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转贴者 于 北京时间 09/08/2008 (261 reads) [累积19260分 给转贴者发悄悄话]
主题：曹天予：从革命党到改良党：简评中共换旗的可能性
[理论探讨] 乌有之乡网站
曹天予／近年来，人们对中共换旗议论纷纷。一个政党换旗，指的是它更换作为其存在依据和活动指导原则的官方意识形态。就中共而言，这里指的是它要从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革命政党转换成一个以社会民主主义为指导思想和施政纲领的改良主义政党。
这不仅牵涉到中共要更换其存在的阶级基础、更换维持其继续存在的内部的和道义上的凝聚力，而且更直接牵涉到中共当前执政的合法性。对于这样一个严重的事态发展，议论纷纷，当然可以理解。乐观其成者引经据典、呼朋引类、大力鼓吹，称其为不可避免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疑惧者惊讶不已，只觉得不可思议；反对者据理力争，力图挽狂澜于既倒。
显然，离开了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急剧变动，就难以准确地把握这一发展；要恰当地面对它，也就会相当困难。但是，要从这一视角出发评论中共换旗，先得对换旗的主要内容有个准确的把握（I）。在简短回顾了换旗的历史根由与国际背景（II）之后，本文将着重讨论其引人之处与实际含义（III），并以简评抵制换旗的可能性作结（IV）
I．换旗
中共换旗的主要鼓吹者之一谢韬，在其冲击力极大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1]中明确主张，中共应该与第三国际的暴力社会主义传统彻底决裂，以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作为自己的纲领和旗帜，规范中国的改革实践。谢韬进一步认为，工人阶级的解放，原则上不可能通过革命，而只能通过资本主义在社会民主主义框架中的高度发展，才能实现：只有“保留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发展生产力，实行民主宪政，才能“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在谢韬看来，社会民主主义代表了工人、全社会和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它的目标是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调节分配、消灭三大差别，从而实现效率和公平的统一；它根据普世（文明）价值（私有财产、个性、人权、自由、理性、民主等等）的要求，实行宪政民主、建立福利国家，放弃冷战思维、化解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不共戴天的仇恨、实现阶级妥协阶级合作、调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积极性，从而通过和平渐进非暴力的途径，过渡到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
明眼人看得很清楚，中共十七大高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旗，只是谢韬等换旗派所要求的社会民主主义的退化版本。
在经济方面，正如中共换旗的另一位主要鼓吹者丁宁宁明确地指出的那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中的“‘社会主义’，并非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共产主义初级阶段’，而是揭开了无产阶级革命序幕，完成了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任务，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对于这一“初级阶段”的社会历史经济内容，丁宁宁作了明确无误的阐述和澄清：如果撇开导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诞生的“史前史”及其作为这一“史前史”遗迹的政治外壳，就基本经济制度而言，这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不过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而已[2]。应该指出，中共主导的市场经济，在九十年代主要由新自由主义引导。只是在十六大以后，强调了社会公正，对政府行为缺乏规范、官员利用职权设租寻租、官商结合的权贵资本主义等所造成的极度的社会不公有所抑制；而科学发展观[3]的提出，则又在理论上对粗糙的发展主义带来的种种弊端有所匡正；正是这些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实行的新的指导方针，使中共主导的市场经济，带上了社会民主主义的色彩。
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称的核心价值体系里，有作为社会民主主义基石的人权、民主、平等、博爱等普世价值，有毫无实质内容的“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还有与社会主义毫不相干的和谐文化和中华文化。当然，还有处于指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而后者，据说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区别于社会民主主义的两个主要特征之一。可是这里的马克思主义，指的是其中国化后的最新成果，是没有阶级分析、不反对资本主义、没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只有发展生产力这一条的“马克思主义”。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哪一个发展主义经济学家，哪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会觉得不能接受？因此，在理想信念问题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没有任何区别。
真正有区别的地方是在政治领域。换旗派作为体制外精英的政治代表，不满意体制内精英垄断政治权力、滞留于新权威主义模式中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对于他们来说，新权威主义模式，最多只是个过渡阶段，一个中间站。对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来说，理想的政治模式，当然是西方的宪政民主、三权分立。特别是在授权问题上，不应承认任何政党特权，只有政治上平等的个人组成的政党通过民主程序才能得到授权。由于“三个代表”理论为资本家入党打开了大门，党内认同这一模式的声音逐渐增大[4]。但对于宪政民主，中共高层以科学社会主义的名义，把它列为第一号禁区，不准讨论；并以种种党改许诺和“依法执政”、“人事制度改革”、“任命党外官员”、“政企分开”等一党制框子内操作层面上的改革作为替代物，以慰人心。因此，在政治领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早已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但却与换旗派要求的社会民主主义还有相当的距离。
II．历史根由与国际背景
中共主流派换旗的历史根由可以试从价值目标的定向定位、社会经济政策的因应演变和党内话语权斗争需要等三个视角作一把握。就价值定位而言，以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为主要批判目标的思想解放运动，堪称中国当代史中的转折点。以此为契机，中国的政治精英，用现代化取代了革命和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纲领和旗帜。先是打开局面的实干，然后是一步步地在经济、历史、文化、政治等领域建立起现代化理论的话语霸权，最后则是换旗。
对毛泽东迷信的破除，第一个突破口是文革；接着是大跃进、庐山会议、反右和历次政治运动；后来连三大改造似乎也搞早了，土改似乎也冒进了；到最后，毛时代唯一能够留下来的正面政绩，只剩下了两弹一星。至于1949年革命的基本成就，即剥夺了剥削阶级权力的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强调平等、崇尚工农（为创造历史的主人）的价值体系的确立，则很快就被铺天盖地的对于毛时代的种种罪行的批判所淹没。
上升到理论上，第一个突破口是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三大改造后，剥削阶级都消灭了，怎么还能阶级斗争为纲、到党内找走资派来斗？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人们，对于文革及其理论基础阶级斗争为纲深恶痛绝，可以理解。但这一情绪，在理论上却带来了一个当时微妙但却后果严重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解读。那就是，阶级分析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逐渐淡出，而生产力论则成了主要的理论视角。于是，社会主义被归结为就是发展生产力；于是，人类历史要以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来划分为逐级上升的一系列阶段；于是，中国被认定为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因而必须欢迎资本主义、欢迎资本家对生产力发展所作的贡献；于是GDP翻几番（作为生产力发展的外部指标）成了中共执政合法性的主要根据；于是，发展、效率成了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主题，如此等等。
在实际生活中，从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中摆脱出来，转向四化建设，在文革结束之初，得到了人们的拥护。四化，本来指的只是社会主义制度内技术层面的现代化。可是，由于特定的历史语境，这一技术层面上的目标，却引发了一场话语霸权的大转移。这里说的“特定的历史语境”，指的主要是：（1）改革开放后与西方世界的直接接触；（2）思想解放运动打破了各种禁忌，引发了强烈的好奇心。于是，以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为基调的形形色色的经济、社会、政治、历史理论，包括现代化理论，被大量引入；（3）马克思主义本身被简化为生产力论。这里说的“话语霸权大转移”，指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失去了它的指导地位，取而代之的是西方的现代化理论。
谢韬在论证生产力论时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是生产力的发展是整个社会进步的基础”，而社会分化和“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等，（则）是调动社会成员积极性、推动社会进步的杠杆”；当然，由于社会是“一个矛盾统一体”，进步“同时又包含着退步，出现了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着眼点是前者[5]，这是唯物史观的基石；过分强调后者[6]的是空想社会主义流派。”也就是说，“生产力论”是正统，“阶级斗争为纲”是修正主义。这是文革后期改革初期与四人帮进行理论斗争、拨乱反正时的一个大题目。
与“生产力论”密切相关的是历史发展“阶段论”。谢韬批评毛泽东“建国以后，不顾中国生产力非常落后的国情，放弃新民主主义即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坚持要搞共产主义”；又说，“在小生产占优势、工业不发达的前资本主义国家，用变动生产关系将生产资料收归国有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列宁以来共产党人被其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错误。”这些批评的出发点都是“阶段论”。李锐则更为明确地说道：“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自然演进的结果。马克思讲过，只有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阶段，再不能发展了，生产关系才能改变。”[7]改革初期的“补课论”[8]和后来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其理论基础就是这个“生产力论”。
李锐所说的“自然演进”，如果指的是历史阶段的过渡需要一定的客观条件，那当然是对的。但如果指的是，历史本身有一条既定的、由界限分明的阶段组成的轨道，不走完前一段就不可能进入下一段；或者说，只要前一段走完了，后一段就会自动到来，不需要经过人们的努力或阶级斗争，那么这种宿命史观就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它完全忽视了，历史阶段的过渡，通常总是革命阶级在社会危机时期做出决定性的选择、进行革命斗争的结果，而绝不是通过“自然演进”自动到来的。没有1789年大革命，法国肯定还会在封建制度下生存下去；没有十月革命，俄国的资本主义，即使到21世纪，恐怕也不会变成社会主义。
从“阶段论”出发，换旗派争辩道，社会主义改造是个严重错误，后患无穷。但是如果没有社会主义改造，没有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有没有可能在短短的十几年内，建立起一个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没有这么一个体系，光把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资本家请回来，是否就能实现经济起飞？历史上的事实是，50年代初按照苏联模式搞的三大改造，把整个国民经济纳入了公有制计划经济的轨道，经济上不但没有造成灾难，从52年到78年，国民收入还翻了5番，综合国力大为增强。这一事实明确地表明，制度变迁成败的决定因素，并不完全取决于生产力的水平，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之有关的社会利益的力量对比，取决于这些力量的（思想）动员和组织程度。在当时的中国，有善做政治思想工作的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完整的苏联模式当样板，说过渡也就过渡了[9]。
社会民主主义之所以吸引人，据说还因为它符合人性的根本愿望，体现了诸如私有产权、个性、人权、自由、自决、理性、容忍、民主等等普世的文明价值。可是问题在于，这些普世价值其实并不普世，而只不过是当代西欧北美局部地区近世以来流行的价值观念而已。在欧洲古代和中世纪，崇尚的并不是个性和理性，而是伦理责任和宗教信仰。就是在20世纪的西欧，在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和希特勒的德国，也并没有把民主自由个性当作最高价值来追求。
其次，普世价值之间经常起冲突。起了冲突怎么办？谁来裁判？比如说言论自由和不让种族歧视，都是当代欧美流行的普世价值。有人要发表种族歧视言论，能给这个自由吗？所以，价值的背后是权利，权利的背后是利益。普世价值只不过是给局部的一时的世俗利益披上的一袭神圣外套而已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劳动者摆脱了剥削和压迫，能够控制自己的命运。正像君主立宪体制内君主开明了不等于实行了共和制一样，社会民主主义体制内的资本，受到民主权力的节制，并不就是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来说，社会民主主义只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为工人利益而斗争的一种改良运动；它没有触动、更没有挑战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它所取得的成就，本质上只是资产阶级对已经组织起来进行斗争的工人阶级的某种让步。因此，一旦由于某种原因，工人阶级的人数有所减少，组织性战斗性有所削弱，或海外利润出了问题，资产阶级就会立即企图收回让步。一个眼前的例子：79年80年撒切尔里根先后上台以后，资本主义世界内向福利国家频频开刀的新自由主义，迅速取代社会民主主义，成为主导政策主流的基本纲领，严重地侵蚀着福利国家的根基。
90年代以降，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的日益衰落，是个不争的事实。原因十分简单。经济全球化使得竞争日益激烈和残酷。当对手因采用英美模式、频频向福利制度开刀而取得竞争优势时，逼着你向野蛮压榨工人的底线看齐的压力，很难抗拒。目前，欧洲奉行社会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法国和德国，也包括瑞典在内，虽然由于政治传统和工人阶级的斗争，对英美模式仍然有所抗拒，但当今世界的主流，绝对是奉行新自由主义的英美模式，而不是日渐衰落的瑞典模式。除非出现一个新的工运高潮，由于苏联的出局（因而失去了购买社会和平的外部压力），由于工人阶级组织程度和战斗性的削弱[23]（因而失去了购买社会和平的内部压力），西欧改良主义者正在哀叹的“美国化”过程，看不出有什么扭转的可能。
那么，换旗，或把社会主义换成社会民主主义，即把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作为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或经济基础，并对政治法律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作相应的调整，实行宪政民主、建立福利国家，在当前的中国，意味着什么呢？那只能意味着放弃已经取得的社会主义成果，接受重新出现的资产阶级的剥削和控制。至于能否从资产阶级那里取得一些让步，从未来的福利国家的二次分配中得到一些补偿，那得一看资本家的好意，二看自己的斗争能力了。资本家当然也会有好意。但是不是永远靠得住，却就不好说了。万一他们也推出一个里根撒切尔当头，翻脸不认账了，象当前在英美等国那样，怎么办？如果中国的工人阶级自己有能力去斗争、去取得让步、不让不认账，那又何必把自己现有的权利权力拱手让人、然后再去求人施舍呢？更现实一点来看，倡导社会民主主义，在当前中国的语境下，导致的只能是新自由主义。而用新自由主义来主导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就算成功了，其结果也只能是殖民地性质的现代社会：耗尽资源、摧毁环境的发展主义，为发达国家生产廉价消费品的加工工场，充满阶级对抗和两极分化的动荡社会。
因此，从根本上说来，中共换旗表达的只是在三十年急剧的社会变动中新生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诉求。这种诉求居然成功地得到表达，明白无误地表明了，这一新生的资产阶级的能量已经强大到足以影响中共走向的地步。
IV.别无选择？
不少人，尤其是换旗派，往往把社会民主主义混同于民主社会主义。其实，严格说来，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社会民主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雇佣劳动制）框架内的改良主义思潮和运动，而民主社会主义却是在实现高度人民民主的条件下，超越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概念框架和制度框架。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劳动力成为商品；在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法律框架的合谋下，劳动者沦为雇佣奴隶，成为资本榨取利润的工具。这是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结构性的、不可克服的矛盾，是劳动异化、人性异化、社会不公正和社会罪恶的根源，也是社会对抗、社会改良乃至社会革命的根源。缓解矛盾、转嫁危机主要靠资本扩张：内在的技术性的扩张（新生产领域和新经济领域的开发）和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对外扩张（殖民主义或全球化）。但资本扩张的结果，只能是同样的结构性的矛盾在所有经济-技术领域内和全球范围内的复制。因此，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和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解决，要求废除雇佣劳动制度、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使劳动者成为生产和社会的主人。也就是说，要求超越社会民主主义的制度框架。
而民主社会主义的价值定向，却就是超越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实现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即建立一个经济上消灭剥削，社会政治生活中消灭特权和压迫、人人平等的社会。
[20]据南方网2007年10月15日报道：“网友对十七大最关心的几个问题，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对权力进行监督和有效的制约。第一大类的问题是反腐败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见http://www.sznews.com/zhuanti/content/2007-10/15/content_1580824_4htm）。
[21]中共一党执政，历史上有其合法性。领导革命取得胜利，推翻了剥削阶级的压迫统治，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文化。所有这些成就，都得到了人民的拥护。由于没有任何别的政党，只有中共，才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者，中共一党执政的合法性，确实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可是，当中共离开了社会主义的轨道，企图用以资本主义方式取得的GDP增长，来为自己取得一党执政的合法性时，问题就出来了。中共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原则上，任何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特别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都会做。并且，由于没有权力垄断，有可能做得更好。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一党执政的合法性又在哪里呢？让各党自由竞争，以绩效取得选民的授权，不是更加符合时代潮流世界潮流吗？
[22]曾任洛克菲勒基金会工业研究部主任。
[23]其起因是知识经济的兴起所引起的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即蓝领阶层人数的急剧减少和工人集中程度的降低。
[24]这是1983年清污运动的主题。
[25]自由派比换旗派更进一步：不允许多党竞争，还谈什么民主？但是，民主的要义不在竞争，而在平等参与。资本主义在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中确有竞争，但却难以形成作为民主价值基础的公意或集体意志或人民主权。资本主义市场的这一反民主特性决定了，要民主，就得限制市场原则、反对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Joseph Schumpeter早在1943年就已认识到，资本主义与“民主和社会公正”不相容，因而悲哀地承认，资本主义必败，社会主义必胜。见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Allen and Unwin, London, 1943). 这一认识，其实也正是美国实行新政、欧洲流行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背景。但从五十年代开始，新兴的理性选择学派，以（只追求私利最大化的）市场行为为模式，把个人主义伦理学推到极端，并用博弈论“科学”地论证了集体利益的不可能性,从而否定了民主与共和的价值基础。这一学派的观点，既为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也为最小政府学说，提供了依据，成了当代西方思潮中的主流。但它同时也摧毁了民主的程序基础：个人投票等政治参与行为不合私利最大化的理性原则，搭便车得到鼓励并日渐流行，投票率愈来愈低。不无讽刺意味的是，在西方的民主缺失日渐明显、危机感日渐深重的情况下，东方一些人对它却愈来愈崇拜。
[26]西方立宪之初对公民权的财产资格限制，也是为了确保财产阶级对穷人的阶级统治。
[27]应该指出，使剥削成为可能的是雇佣劳动制，而不是资本本身。雇佣劳动制是以政府暴力为后盾的一种特定的法权关系。在另外一种政治权力的安排下，在另外一种法权关系中，如果工人可以租用资本家的生产资料，资本家只能拿到租金，而利润则全归工人所有，那么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或在市场经济中出现的资本产权，就不会导致剥削。
[28]它也正是马克思本人追求的、在“生产资料共同占有基础上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见《资本论》第一卷，832页。
[29]请注意：在按要素分配的社会主义法权关系中，资本拥有者（包括所有的劳动者），因为没有也不能（用资本去）剥削，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资产阶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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