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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杜君立：中国向东日本向西
[史海钩沉] 杜君立：中国向东日本向西
发布时间:2012-08-03 13:26 作者:杜君立
法国学者瑞恩科特曾形象地把中国传统文明称为“太阳文明”，而把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日本文明称之为“月光文明”。在近代之前，中日两国都经历过漫长的闭关自守时期，最终日本率先以明治维新进入现代，此后，日本迅速成为东方的“太阳”，而中国则沦落为一片黯淡的星光……
中国曾是日本的“心之故乡”
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在《激荡百年史》中说，大约一万年前日本列岛才从欧亚大陆完全分离出来，“冰河期结束后，冰层融化，海水面上升，其结果形成了日本海，于是形成了今天的日本列岛……公元前3世纪左右，在中国正是秦始皇统一国家的时期，大概是长江流域哪个小国的遗民逃亡到日本列岛，带来了水稻农业。”
从“日本”二字的字面来说，意指“太阳升起的地方”，这无疑也体现了传统的中国视角。或者说，日本是中国的一种发展和延伸。海洋的隔绝使日本的文明开化要晚于大陆的中国，因而一衣带水的日本深受中国文化影响，长期笼罩在中华文明的光环之下，以至于中国竟成为日本的“心之故乡”。日本近代思想家太宰春台说：“中华圣人之道行于我国，天下万事皆学中华，我国人始知礼仪，悟人伦之道，弃禽兽之行。”
汉字传入日本之前属于日本史前时代。徐福被认为是最早东渡日本的中国人，他被日本人尊为“司农耕神”和“司药神”。中国史书记载，东汉建武中远二年(公元57年)，“东夷倭奴国王遣使奉献”，“光武赐以印绶”；这枚金印后来在日本被发现，上刻阴文“汉倭奴国王”。隋唐“第二帝国”奉行对外扩张政策，再加上航海技术的成熟，中日之间交往日益密切，甚至发生了正面碰撞。公元663年朝鲜半岛爆发的白江口之战，是中日两国作为国家实体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武装冲突。在此次战役中，唐朝水军以少胜多，击败兵力、船舰皆数倍于己的“倭国”(日本)水军。中国的获胜使日本逐渐被纳入所谓的“中华圈”，从时间、文字、服饰、建筑到佛教文化，日本通过“中国化”步入到一种全新的文明。
唐代的中国海船已经长达20余丈，唐朝李处人开辟的中日航线对日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中国宁波港到达日本嘉值岛那留浦，全程沿着海岸线航行，仅需3天。在唐僧去“西天取经”之时，“遣唐使”也西游来到大唐“取经”；相比唐僧来，遣唐使对日本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唐帝国时代的中国对日本影响如此深远，以至于从此以后千余年，中国一直被称为“大唐”。
“大唐”的蜕变
孔子作《春秋》说，“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所谓中国有恶则退为夷狄，夷狄有善则进为中国，因此中国首先是一种文明。从地理上来说，“中国”常常指的是黄河农耕文明的“中原”地区。随着北方草原部落的崛起，中国文明中心发生南移，黄河文化被长江文化取代，北方中国逐渐蛮夷化。这种南北中国文明分野在宋代达到一个极致。北方女真人建立的金帝国占据长江以北，南方汉人苦守的南宋帝国占据江南。虽然双方都以“中国”自称，但南方无疑要文明富强得多。在蒙古“黄祸”席卷欧亚大陆的13世纪，北中国很快就被蒙古铁骑荡平。但南中国抵抗蒙古征服的战争持续了整整51年，就连金哀宗都不由慨叹：江淮之人号称软弱，蒙古进攻蔓青洼时，他们虽然穷途末路，却无一人投降，而我大金河朔州郡，一遇蒙古进攻，皆迎风而降。
“自盘古开天地以降，中华之劫难，无过于此者。”崖山一战，“浮尸出于海十余万人”。明末的大思想家黄宗羲无限沉重地写道：“夫古今之变，至秦而一尽，至元而又一尽。经此二尽之后，古圣王之所恻隐爱人而经营者荡然无具。”不少史学家将宋朝灭亡视为古典中国的结束，所谓“崖山之后，已无中国”。
蒙古征服引发的难民潮，使中国文化进一步扩散到“中华圈”的外围地带；理学家李竹隐将理学传入日本，陆秀夫和文天祥更被树为武士道的英雄和神祗。当中国沦为蒙古帝国的一部分之后，整个“中华圈”都感到岌岌可危，但他们与南中国一样，表现出令人惊异的不屈意志，使忽必烈可汗建立大东亚蒙古帝国的梦想折戟沉沙。蒙古入侵使文化的中国蜕变为暴力的中国。这场屠刀下的蒙古化过程无疑是对伟大的中华帝国的沉重打击和彻底破坏。
蒙古征服在日本之所以折戟沉沙，中国人(南宋遗民)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对日本的历史来说，来自中国(大陆)的蒙古征服是日本有史以来第一次遭到外来暴力侵略，这深深地刺激了日本人，在他们心目中那个文昌锦绣的“大唐”已经不存在了，此后的中国是一个野蛮危险的蒙古侵略者。日本对中国的警惕和戒心从此大大增强了。整个蒙古帝国时代，日本彻底断绝了与元朝中国的交往；在中国生活过很多年的马可•波罗，竟然以为日本人是白种人，并且离中国非常远，“拥有不计其数的黄金”。
郑成功成为两国的“民族英雄”
文天祥曾预言，“虏运从来无百年”。进入明帝国时代后，中国也效仿日本实行海禁。正如老子说的“老死不相往来”，明帝国的海禁对象是日本，日本的海禁对象则是中国。明代中期，中日曾有过一段蜜月期，特别是兵库银矿发现以后，日本白银成为中国不可或缺的货币来源。中日贸易往来一度非常频繁，16世纪中叶，持有幕府“朱印状”的日本商船达300余艘。在中国传统的朝贡体制下，一把日本倭刀的走私价仅为1000文，明朝官府的官方交易价却是1万文，足足高出10倍。但民族意识强烈的日本对明帝国的朝贡体制提出挑战，导致日本最终被逐出中国朝贡体系。
合法的朝贡贸易的断绝和严厉的海禁政策使走私泛滥，最终酿成可怕的海盗灾难。走私集团雇佣日本武士袭击明帝国东南沿海。在“倭寇”浪潮平息之后，刚刚统一的日本又发起一场野心勃勃的征服“大唐”(中国)的战争。“何知今岁棹沧海，高丽大明属掌中”，日本“关白”(摄政)丰臣秀吉甚至提前将丰臣秀次封为“大唐关白”，并“准备奉圣驾于大唐之京城”。
这场发生在朝鲜的狮虎斗持续了将近8年，彻底改变了东亚的政治格局。虽然《明史》称之为“东洋之捷，万世大功”，但这场战争却使明帝国破财损将，女真部落趁机坐大。努尔哈赤萌生了征服中国的“蛇吞象”野心。战争之后，丰臣家族迅速衰落，德川家康崛起，从此日本开始了一个闭关锁国、承平近300年的德川幕府时代。
精于骑射的女真作为后冷兵器时代的征服者，成为一个传统火器帝国的新主人。南中国的抵抗仍然是如此悲壮而惨烈，以至于遭到女真征服者最为严酷的报复，“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不绝于史。孔子尝言：“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从头发与服饰这种最明显的民族文化标志上，“中国”确实已经不存在了。这种“去中国化”的程度比400年前的蒙古征服更加彻底。
400年后，日本又一次迎来了一场大规模的难民潮。一些帝国遗民跨海移民日本，使中华文化进一步融入日本文化。“东莞李竹隐先生，当宋末，使其婿熊飞起兵勤王，而身浮海至日本，以诗书教授，日本人多被其化，称曰‘夫子’。”在《北京法源寺》中，李敖借谭嗣同之口说：“宋朝未年，日本人靠中国人李竹隐和中国和尚祖元的帮忙，才有了抵抗蒙古的精神动力；明末时候，靠中国人朱舜水的帮忙，才有了以后王政复古以至明治维新的精神渊源。”
被南明封为“国姓爷”的郑成功在抵抗运动失败后，从荷兰人手中成功夺回了台湾(“福尔摩萨”)。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郑成功分别成为中日两国的“民族英雄”。
历史的悲喜剧
当中国进入白色恐怖的辫子化清朝时，日本则进入“小国寡民”的德川幕府时代。在一种相似的“闭关自守”背景下，中日之间的往来和贸易被限制在几乎最低程度。明朝中国的覆灭使日本和朝鲜都有一种“中国”已经灭亡的同情感，朝鲜将崇祯的年号继续沿用了200多年，许多日本精英也以“大中华衣钵”之继承者自居。不知不觉中，辫子上的中国已经不是曾经的“大唐”和“大明”的“中国”了，而变成了“大清”的“支那”；“唐学”也变成了“兰学”——向荷兰人学习，日本比中国更早地开始了西学的道路。中国思想家严复哀叹道：“中国者，固病夫也。”
在中英两国在蒸汽战舰上签订了《南京条约》整整11年后，佩里率领的美国东印度洋舰队来到日本，第一次见到蒸汽船的日本人把这个冒着黑烟的不祥之物叫做“黑船”。面对前所未有的蒸汽机，中国选择了拒绝和不幸的战争，日本选择了接受和体面的谈判。如果说，历史在中国是悲剧的话，历史在日本常常变成喜剧。
黑船来航成为日本历史的分水岭。幕府体制结束了，年轻的天皇带领日本开始了著名的“明治维新”。从根本上来说，这是一场启蒙运动，人们开始以理性和批判的态度来审视自我。一个人的成长首先要打败自己的老师，日本将中国列为假想敌。至于中国的假想敌，左宗棠认为是俄国，李鸿章则认为是日本。事实上，对女真贵族和官僚集团来说，天朝中国真正的假想敌只有一个，就是无数被奴役的中国民众。
美国总统格兰特在给李鸿章的信中建议中国“仿日本之例而效法西法”，“广行通商”，“国势必日强盛，各国自不敢侵侮”，否则，“日本以一万劲旅”，可“长驱直捣中国三千洋里”。俾斯麦也持相同观点：“中国和日本的竞争，日本必胜，中国必败。因为日本到欧洲来的人，讨论各种学术，讲究政治原理，谋回国做根本的改造；而中国人到欧洲来的，只问某厂的船炮造得如何，价值如何，买了回去就算了。”颇为讽刺的是，中国总理大臣恭亲王奕欣对《纽约时报》记者说：“我们清国人遵守法度，而日本人崇尚武力。”战争让预言成为现实。英国《伦敦学校岁报》发文评价甲午战争，梁启超将其编发到《时务报》：“夫中国——东方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然病根之深，自中日交战后，地球各国始悉其虚实也。”
“东洋”更甚“西洋”
对日本来说，10年后对俄国的胜利远比对中国的胜利更有历史意义。如果说《马关条约》象征着日本取代中国成为东亚秩序的主导者的话，那么《朴茨矛斯条约》则使亚洲成为日本人主导的亚洲。如果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破了束缚东亚1000多年的传统华夏朝贡体系桎梏，那么在日俄战争中则完成了福泽谕吉“脱亚入欧”的历史跨越。日本不仅跳出了传统的“中华圈”，而且一脚踏入了“西方文明中心”。10年内连续两场战争的胜利，使“日本对其军事实力变得极其自信，最终走上了军事帝国的行列，疯狂地对外扩张”。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从某种意义上，梁启超在日本期间写这篇《少年中国说》其实是对崛起中的新日本的描摹。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世界依靠“船坚炮利”一直保持着对东方世界的暴力优势；这对华夷观念根深蒂固的中国人来说，形成挥之不去的精神阴影。这场不幸的战争使抑郁的中国人得以借日本的杯酒，以浇自己心中的块垒：“我们认为日本对俄国的胜利是东方对西方的胜利。我们认为日本的胜利就是我们自己的胜利”(孙中山)。一时之间，日本成为中国眼中的“理想国”和圣地，莘莘学子们向往“东洋”更甚“西洋”。战争那一年，中国留日学生不足8000人，次年就翻了一番达17860人。
在日本仙台东北大学，有一个学医的中国留学生，他在一场电影之后把自己的名字从周树人改为鲁迅，从此成为一位对现代中国影响深远的思想家。如果说日本曾经是中国最忠诚的学生，那么此时日本则成了现代中国的“先生”，现代汉语中有关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有70%以上来自日本，比如“经济”、“社会”、“政府”、“政治”、“干部”、“公民”、“解放”、“宣传”、“军国主义”、“共产党”等。实际上，离开了这些日本汉语，今天的中国人几乎就无法说话。
“王道”与“霸道”
在帝国的废墟中，一批学贯中西的现代知识分子担负起中国良心的重担，发起了一场引领中国走向现代文明和思想启蒙的五四运动。在2000多年的农业文明之后，东亚整整两代人在一场世界变革和思想启蒙中惊醒，而反应最快的却是日本人，他们以天降大任的姿态担当起拯救东亚文明的使命。一场尼采式的暴力征服在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驱动下轰隆隆展开。日本浅野造船厂建造了世界第一艘航空母舰。日本帝国举起“团结东亚、南亚，驱逐英美的东亚侵略”的大旗，以东亚领袖的气势展开一场“重组亚洲新秩序”的“圣战”，试图以“霸道”来营建一个传说中的“王道乐土”。
像过往的历史一样，面对暴力，北中国迎风而降，这是一片天生的逐鹿之地。但在柔弱的南方，日本人遇到了顽强的抵抗。在300年前发生“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地方，中华民国的首都遭遇到羞辱性的“南京大屠杀”。无论“王道”还是“霸道”，日本征服者与女真征服者在一片中国人的血光中难分伯仲。铁与血的现代日本征服者的到来，使分崩离析的农业中国在短短数年之间就被摧枯拉朽地征服了。流民组成的反政府武装和民族主义者政府一起被压缩到交通闭塞、贫困落后的中国西部。
美国的介入
珍珠港使日本再一次遭遇“黑船”，太平洋成为日本海军的太平间。暴力掠夺不创造财富。相信战争掠夺可以让一个国家富裕，就如同相信抢钱可以发财致富一样。战争中得到的又在战争中失去，日本又回到了筚路蓝缕的从前。历史总是重复上演。90年前，美国人结束了幕府日本的中世纪美梦；90年后，美国人又一次结束了天皇日本的大东亚帝国美梦。美国军舰又一次来到东京湾。在“密苏里”号战列舰上，麦克阿瑟将军及其他同盟国代表与日方签订投降协议。“密苏里”号上空飘扬着的正是当年佩里将军的旗舰“波瓦坦”号上悬挂过的国旗。
老舍在《四世同堂》中说：“日本人厉害吧？架不住咱能忍！”日本征服者的突然退出形成巨大的政治真空。300多年前，一场持续8年的抗日战争颠覆了回归王道文明的中国历史；300多年后，又一场持续8年的抗日战争再一次将“中华民国”赶到了刚刚从日本人手里讨回的孤岛台湾。从吴三桂到张学良，从郑成功到蒋介石，历史何其惊人的相似。
日本重新又回到起点。如果说美墨战争的英雄佩里第一次拯救了日本，那么二战英雄麦克阿瑟就是第二次拯救了日本。在原子弹的废墟上，虽然战败却从未被征服的日本在美国的帮助下开始了艰难的重建。在民主自由的现代政治制度下，经过连续30多年的高增长，1970年代的日本终于成为世界最富裕最文明的国家之一。日本用贸易实现了战争没有实现的富民强国之梦。
历史无法设想，美国人的介入产生了“三百年河东，三百年河西”的巨大差异。美国人使日本的“东亚共同体”破产，我们甚至可以设想中华文明将在那个所谓的“东亚共同体”中产生怎样的文化征服。美国将日本打回原形，使中国从日本人的征服中被解放出来。中国没有落入300年前大明帝国的命运，日本也没有重蹈300年前女真的覆辙。无论中国还是日本，现在回看这一段历史，或许都不知该憎恶美国，还是该感谢美国。
日本“先生”
朝鲜又一次成为中国的噩梦，但这次与中国交战的“联合国”而不是日本。当世界走向现代文明时，中国开始了一场反现代反文明的“文革”运动。如果说“中国”是一种文明的话，那么“去中国化”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对暴力的崇拜和对知识分子的清洗。反知识分子导致反智化，崇拜权力导致暴力化，去道德化和去政治化导致法治崩溃，社会回归丛林，文化走向愚蠢野蛮和粗鄙，艺术成为禁忌，犬儒主义盛行，文明彻底沦丧。在蒙古化运动700年之后，鞑靼性格已经深入到无数中国人的心灵深处；革命成为这些精神鞑靼的唯一信仰，知书达礼的中国人则被从精神上消灭了，只留下了一个沉重而陌生的肉身。在这种反智与粗鄙中，理性与思想，历史与批判走向虚无，狂热与暴力成为一种社会主流；所谓“国学”，已经沦为一种投机取巧的小聪明和心灵鸡汤，真正登堂入室的是暴力的英雄和权力的阴谋家。
与日本的一脉相传永不断绝不同，中国在一次次的征服与被征服中频频断裂，由征服者和被征服者共同构成的征服文化与奴役文化成为对中国的诅咒。中国从来都是相对于蛮夷的一种高级文明。如果说筚路蓝缕的夏商周三代是前中国时代、文昌锦绣的秦汉唐宋是中国时代，那么崖山之后的一片肃杀就是后中国时代。以杀人的英雄取代救人的圣人，轻视文字的神圣和法律的严肃，漠视道理与规则，丧失勇气与正义感，毫无羞耻和罪恶感，赞赏谎言、服从和欺骗，这就是“后中国”时代最不幸的普遍特色。
中国作为一种古老文明，早已流布世界，滋养着一个全球化时代的人类。土地还是那块土地，但已经物是人非，中国的思想、传统、精英与文化都已不在中国，正如“文革”和“汉语”在中国，“文革学”和“汉学”却不在中国。作为中国现代思想的伟大旗手，鲁迅其实是一个日本化的中国人。当中国所谓的文明根基丧失之后，身份焦虑引发的“汉奸”恐惧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每一个“狼图腾”下的中国人。当愤青们高喊“我是中国人”的时候，常常无法正视“中国”二字的真正含义。对暴力（权力）的迷信与恐惧，对文明的嫉恨与轻蔑，狂热愚昧与暴戾沦丧成为这片土地上挥之不去的阴霾。
1967年，在明治维新整整100年后，民主的日本已经崛起为文明强国。历史总是一次次地重演，在洋务运动过去整整100年后，中国作为一个落后蒙昧的苦力大国再一次被世界接纳。在国际先进技术和世界经济浪潮的支持下，中国这个文明谷地迅速改变，而日本又一次成为中国的“先生”。
（本文原发表于《阳光》半月刊2012年第13期，略有修改）
来源: 共识网 | 责任编辑：向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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