我唯一的一次对事实的公开说明。这一说明是用
英文写的，获得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在这之后我继续保持
沉默，祈望这件事就此了结，不再纠缠。可是杨振宁却把事情转
向了中文读者，借用《杨振宁文集》（1998年出版）等一些中文
出版物继续对我攻击。去年，在杨振宁直接推动下，终于又在台
湾出版了江才健写的《杨振宁传》，编造了更多不真实的故事。
因此，我不得不再一次打破沉默。
我和杨振宁争论的主要焦点是：在1956年我们合作发表，
1957 年获得诺贝尔奖的论文中，有关宇称不守恒的思想突破是
谁首先提出来的。本来这个问题是无需争论的，可是杨振宁在
1982 年忽然用英文发表文章，宣称当初这个思想突破是他一个
人提出来的，当时我还反对。1986 年我在用英文发表的文章里
指出杨振宁的说法与事实不合，之后，杨振宁就改用中文不断地
继续发表和加强他1982年对我的攻击，完全不顾1956年的事实
和经过。
事实是，1956年，是我首先独立地做出了这个思想突破。
接着，立刻就有多位实验物理学家按照我的想法进行了实验和分
析，证明了我的想法是可行的，并发表了记载此事的科学论文。
在这之后才有我和杨振宁合作写出《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守恒质
疑》的论文和吴健雄等对该论文的实验证实。对于这项事实，当
时进行实验予以证实的物理学家后来又发表了回忆文章，对事情
发生的时间和经过做了细致、客观的描述。因此，很容易证明在
我和杨振宁两人完全不同的说法中哪一个是假的。这种情形是相
当惊人的，在科学史上可能也是很少见的。
我和杨振宁的分歧是中国学术界十分关心的事。现在事情
又有了新发展，我觉得有必要让中国国内和海外华人学者及所有
关心此事的炎黄子孙能进一步了解李杨合分的真实情况。因此，
我才把就此事回答《科学时报》记者杨虚杰女士的全文及当年有
关的英文资料的中文翻译，汇集出版，公布于众。
李政道
二OO三年七月
写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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