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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辛子陵的救党三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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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子陵的救党三策
◎ 裴毅然
今年春节，辛子陵先生（1935── ）赴沪会友，聚会中谈了「救党三策」。子陵先生十五岁参军，二十四岁入党，极左年代还真没吃什么苦头，铁杆毛迷一个，走到今天写出彻底反毛的《红太阳的陨落》（香港书作坊二○○七年初版）、《中共兴亡忧思录》（香港天行健出版社二○○九年初版），思想历程冷暖自知。毛派很诧异：辛子陵解放后没吃过什么苦头，没有阶级仇恨，反毛干嘛反得那么起劲？毛派不知反毛并不需要个人恩怨，仅凭老毛两点罪恶──至少折腾死六千万国人、摧毁传统文化，良知就会使人站队入列。
贪图钱色，腐败已经烂到根上
子陵先生忠党忧国，在深入分析形势的基础上提出救党三策，撮要介绍于下。
腐败已经没治了，卖官鬻爵、权钱交易公开化。广东省政协主席、前公安厅长陈绍基聚财二十亿。前深圳市长许宗衡的交待十分「坦诚」：「现在没关系根本上不去，我到这个地步不知花了多少钱呀！我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当上这个市长。好多企业家为了我当市长，都愿意豁出老本。」据说他为当深圳市长，花了三千万。上台后，为还债，他开出卖官价格：一名区长正职一千万、大企业正职不低于八百万、一般局长五百到六百万之间。大大超过清末卖官。
敛财自然与女人连在一起。据新华社报导：百分之九十五的贪官都有情妇，百分之六十以上腐败与二奶有关。网上「全国二奶排行榜」，颁发九个奖项：数量奖，江苏建设厅长徐其耀，包养一百四十六名情妇。素质奖，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张宗海，五星级酒店常年包养十七名漂亮女大学生。学术奖，海南纺织局长李庆善，记性爱日记九十五本，制作标本二百三十六份。青春奖， 四川乐山市长李玉书，二十位情人都在十六到十八岁之间。干劲奖，湖南省通信局长曾国华，向五位情人保证到六十岁每人每周性生活不少于三次......
前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在纪委会议上说：「根据中央的考察调研，不能说全部，也有百分之九十的省市二级党委已经变质，至少有百分之八十的党政一把手是不称职，不合格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上，胡温提交公示干部财产的「阳光法案」，竟遭否决。辛子陵仰天长叹：「为国家腐败至此一哭！为党堕落至此一哭！这件事给了我极大震动。阳光法案反映了党心民心，如果全党公决或全民公决，都会通过的。我动议：十八大选举，凡拒绝向全国人民公布财产者，不能当十八大代表，不能当中委、候委、纪委的候选人。省巿县换届选举也应如此。」
子陵先生哀叹：没有三权分立，没有制衡监督，出了「三光书记」，党都这样了，还奢谈「党一元化领导的优越性」、还奢谈政改是党的自我完善，就只能等着被人民推翻了。政治危机比经济危机严重千百倍呵！
权贵资产阶级与全民的尖锐矛盾
辛子陵认为国内主要矛盾已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与权贵集团之间的矛盾。这个集团根据自身利益，拼命反对民主宪政，以批判普世价值关闭政改大门，致使政改深陷僵局。辛先生预言：「权贵集团是中共的掘墓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掘墓人。不摆脱权贵集团的挟制，中共只能在三十三万亿ＧＤＰ的陶醉中灭亡。」
十分反讽的是：新兴的权贵集团竟出自当年造反者的后代。据《远东经济评论》二○○七年四期报导，内地有三千二百二十名亿元家财者（不包括境外财产），百分之九十为高干子女，为二千九百三十二人，总共拥资二万零四百五十亿，人均六点七亿。即便放大到拥产千万，权贵集团也不过五百万，在十三亿国人总数前，还是微末小数。
前中石化总经理陈同海，自命「共和国长子」，第一国企掌门人，贪污两个亿，每日挥霍四万，每月交际费二百万，公然说：「作为共和国长子，我们不垄断谁垄断？」 而另一面，中国穷人又是世界之最，连拉美、非洲都不如。国民工资收入等仅占国家ＧＤＰ的百分之八，欧美约百分之五十五、南美百分之三十八、非洲百分之二十，中国最低年收入者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百分之十五，全球排名一百五十九位，最低工资甚至低于三十二个非洲国家。所谓「中国崛起」是政府崛起，人民并没崛起。
另一方面，每年发生十二万起「群体性事件」，面对烽烟遍地的政治局面，集训县委书记、县公安局长，准备镇压是下下策。上策是平息民愤、化解民怨、挽回民心。「没有革命性的改革，就会有比改革更加难以承受的革命。这是最后的机会了。」辛先生呼吁胡温出大手笔，不能依靠小恩小惠（如免除农业税）获取执政合法性。
土地、社保、股份制救党三策
为扶大厦之将倾，忧心如焚的辛先生提出「救党三策」：
一、兑现「耕者有其田」，将私有化原则坚持到底，给予农民土地所有权，方能稳住农村稳住农民，并有效制止官商勾结对土地的巧取豪夺。
因现行土地财政，地方政府与农民关系空前紧张，所谓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实为地方诸侯掠夺农民土地提供了制度保障。卖地所得，各级政府掳入百分之九十以上，农民只得百分之五十到十。由于土地问题上与民争利，闹得烽火四起。如今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者，抬出冠冕堂皇的理由｜｜「防止农民失地、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是为地方官员霸占农民土地制造理论根据。因为，只有在「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对农民还只是「间接」剥夺，一旦土地彻底私有化，再去征地，就成了「直接」剥夺，难度与对抗必然加剧。如今已剥夺四千多万农民的耕地，据民间预测，至二○一○年将有一亿农民失地。二○○七年末，黑龙江富锦巿四万余农民向全国发表〈公告〉：「长期以来的所谓集体所有，实际上架空了农民作为土地主人的权利。富锦巿各级官员和豪强以国家名义和集体名义不断大肆侵占和私分农民土地，成了实际的『地主』，农民作为土地的主人，却被迫成为租种地主土地的农奴。」辛先生说：「如中央不下决心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征地会愈演愈烈，直到逼出李自成、张献忠来。」
二、国家财政要大幅度向民生倾斜，要占到财政总开支的百分之六十。
二○○七年，中国政府在社保、医保及各项社会保障性开支上，总支出约六千亿，约占财政总开支百分之十五，而美国二○○六年三项开支一点五万亿美元，占美国财政支出百分之六十一。俄国政府用于公共性开支，亦占总支出的百分之三十三。一位诺奖经济学家说：「领导人到底信奉什么？到底是人民政府还是特权阶层的政府，看看财政支出，可以一目了然。」一九七八到二○○三年，短短二十五年，中国行政管理费增长八十七倍，这在欧美怎么可能呢？浙江长兴县修建政府大楼耗资六个亿，加上周边配套设施总共二十个亿，在西方，能通过这种预算吗？
既然标榜社会主义，就没有理由在民生开支上低于资本主义。有了大规模的全民福利，失业者与贫困农民的窘迫境遇可得立竿见影的缓解。
数据对比：十年前公交车开支就达三千亿，说是要改正；二○○九年「改」至五千亿。人家纽约市长、伦敦市长则乘地铁上下班。货比货，自然什么都清楚了，因此才会使劲屏蔽信息，目的自然在于不让你比，不让你有比较的基础。
三、国企落实人人有份的实名股份制。
一九六八年，美国阿拉斯加州发现储量丰富的石油。一九八二年，全州四十万居民每人收到一千美元支票（股份红利）。此后，全州居民连续二十余年得到这笔社会分红。「美国就是这样悄无声息地做着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事情，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中国，理应比美国做得更好。」人人有份的股份制，才是在生产数据公有制基础上的重建个人所有制，才能体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理论内涵。
据二○○九年四月十五日央视「新闻１＋１」披露，中国工商银行、中国石油、中国移动二○○八年大赚三千多亿，但上缴国家仅区区二百多亿，不到百分之十。公众热议：巨额利润哪去了？该如何分配？能否全民分红？法国国企税利润百分之五十要上缴，瑞典、丹麦、韩国的国企，利润上缴比例也达到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
辛子陵建议对国企总资产进行股权改革，从四十二点五五万亿中划出二十万亿为公民权益基金，分期分批以股票形式派送给四亿城镇居民，无地农民享受城镇同等待遇；未参加工作的城镇居民，亦沾享这次全民所有制股权大改革。地市级以上干部暂不参加，以缩小中高级干部与广大群众收入差距。经过国企股权改革，每个城镇家庭拥有二三十万固定资产，每年可有三五千元红利，真正享受改革开放成果，会找到真正当家做主的感觉。
作为老中共党员，辛先生希望胡温能实行这三项新政，使中共在国人心目中重建威望，得到执政合法性的社会基础，「胡温新政」将与「罗斯福新政」一样留名青史。
辛先生甚至认为只要实行他的「三策」，并重新评毛，为六四、平反，全民必将皆大欢喜，中共则还掉历史旧债，卸掉历史包袱；再更变党名以自赎，「共产党这个名称已完全失去道义含量」「邓小平提出改名人民党或社会党」，中国就会走上与权贵社会主义告别，进入民主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辛先生最后这样「恶攻」：
建国以后，党逐渐变质了。前三十年专制独裁，饿死三千万人；后三十年经济搞上去了，出现了严重的、大面积的的贪污腐败。「共产党」这件衣服上沾满了血泪和污垢。它不代表工人农民，也不代表资产阶级，成为权贵集团的自利性组织，可以说已经人心丧尽。
辛先生认为三项新政必须在公开透明与媒体监督下实施，要防止权贵集团在推行新政中谋私。为防止各级官吏成为权贵集团工具，办法只有一条：民主。落实宪法第三十五条，把宪法规定的民主权利真正给予公民，开放报禁、结社自由，实现官民互动，唯此才有操作性，这是推行新政的关键性制度保证。赵紫阳提出对权贵集团必须予以「政策性遏制」。三大新政就是遏制权贵集团，和平化解权贵集团与人民大众矛盾的最好办法。
应该说，少共出身的辛先生能够如此反出朝歌，委实不易，也确实代表了一部分解放牌老干部的真实政治立场。「救党三策」，如能见纳，自然千好万好，但笔者忍不住要问一声：红墙甚厚，接受三策有什么政治基础？权贵集团制订与己不利的遏制性政策可能性在那里？
原载于《开放》2010，第三期 二○一○年二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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